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那是个奇怪的夏天，早稻没有一点成熟的迹象，燥热的空气把隐藏在人心深处的欲望一点点蒸发出来。暑假一开始，我就和父母吵嚷了起来：“我要出门打工，我要出去挣钱！”
但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
恰好此时，二叔从北京回来了。在我们村，不知道美国总统的人多，但不知道我二叔的恐怕没几个。据说他在北京干的是什么“文化事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了大财，正准备买房子。
听父母说了我的事后，他笑眯眯地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北京玩儿，可以顺便帮他招呼一下生意，而且还可以挣到下个学期的学费。
父母这才放下了心，说：“去吧，去吧！”
两天后，16岁的我欢呼着，跟着二叔乘着轰隆隆的列车到了北京。第二天，二叔就用新衣服新鞋子将我包装了起来，而且再三叮咛：“只要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人能看出你是外地人。”
当时我感觉很奇怪：我是不是外地人，和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吃完早饭，二叔从床底下掏出三十几本书，装满了一个书包，说：“你跟着我们走就行了，到小街上以后，找个地方闲坐或随意逛逛，我跟你二婶需要的话就去你那儿拿书。”
接过书来，我顿时面红耳赤，不是子曰书云，不是计算机、管理、财经……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畅销书，封面上的女人露着纤细圆润的腰肢和黑色的内衣，还有印刷粗糙的暧昧文字，中学的语文课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词，但我知道，这叫“风情万种”。
二叔笑了，说：“你懂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畅销书！你别看有些人一本正经的样子，其实满脑子都乱糟糟的……”
原来这就是二叔的“文化事业”呀！
2
二叔的生意非常红火，每天早晨都背满满两包出去，有时候还要我坐地铁回去再拿一些。同时二叔还在“秘密”地跑书店和书摊的“业务”，每天至少也能有500元的收入。
我一天比一天更清楚那些书是什么玩意儿，更清楚贩卖那些书是违法行为，可我却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别说是在10年前，就是在现在，10元面额也算得上是大票了。
我开始不满足二叔许诺的一个暑假500元的“工资”了。趁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对二叔说，我要单干。我想，这么简单的“文化事业”，又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单枪匹马也能干！
虽然他们舍不得失去我这个“得力助手”，但也无可奈何。第二天，我便以进价从二叔手里赊了25本书，与二婶一起到一条小街上去卖。像江湖人物选码头一样，我选了一个商店的门柱，从包里拿出3本书站着，“买卖”便开张了。 我的心飘飘忽忽的，就像天边的云，即将赚钱的快感几乎把我捧到了云端。但是，本能的恐惧又让我的心跳不断地加速。
第一位顾客终于来了。他二十五六岁，看上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定价是120港币。
“20元。”他不肯让步。
“45元。”我坚持着，并做成了自己第一笔“生意”。
我收钱时还乐呵呵地对他说一句“欢迎下次再来”。
咦，好像有点儿不对，周围的摊贩们突然都人仰马翻，我也拔腿要溜，胳膊却被两只大手牢牢地摁住了。两个小时后，我被送进了看守所。警察叔叔惋惜地看着我：“16岁，这么小就出来卖‘黄书’，你家里人呢？”
保护二叔的念头立即窜到了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撒谎说：“这事儿我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是为了挣点儿学费。”
因为不满18岁，身边又没有监护人，他们没让我交罚款，只给了我一纸通知：行政拘留15天。
3
15天，在家时15天一晃就过去了——去田埂里抓萤火虫，或者在家门口打枣子，但看守所里的日子对于我这个性格活泼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我把15天分成了5份儿，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地数着日子过，每一天的每一个时间段我都在祈祷着同样一件事，那就是能够快点过完这15天，早一点走出这堵高墙。因为没有换洗的衣服，我只能穿着长裤洗短裤，穿着短裤洗长裤，有时还不得不穿着湿漉漉的裤子打扫监号的卫生。
15天以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二叔租住的房子。门锁着。房东老太太告诉我，二叔夫妇早就回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失望地打开门，屋子里的陈设依旧。我绝望地坐到床上，对着他们仓皇逃窜时没来得及收拾的十多本“畅销书”发呆。
当晚，我便登上了回乡的火车。我终于还是狼狈地回来了，出门时自认为是个无所畏惧的勇士，可回来时，我又算什么呢？我是曾经和小偷、小痞子们在一个铁窗下熬过的人，他们都管我叫“倒黄书的人”。
我的第一次“远征”，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我特意看了看家门前的稻子，它们都还没有成熟，绿油油的一片，就像我那颗青涩的心。
16岁的我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光荣和勇敢，就想当然地把出门闯荡看成一种光荣，把“卖黄书”看成一种勇敢。其实，打工挣钱远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一直都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那个“远征”的夏天，刚一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我就恨恨地扔掉了那张行政拘留通知单，因为我不想在自己的记忆里有那么一段苦涩而又难堪的时光。
然而时至今日，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在每一个孤独无助的夜晚，每当我因生活所迫心生邪念时，那张在想象之中也许已经发黄的通知单便会清晰地飘浮在我的眼前，它会冷俊地提醒我：10年前的那个暑假，你在北京游弋了32天，东张西望地卖了几本“黄书”，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看守所里熬了15天。
