而此时，刚在泰州举办完个人演唱会的舜文齐，看着电视上的姐姐，百感交集：姐姐唱的歌，不就是自己的写照吗？舜文齐曾经无数次失去人生方向，音乐之路走得一路跌撞，最困难时，甚至住地下室、咽菜叶度日。正是在姐姐宁静的智慧引领下，他才重归正途，不再迷茫，并成长为“新生代音乐代表”。
　　日前，舜文齐接受本刊专访，亲述了他与姐姐不为人知的深情。下文根据他的采访录音整理。

轻狂少年怒切手指，姐姐的泪啊醒悟的心

　　1997年6月底的一天，那时，我还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老师找到我说：“下学期，你不用再来了。”
　　“你的意思是我被开除了？”我有点难以置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没有半点悲伤失落，转身就向宿舍狂奔，一路欢呼：“太好了，可以回北京了。”
　　我1981年出生在贵阳市，父母都是搞文艺的，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就是宁静，大我9岁，对我很宠爱，我们姐弟感情特别好。
　　由于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对我期望很高，6岁时，我就开始学钢琴，8岁考进贵阳市京剧团学习武生，11岁被中国羽毛球集训队选中。但我心里唯一真正喜欢的只有唱歌。大姐深谙我的想法，那时，她已进入了演艺圈，私底下多次对我说：“你先忍忍，等我有了能力，一定让你做想做的事。”
　　1993年，大姐演了《大辫子的诱惑》和《炮打双灯》后，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很快她便在北京买了房，将我们整个家都搬了过去。我至今认为，姐姐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是为了我，因为北京一直都是全国无可争议的艺术圣地。
　　刚到北京那阵，我每天都在馆子里吃涮羊肉，嘴都涮肿了，酒足饭饱后就参加音乐集会，听听街头演奏，觉得日子比梦还美。可好景不长，两年后大姐将我送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她说：“搞音乐不是你想的那样，留个长发漂个北就行了，得先打好基础。”
　　14岁的我无法理解，心里第一反应就是，我被抛弃了。全家都在北京，把我一个人扔在沙漠里——
　　在学校，我经常迟到逃课，后来又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搞了个乐队，慢慢发展到连课也不上，拉着乐队到处商演……直到学校终于忍无可忍将我开除。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姐会骂我。因为我知道，我在上海读书都是她出钱出力。出乎意料的是，回到北京的家里，全家人都看着我叹气，只有大姐很冷静：“既然都这样了就算了吧，咱们再试试别的路。”
　　接下来的日子，大姐一有机会就拉着我去各种文化公司转悠，最终我被北京根潭文化公司看中，签了唱片，找了制片人张亚东帮我制作。我也很争气，首张EP《苍山》一炮打响，2000年获了十佳金曲奖，紧跟着歌曲《风之马》又被选为美国电影《独立杀手》的插曲。著名的《世界日报》派记者来采访我，赞扬我的作品具有“中国史诗气质”。
　　名利来得太汹涌，年轻的我一下子晕了、飘了。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别人对我音乐的指点、修正都是不靠谱的，都是在束缚我，我不停和人吵架，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专注，2002年初，我还自作主张和公司解了约。
　　全家又一次被我气坏了，只有大姐依然保持冷静，又把我送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可在学院，我还是吊儿郎当，一点也不认真。
　　2002年下半年，大姐到学校找到我说：“你去演武打戏吧，你这种状态要吃点苦才能沉淀下来。”
　　就这样，大姐带我去了剧组，而且是男主角。可开拍时，导演和我商量，让我与男二号换戏，说那是文戏，演起来容易。我一来对这事儿无所谓，二来也觉得打戏确实会很苦，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戏拍完后，大姐才知道这事，一直隐忍的她终于生气了。她费了特别大的劲，才让从来没演过戏的我争取到男主角的位置，我却轻易就放弃了。再加上前面的经历，她开始怀疑，是不是不该帮着我搞音乐，也许这条路根本就是错的，这样下去只会毁了我。
　　2003年4月，大姐郑重其事地将我约出来谈了一次话。她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我惊诧又愤怒：“难道音乐没有意义吗？”“有什么意义呢？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大姐的声音很冷静，也很冷淡。
　　那个瞬间，我感到整个世界都背叛了我。我什么都没说就跑回了家，拿出一瓶白酒全灌了下去。迷糊间，我看到桌上有把刀，心里疯狂地想：既然没人让我唱歌，那我不如把手剁了，这样就不会手痒去搞什么艺术创作了！一念之间，我拿刀就往手上剁去，左手中指血淋淋地掉下来，却醉醺醺地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父母和姐姐们眼圈都红红的。尤其是大姐，整个眼睛都哭肿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被送诊时已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那节剁掉的指头无法再接上。我的一个手指就这样永远地没有了，以后不能弹琴了。对于搞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补救的巨大缺陷。
　　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太冲动任性。我拉过大姐的手说：“我听你的，以后不搞音乐了。”大姐却一把抱紧了我：“是我错了，我没想到音乐对你这么重要，既然这样，那就不要放弃，姐姐相信你能做好！”
　　那一刻，在大姐的怀抱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温暖。我出院后大约半个月，大姐将一套崭新的钥匙放到了我手里：“艺术创作是需要安静的，我给你买了套房子，你在里面专心做事吧。”
　　大姐固然片酬较高，但北京房价也是众所周知的贵，为了这一套房子，大姐要熬多少个日夜流多少汗水啊！而这些，原本并不是她这个做姐姐的职责，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成年的弟弟来说……
　　所有的感动都化成了一个心愿：一定要全力以赴推出好作品，让姐姐知道她没有白疼我。

