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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孔殷(186-1951),广东南海张槎人。字韶选,又字少泉,小字江霞,号百二兰斋主人,世称霞公,谑称江虾。祖上为广东茶商,巨富,有“江百万”之称。1904年赴京会试,中甲辰恩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二甲第27名进士,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授职庶吉士。
朱汝珍(1870-1943),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广东清远人,清末民初书法家、文章家。光绪三十年(1904)高中末科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在近期的一个书画展中,笔者在角落的一个展架上看到了几通信札,随手翻阅了一下,信札的落款人引起我的注意,于是便开始细细查看起来了。这一共是五通信札,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水墨纸本镜片,没有装裱,高26.5厘米,宽17.5厘米。四通写在白色笺纸上,一通写在印有紫色字样“大好湖山 岳坟之水口”的紫色丝栏笺纸上。
江孔殷和朱汝珍,两人同为粤籍举子,并同时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的一屆科举考试上同登金榜,一个高中榜眼,一个是二甲第27 名。由此可知,他们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互相认识了。江孔殷以文才著称于世,与刘学询、蔡乃煌、钟荣光并称为清末广东文坛的“四大金刚”。擅书法,以行书见长,格调高雅,落笔不凡,颇具文气。著有《兰斋诗词存》。而朱汝珍能在芸芸举子中脱颖而出高中榜眼,自然也是写得一手好诗文。另外他还擅长书法,他的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之遗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邸永君所著的《末科榜眼朱汝珍的香江缘》记载:
清廷逊位时,不少粤籍翰林进士等科甲中人陆续迁往香港,或开坛宣教,或鬻书卖字,结社论诗,相互切磋,彼此砥砺,渐成气候。其中以梁士诒、赖际熙、陈伯陶等最为著名。此辈与汝珍同为翰苑旧友,切望榜眼公加盟,以壮声威。1931年夏,汝珍移居香港。
邹颖文撰写的《前清遗民与香港文献》一文中也记载:
正声吟社1931年成立,部分为避地香港的太史,包括温肃、朱汝珍、赖际熙、江孔殷、区大原、桂坫等,1932年刊行《正声吟社诗钟集》,为社盟1931-1932年间社课,收录作品三部分,分别为52人的诗钟、20人的诗词及13人的书画作品。
以上的文章,都从文字的角度记录了江孔殷和朱汝珍两人不仅是相识数十年的知己好友,在诗词方面更是多有交往。而此次新发现的五通由江孔殷写给朱汝珍的诗笺信札,则正好从实物的方面印证了他们两人之间不仅相互认识,而且在诗词唱酬等方面还有诸多互动、合作。由于该五通诗札均没有注明详细的年份,根据笔迹及文中的措辞判断,这些诗笺信札应当是写于江孔殷晚年的时候。
虽然说,在艺术市场里有大大小小许多江孔殷的书法作品存世,历史上江孔殷在不同时期与他人唱和的诗词作品也有不少,但能历尽浩劫,留存至今的亲笔诗词手稿却寥寥无几。笔者翻查相关的各类文献资料,暂未发现以上的数篇诗词有刊行发表的踪迹。因此,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几件诗词手稿或许是属于江孔殷创作的初稿,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以至于未见收录入册,从而成为沧海遗珠。这五通诗笺信札,很好地填补了江孔殷在诗词创作方面的实物空白,更由于是记录了江孔殷和朱汝珍两人之间在诗词方面的唱酬交往, 实可算是补充了历史的不足,极具文献价值!
朱汝珍(1870-1943),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广东清远人,清末民初书法家、文章家。光绪三十年(1904)高中末科榜眼,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在近期的一个书画展中,笔者在角落的一个展架上看到了几通信札,随手翻阅了一下,信札的落款人引起我的注意,于是便开始细细查看起来了。这一共是五通信札,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水墨纸本镜片,没有装裱,高26.5厘米,宽17.5厘米。四通写在白色笺纸上,一通写在印有紫色字样“大好湖山 岳坟之水口”的紫色丝栏笺纸上。
江孔殷和朱汝珍,两人同为粤籍举子,并同时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的一屆科举考试上同登金榜,一个高中榜眼,一个是二甲第27 名。由此可知,他们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互相认识了。江孔殷以文才著称于世,与刘学询、蔡乃煌、钟荣光并称为清末广东文坛的“四大金刚”。擅书法,以行书见长,格调高雅,落笔不凡,颇具文气。著有《兰斋诗词存》。而朱汝珍能在芸芸举子中脱颖而出高中榜眼,自然也是写得一手好诗文。另外他还擅长书法,他的行书疏淡和平,娴静爽利,有晋唐之遗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邸永君所著的《末科榜眼朱汝珍的香江缘》记载:
清廷逊位时,不少粤籍翰林进士等科甲中人陆续迁往香港,或开坛宣教,或鬻书卖字,结社论诗,相互切磋,彼此砥砺,渐成气候。其中以梁士诒、赖际熙、陈伯陶等最为著名。此辈与汝珍同为翰苑旧友,切望榜眼公加盟,以壮声威。1931年夏,汝珍移居香港。
邹颖文撰写的《前清遗民与香港文献》一文中也记载:
正声吟社1931年成立,部分为避地香港的太史,包括温肃、朱汝珍、赖际熙、江孔殷、区大原、桂坫等,1932年刊行《正声吟社诗钟集》,为社盟1931-1932年间社课,收录作品三部分,分别为52人的诗钟、20人的诗词及13人的书画作品。
以上的文章,都从文字的角度记录了江孔殷和朱汝珍两人不仅是相识数十年的知己好友,在诗词方面更是多有交往。而此次新发现的五通由江孔殷写给朱汝珍的诗笺信札,则正好从实物的方面印证了他们两人之间不仅相互认识,而且在诗词唱酬等方面还有诸多互动、合作。由于该五通诗札均没有注明详细的年份,根据笔迹及文中的措辞判断,这些诗笺信札应当是写于江孔殷晚年的时候。
虽然说,在艺术市场里有大大小小许多江孔殷的书法作品存世,历史上江孔殷在不同时期与他人唱和的诗词作品也有不少,但能历尽浩劫,留存至今的亲笔诗词手稿却寥寥无几。笔者翻查相关的各类文献资料,暂未发现以上的数篇诗词有刊行发表的踪迹。因此,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几件诗词手稿或许是属于江孔殷创作的初稿,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以至于未见收录入册,从而成为沧海遗珠。这五通诗笺信札,很好地填补了江孔殷在诗词创作方面的实物空白,更由于是记录了江孔殷和朱汝珍两人之间在诗词方面的唱酬交往, 实可算是补充了历史的不足,极具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