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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奥巴马时代的美中关系，我会想到在西方政界流传的一个著名小故事：有人问周恩来总理，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他回答说，“现在说为时尚早。”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将尽之际，我们都站在历史进程的一个节点上，所以要给一个最为中肯的评价和定位，恐怕还有些早。
总的来说，奥巴马总统任期间，在美中关系上把握住了整体方向，要评判具体原委，还需要从其个人背景、两国国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图整体的变化等方面去分析。
奥巴马避免与中国武力相抗
历任美国总统中，奥巴马是首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相比前几任，他也是不多地在担任总统之前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总统，无论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还是后来做联邦参议员期间都与中国接触不多。所以，上任时他对中国的了解着实有限。但不可忽视的是，一个有着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奥巴马是最不强调“老大”观念的。他强调要融入变化中的世界，而不应该也无法一味狂妄地左右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积极参加七国峰会和二十国峰会的原因。
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这种全球化的烙印和国内治理多元化的理念，也体现在他第一任期的内阁组成中——有三个亚裔，其中两位华裔。这是史无前例的。
而在美中关系空前复杂的现实下，我们常看到，有时美方的一些敌对情绪会随着一些舆论发酵，甚至出现武力回应的呼吁。这需要中方了解一个背景，美国是个权力制衡的国家，不免有人会对中国有敌意或想要教训中国。但我们需要区分这种声音，它们是来自于奥巴马本人么？据我了解，奥巴马及其团队一直避免走上一条和中国武力对抗的道路。在他第二任期中他尤其注重减少军备开支。他的很多理念和政策，也都是推动世界向和平方向发展的。
美中艰难寻求新定位
这八年中，美中关系之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不断崛起，美国作为守成国，不免感到敏感而有压力。美中之间也继而在这个变化上去互相适应，寻求平衡。
奥巴马上任之初，让美中组成G2（两国集团）的说法在媒体上流行一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奥巴马的想法，而是来自美国前官员布热津斯基。当时中方也谨慎处理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就综合实力而言，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并不排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领导世界。这个提法有不合理的排他性。
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在2015年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字面上来讲，“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不错的概念，但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美方一直质疑“核心利益”的内容以及如何定义大国，其概念和现实的差异等等。
官方层面上，八年来，美中关系有很多建设性的合作和发展，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中经济空前“绑定”在一条船上，两国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
政治上，美中不仅没有表现出直接的意识形态冲突，还度过了一些敏感的突发政治事件，比如王立军案、斯诺登事件等。
习近平上任后，两国元首频繁见面，从国事访问到国际会议会面，各个场合统计下来共有11次。而两国领导人单独访问中，无论是在美国的“习奥庄园会”，还是北京的“瀛台会”，均有丰硕成果。虽然并没强调说建立了友谊或者私交，但在美中和世界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保持这样的交流，是尤为值得称赞的。
认知误区干扰两国关系
过去的八年中，双方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或者说认知误区。而这些误读和误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塑造或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第一任期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提出后，中方反应强烈，以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专门为遏制中国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当然，中国有部分同仁也理解到，这个政策的原意是当时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后，所做的整体性战略转移。
而现实层面上，美国接下来也采取很多措施去防范中国，包括美国的利益集团、国防部、军队，在诸如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建岛和网络安全问题上，提出和表现出的一些强硬姿态，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主张，有时不完全是为了要把中国怎么样，而是为了获得预算。
从TPP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协议一开始也不是要针对中国，但是后面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16年年初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奥巴马团队认为中国在制定全球游戏规则，所以加快了对TPP的谈判。
同样的，奥巴马和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也存在误解。他认为，双方经贸往来上，现在的中国不像上世纪90年代，会给美国企业很多优惠，中国政府对美方有了很多限制和自我保护主义，因而他判定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
客观上，中国不是谁想遏制就能遏制的；主观上，作为一个大国，美国有着自己的战略、理念和行为规范，中国不能把其任何举措都认为是遏制自己。而同样，美国也不应把中国的任何举动都认为是对其发出的挑战。双方不应在陷于猜测对方的阴谋论中走向极端。
应关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
美中关系是往两者相互塑造和影响中形成的。任何一方的动作，都不能只从一面去理解。比如美日关系的变化。在第一任期期间，奥巴马对美日关系是谨慎的，他要防止日本的右翼政客利用美日同盟来挑衅激怒中国。而现在这个阶段，美日关系迅速提升。但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美方的改变，也要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升温。
有中国学者评价称，奥巴马的两个任期采取了两个不同的外交团队，因而对华态度上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希拉里做国务卿时期，对亚洲以及中国事务更加积极；而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更加注重中东事务，而对亚洲事务冷淡，甚至让美中关系处在“漂流”状态。
我并不同意这个说法。第二任期中，有很多其他复杂因素影响着美中关系，比如两国之间的内容议题不断增多，包括双边、多边和全球性议题；美国国内没有形成氛围去推动美中关系；或者奥巴马自己的意愿难以达成，等等。
而中国方面，近几年更加走向全球化，这些以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变化，使得中国更加自信。我认为，中方心态的变化没有什么错，对自己国家有信心是好事。但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换位思考。这样全球比较的视野也有益于知道很多中国本身的问题；对外，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相比美中关系眼前一些大小不一的摩擦，我们应建立更多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同时也应看到，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还有很多大背景的变化：不仅有中国在世界地位上的变化；还有一些新型领域的迅速发展，比如科技不断向前、新媒体迅速成长等，这些有时会超越政府的反应速度以及采纳政策的能力。另外，现在全球经济仍不稳定，世界秩序也在重新洗牌；环境、疾病等问题也在不断挑战全人类。这些问题都在考验着“21世纪最重要的”美中双边关系，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期待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也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努力寻求着合作与共赢。
