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怪诞人体观念
　　在欧洲，怪诞形象在文学中的塑造有着一定的文化渊源。它起源于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是中世纪“关于存在的特殊审美观念的遗产”。巴赫金（1895—1975，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世界知名符号学家）将这种特殊的审美观念定义为“怪诞现实主义”。巴赫金认为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巴赫金把文学中的物质——肉体元素看作是深刻积极的元素。他比较了两种人体形象，一种是“现成的、完成的、成熟的”的古典人体形象，另一种是“畸形的、怪异的、丑陋的”怪诞人体形象。前者是封闭的、停滞不前的，因为它清除了一切“诞生和发展的渣滓”；而后者则是充满可能性的，因为它包含“不断生长和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因素”。怪诞人体除了不具有和谐、匀称等美学意义上的特征之外，还常常带有不规则、不合常理、让人出乎意料的特征。人们不能接受怪诞的人体是由于它违反了视觉习惯，然而在巴赫金看来，怪诞人体是一种“形成中的人体”，它所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怪诞人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双重性，即它在一个身体内呈现着两种特征如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巴赫金认为，怪诞人体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如交媾、怀孕、分娩、发育、衰老、疾病、死亡等等都是在“人体与世界，或新旧人体的交界处进行的”，因此怪诞人体将“生命的开端和终结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给生与死、新与旧的联姻创造了条件，死亡不会使任何事件终结，相反，它会 “使之在新的一代中得到革新”。因此，它比规范、正常的人体更能体现生命的本质。
　　怪诞人体观念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除了在早期的绘画和雕塑上得以体现，还在中世纪的各种民间演出形式如魔鬼剧、讽刺闹剧和滑稽剧中得到重要的发展。整个中世纪的戏仿体文学都建立在怪诞人体观念基础之上，各种巨人传说中的形象也是由这种观念所决定的。除此之外，它还是骂人话、诅咒和指天赌咒的基础。在这些畅所欲言的活泼的语言形式中，包含着一种“贬低化”和“世俗化”，是“按照怪诞的方式贬低被骂者”，把他发落到“绝对地形学的肉体下部去……让他归于消灭而再生”。
　　形体怪诞的人物形象不仅在欧洲早期的小说中可以见到，在美国的民间故事中也富含这样的形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巨人保罗·邦扬的故事。邦扬力大无穷，食量惊人，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吃掉五十张饼。美国南方除了有自己的巨人故事之外，还衍生出自己的怪诞的文学传统。
　　作为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将怪诞充分运用到作品的表层，大量使用怪诞的语言、怪诞的结构和怪诞的人物形象来突出小说形式上的感染力。对怪诞元素不加吝啬的使用是福克纳作为南方作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与哥特主义的奥康纳不同，爱开玩笑、擅长讲故事的福克纳更倾向于揭示怪诞形象中的喜剧元素。他吸纳了南方民间故事的叙述方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语言风格上都使用大量夸张的手法，这让他的小说充满了民间故事富含的喜剧性。他多次描述非常态或“走形”的人体，比如凸起的眼睛，大肚子、张开的嘴巴及被穿孔的面部等等。这些非常态的人体描述往往穿插在小说的重要情节中，特别是与死亡和诞生有关的事件上，对小说主题的探索及意义的发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走形意味着远离美的范畴而进入丑或离奇的范畴，而离奇在通常意义上便是怪诞。当然，福克纳塑造众多的怪诞形象不仅仅是为了挑战传统意义上的美丑标准。他的怪诞人体更多具有巴赫金所谓的“肉体地形学”上的含义，即表现孕育中的死亡或死亡中的孕育。按照正常的生理规律，一个人的身体发展趋势是单向的，即一个由生到死的过程，同时一个身体不可能既在衰老、死亡又在孕育。而狂欢化范畴的怪诞人体打破了正常的生理规律，让死与生结合，衰老与青春结合，将静止、闭合的生命变为运动和开放的生命，它反映着一种流动而非静止的生命观念。福克纳塑造的怪诞人体形象恰恰体现了生命的这种双向性和流动性。
