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腹地，是“西部之西、边远之远”的苦寒之地。
　　我们去的时候，从威宁到昭通的高速公路还没有通车。盘山公路不好走，我们只好沿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当年的足迹，从云南昭通进入石门坎。
　　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苗族村落。据文献记载：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的一支称大花苗，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剥削，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迁来石门坎时。大花苗是汉字文盲、汉语文盲和数字文盲。《窄门前的石门坎》将石门坎苗族的生活境况表述为：颠沛流离的苦难民族、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残酷凶暴的压迫制度。

　　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绝望、堪称“炼狱”的地方，在20世纪上半叶，在外国传教士和本土苗汉知识分子的共同营造下，这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在晦盲否塞的乌蒙山腹地攸然突起，带领苗族和周边川滇黔10多个县的少数民族扫除文盲，勃兴教育，成为西南苗族的文化胜地。
　　而叩开这个贫困地区通往现代化的这扇石门的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柏格理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的牧师，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公会。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柏格理于1888年来到云南昭通。在循道公会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多种职责。
　　柏格理之所以重视教育在于他有失学的经历。在主持昭通循道公会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也正因为他非常重视教育，所以引来了大山深处的贵州大花苗人，彼此建立深厚友谊。从此贫穷却渴望知识的大花苗源源不断涌来，柏格理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1904年柏格理到石门坎勘察地形，向彝族土目索地办学，1905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
　　初到石门坎，柏格理遇到语言障碍，于是拜苗族人为师，认真学习苗语。在这期间，柏格理发现苗族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在央视纪录片《在天那边》中提到他自己也是英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为此他萌发了创制苗文，帮助苗族提高文化地位。
　　柏格理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他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从传统服饰纹样图案中获得灵感，于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受到苗族的热爱维护。
　　在西南的这片土地上，柏格理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在昭通，针对中国人好热闹的特点，柏格理在大街上布道前会先敲锣，再吹一段洋喇叭，可收效甚微，他在昭通传教17年，受洗的人不足20人。对于在石门坎能创造的奇迹，柏格理始料未及，在第一次给苗人洗礼时因为人数众多，他异常激动。柏格理在《苗族纪实》中写到：“我清楚地记得我感到如此紧张，只是极力在把握自己似乎无法控制的感情。当时我真想坐下来痛哭一场，丰收的喜悦是这么巨大，我简直无法抑制住自己。”
　　苗族人民对柏格理的崇敬和信任其实跟柏格理自身的人格魅力脱不了关系。他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与苗家同吃同住，路遇老人赶忙让路，还说“得罪、得罪”。他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愿意为弱势族群鸣不平，不顾生命安危，以心传心。
　　柏格理在西南传教近30载，直到1915年石门坎流行伤寒，他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传染而病故。他墓碑的十字架下刻着“返故乡”三个字，对他来说，石门坎这个异乡，已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