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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著名作家贾平凹经历了一场大喜大悲，悲的是慈母过世，喜的是高票当选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和第十三部长篇小说《高兴》问世。
随着《高兴》的出版，有一个人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他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型刘高兴。春节期间在陕西商洛采访，本刊记者遇到了正在家中过年的刘高兴。
棣花乡贾源村
如今去商州，走西蓝高速，路确实顺畅了许多。不过，车子疾驶几十公里以后，高速路还是断了，不得不继续走312国道。
正月初八，笔者驱车沿着贾平凹《商州初录》中描写的路线一路前行，石头山的阴坡上积雪皑皑，崖壁上的冰凌长长地挂着，而路面却干燥平坦，少了翻越秦岭的恐惧。
车子爬坡下塬，需要不断地变换挡位，水箱的水温就挣着想开锅。车外柏油路白得晃眼，风很大，从暖暖的车里钻出去方便，立马冻得摸不准东西，情急中就憋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穿过一条长一公里的隧道，七扭八拐，黑龙口就到了。几十年过去了，看来在贾平凹笔下的那个黑龙口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多了个加油站和几间简陋的修车铺，公路两边仍旧是“低低搭起的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柿饼、核桃、苹果、栗子、鸡蛋、麻花……”在这冬日的晌午，黑龙口显得冷冷清清，至于馍里还有没有虱子，就难知道哩。随着其它车辆逶迤而行，眨眼工夫，黑龙口这个令人恐怖的地名就被甩在了身后的山旮旯中。
经过商州不进城，沿右手的岔道朝东南方向直行，半个钟头就进入丹凤境内，不久，棣花的牌子就愣生生地悬于半空。
棣花乡有个贾源村，那是贾平凹的故乡，也是他新作笔下高兴的家。下车打探贾源村，路人反方向指点：朝回走两里地，从岔道进村就是。或许是年节当间，整个村子阒然无声，难道农闲季节，连人气也跟着冬眠了?想找个人指认贾、刘二家，愣是找不到一个路人。村中有一小店，店主懒洋洋地用手在空中比划。终于，在只能容一个架子车通行的巷道里，记者找到了贾平凹的家。不知是哪个顽童好事，在斑驳的门扇上用红色粉笔书写：“贾平凹老宅”。
这里其实是贾平凹父亲上世纪60年代盖起的新房，真正的老宅在村子塬下。老宅给了平凹的大伯，现在翻新后住着平凹的叔伯哥哥贾君善。“房子重盖了，不过房梁和椽还是老宅过去的。”贾君善说。君善一家极热情，进门不吃饭就别想离去。屋后有棵壮树，据说平凹笔下的那块丑石就在树下，但遗憾的是如今被沙石掩埋着，难得目睹。君善说，年三十平凹回村祭奠父母时来他家坐了坐，随后就回西安了。
料想贾平凹不会在棣花，此次来访一是想感染贾氏的文气，二是奔刘高兴而来。从平凹家顺道而下，落差有一院房高，下面第一个院落就是高兴的家。院子地面上晒满了中药板蓝根，一只怀孕的土狗耷拉着肮脏的乳房晒着太阳。
高兴的媳妇小巧活泛，自始至终绽着笑。屋里昏暗，便显得更加凌乱，高高的板柜上矗着从城里拾来的两个一米高的音箱，显得突兀而又滑稽，据说根本是摆设，从没叫唤过，一侧墙上悬着三个老式相框，里面有不少高兴和贾平凹的照片，下面张贴着一些媒体对刘高兴的报道。
媳妇找来高兴的名片，说他不知上谁家串门了，让记者给他打电话，但电话关机，媳妇便说自己去找。
等高兴等得无聊，翻弄起他的名片。名片印制得很蹩脚，图片色彩晦暗，只有“39所煤店刘高兴负责人”几个字还算耐看。仔细端详后发现，原来照片上的两人是刘高兴和贾平凹。
现实中的高兴
“坐坐坐，我就是高兴。”一进院门，高兴就高声招呼起来。他背着陕南的那种背篓，言说去地里采摘板蓝根了，新买的手机由于不会用(事前他媳妇说，可能是欠费停机了)，所以大多数时间处于关机状态。高兴的个子一米七八，偏瘦，但精神头不错，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要让人看得起的神态。
高兴原名刘书祯，1951年生，比贾平凹大一岁，由于两家沾点亲，幼年同住在一个院里。1971年，高兴当兵远走东北，贾平凹则到西安上了大学，“从此俺俩各奔东西，命运也从此天上地下。”高兴打趣地说，“如今他成了著名作家，我成了拾破烂的”。
在高兴当兵的5年里，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高兴复员回来，首先去找的人是已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贾平凹。“我们一起去逛钟楼，谝少年时代的趣事轶闻。后来我回到棣花，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这之后的高兴就如贾平凹所说的：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2002年，五十岁出头的高兴追随儿子到了西安，和儿子一起蹬三轮车卖煤。然而父子俩总是尿不到一壶，高兴就只身捡起了破烂，“拾破烂没有技术含量，立竿见影，当天就能兑换成现金糊口，比要饭体面多哩!”