　　《八月之光》中的怪诞人体形象
　　《八月之光》是一部寓意深刻、内涵丰富的小说。使其内涵深刻而丰富的因素有多重，怪诞的人物形象的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福克纳很少去刻画人物的外形。他的众多人物固然给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可对他们的外在形象我们却往往毫无概念。通过阅读，读者获得更多的是人物的声音和这种声音所传达给我们的人物的内在形象。在多数作品中，人物说话的腔调和语气、他们或焦虑或冷漠的神情被深深刻在阅读者的印象中，而他们的胖瘦、高矮以及五官特征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说明福克纳并不关注人物的外在特征，他更注重展现他们的内心。但在《八月之光》中，福克纳多次描写了海托华的形体，这样的破例让熟悉他的读者不能不去揣摩他的特殊用意。《八月之光》刻画了两个非常态的人体，一个是挺着大肚子从亚拉巴马州一路走到杰弗生镇的莉娜，另一个是上身瘦骨嶙峋却拖着大肚子的老牧师海托华。
　　这两个形体和身份都很特殊的人成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莉娜为了寻找自己腹中婴儿的父亲来到了杰弗生镇，对小镇上的人们而言，她不过是一个偶然闯入小镇的外乡人，没有人注意她的到来，也无人关心她何时离开。而老牧师海托华和莉娜不同。他已经在杰弗生镇居住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可谓是镇上的居民。可他并没有真正融入小镇的生活，而是以一种隐居的状态存在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久而久之，他的存在已经被人遗忘，成为一个隐形人。在这一点上，他和莉娜一样，对于杰弗生镇都是可有可无的过客。但是无论从年龄、性别还是生活背景上看，莉娜和海托华的人生轨迹都不可能有交集，他们属于两个格格不入的世界——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有明确的目标，另一个彻底远离人间烟火。但作者却让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种微妙而重要的联系。
　　在南方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一个孕妇认为自己如果在八月生产的话，她本人就可以成为‘八月之光’”，即希望的象征。而莉娜生产的月份正好是八月，因此她被一些读者指称为小说中的 “八月之光”。抛开这一传说，莉娜在《八月之光》中的存在的确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莉娜虽然是一个被未婚夫抛弃的乡下姑娘，但作者并未将她塑造为一个毫无思想的受害者角色。在她身上处处可以看到生命的勇气和希望。她的“寻夫”之旅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但她具有坚定的意志和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念，执意要在孩子出生之前为他找到父亲。带着这样的决心，她来到了杰弗生镇，找到了孩子的父亲，并在那里顺利地产下了她的孩子。生产和繁殖自古以来代表着生命的更新，代表着未来的希望。生育的意义在小说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身所具有的象征性，另一方面则因为迎接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并非他的生身父亲，而是镇上隐遁多年、生命接近枯萎的老海托华。 　　海托华是一个被废黜的长老会派教会牧师。他从神学院毕业后来杰弗生镇供职，因为这是他一度崇拜的祖父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地方。带着这样一份荣耀感和挥之不去的记忆，他来到杰弗生镇寻找祖父的足迹，却忽略了自己身为牧师的神圣职责，在布道时不去理会信众的需要而只顾讲述自己光荣的家史。他对现实世界的忽略不仅造成了婚姻的悲剧，更让镇上的基督徒们忍无可忍。于是，他被逐下了圣坛，从此过起了孤独凋敝的鳏居生活。
　　海托华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小说多次描写他臃肿怪诞的外形：
　　他的皮肤像面粉口袋的颜色，上半身的形状像松松装着面粉的口袋，驮着身体的重量从瘦削的双肩直往腿膝上坠，（他）身体发胖，肌肉松垮垮的；他露在桌面以上的躯体不成个体型，近乎畸形，个儿高高的，胳膊和肩膀上瘦骨嶙峋，但却大腹便便，像怀了个大怪胎，他那臃肿的大肚皮上，反扣着一本翻开的书，他身上穿的衬衣罩在像气球一般的肚皮上……