地下室里重新出发，放手牵手都是爱

　　大姐的坚强和冷静让我心疼，也让我有了一个决定：为妈妈办一场演唱会。不论是否可以唤醒沉睡中的妈妈，我都应该像大姐一样，努力再努力。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偷偷地利用照顾妈妈的闲余时间，动手筹备。灯光、舞台设计……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打电话遥控的。虽然很辛苦，但想想大姐所做的牺牲，我就充满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2011年元旦，演唱会在北京星光现场如期举办。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开唱前，我把所有的家人都请到了现场，在他们惊喜的目光和妈妈安静的注视里，我演唱了二十多首歌曲，全部是我一个人的原创。在满场的尖叫和呐喊中，大姐也跑到台上来和我合唱。她望着我，眼里满是安慰和骄傲，为她疼爱的弟弟终于从一个叛逆的、任性妄为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懂得爱与感恩的男人……
　　演唱会后，我强行让大姐离开医院，回公司工作。我告诉她：“我是宁家唯一的男孩，家里的事我说了算。妈妈的病一天两天好不了，你再这样耽误就废了，而我可以边照顾妈妈边写歌。”我从未有过的强硬口气让大姐愣了一下，然后又轻轻地笑了，含着眼泪。
　　就在我变得更像男人时，我又做了一件挺“二”的事：我闪婚了，和一个认识才一天的姑娘。
　　我俩是在2013年春天的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的，那时候我只知道她叫许乐涵，山东菏泽人，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她的家境、学历。但我确定自己喜欢她，见到她有种从未有过的心动。我问她：“我想娶你，你敢嫁给我吗？”她看起来清纯文静，但说话却很爽快：“敢。”因为当天已经很晚，领不了证，我就用笔写了一个结婚证，然后就领她回了家。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个舞蹈演员，但她嫁给我后就没有再跳舞，她怀孕了。家里为这事炸开了锅，大家都数落我又不靠谱了。只有大姐说：“这是好事儿。男人做了丈夫做了父亲，才会明白肩上的责任。”
　　2014年2月，我的女儿呱呱坠地，大姐亲自为女儿取名“宁宁”，每天抱着亲着喜欢得不得了。在她的感染下，我们的大家庭也接纳了我的这个小家。
　　正像大姐所说的那样，成家后，我变得更踏实了。特别是有了女儿后，我体会到了生活的琐碎与辛苦，也领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而对女儿的亲情，也激发了我心中更多的爱。这些全新的感受，都体现在了我的音乐之中，我的歌曲《爱上你很美》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评选为“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主题曲。2014年7月，我又先后推出新碟《信念》、《文艺女孩》、《城市有爱》，成为网络传唱的热门歌曲。
　　我从一个叛逆小子成为沉稳的音乐人，背后是大姐始终不变的呵护和给予，她默默伸出她的手，在我够不着的时候，轻轻托举;在我过了头的时候，冷静按压，让我始终在一个合适的高度，自由快乐地成长，直到拥有真正属于我的天空。正如我在《城市有爱》中所唱：“当走在迷途的时候/是她真心伸出了双手/轻轻对你一句问候/在你的心中开出美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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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贾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