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抗日战争的实情，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有权来证实的。我自己可能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很少几个人之一。
　　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
　　——林迈可
　　林迈可先生（Michael Lindsay-Lord of Birker）1909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英格兰一个神学院任院长多年；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学院任院长达25年，1945年起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并被英皇封为男爵。
　　林迈可学生时期在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所长助理。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想在燕京大学做一个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实验，前往英格兰物色人选，经人介绍，年仅28岁，对牛津大学导师制比较熟悉的林迈可成为其中一个人选。
　　同年12月，林迈可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穿过横滨、朝鲜和中国东北，最终到达北平，与他同船来中国的还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林迈可到达燕京大学后担任经济学导师，并与其他同事一同领导创办了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当时北平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盘踞之下，1938年初，林迈可看到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的报道，说在“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正在发展”，于是决定利用复活节假期的时间去看看。他买了一架德国制造的蔡司伊康相机（这架相机伴随了他在中国的整个抗战经历），带了16个120胶卷，与另外几个外国教师出发了。这次经历，林迈可拍摄了大量冀中风光、风土人物的照片，并拍摄到了当地群众组织的抗日集会，和八路军建立了联系。
　　1938年暑假，林迈可和燕京大学的同事戴德华再次从冀中出发，进行了更长的一次旅行和考察，他们进入到任丘的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欢迎和接待，然后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设在陕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主任委员领导下的边区政府。这期间，林迈可拍摄了大量根据地重要照片，其中包括八路军行军、生活、开会的场景，还拍摄了根据地自制武器的兵工厂、被日寇破坏的山区村庄、抗日标语、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场景等大批重要的资料。
　　在这次考察时，林迈可还在五台山再次遇见白求恩大夫，并在由农家院改成的医院里，与白求恩一道度过了整整一周时间，较为完整地记录了白求恩工作的环境和治疗细节。1939年，他在另一次考察时，最后一次见到白求恩，几个月后，白求恩就因做手术意外划破手指导致感染而病逝。
　　从晋察冀回到北平后，林迈可更深地介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是外国人的身份便利，经常为抗日游击队购买无线电零件、药品、技术书籍等重要物资，并利用周末，以旅游为名驾车前往北京郊区，将这些物资转交到游击队的手上。
　　1940年，在英国大使的提议下，林迈可前往重庆，担任了一段时间英国使馆的新闻参赞，亲眼见证并拍摄了日本军机对重庆的狂轰乱炸，也是这一年，重庆英国使馆被日机炸毁。9月，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强烈要求，林迈可重返燕京大学，继续导师制实验。此时，他已是该校唯一一名有导师制经验的教授。1941年，他与学生李效黎在燕京大学举办了婚礼，从此夫妻二人都为抗日地下组织工作。很多次他们借用司徒雷登的汽车，给游击区运送抗日物资，还参与护送晋察冀边区的情报人员进城。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林迈克带着妻子逃出北平，经地下工作者护送，到达晋察冀根据地。他们不仅与萧克将军夫妇成了好朋友，还受聂荣臻将军的邀请，担任通讯部技术顾问。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他在晋察冀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部工作，任英语课教员。
　　1944年5月，林迈可一家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见。在延安的18个月，林迈可一直为延安的通讯和新闻事业尽力，他不仅仅以一个严谨的观察者角度拍摄了这些高层领导人工作、生活的场景，还从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度对自己同事和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关注。另一方面，他始终如一地保持敏锐、清醒、冷静、科学分析的态度，主动撰写了大量的文字稿件，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消息，至今在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大量他当时的文字材料。
　　从1937年到1945年，林迈可见证和记录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带着妻子与一儿一女离开中国。这位富有正义感的英国人把自己的青春、才华、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94年2月13日，林迈可在美国病逝，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