据高兴讲，他这一辈属高字辈，由于在棣花的生活一直过得惜惶，知天命之年他进城后决定改名，为图吉利遂叫了刘高兴。2004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里面的人物原型中就有他们一家四口，文中总耷拉着黄鼻涕的书正即是高兴。《秦腔》问世之前，高兴就在西安了，有一天他辗转找到了贾平凹的家，说自己现在改名叫刘高兴了，并述说自己在西安拾了几年破烂。谝闲传中，贾平凹萌生了要以高兴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的欲望，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贾平凹写作《高兴》的当间，高兴也动了要写贾平凹的念头，而且说写真就写了，短短两个月写出了一部3万字的《我与平》(平是村民们对贾平凹的昵称)书稿。虽说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评说高兴的文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式的，错别字很多，但过去的事写得活灵活现……写这样的文字发表肯定是不行的，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写了只能是一种浪费精力和时间，可我能让他不写吗?”高兴却不以为然，他说：“说实话，我自小就喜欢写，只是命运剥夺了我童年的梦想。写书并不难，咱有生活，过去的事烧成灰都遗不了。难就难在文字还得锤炼，没有平写的吸引人，如果有人给咱发表，我会写出更精彩的东西。”高兴自认为在学校那会儿功课比平凹好，“俺班上的黑板报都是俺俩给办的。”用高兴的话说：俺俩是两块同样的瓷砖，只不过命运把平贴到了灶台上，把咱贴到了厕所里。
高兴言语幽默，说话不假思索，怪话趣语里透着不羁的智慧和桀骜，他谝闲中的惊人之语，往往被默不作声的平凹“偷”了去，写进了书里，比如他说过：“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目前就连他这个五十多岁的人都进城打工了。平凹称高兴为：嘴儿匠。
高兴也有烦恼
高兴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自言和平凹是发小，理当平起平坐，“作協主席 是他的职务，就像我是煤店的负责人一样，私下里我们永远是兄弟。”但他也笑着透露，自己小学时高平凹一级，到了初中留级与平凹成了同班同学。高兴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在商州成了家，过着自家的日子，所以见面的次数很少。高兴自打到了西安，把媳妇也接到了城里，做着一份保姆的工作。据说他媳妇的饭量大，第一家主顾只好让其走人，现在在另一家照顾着一个孤寡婆婆，管吃管住月工资在千元，不比高兴挣得少。
或许是受了贾平凹以文字赚钱的感染，高兴也尝试起舞文弄墨，家里的墙上贴着不少他的墨迹，其中抄录贾平凹的《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最为引人注目，但字还处于认得出的范畴。有一年春节， 他为家里写了一副对联：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虽不工整，却趣味盎然，骨子里透着黑色幽默，据说此联得到过贾平凹的好评。也许是为了表示对贾母逝去的孝道，今年春节，高兴用黄纸写了一副对联：日照华堂添富贵，春临吉宅求平安。此联为他人之作，但横批却出自高兴之手：高兴人家。
表面上看，高兴是个苦中作乐的主，但骨子里他也有剪不断的烦恼，因为他是个正常人，正常人就有正常的期望和梦想，正如贾平凹笔下高兴的自述：“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高兴自言在城里有吃有喝有的看，没啥不快乐的。他想不 通城里人住好房，开好车，吃穿挑剔，咋还有烦恼?现实中，将无所谓作为口头禅的高兴也有所谓，也有烦恼。“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高兴自我评价。自打写了《我与平》后，他向记者坦言，“脑 子好像一下子空泛了，不知道该写啥哩?”
