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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要从一个电话说起……那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在阅卷室接待着一名当事人查阅案卷，这时导诉台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我有人调卷。
“您好，请问您知道案号吗？”我问道。
“什么案号？我不知道。”
“那您告诉我是哪年的，什么案子？”
“好像是五几年的，离婚的案子。”
“当事人本人来了吗？”
“这是我母亲的案子，她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您告诉我您母亲和对方当事人的名字？”
“我的母亲叫生某，对方好像叫赵某。”
“请您稍等，在您前面还有一位调卷当事人，给他办理完毕，我就出去接待您。”放下电话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人呢？怎么会连自己父亲的名字都不确定。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手上的工作一刻不停。
接待完正在调卷的当事人，我就通过查询系统查找历史档案，可是查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怕外面的当事人等急了，我就赶忙到南大厅将当事人带到阅卷室，细细询问。
“您好，刚才通过您说的姓名，查询档案系统，我查不到您说的案卷。所以需要您给我更多的资料，我才能帮您查找，您再想想具体是哪年的？”
“我母亲的这个案子我具体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您给我点时间，听我慢慢跟您说。”当时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十一点三十分，看到他真诚的样子，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的母亲生前是咱们区王平村的干部，她在1951年生下了我的姐姐，之后和第一任丈夫离婚了，姐姐由我母亲抚养，也就是我今天需要调的这份判决书。过了几年，我的母亲认识了我的亲生父亲，和我父亲结婚后生下了我的哥哥和我。但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也离婚了，我的哥哥由爷爷奶奶抚养，随父姓，而我和姐姐由我母亲抚养，改随母姓。通过区档案局，我查找到了我父母的离婚判决书，但我查不到我母亲第一次婚姻的判决书。我的哥哥已经在美国定居三十余年，他希望我和姐姐也可以移民过去，和他在美国生活，现在美国的一个办事机构需要一个手续，证明我姐姐和我哥哥的同母异父关系。”
听完了他的讲述，我知道这份判决书对他的意义重大，拿起他母亲第二段婚姻的离婚判决书，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其中提到，他的母亲和父亲于1954年结婚，“您确定您的母亲是在生下您姐姐后不久就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的吗？”我问道。
“是的。”
“通过您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判决书和你的陈述，您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判决书应当是在1951年到1954年之间，我从电脑上再帮您查查。”
通过档案系统的检索和扫描室电脑里的扫描原件搜索，我都没有找到这个案件，而且很奇怪的是电脑里竟然没有1950年到1954年的案卷材料。
这时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了中午十二点。刚才给这位当事人做阅卷身份登记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家住在东直门，大老远地来一趟不容易，我是真心想帮他找到这份判决书。
可是作为一名档案室的新人，我已经穷尽了自己的查卷方法。正在苦无办法之际，我看到中午下班经过阅卷室的老档案员老李，他不仅是我院的“元老级”法官，也是档案室的“百科全书”，工作上有什么不明白地问他准没错，此时我的心情就像阴霾的天空中透出的一米阳光。
我把当事人的情况简单地向老李陈述了一遍，老李看了看焦急的当事人，对他说，“您也别太着急了，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现在电脑上查不到您需要的判决书，我们会用最原始的索引卡片查找您的案件，请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也把我办公室的电话写给您，一旦查到判决书，我们会立刻给您回复，今天您就先回去吧，大中午的，先去吃饭吧！”当事人得到答复后满面愁容地离开了法院。
待当事人走后，我问老李，“您说他这判决书能找到吗？连年份都没有，而且我的电脑里还没有1950年到1954年的卷宗。不是院里所有的卷宗都经过扫描存入电脑了吗？”
老李说：“晓爽，你刚来，从前也没碰到过当事人调取年代这么久远的卷宗，但你只需要明确一点，就是只要能确定案子是在咱们院审的，卷宗就一定可以找到。但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段的卷宗，前几年我院销毁过一批。”一听到这儿，我刚露阳光的心情又乌云密布了。老李又接着说：“但是……虽然卷宗销毁了，但判决书一般都有所保留，你尽力去查查吧。”此时我心中希望的小火苗又燃烧了起来。
由于当天下午阅卷的其他当事人较多，直到第二天上班我才有时间仔细查找这份尘封的档案。
1951年到1954年期间，我院审理的案卷说多不多，但说少也不少，在档案室陈少忠的指导下，我第一次学会使用卡片查找案件。看着那一排排落满尘土的有些掉漆的绿铁皮柜子，我知道它承载着当事人的希望。那小小的发黄卡片，以当事人的姓氏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分门别类，由于当事人姓氏并不多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翻查，我才查到了这个案件，编号为：1952年民判字第76号。我给自己暗暗鼓劲，找到了案号，就离找到判决书不远了。
我院的档案库有两个，一个是存放1980年以后的卷宗的大档案库，也就是现在我经常可以去查卷的档案库。还有一个是存放1980年以前卷宗的小档案库，要不是因为这次当事人调卷，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一进入小档案库，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昏暗，也许是档案柜太多、太高，挡住了灯光；也许是因为来存取卷宗的人太少，缺少了人气；我顿时就感到卷入了历史的漩涡。档案库内都是清一色的旧式绿色铁皮柜子，柜门上的卡片槽内手写着卷宗的年份，通过之前查找到的案号，我一排一排地检索着卷宗的年份，二十分钟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九五二”四个大字，心中为之一振。我快速地打开柜子，将1952年有关的四大本卷宗判决书全都抱出来。
