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变迁中的“边疆资源”——辽代法制儒家化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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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非汉民族王朝的'核心''边缘'区域可能与中原王朝不同,故而在其国家制度变迁中,会出现核心区吸收'边疆资源'进行变革的情形。辽代法制变革即大量吸收了来自其南部'边疆'的儒家法度。以核心吸收边疆制度资源的视角观察,辽代法制的变迁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汉化'。其实质更可能是,契丹统治者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前提下,利用儒家法度对核心区域进行部分制度整合,借此实现对草原部族的更强控制以维持二元化的君合政体。这一目的限定了辽代吸收儒家法度的内容及儒家法度对辽代国家制度产生影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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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16日,“新时代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研习班存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研习班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巾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民族团结理论与政研究平台联合主办。
近代以来,西藏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渗透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西藏问题',近代知识精英奋笔疾书,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西藏的渗透以及西藏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突出问题的原因,认为英俄等国的侵略渗透及晚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失误是造成西藏成为'问题'的主要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建言献策。相关认知对于现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源氏受姓应发生于北魏初期,也是其家族以凉州西平为望的历史背景。源氏在孝文帝改革时并未随例改籍洛阳,但在隋唐时期却普遍以洛阳为望,反映了源氏在北魏至唐的地位变化,也说明了孝文帝改制对于胡姓家族历史记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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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朝鲜语后半低元音'、'呈现出诸多新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朝鲜语单元音音系的重组。现通过历史比较与内部拟测相结合的方法,构拟元音'、'的音位音值、梳理其音值演变过程,并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此进行音理分析,以期对近代朝鲜语音变史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认同作为一种个体与集体的客观认知和一种主观性的社会建构物具有可塑性,是可以被建构的。因此作为一种集体身份的国家认同,也可以通过政策机制对之进行干预、型塑和建构。当前多民族国家主要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有机的社会整合和妥善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四大关键维度进行国家认同建构,并通过复合型的政策建构手段、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政策价值取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以及根据政策效果适时调整政策走向等政策路径来完成国家认同政策实践,实现国家统一。
现代汉语单韵母[y],在元代和明清汉语中分别属于'鱼模'韵和'居鱼'韵。在拼写蒙古语和满语中的汉语借词方面,古代蒙古文以字母ü(或■)拼写元代汉语'鱼模'韵,而满文未沿用蒙古文书写形式,以ioi形式拼写明末清初汉语'居鱼'韵。受满文的影响,清代蒙古文舍弃以字母ü(或■)拼写的习惯,以iüi形式拼写清代汉语'居鱼'韵。现代蒙古文拼写汉语借词的音节字iüi、niüi、liüi、■iüi、■iüi、siüi是在清代满文的影响下形成的。
理论和实证的结合是一种制度得以不断完善的保障,适宜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有力支撑。德昂族'三·三'制解纷机制的运作逻辑在布迪厄的场域论透视下得以清晰展现:纠纷当事人与解纷者在组、村、乡三级解纷场域所采用的策略取决于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当事人注重追求经济资本的利益维度,解纷者强调维护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秩序维度,二者对解纷依据的选择均受这两种维度的规约,目的是实现'个体行动——社会结构'的有机平衡与政府追求的社会和谐目标。通过严格执行所定制度和强化法律知识及习惯规范的双向培训,能够促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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