记者劝他不要着急，平凹构思要比写作时间长得多，有感动才能有文章，你比平凹强多哩，平凹初写小说时屡遭退稿，无奈让编辑稿子不用就丢进纸篓，别再退稿到学校让他难堪。而你刚写出的文章就有人追着为你发表，这都是平凹为你犁好了地，你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没错，没错。”高兴听了很得意，言说他 下半辈子的期望和奋斗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像平凹一样不愁吃喝写文章。他翻出了《瞭望周刊》递过来，脸上透着狡狯的自豪，那上面节选发表了他的《我与平》。
贾平凹的《高兴》
曾记得2005年贾平凹在《秦腔》出版后放言：近几年不会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但会多写些散文。没想到，两年里他竟又写成了一部35万字的长篇《高兴》。该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以及高兴与之发生恋情的妓女孟荑纯之间的感情纠葛。孟荑纯与刘高兴虽产生了爱情，但他俩注定是两根延展的铁轨，永远不可能交合。
故事里高兴说：“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 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这种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自我解嘲心理，使高興表面彰显出一股子乐天情怀，但他内心的痛苦谁人知晓，这或许就是人的双重性格。他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肾脏在韦达的身体里活着，把韦达当成了兄弟和朋友，亲如自己的身体。但后来当他获知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失望便像潮水般袭来。这寓意着高兴这个来自农村的拾荒者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而这座城市对拾荒者命运的忽视也无法改变。正如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黄八所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 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呢?”
穷则思变，凄惨的命运迫使社会底层的人寄希望于大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现有处境，贫富的日益扩大，不公平的社会现状撞击着他们脆弱的神经。从这一意义上说，刘高兴在小说中扮演着拾荒者们的精神领袖角色，他智慧风趣，幽默狡黠，且具有超常的生存韧性，时刻想着改变现状，让命运的船头调转方向。他耽于幻想，极富田园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面前却又无能为力，内心充满了切肤的伤痛与落寞的悲凉。他感叹：“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如今，只要我们出门，在那些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每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在那里为生存而挣扎，为明天的尊严而打拼。在这个差距越拉越大的世界里，他们把尊严掖在裤裆里，干着城市人不愿干的营生，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能否换来美丽的梦想?
《高兴》中的高兴说：“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现实中的高兴也是如此，他希望在拾破烂的过程中，能够拾回童年的梦想。已过半百的刘高兴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对未来满怀冀望“我要积极地面对生活，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下去。”
随着《高兴》的出版，有一个人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他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型刘高兴。春节期间在陕西商洛采访，本刊记者遇到了正在家中过年的刘高兴。
棣花乡贾源村
如今去商州，走西蓝高速，路确实顺畅了许多。不过，车子疾驶几十公里以后，高速路还是断了，不得不继续走312国道。
正月初八，笔者驱车沿着贾平凹《商州初录》中描写的路线一路前行，石头山的阴坡上积雪皑皑，崖壁上的冰凌长长地挂着，而路面却干燥平坦，少了翻越秦岭的恐惧。
车子爬坡下塬，需要不断地变换挡位，水箱的水温就挣着想开锅。车外柏油路白得晃眼，风很大，从暖暖的车里钻出去方便，立马冻得摸不准东西，情急中就憋出一身的鸡皮疙瘩。
穿过一条长一公里的隧道，七扭八拐，黑龙口就到了。几十年过去了，看来在贾平凹笔下的那个黑龙口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多了个加油站和几间简陋的修车铺，公路两边仍旧是“低低搭起的十多处小棚，有饭馆、茶铺，油粉摊，豆腐担、柿饼、核桃、苹果、栗子、鸡蛋、麻花……”在这冬日的晌午，黑龙口显得冷冷清清，至于馍里还有没有虱子，就难知道哩。随着其它车辆逶迤而行，眨眼工夫，黑龙口这个令人恐怖的地名就被甩在了身后的山旮旯中。
