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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
ZXL主席：
我一向敬慕你的爽直，前年我来哈尔滨你逢人就说：“若是四十年前我与黄兄狭道相逢时，那时候我们只能以枪杆子见面的！”因为当日在东北战场我们分属敌军。倒是只因无缘一面才能四十年后在第二届国际明史会议的会场上联欢，也能于去年在纽约匆匆聚餐。
老兄知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只是当下级军官。抗战期间在云南当排长的时候穿草鞋还要自己出钱买，一个时期士兵无换洗衣服，除了经常吃极粗糙的玉蜀黍外，尚难吃到白米饭，以碎瓦片竹片当厕所里用的手纸，患疟疾即无奎宁丸，眼看到不幸的士兵小病三数日后即被拖死。他们被拖来当兵，主要的还是无力无钱避役，一有逃亡捕获即只有草率讯问枪决。我们一回到后方，看到国立大学的学生既不服役又一切公费还在组织“反饥饿”运动，反响可想而知。
最近我才看到一篇通讯，说及1978年中国仍有两亿人口不得温饱。一个贫困地区的省委在报告上写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状况几十年甚少改变的两个重要根源。”我在北京与东北逗留的二十天内，也不止一次听到人说，很多干部看到革命几十年后人民生活之困苦如旧，至于哭泣。
你一定还记得起国民党在大陆的声名，也以贪污腐化著称。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同事就劝我不要在学生面前提及自己曾在国军服务的情形，因为这事对我个人之信誉只有损无益（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学生都讲过，曾未包瞒）。说到贪污腐化也确有其事，而且情节听来骇然。太平洋战事之前夕我们在哀牢山上与占领越南之日军对峙。在两方营私做生意的，无不靠军人支持，进口为肥皂香烟鸦片，出口为战略物资，主要的为桐油矿砂，我自己当中尉参谋时曾用“黄禾”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日少年气盛，我自以为将此黑幕如是暴露即是自己对国事的一点贡献。
为什么几十年后年轻人还要步我们之后尘？难道历史只能作恶性之循环，而中国永无突破环境之日？正如你所说的，你们靠两条腿子和我们坐飞机竞赛进入东北，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即是组织民众。何以几十年后又是旧调重弹依然如故？
我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读历史，觉得情形绝不如是的简单。很多人对现状的观测，得自身旁各种事务。可是五四运动至今已七十年，中国不可能没有剧烈的更变。不过此间更变的幅度大，身在其境的人很难一眼看出。
在哈尔滨会议的闭幕式里我曾说起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读书》杂志提出（1983年第5期），我完全承认。但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也并不是毫无所知。他在历史学上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大凡一件事发生，必有其前因后果，不能因我们憎恨讨厌，即给它一顿痛骂，即将之摈弃于历史之外。在他看来“时间之汇集”timing 非常重要。资本家可能革命，可能前进，农民和小店铺的老板可能反动，视情形而定，也即如孟子所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可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出于他尊重私人财产的绝对性。马克思主义作家与古典派经济学家同认为劳工的劳动力，是他最重要的人身财产。这种观念在苏联近七十年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至少前三十年的过程中全未付诸实施。
以上两种体制成为可能，因为同属战时体制。在群众心理和社会组织上讲东西冷战对苏联也实在是一种战争。中国即一直在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公算。直到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会扩大会议才把这政策扭转过来（根据北京周刊所编《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
当初我们不同意你们如此的做法，可是以后在海外平心静气地把所有的资料全般展开，我已经在你们的行动之中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历史之运转，通常利用群众运动中最庞大的力量，完成他们命运最紧要之安排。只是各人眼光有限，虽当事人不能切实明了他们所制造的事情之真意义，必待到经过一段时间，有了历史之纵深，使我们承前接后地看来，才能在因果关系中判断这些事情之意义。如此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因平时状态由合法的秩序主持之，而只能以战时状态全面征集人力物资以高速的方式完成。所以我认为：
1.上述行动有它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这结论如果要有系统的追根溯源，必写成专书；即是简短的介绍，最短亦须搬出百余年的史迹，长则千年。
2.这样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再继续，也无法重来。前所谓战时社会组织与战时群众心理至“文化大革命”已推进至极端，现在早已被否定。
