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祖父的身子骨还很硬朗,他常常坐在炕沿边,嘴里衔着一枝长长的旱烟杆,静静地聆听挂在炕墙上小广播里传出的声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小广播是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小广播的结构很简单,有趣的是连接小广播的只有两根铁丝,一根接在屋外石杆的铁丝上,一根埋在屋里的地下。广播不大,中间能发声音的铁芯就像现在一元硬币那么大,铁芯的周围是用黑色的硬壳纸做的略显凹形的话筒,用薄木板钉做的一个正方形匣子,匣子的正面钻了许多圆孔,背面粘着一层灰色的纱布,这些圆孔和纱布,是为了提高话筒的音质。祖父称它为“话匣子”。
　　 “话匣子”通常在早晨、中午、傍晚三个时段播放节目。祖父听广播大多数是在晚上,只要里面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就有些按捺不住了,捻棉线的线陀在手里就不听使唤了。别看小小的“话匣子”,里面却是另一个世界。先播放的节目是县市新闻,再是中央新闻,直到深夜,才播放几段秦腔,祖父怕我睡着了打呼噜搅他听戏,就搬个高凳,耳朵挨着广播,嘴里哼着,手不住地比划。被窝里的我偷窥到祖父摇头晃脑的样子,抿着嘴偷偷地笑。我就不明白这个“话匣子”咋就那么神奇?祖父听着它,就手足舞蹈的。里面的节目播完了,祖父用烟锅头磕我的脑袋,“鬼子孙,眼睛睁得像灯泡,你不睡觉,懂个屁!”大概是烟锅头烫着了我,我想哭。祖父说,“还想当个解放军咧,动不动就淌眼泪,人家能要你么?”祖父这么一说,我不想哭了,或许是头上的疼痛褪了。我开始讨厌那个会说话,会唱戏的方匣子,我要想个法子,把“话匣子”弄坏。
　　有一天,等祖父赶着羊群出了院子,我一骨碌从炕上滚下来,捣鼓从地上引进广播里的那根铁丝,心想只要把匣子里面的线拽断,估摸就不唱了,我拽断了进匣子的那根细铁丝,果然,一下子没了响声。真没响声了,我却有些后悔,再怎么弄,广播就是不出声,急得我冒冷汗。我又开始担忧,怕父亲知道揍我,趁家里没人,我藏到后院的洋芋窖里,待了整整一上午。中午饭的时候,我听见母亲使劲喊我的名字,祖父知道是我弄坏了广播,从他唤我的声音里听出,他并没有生气。就听祖父对父亲说,只要找着娃了,广播坏了就坏了。听这些话,我才从窖里爬了出来,父亲看到我,脸色阴沉沉的。祖父拉着我的手,笑着说,你把爷爷的一只耳朵揪了,你也倒好,省心了。
　　自从广播被弄坏后,祖父每晚拨着线陀捻棉线,再也不提“话匣子”的事了。父亲看到祖父没有了广播,就像丢了魂,托人在大城市买回了一台插电的收音机,有了这台闪着红绿灯的收音机,祖父的笑声多了。收音机比“话匣子”里的声音听起来更悦耳了,音质清晰,响声又大,好多频道,可以任意选择收听,而且节目比“话匣子”里的还要精彩,祖父守着它每晚到深夜,直到所有的电台节目停播了,他才悻悻地睡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子里的人陆续听上了收录机,收录机比收音机又先进了一大步,磁带装进放音盒里,摁下按键,放出来的音乐优美动人。听到别人家音箱里唱戏,祖父的嗓子痒得难受,若自己有个收录机,他就不用绞尽脑汁地搜寻唱戏的频道了,他觉着时代的变化太快了,比马跑得还快,就是有台收录机,他也不会操作了。
　　当年,就在祖父说这话的寒冬,他患了一场重病去世了。父亲没有为祖父买台收录机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再后来,我家里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最早买收录机的人,就惹眼了,都围在我家看大戏一样,一块荧屏能亲眼看到中央领导,父辈们高兴地流眼泪,等他们看完了,我就换个频道,动画片《白雪公主》把我带进了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
　　如今,高档的家电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时尚、新潮的大屏幕彩电,替代了祖辈的“话匣子”;手机,互联网承载着信息的跨越,远在千里,却是天涯咫尺。浅搁在记忆里的“话匣子”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祖父热衷的“话匣子”已成为了一段历史。
　　 张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