经过商州不进城，沿右手的岔道朝东南方向直行，半个钟头就进入丹凤境内，不久，棣花的牌子就愣生生地悬于半空。
棣花乡有个贾源村，那是贾平凹的故乡，也是他新作笔下高兴的家。下车打探贾源村，路人反方向指点：朝回走两里地，从岔道进村就是。或许是年节当间，整个村子阒然无声，难道农闲季节，连人气也跟着冬眠了?想找个人指认贾、刘二家，愣是找不到一个路人。村中有一小店，店主懒洋洋地用手在空中比划。终于，在只能容一个架子车通行的巷道里，记者找到了贾平凹的家。不知是哪个顽童好事，在斑驳的门扇上用红色粉笔书写：“贾平凹老宅”。
这里其实是贾平凹父亲上世纪60年代盖起的新房，真正的老宅在村子塬下。老宅给了平凹的大伯，现在翻新后住着平凹的叔伯哥哥贾君善。“房子重盖了，不过房梁和椽还是老宅过去的。”贾君善说。君善一家极热情，进门不吃饭就别想离去。屋后有棵壮树，据说平凹笔下的那块丑石就在树下，但遗憾的是如今被沙石掩埋着，难得目睹。君善说，年三十平凹回村祭奠父母时来他家坐了坐，随后就回西安了。
料想贾平凹不会在棣花，此次来访一是想感染贾氏的文气，二是奔刘高兴而来。从平凹家顺道而下，落差有一院房高，下面第一个院落就是高兴的家。院子地面上晒满了中药板蓝根，一只怀孕的土狗耷拉着肮脏的乳房晒着太阳。
高兴的媳妇小巧活泛，自始至终绽着笑。屋里昏暗，便显得更加凌乱，高高的板柜上矗着从城里拾来的两个一米高的音箱，显得突兀而又滑稽，据说根本是摆设，从没叫唤过，一侧墙上悬着三个老式相框，里面有不少高兴和贾平凹的照片，下面张贴着一些媒体对刘高兴的报道。
媳妇找来高兴的名片，说他不知上谁家串门了，让记者给他打电话，但电话关机，媳妇便说自己去找。
等高兴等得无聊，翻弄起他的名片。名片印制得很蹩脚，图片色彩晦暗，只有“39所煤店刘高兴负责人”几个字还算耐看。仔细端详后发现，原来照片上的两人是刘高兴和贾平凹。
现实中的高兴
“坐坐坐，我就是高兴。”一进院门，高兴就高声招呼起来。他背着陕南的那种背篓，言说去地里采摘板蓝根了，新买的手机由于不会用(事前他媳妇说，可能是欠费停机了)，所以大多数时间处于关机状态。高兴的个子一米七八，偏瘦，但精神头不错，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要让人看得起的神态。
高兴原名刘书祯，1951年生，比贾平凹大一岁，由于两家沾点亲，幼年同住在一个院里。1971年，高兴当兵远走东北，贾平凹则到西安上了大学，“从此俺俩各奔东西，命运也从此天上地下。”高兴打趣地说，“如今他成了著名作家，我成了拾破烂的”。
在高兴当兵的5年里，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高兴复员回来，首先去找的人是已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贾平凹。“我们一起去逛钟楼，谝少年时代的趣事轶闻。后来我回到棣花，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这之后的高兴就如贾平凹所说的：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2002年，五十岁出头的高兴追随儿子到了西安，和儿子一起蹬三轮车卖煤。然而父子俩总是尿不到一壶，高兴就只身捡起了破烂，“拾破烂没有技术含量，立竿见影，当天就能兑换成现金糊口，比要饭体面多哩!”
据高兴讲，他这一辈属高字辈，由于在棣花的生活一直过得惜惶，知天命之年他进城后决定改名，为图吉利遂叫了刘高兴。2004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里面的人物原型中就有他们一家四口，文中总耷拉着黄鼻涕的书正即是高兴。《秦腔》问世之前，高兴就在西安了，有一天他辗转找到了贾平凹的家，说自己现在改名叫刘高兴了，并述说自己在西安拾了几年破烂。谝闲传中，贾平凹萌生了要以高兴为原型写一部小说的欲望，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贾平凹写作《高兴》的当间，高兴也动了要写贾平凹的念头，而且说写真就写了，短短两个月写出了一部3万字的《我与平》(平是村民们对贾平凹的昵称)书稿。虽说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评说高兴的文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式的，错别字很多，但过去的事写得活灵活现……写这样的文字发表肯定是不行的，他在那样的条件下写了只能是一种浪费精力和时间，可我能让他不写吗?”高兴却不以为然，他说：“说实话，我自小就喜欢写，只是命运剥夺了我童年的梦想。写书并不难，咱有生活，过去的事烧成灰都遗不了。难就难在文字还得锤炼，没有平写的吸引人，如果有人给咱发表，我会写出更精彩的东西。”高兴自认为在学校那会儿功课比平凹好，“俺班上的黑板报都是俺俩给办的。”用高兴的话说：俺俩是两块同样的瓷砖，只不过命运把平贴到了灶台上，把咱贴到了厕所里。
高兴言语幽默，说话不假思索，怪话趣语里透着不羁的智慧和桀骜，他谝闲中的惊人之语，往往被默不作声的平凹“偷”了去，写进了书里，比如他说过：“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民给城里生娃哩。”目前就连他这个五十多岁的人都进城打工了。平凹称高兴为：嘴儿匠。
高兴也有烦恼
高兴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自言和平凹是发小，理当平起平坐，“作協主席 是他的职务，就像我是煤店的负责人一样，私下里我们永远是兄弟。”但他也笑着透露，自己小学时高平凹一级，到了初中留级与平凹成了同班同学。高兴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在商州成了家，过着自家的日子，所以见面的次数很少。高兴自打到了西安，把媳妇也接到了城里，做着一份保姆的工作。据说他媳妇的饭量大，第一家主顾只好让其走人，现在在另一家照顾着一个孤寡婆婆，管吃管住月工资在千元，不比高兴挣得少。