于是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忘不了这件事了。我把它记录下来，并打算永远铭刻在心，让它永远监视着我成长！
编辑/申冬梅
那是个奇怪的夏天，早稻没有一点成熟的迹象，燥热的空气把隐藏在人心深处的欲望一点点蒸发出来。暑假一开始，我就和父母吵嚷了起来：“我要出门打工，我要出去挣钱！”
但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
恰好此时，二叔从北京回来了。在我们村，不知道美国总统的人多，但不知道我二叔的恐怕没几个。据说他在北京干的是什么“文化事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了大财，正准备买房子。
听父母说了我的事后，他笑眯眯地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北京玩儿，可以顺便帮他招呼一下生意，而且还可以挣到下个学期的学费。
父母这才放下了心，说：“去吧，去吧！”
两天后，16岁的我欢呼着，跟着二叔乘着轰隆隆的列车到了北京。第二天，二叔就用新衣服新鞋子将我包装了起来，而且再三叮咛：“只要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人能看出你是外地人。”
当时我感觉很奇怪：我是不是外地人，和做生意有什么关系呢？吃完早饭，二叔从床底下掏出三十几本书，装满了一个书包，说：“你跟着我们走就行了，到小街上以后，找个地方闲坐或随意逛逛，我跟你二婶需要的话就去你那儿拿书。”
接过书来，我顿时面红耳赤，不是子曰书云，不是计算机、管理、财经……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畅销书，封面上的女人露着纤细圆润的腰肢和黑色的内衣，还有印刷粗糙的暧昧文字，中学的语文课本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词，但我知道，这叫“风情万种”。
二叔笑了，说：“你懂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畅销书！你别看有些人一本正经的样子，其实满脑子都乱糟糟的……”
原来这就是二叔的“文化事业”呀！
2
二叔的生意非常红火，每天早晨都背满满两包出去，有时候还要我坐地铁回去再拿一些。同时二叔还在“秘密”地跑书店和书摊的“业务”，每天至少也能有500元的收入。
我一天比一天更清楚那些书是什么玩意儿，更清楚贩卖那些书是违法行为，可我却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别说是在10年前，就是在现在，10元面额也算得上是大票了。
我开始不满足二叔许诺的一个暑假500元的“工资”了。趁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对二叔说，我要单干。我想，这么简单的“文化事业”，又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单枪匹马也能干！
虽然他们舍不得失去我这个“得力助手”，但也无可奈何。第二天，我便以进价从二叔手里赊了25本书，与二婶一起到一条小街上去卖。像江湖人物选码头一样，我选了一个商店的门柱，从包里拿出3本书站着，“买卖”便开张了。 我的心飘飘忽忽的，就像天边的云，即将赚钱的快感几乎把我捧到了云端。但是，本能的恐惧又让我的心跳不断地加速。
第一位顾客终于来了。他二十五六岁，看上了一本薄薄的书。书的定价是120港币。
“20元。”他不肯让步。
“45元。”我坚持着，并做成了自己第一笔“生意”。
我收钱时还乐呵呵地对他说一句“欢迎下次再来”。
咦，好像有点儿不对，周围的摊贩们突然都人仰马翻，我也拔腿要溜，胳膊却被两只大手牢牢地摁住了。两个小时后，我被送进了看守所。警察叔叔惋惜地看着我：“16岁，这么小就出来卖‘黄书’，你家里人呢？”
保护二叔的念头立即窜到了我的脑海里，于是我撒谎说：“这事儿我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是为了挣点儿学费。”
因为不满18岁，身边又没有监护人，他们没让我交罚款，只给了我一纸通知：行政拘留15天。
3
15天，在家时15天一晃就过去了——去田埂里抓萤火虫，或者在家门口打枣子，但看守所里的日子对于我这个性格活泼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我把15天分成了5份儿，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地数着日子过，每一天的每一个时间段我都在祈祷着同样一件事，那就是能够快点过完这15天，早一点走出这堵高墙。因为没有换洗的衣服，我只能穿着长裤洗短裤，穿着短裤洗长裤，有时还不得不穿着湿漉漉的裤子打扫监号的卫生。
15天以后，我终于又回到了二叔租住的房子。门锁着。房东老太太告诉我，二叔夫妇早就回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失望地打开门，屋子里的陈设依旧。我绝望地坐到床上，对着他们仓皇逃窜时没来得及收拾的十多本“畅销书”发呆。
当晚，我便登上了回乡的火车。我终于还是狼狈地回来了，出门时自认为是个无所畏惧的勇士，可回来时，我又算什么呢？我是曾经和小偷、小痞子们在一个铁窗下熬过的人，他们都管我叫“倒黄书的人”。
我的第一次“远征”，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我特意看了看家门前的稻子，它们都还没有成熟，绿油油的一片，就像我那颗青涩的心。
16岁的我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光荣和勇敢，就想当然地把出门闯荡看成一种光荣，把“卖黄书”看成一种勇敢。其实，打工挣钱远远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一直都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那个“远征”的夏天，刚一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我就恨恨地扔掉了那张行政拘留通知单，因为我不想在自己的记忆里有那么一段苦涩而又难堪的时光。
然而时至今日，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在每一个孤独无助的夜晚，每当我因生活所迫心生邪念时，那张在想象之中也许已经发黄的通知单便会清晰地飘浮在我的眼前，它会冷俊地提醒我：10年前的那个暑假，你在北京游弋了32天，东张西望地卖了几本“黄书”，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看守所里熬了15天。
于是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忘不了这件事了。我把它记录下来，并打算永远铭刻在心，让它永远监视着我成长！
编辑/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