3.过去的行动必曾包含着无数对各人不公平之事迹。例如昔日将地主打死，今日有承包到户的生产。我们只能以最沉痛的心情，对无辜受害者以及抗战内战以来的阵亡将士各烈士及“文革”中受害者同样地纪念着；没有他们的牺牲，中国即无法完成其革命。正如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所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块。”其行动必带集体性，更无遑计及各个人间之公平。
法国大革命时1792年8月10日和俄国革命时1917年7月16日的流血惨剧，同为以后局势恶化的转捩点。当日何人首先开火，至今责任未明。总之群众的情绪易放难收。我写的一本小册子《万历十五年》就提到，今日中国很多问题，四百多年前即已存在，其复杂可知。今日既不能封锁新闻垄断舆论，如何是好？只有帮助一般民众增加在背景上了解各事之能力。容我班门弄斧地说来，也就是要多读历史。最近有不少“骂历史”的著作。否定历史，始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今日仍有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引导日后法国大革命走极端之始。又纵不如此，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
XL主席，你批评我们在东北时不接近民事，事诚有之。可是你们最大的毛病是硬化历史。今日中国要开放舆论首先就要开放历史。
我在哈尔滨开会时就观察到，一般年轻人研究历史生动活泼，只有年老的一派（好在我自己也属老年人）拘泥着过去之意识形态，转不过来。所以前此《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2月16日，乔还田）就提出“史学危机”，已不待我提出。
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我们没有心肠去责备年轻人。他们的苦痛多，负担也重，良心触发，情不由衷。
最基本的事实尚任之淹没，即只能在历史中留下一个大黑洞，也无法接触到我一再提及的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
我已承你们多次邀请参加历史学的会议，可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自由学者”（即是不属于任何单位，德国人称Privat Gelehrte），来往不易。既曾在老兄面前乱扯过一顿，现在索性把我在历史学上大范围的看法作一个简短的综合。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在二十世纪的末年，业已过时。东西冷战的局面松弛之后，这对立的趋向将更为薄弱。原因是世界上的交通通信进步，国际间的接触频繁，国民间彼此之了解，有了很大的增进。加以原核战事的威胁，使各大国更感到不能坚持过去狭义的意识形态，而必须接受和衷共济的方案。这种要求强迫着历史家寻觅新的线索，在过去纪录之中找出证据去支持并强调今日共存共榮的局面，也就是把刻下的立足点通过历史解释得合理化。
从这种角度看来所有国家之现代化，都有一个从过去农业国家进展到新型商业国家之形势。在技术的条件上讲，须构成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佣，和技术上之支持因素有如交通通讯保险等通盘支配。这三个条件全靠信用，所以私人财产的权利必须固定，而且有合理的法制支持。
我所研究的十余个现代国家无一能脱离这样的畴范。有些国家如荷兰及美国在开创时即大体上采用了上述路线，以后逐步地增强。有些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过去的传统势力雄厚，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动乱，一直要等到上述三个条件组织就绪，才能重见和平。
所谓社会主义者始自十九世纪初叶，也不外将公众的资本加诸私人资本之上，并且在立法上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同时尚添设社会福利。前述三个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则则始终没有更变。迄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避免这样的调节。
我用这种观点回头看中国历史，发现到不仅可以将五四运动以来的事迹解释得前后一致，也可以将一千年以来的历史解释得前后连贯。例如说我已提出王安石不只一次。所以我把过去七十年的事迹带积极性的写在这封信上，要使大家知道这问题之严重与庞大，刻下的双重体制有它历史上产生的原因。如何把这问题解决，不仅是救目前之急，也替过去一千多年的问题寻找到突破的方式。
［编者的话］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在美国逝世。黄仁宇1964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等多部历史专著。
此信写于1989年5月19日。信中“ZXL主席”，是黄仁宇1987年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明史研讨会议时认识的一位军队老干部，但实际的收信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凌教授。
因篇幅所限，经授权人同意，本刊编辑对原信做了删节。
读此信，有助于我们理解继《万历十五年》后，黄仁宇何以又推出一系列“大历史”新作。中国社会变化之快，竟有度年如日之感。黄仁宇16年前的种种忧虑与预料，是否因为“时过境迁”而被抛在了后面？黄仁宇的书在大陆罕见地畅销，是否说明了国人对于“历史解释”的期待？