（摘自《凤凰周刊》）
总的来说，奥巴马总统任期间，在美中关系上把握住了整体方向，要评判具体原委，还需要从其个人背景、两国国情，以及世界地域政治版图整体的变化等方面去分析。
奥巴马避免与中国武力相抗
历任美国总统中，奥巴马是首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相比前几任，他也是不多地在担任总统之前从未到过中国的美国总统，无论是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还是后来做联邦参议员期间都与中国接触不多。所以，上任时他对中国的了解着实有限。但不可忽视的是，一个有着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中，奥巴马是最不强调“老大”观念的。他强调要融入变化中的世界，而不应该也无法一味狂妄地左右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他积极参加七国峰会和二十国峰会的原因。
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这种全球化的烙印和国内治理多元化的理念，也体现在他第一任期的内阁组成中——有三个亚裔，其中两位华裔。这是史无前例的。
而在美中关系空前复杂的现实下，我们常看到，有时美方的一些敌对情绪会随着一些舆论发酵，甚至出现武力回应的呼吁。这需要中方了解一个背景，美国是个权力制衡的国家，不免有人会对中国有敌意或想要教训中国。但我们需要区分这种声音，它们是来自于奥巴马本人么？据我了解，奥巴马及其团队一直避免走上一条和中国武力对抗的道路。在他第二任期中他尤其注重减少军备开支。他的很多理念和政策，也都是推动世界向和平方向发展的。
美中艰难寻求新定位
这八年中，美中关系之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不断崛起，美国作为守成国，不免感到敏感而有压力。美中之间也继而在这个变化上去互相适应，寻求平衡。
奥巴马上任之初，让美中组成G2（两国集团）的说法在媒体上流行一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奥巴马的想法，而是来自美国前官员布热津斯基。当时中方也谨慎处理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就综合实力而言，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并不排在一个对等的位置上领导世界。这个提法有不合理的排他性。
中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在2015年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字面上来讲，“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不错的概念，但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美方一直质疑“核心利益”的内容以及如何定义大国，其概念和现实的差异等等。
官方层面上，八年来，美中关系有很多建设性的合作和发展，经济方面，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中经济空前“绑定”在一条船上，两国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
政治上，美中不仅没有表现出直接的意识形态冲突，还度过了一些敏感的突发政治事件，比如王立军案、斯诺登事件等。
习近平上任后，两国元首频繁见面，从国事访问到国际会议会面，各个场合统计下来共有11次。而两国领导人单独访问中，无论是在美国的“习奥庄园会”，还是北京的“瀛台会”，均有丰硕成果。虽然并没强调说建立了友谊或者私交，但在美中和世界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保持这样的交流，是尤为值得称赞的。
认知误区干扰两国关系
过去的八年中，双方在不够了解的情况下，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诸多误读或者说认知误区。而这些误读和误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塑造或阻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第一任期期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提出后，中方反应强烈，以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专门为遏制中国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当然，中国有部分同仁也理解到，这个政策的原意是当时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后，所做的整体性战略转移。
而现实层面上，美国接下来也采取很多措施去防范中国，包括美国的利益集团、国防部、军队，在诸如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建岛和网络安全问题上，提出和表现出的一些强硬姿态，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主张，有时不完全是为了要把中国怎么样，而是为了获得预算。
从TPP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协议一开始也不是要针对中国，但是后面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16年年初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奥巴马团队认为中国在制定全球游戏规则，所以加快了对TPP的谈判。
同样的，奥巴马和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也存在误解。他认为，双方经贸往来上，现在的中国不像上世纪90年代，会给美国企业很多优惠，中国政府对美方有了很多限制和自我保护主义，因而他判定中国经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
客观上，中国不是谁想遏制就能遏制的；主观上，作为一个大国，美国有着自己的战略、理念和行为规范，中国不能把其任何举措都认为是遏制自己。而同样，美国也不应把中国的任何举动都认为是对其发出的挑战。双方不应在陷于猜测对方的阴谋论中走向极端。
应关注美中关系的大背景
美中关系是往两者相互塑造和影响中形成的。任何一方的动作，都不能只从一面去理解。比如美日关系的变化。在第一任期期间，奥巴马对美日关系是谨慎的，他要防止日本的右翼政客利用美日同盟来挑衅激怒中国。而现在这个阶段，美日关系迅速提升。但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美方的改变，也要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升温。
有中国学者评价称，奥巴马的两个任期采取了两个不同的外交团队，因而对华态度上有所不同：第一任期希拉里做国务卿时期，对亚洲以及中国事务更加积极；而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更加注重中东事务，而对亚洲事务冷淡，甚至让美中关系处在“漂流”状态。
我并不同意这个说法。第二任期中，有很多其他复杂因素影响着美中关系，比如两国之间的内容议题不断增多，包括双边、多边和全球性议题；美国国内没有形成氛围去推动美中关系；或者奥巴马自己的意愿难以达成，等等。
而中国方面，近几年更加走向全球化，这些以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变化，使得中国更加自信。我认为，中方心态的变化没有什么错，对自己国家有信心是好事。但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换位思考。这样全球比较的视野也有益于知道很多中国本身的问题；对外，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相比美中关系眼前一些大小不一的摩擦，我们应建立更多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同时也应看到，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还有很多大背景的变化：不仅有中国在世界地位上的变化；还有一些新型领域的迅速发展，比如科技不断向前、新媒体迅速成长等，这些有时会超越政府的反应速度以及采纳政策的能力。另外，现在全球经济仍不稳定，世界秩序也在重新洗牌；环境、疾病等问题也在不断挑战全人类。这些问题都在考验着“21世纪最重要的”美中双边关系，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期待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也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努力寻求着合作与共赢。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