或许是受了贾平凹以文字赚钱的感染，高兴也尝试起舞文弄墨，家里的墙上贴着不少他的墨迹，其中抄录贾平凹的《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最为引人注目，但字还处于认得出的范畴。有一年春节， 他为家里写了一副对联：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闭眼都在黑黑就睡美。虽不工整，却趣味盎然，骨子里透着黑色幽默，据说此联得到过贾平凹的好评。也许是为了表示对贾母逝去的孝道，今年春节，高兴用黄纸写了一副对联：日照华堂添富贵，春临吉宅求平安。此联为他人之作，但横批却出自高兴之手：高兴人家。
表面上看，高兴是个苦中作乐的主，但骨子里他也有剪不断的烦恼，因为他是个正常人，正常人就有正常的期望和梦想，正如贾平凹笔下高兴的自述：“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高兴自言在城里有吃有喝有的看，没啥不快乐的。他想不 通城里人住好房，开好车，吃穿挑剔，咋还有烦恼?现实中，将无所谓作为口头禅的高兴也有所谓，也有烦恼。“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高兴自我评价。自打写了《我与平》后，他向记者坦言，“脑 子好像一下子空泛了，不知道该写啥哩?”
记者劝他不要着急，平凹构思要比写作时间长得多，有感动才能有文章，你比平凹强多哩，平凹初写小说时屡遭退稿，无奈让编辑稿子不用就丢进纸篓，别再退稿到学校让他难堪。而你刚写出的文章就有人追着为你发表，这都是平凹为你犁好了地，你只要播种就会有收获。“没错，没错。”高兴听了很得意，言说他 下半辈子的期望和奋斗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像平凹一样不愁吃喝写文章。他翻出了《瞭望周刊》递过来，脸上透着狡狯的自豪，那上面节选发表了他的《我与平》。
贾平凹的《高兴》
曾记得2005年贾平凹在《秦腔》出版后放言：近几年不会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但会多写些散文。没想到，两年里他竟又写成了一部35万字的长篇《高兴》。该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以及高兴与之发生恋情的妓女孟荑纯之间的感情纠葛。孟荑纯与刘高兴虽产生了爱情，但他俩注定是两根延展的铁轨，永远不可能交合。
故事里高兴说：“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 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这种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的自我解嘲心理，使高興表面彰显出一股子乐天情怀，但他内心的痛苦谁人知晓，这或许就是人的双重性格。他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肾脏在韦达的身体里活着，把韦达当成了兄弟和朋友，亲如自己的身体。但后来当他获知韦达换的是肝，而不是肾，失望便像潮水般袭来。这寓意着高兴这个来自农村的拾荒者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而这座城市对拾荒者命运的忽视也无法改变。正如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黄八所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 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呢?”
穷则思变，凄惨的命运迫使社会底层的人寄希望于大运动来改变他们的现有处境，贫富的日益扩大，不公平的社会现状撞击着他们脆弱的神经。从这一意义上说，刘高兴在小说中扮演着拾荒者们的精神领袖角色，他智慧风趣，幽默狡黠，且具有超常的生存韧性，时刻想着改变现状，让命运的船头调转方向。他耽于幻想，极富田园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面前却又无能为力，内心充满了切肤的伤痛与落寞的悲凉。他感叹：“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如今，只要我们出门，在那些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每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在那里为生存而挣扎，为明天的尊严而打拼。在这个差距越拉越大的世界里，他们把尊严掖在裤裆里，干着城市人不愿干的营生，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在哪里?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能否换来美丽的梦想?
《高兴》中的高兴说：“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现实中的高兴也是如此，他希望在拾破烂的过程中，能够拾回童年的梦想。已过半百的刘高兴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对未来满怀冀望“我要积极地面对生活，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