R（Ray Huang，黄仁宇）
（1989年）五月十九日于纽约州
ZXL主席：
我一向敬慕你的爽直，前年我来哈尔滨你逢人就说：“若是四十年前我与黄兄狭道相逢时，那时候我们只能以枪杆子见面的！”因为当日在东北战场我们分属敌军。倒是只因无缘一面才能四十年后在第二届国际明史会议的会场上联欢，也能于去年在纽约匆匆聚餐。
老兄知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只是当下级军官。抗战期间在云南当排长的时候穿草鞋还要自己出钱买，一个时期士兵无换洗衣服，除了经常吃极粗糙的玉蜀黍外，尚难吃到白米饭，以碎瓦片竹片当厕所里用的手纸，患疟疾即无奎宁丸，眼看到不幸的士兵小病三数日后即被拖死。他们被拖来当兵，主要的还是无力无钱避役，一有逃亡捕获即只有草率讯问枪决。我们一回到后方，看到国立大学的学生既不服役又一切公费还在组织“反饥饿”运动，反响可想而知。
最近我才看到一篇通讯，说及1978年中国仍有两亿人口不得温饱。一个贫困地区的省委在报告上写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状况几十年甚少改变的两个重要根源。”我在北京与东北逗留的二十天内，也不止一次听到人说，很多干部看到革命几十年后人民生活之困苦如旧，至于哭泣。
你一定还记得起国民党在大陆的声名，也以贪污腐化著称。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同事就劝我不要在学生面前提及自己曾在国军服务的情形，因为这事对我个人之信誉只有损无益（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学生都讲过，曾未包瞒）。说到贪污腐化也确有其事，而且情节听来骇然。太平洋战事之前夕我们在哀牢山上与占领越南之日军对峙。在两方营私做生意的，无不靠军人支持，进口为肥皂香烟鸦片，出口为战略物资，主要的为桐油矿砂，我自己当中尉参谋时曾用“黄禾”的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日少年气盛，我自以为将此黑幕如是暴露即是自己对国事的一点贡献。
为什么几十年后年轻人还要步我们之后尘？难道历史只能作恶性之循环，而中国永无突破环境之日？正如你所说的，你们靠两条腿子和我们坐飞机竞赛进入东北，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即是组织民众。何以几十年后又是旧调重弹依然如故？
我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读历史，觉得情形绝不如是的简单。很多人对现状的观测，得自身旁各种事务。可是五四运动至今已七十年，中国不可能没有剧烈的更变。不过此间更变的幅度大，身在其境的人很难一眼看出。
在哈尔滨会议的闭幕式里我曾说起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读书》杂志提出（1983年第5期），我完全承认。但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也并不是毫无所知。他在历史学上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大凡一件事发生，必有其前因后果，不能因我们憎恨讨厌，即给它一顿痛骂，即将之摈弃于历史之外。在他看来“时间之汇集”timing 非常重要。资本家可能革命，可能前进，农民和小店铺的老板可能反动，视情形而定，也即如孟子所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可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出于他尊重私人财产的绝对性。马克思主义作家与古典派经济学家同认为劳工的劳动力，是他最重要的人身财产。这种观念在苏联近七十年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至少前三十年的过程中全未付诸实施。
以上两种体制成为可能，因为同属战时体制。在群众心理和社会组织上讲东西冷战对苏联也实在是一种战争。中国即一直在准备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公算。直到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会扩大会议才把这政策扭转过来（根据北京周刊所编《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
当初我们不同意你们如此的做法，可是以后在海外平心静气地把所有的资料全般展开，我已经在你们的行动之中看出“历史长期的合理性”。历史之运转，通常利用群众运动中最庞大的力量，完成他们命运最紧要之安排。只是各人眼光有限，虽当事人不能切实明了他们所制造的事情之真意义，必待到经过一段时间，有了历史之纵深，使我们承前接后地看来，才能在因果关系中判断这些事情之意义。如此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因平时状态由合法的秩序主持之，而只能以战时状态全面征集人力物资以高速的方式完成。所以我认为：
1.上述行动有它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这结论如果要有系统的追根溯源，必写成专书；即是简短的介绍，最短亦须搬出百余年的史迹，长则千年。
2.这样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再继续，也无法重来。前所谓战时社会组织与战时群众心理至“文化大革命”已推进至极端，现在早已被否定。