小心地打开第一本法律文书档案，秀气的字体浮现在我的面前，当年的判决书都是手工刻写蜡纸印刷，要不是身上还肩负着为当事人查找判决书的重任，我还真想把每一份判决书都细细研读，把每一个字都认真看一遍。尽管当年所有判决书都已衬纸，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翻查着，伏案细查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查到了76号判决书，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待我小心翼翼地将发黄发旧的判决书复印后，便立刻联系了该名当事人。他见到我后，止不住地道谢，“真是太感谢您了，辛苦您了，没想到六十多年前的判决书，您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找到了，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这份判决书连我姐姐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可以办理移民手续了。之前我从来没和法院打过交道，总是觉得法官是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没想到你们真的和新闻报道的一样亲民、为民，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太感谢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字迹已经看不太清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我又将判决书反复复印了三四次，这期间他又跟我聊起了他母亲的生平……
这次的调卷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对档案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送走当事人后，抚摸着厚重的历史卷宗，我陷入了沉思。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就案件的本身辨法析理，看到的只是当事人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我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打开尘封的卷宗，透过这两份判决书，我看到了调卷当事人母亲坎坷的一生，看到了他的儿子、孙子是如何的自强不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一本本落上尘土的卷宗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纸张，而是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将案件事实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面前。通过这次的调卷，我看到了档案尘封的历史，看到了它的价值所在，作为保存历史的“兰台人”，我感到了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您好，请问您知道案号吗？”我问道。
“什么案号？我不知道。”
“那您告诉我是哪年的，什么案子？”
“好像是五几年的，离婚的案子。”
“当事人本人来了吗？”
“这是我母亲的案子，她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您告诉我您母亲和对方当事人的名字？”
“我的母亲叫生某，对方好像叫赵某。”
“请您稍等，在您前面还有一位调卷当事人，给他办理完毕，我就出去接待您。”放下电话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人呢？怎么会连自己父亲的名字都不确定。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手上的工作一刻不停。
接待完正在调卷的当事人，我就通过查询系统查找历史档案，可是查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怕外面的当事人等急了，我就赶忙到南大厅将当事人带到阅卷室，细细询问。
“您好，刚才通过您说的姓名，查询档案系统，我查不到您说的案卷。所以需要您给我更多的资料，我才能帮您查找，您再想想具体是哪年的？”
“我母亲的这个案子我具体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您给我点时间，听我慢慢跟您说。”当时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十一点三十分，看到他真诚的样子，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的母亲生前是咱们区王平村的干部，她在1951年生下了我的姐姐，之后和第一任丈夫离婚了，姐姐由我母亲抚养，也就是我今天需要调的这份判决书。过了几年，我的母亲认识了我的亲生父亲，和我父亲结婚后生下了我的哥哥和我。但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也离婚了，我的哥哥由爷爷奶奶抚养，随父姓，而我和姐姐由我母亲抚养，改随母姓。通过区档案局，我查找到了我父母的离婚判决书，但我查不到我母亲第一次婚姻的判决书。我的哥哥已经在美国定居三十余年，他希望我和姐姐也可以移民过去，和他在美国生活，现在美国的一个办事机构需要一个手续，证明我姐姐和我哥哥的同母异父关系。”
听完了他的讲述，我知道这份判决书对他的意义重大，拿起他母亲第二段婚姻的离婚判决书，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其中提到，他的母亲和父亲于1954年结婚，“您确定您的母亲是在生下您姐姐后不久就和第一任丈夫离婚的吗？”我问道。
“是的。”
“通过您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判决书和你的陈述，您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判决书应当是在1951年到1954年之间，我从电脑上再帮您查查。”
通过档案系统的检索和扫描室电脑里的扫描原件搜索，我都没有找到这个案件，而且很奇怪的是电脑里竟然没有1950年到1954年的案卷材料。
