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5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此前，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这是在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乃至环保灾难的背景之下，党和政府作出的明确表态。
　　把政府目标重新定位到“人民满意”之上，印证着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后，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维系持续健康的增长。
　　30多年前我们设定“增长”的目标（即分三步的三个“翻一番”）也是为了让“人民满意”。那个时候，人民最大的不满意，是生活水平低、经济落后。小平同志出访美国归来，甚至有中国恐因过于落后而被开除地球球籍之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目标设定为快速把经济搞起来，把“增长”作为“人民满意”的代理变量，抓住了重点，产生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使中国由内乱贫弱的状态，转而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人民满意”的内涵并非固定不变。衣食未足，固然以丰衣足食为满意。仓廪既实，则自然会追求更好的环境、更体面的工作、更有尊严的生活。当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不仅看重增长的数量，更要考量增长的质量或代价的阶段。复审“增长”的意义，重返“人民满意”的实质，是新时期调整施政思路的应有之义。
　　人民满意的增长，如今不再是以GDP数据表示的单一目标的增长。
　　它必须符合正义性。制假售假、在食品中加入廉价有毒原料、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偷工减料、偷偷向河流或地下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凡此种种，显然有违正义性的原则。
　　这么做的人，未必都是良知泯灭的反人类者，更多的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在食物中加三聚氰胺的人会因为吃了带苏丹红的鸭蛋而愤愤不平，为一己私利偷排污水的人会为立交桥的非正常倒塌义愤填膺。“人民”正不满意“人民”。
　　然而，这不是“人民”的问题，是社会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人民”在毒害“人民”的时候，那些非正义性对良知的惩罚，被廉价的合法性所取缔了。某品牌的瘦肉精猪肉，只需要支付200元，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检疫而获得动物检疫合格等各种证明。一有“上面”的检查，某些基层政府还会事先通知，以免麻烦。有了这些可靠的背书，“人民”很容易为自己的非正义行为找到“合法性”基础。
　　正义一旦廉价，难免会被践踏。一旦监督缺失，就会滋生假冒伪劣的“合法性”。李克强总理说，不论是污染的状况、食品问题，还是治理和处置的效果，都要公开、透明，让公众、媒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加以监督，这也是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来硬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可谓一语中的。
　　人民满意的增长还必须具有包容性。包容性的要义，不仅在于增长的利益客观上真正惠及了最广大的人民，而且在于社会之中每一个人都主观上相信（并且有可靠的证明手段）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公正的回报。
　　有个故事，讲有位盲人去亲戚家吃饭，席上有一盘烧肉，盲人一筷子夹起全部烧肉，吃完后愤愤不平：“我看不见尚且吃了这么多肉，那些看得见的不知道吃了多少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改善，有的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具备客观的包容性。但一些人就像盲人一样，为自己未能获得公正的回报（或者为别人获得了额外的回报）而不满，表现为增长的主观包容性不足。
　　改善主观包容性，就需要增加社会报偿机制的透明度，尤其是公共职务报偿机制的透明度，让看不见的东西制度化地大白于公众的视野之中。
　　此外，人民满意的增长还需要具备可持续性。在短期业绩、政绩与长期回报之间，应该有一种贴现机制。那些长期中可能造成困难和问题的项目，应该通过这一机制，反映到当前的经营者和执政者的绩效考核之中，并对其个人的事业发展产生持久乃至永久的影响。
　　环境问题当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经济性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进步、经济转型、市场引导都是手段，没有政治决断为后盾，技术和经济手段均难免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