3.过去的行动必曾包含着无数对各人不公平之事迹。例如昔日将地主打死，今日有承包到户的生产。我们只能以最沉痛的心情，对无辜受害者以及抗战内战以来的阵亡将士各烈士及“文革”中受害者同样地纪念着；没有他们的牺牲，中国即无法完成其革命。正如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所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块。”其行动必带集体性，更无遑计及各个人间之公平。
法国大革命时1792年8月10日和俄国革命时1917年7月16日的流血惨剧，同为以后局势恶化的转捩点。当日何人首先开火，至今责任未明。总之群众的情绪易放难收。我写的一本小册子《万历十五年》就提到，今日中国很多问题，四百多年前即已存在，其复杂可知。今日既不能封锁新闻垄断舆论，如何是好？只有帮助一般民众增加在背景上了解各事之能力。容我班门弄斧地说来，也就是要多读历史。最近有不少“骂历史”的著作。否定历史，始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今日仍有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引导日后法国大革命走极端之始。又纵不如此，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
XL主席，你批评我们在东北时不接近民事，事诚有之。可是你们最大的毛病是硬化历史。今日中国要开放舆论首先就要开放历史。
我在哈尔滨开会时就观察到，一般年轻人研究历史生动活泼，只有年老的一派（好在我自己也属老年人）拘泥着过去之意识形态，转不过来。所以前此《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2月16日，乔还田）就提出“史学危机”，已不待我提出。
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我们没有心肠去责备年轻人。他们的苦痛多，负担也重，良心触发，情不由衷。
最基本的事实尚任之淹没，即只能在历史中留下一个大黑洞，也无法接触到我一再提及的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
我已承你们多次邀请参加历史学的会议，可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自由学者”（即是不属于任何单位，德国人称Privat Gelehrte），来往不易。既曾在老兄面前乱扯过一顿，现在索性把我在历史学上大范围的看法作一个简短的综合。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在二十世纪的末年，业已过时。东西冷战的局面松弛之后，这对立的趋向将更为薄弱。原因是世界上的交通通信进步，国际间的接触频繁，国民间彼此之了解，有了很大的增进。加以原核战事的威胁，使各大国更感到不能坚持过去狭义的意识形态，而必须接受和衷共济的方案。这种要求强迫着历史家寻觅新的线索，在过去纪录之中找出证据去支持并强调今日共存共榮的局面，也就是把刻下的立足点通过历史解释得合理化。
从这种角度看来所有国家之现代化，都有一个从过去农业国家进展到新型商业国家之形势。在技术的条件上讲，须构成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佣，和技术上之支持因素有如交通通讯保险等通盘支配。这三个条件全靠信用，所以私人财产的权利必须固定，而且有合理的法制支持。
我所研究的十余个现代国家无一能脱离这样的畴范。有些国家如荷兰及美国在开创时即大体上采用了上述路线，以后逐步地增强。有些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过去的传统势力雄厚，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动乱，一直要等到上述三个条件组织就绪，才能重见和平。
所谓社会主义者始自十九世纪初叶，也不外将公众的资本加诸私人资本之上，并且在立法上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同时尚添设社会福利。前述三个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原则则始终没有更变。迄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避免这样的调节。
我用这种观点回头看中国历史，发现到不仅可以将五四运动以来的事迹解释得前后一致，也可以将一千年以来的历史解释得前后连贯。例如说我已提出王安石不只一次。所以我把过去七十年的事迹带积极性的写在这封信上，要使大家知道这问题之严重与庞大，刻下的双重体制有它历史上产生的原因。如何把这问题解决，不仅是救目前之急，也替过去一千多年的问题寻找到突破的方式。
［编者的话］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在美国逝世。黄仁宇1964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等多部历史专著。
此信写于1989年5月19日。信中“ZXL主席”，是黄仁宇1987年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明史研讨会议时认识的一位军队老干部，但实际的收信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凌教授。
因篇幅所限，经授权人同意，本刊编辑对原信做了删节。
读此信，有助于我们理解继《万历十五年》后，黄仁宇何以又推出一系列“大历史”新作。中国社会变化之快，竟有度年如日之感。黄仁宇16年前的种种忧虑与预料，是否因为“时过境迁”而被抛在了后面？黄仁宇的书在大陆罕见地畅销，是否说明了国人对于“历史解释”的期待？
R（Ray Huang，黄仁宇）
（1989年）五月十九日于纽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