这时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了中午十二点。刚才给这位当事人做阅卷身份登记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家住在东直门，大老远地来一趟不容易，我是真心想帮他找到这份判决书。
可是作为一名档案室的新人，我已经穷尽了自己的查卷方法。正在苦无办法之际，我看到中午下班经过阅卷室的老档案员老李，他不仅是我院的“元老级”法官，也是档案室的“百科全书”，工作上有什么不明白地问他准没错，此时我的心情就像阴霾的天空中透出的一米阳光。
我把当事人的情况简单地向老李陈述了一遍，老李看了看焦急的当事人，对他说，“您也别太着急了，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现在电脑上查不到您需要的判决书，我们会用最原始的索引卡片查找您的案件，请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也把我办公室的电话写给您，一旦查到判决书，我们会立刻给您回复，今天您就先回去吧，大中午的，先去吃饭吧！”当事人得到答复后满面愁容地离开了法院。
待当事人走后，我问老李，“您说他这判决书能找到吗？连年份都没有，而且我的电脑里还没有1950年到1954年的卷宗。不是院里所有的卷宗都经过扫描存入电脑了吗？”
老李说：“晓爽，你刚来，从前也没碰到过当事人调取年代这么久远的卷宗，但你只需要明确一点，就是只要能确定案子是在咱们院审的，卷宗就一定可以找到。但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时间段的卷宗，前几年我院销毁过一批。”一听到这儿，我刚露阳光的心情又乌云密布了。老李又接着说：“但是……虽然卷宗销毁了，但判决书一般都有所保留，你尽力去查查吧。”此时我心中希望的小火苗又燃烧了起来。
由于当天下午阅卷的其他当事人较多，直到第二天上班我才有时间仔细查找这份尘封的档案。
1951年到1954年期间，我院审理的案卷说多不多，但说少也不少，在档案室陈少忠的指导下，我第一次学会使用卡片查找案件。看着那一排排落满尘土的有些掉漆的绿铁皮柜子，我知道它承载着当事人的希望。那小小的发黄卡片，以当事人的姓氏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分门别类，由于当事人姓氏并不多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翻查，我才查到了这个案件，编号为：1952年民判字第76号。我给自己暗暗鼓劲，找到了案号，就离找到判决书不远了。
我院的档案库有两个，一个是存放1980年以后的卷宗的大档案库，也就是现在我经常可以去查卷的档案库。还有一个是存放1980年以前卷宗的小档案库，要不是因为这次当事人调卷，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一进入小档案库，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昏暗，也许是档案柜太多、太高，挡住了灯光；也许是因为来存取卷宗的人太少，缺少了人气；我顿时就感到卷入了历史的漩涡。档案库内都是清一色的旧式绿色铁皮柜子，柜门上的卡片槽内手写着卷宗的年份，通过之前查找到的案号，我一排一排地检索着卷宗的年份，二十分钟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九五二”四个大字，心中为之一振。我快速地打开柜子，将1952年有关的四大本卷宗判决书全都抱出来。
小心地打开第一本法律文书档案，秀气的字体浮现在我的面前，当年的判决书都是手工刻写蜡纸印刷，要不是身上还肩负着为当事人查找判决书的重任，我还真想把每一份判决书都细细研读，把每一个字都认真看一遍。尽管当年所有判决书都已衬纸，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翻查着，伏案细查一个小时后，我终于查到了76号判决书，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待我小心翼翼地将发黄发旧的判决书复印后，便立刻联系了该名当事人。他见到我后，止不住地道谢，“真是太感谢您了，辛苦您了，没想到六十多年前的判决书，您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找到了，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这份判决书连我姐姐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可以办理移民手续了。之前我从来没和法院打过交道，总是觉得法官是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没想到你们真的和新闻报道的一样亲民、为民，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太感谢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字迹已经看不太清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我又将判决书反复复印了三四次，这期间他又跟我聊起了他母亲的生平……
这次的调卷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对档案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送走当事人后，抚摸着厚重的历史卷宗，我陷入了沉思。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就案件的本身辨法析理，看到的只是当事人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我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打开尘封的卷宗，透过这两份判决书，我看到了调卷当事人母亲坎坷的一生，看到了他的儿子、孙子是如何的自强不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一本本落上尘土的卷宗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纸张，而是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将案件事实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面前。通过这次的调卷，我看到了档案尘封的历史，看到了它的价值所在，作为保存历史的“兰台人”，我感到了责任重大，无比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