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13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暨发展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研究院理事会的多位理事,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专家学者,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代表,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副院长袁明主持。
【机 构】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1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10087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暨发展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名誉院长、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研究院理事会的多位理事,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专家学者,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代表,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副院长袁明主持。
其他文献
选举援助是冷战后联合国在“建设和平”领域兴起的一项重要活动。由于参与角色的差异,联合国在冲突后国家的选举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大为不同。联合国的选举援助意在达成两项目标:确保作为和平协议之一部分的大选顺利推进,减少因选举引发的纠纷和暴力冲突;协助冲突后国家建立基本的选举制度并发展其自主的选举能力。为达成这两项目标,联合国主要在三个领域当中发挥重要作用:选举进程的推动、选举暴力的抑制、选举制度的建立及其能力培育。联合国对冲突后国家的选举援助有助于大选的平稳推进及选后的政治转型,对其选举制度的建立和能力培育也能发
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定量研究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与传统定性研究差异明显。研究者在理解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一般状况及其最新进展时,往往存在一些困惑。例如,我们如何看待定量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过程?方法论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的地位是否重要或者有多重要?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有哪些?是否与美国学界面临相同的问题?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存在哪些可能的改进空间?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庞殉教授。庞教授的主要研究
近年来,日本的内外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订《防卫大纲》、增加防卫预算、解禁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等一系列措施,加速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制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借此巩固和强化日美关系。同时,日本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展开地缘政治外交,试图填补美国战略调整造成的权力真空。
近年来,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凸显,成为继“国际关系理论热”之后新的研究重点,战略研究作为本学科知识发展的又一个有力生长点,受到学界广泛重视。本质上,国际战略研究与国家对外关系实践关系密切,又有其特别的学理定位,不同于纯粹的政策研究。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国际战略研究取得哪些进展?当代国际战略研究的创新点是什么?
2010年是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动荡的一年。中国与吉相邻,拥有1011公里的共同边界。吉经历了暴力革命导致政府更迭,而且在南部费尔干纳盆地爆发了血腥的种族冲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没有把保护海外国民纳入外交政策中。缺乏必要的力量,严格坚持不干涉内政政策,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出国的人数非常少,这三方面因素拖延了保护政策的出台。但随着境外旅游和海外工作人数的猛增,这一局面被打破了。2000年只有1000万中国人出境旅游,到2012年,该数字上涨到6000万。中国外交部预计2020年该数字将超过一亿。
下一轮危机随时可能发生,这就要求政府的反应必须非常迅速,能够为其侨民提供有效支援。各国都在努力为未来的危机做准备,所以其他国家的领事援助和预案经验,以及过往处理危机的经验教训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
自冷战结束以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二是苏联解体和东西方对抗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介入他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国家要么正在经历危机、内战或者一段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即我们所称的“失败国家”;要么其当权者或者不同的权力中心大规模地侵犯人权。这类干预最初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现在更多地被国际社会称作“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TP)。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
全球化缩短了国家间的距离,带来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使得外交的价值开始凸显,为外交提供了大放异彩的舞台,同时也成为当前对外交改变最大、最迅速的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改变将持续下去。于是,全球化背景下外交的新变化、新趋势,成为外交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