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命”又作“赐命”，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中 “宾礼”的一种礼仪，始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赐，是古代尊长者对卑幼者，即上对下的赠予；赐命，则是古代帝王赐予臣僚爵位（包括官职）、服饰、车仗、币帛等的赏命，其礼仪即为赐命礼。“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臣僚接受帝王的赏赐，必须要答谢回礼，在礼节上一般以拜礼为主，相对比较简单。“君赐车马，乘以拜。”
　　赐命主要是帝王对臣僚的功绩、功劳、品德以及遇重大庆典时的赏赐。在先秦时期，帝王赐命的物品主要有：“增加其衣服，令有异于诸侯。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即斧）钺，九曰秬鬯（用黑黍、香草酿造的酒），皆所以劝善扶不能。”（图1）所赐的9种物品各有其特定的寓意：“进退有节，行步有度，赐以车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则，赐以衣服，以表其德……其亢阳威武，志在宿卫，赐以斧钺，使得专杀；其孝慈父母，赐以秬鬯，使之祭祀。”先秦时期的“九锡”主要是天子用于表彰诸侯堪为楷模的道德品质和文武才能，这与西周时期建立的礼仪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诸侯受天子赐命，就意味着享有车马、服饰、仪卫、居所以及祭祀等方面的特殊礼遇，或享有专杀征伐等权力。
　　古人将得到帝王的赐命作为一种殊荣备加珍重。商周时期的许多青铜器就是作器者（青铜器主人）为纪念天子赐命而制作的。如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的利簋（图2），就是作器者利在受到周武王赐命后制作的。器内腹底部有4行32字铭文：“斌征商，住（唯）甲党（午）朝，减（越）鼎，克旋（昏），执（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器（阑）自（师），易（锡）又
　　（有）事利金，用作理（檀）公宝蹲（尊）彝。”（图3）这段铭文记载的是“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其中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开始时间即“甲子”日的早晨；铭文还提到7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其驻地赏赐官吏利以铜，利为此深感荣耀，遂将武王赏赐的铜制作了这件簋，以示纪念。这为商周两朝的准确断代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社会，赐命是由上至下的一种赠予，因此帝王赠予臣僚的一切都被冠以“赐”的头衔，如赐官、赐爵、赐田（赐土）、赐宅、赐帛、赐书、赐履（帝王赐予臣僚封地）、赐恤（帝王抚慰死者家属）、赐祭（帝王遣官向亡臣致祭）、赐谥（帝王赐予亡臣谥号）、赐姓（帝王向功臣赐予王朝家姓）、赐复（帝王特恩免除赋税）等。如官吏遇事请假，至假期满仍不能归职，帝王准其续假，则称“赐告”（告，为官吏休假）；帝王设宴款待臣僚，称“赐宴”；筵席上，帝王向臣僚赠酒，亦称“赐酒”；帝王允许官员入座，又称“赐座”。
　　唐宋时期，官员的服装以颜色区分等级：三品以上官员身着紫色公服，四品、五品官员身着绯色（大红）公服，六品以下官员身着绿色公服。自唐高宗始，官员出入皇宫时还需随身佩戴鱼袋，内盛鱼符（武则天时改为龟符）以供查验，避免诈伪。三品以上官员为金饰鱼袋，五品以上官员为银饰鱼袋。皇帝为了表示对某位品级较低官员的尊崇，常“赐紫”或“赐绯”，即赐官服，意为升迁，以示厚爱。后因赐紫过滥，又改以“赐金紫”，即在赐官服的同时又增赐金饰鱼袋，以示区别。武则天时，对都督、刺史等官员的升迁则改以“赐鱼”相称。
　　根据西周礼仪制度的规定，对于帝王的赐命臣僚必须接受。“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但古代帝王赐予臣僚的并非全是奖赏，亦有惩罚，最典型的就是帝王让臣僚去死，仍要冠冕堂皇地称之为“赐死”。唐朝中期，唐玄宗因宠幸贵妃杨玉环而疏于朝政，在奸臣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的专权下，致使国内局势动荡，社会矛盾尖锐，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756年），叛军攻破潼关，长安危在旦夕。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护卫的军队哗变。唐玄宗在处死杨国忠后，军队仍“鼓噪不前”，纷纷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唯恐再耽搁被叛军追上，性命难保，只得赐给杨贵妃一条白色的丝帛，令其自缢。于是，“赐帛”又有了另一重意思，即与“赐死”为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