　　在他身上集中了两种生命状态，瘦骨嶙峋的上身代表了枯死的状态，而鼓出的肚子则代表了孕育的状态。巴赫金说，怪诞人体形象的基本倾向之一在于“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一个是萎死的身体，另一个是受孕、成胎、待生的身体”。在老海托华既干枯又臃肿的身体里包含了两种概念——死与生、懈怠与更新。这一具有两重性的形体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寓意，显示了一个处于枯死状态的生命获得新生的可能性。在小说的开始，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对生活不抱任何希望的海托华。他又老又孤独，丢掉教职之后他虽一直住在镇上，可如叙述者所言，“人们差不多把他给忘了。他自己操持家务。25年来我想谁也没进过他的屋子……无论哪天黄昏或傍晚你打那儿经过，都会看见他坐在窗边，呆坐在那儿”。他的房间里有一股浓重的陈腐气味，那是“散漫懒怠、久坐不动、不常洗澡的累赘躯体所散发出来的恶浊气息，几乎让人忍受不了”。而同时，他的生命又没有完全丧失活力，在他的体内悄无声息地酝酿着一股爱的力量。虽然镇上的人们并没有给他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而是照常每月给少女感化院寄钱。他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并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职，“我只顾自己的心事，没把人们放在眼里。我来到这儿，人们脸上充满困惑和饥渴，他们急切地等待着我，期待着信任我，可我对他们视而不见。他们举起手以为我会给予，我却没看见他们”。就像每一个礼拜的日子他都会心情激荡一样，在他枯死的生命表层下缓缓流淌的是对生活、对生命的持续不断的热情。然而前一次失败的打击让他不愿释放、不想面对这种热情，因此它被深埋在那里，一点一点孕育着奇迹和希望。
　　在一个新旧生命交替的时刻，被关押在这个腐朽的身躯内多年的激情终于被释放了。海托华在有生之年终于履行了一个牧师应尽的职责。他不仅为莉娜接生，亲手迎接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用行动将上帝的宽恕和爱给了一个漂泊无依的灵魂——克瑞斯默斯。用威忒伯格的话说，海托华“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却成为精神层面上的父亲”。如果说为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接生是海托华生命复苏的发酵粉，那么给予一个素不相识的凶杀犯以最后的庇护则是他生命复活的重要标志。海托华过去常常对自己说：“在我出世以前的20年的一天晚上我就死了。我只有回到杰弗生镇才会得救”，“我知道整整50年来我甚至还没有变成人：我只是黑暗中的一瞬间”。然而如今伴随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头一次“真正”来到了这个世界，平生第一次经历了面对新生命的感动。他异常激动地想：“我接生下来的那个小孩儿。我还没有同名的人呢。我知道有不少感恩戴德的母亲以接生医生的名字来替孩子命名的事儿……她必然还会生孩子，生更多的，更多的子女，许许多多。那将是她的生活，她的命运。善良的人们安静地生活，为可爱的大地繁殖后代，从从容容地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母亲和女儿。”他走在路上，“太阳间断地晒在他身上，他感受到热力，闻到荒野间肥沃土壤的气息，树林的清新，喧噪声中别有一种宁静”。他开始注意周遭的生命，开始为他们的存在而感到宽慰，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惋惜。看到伯顿小姐曾住过的那幢楼房如今已被烧成一堆废墟，他十分感慨：“可怜的女人，可怜的不曾生育的女人。要是再活上一个星期，幸运就会回到这片土地。幸运和生命就会回到这些贫瘠荒芜的田土。”然而，同时他“仿佛能看见、能感到四周的肥沃土地的幽灵，这一带黑人居住区充满盎然生机，回荡着欢声笑语，到处是生育旺盛的母亲，家家户户的门前嬉戏着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他开始感觉到被需要，正是这种感觉让他放下自己的原则为无家可归的克瑞斯默斯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使其孤独的灵魂可以找到片刻的休憩。这种 “包庇”行为放到南方主流语境下解读简直是对道德的背叛。克瑞斯默斯是“黑人”的同时又是“强奸犯”和“杀人犯”，镇上的人们都要求对他处以私刑，然而海托华却声称案发的当晚克瑞斯默斯和他待在一起，这不能不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然而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恰恰标志着海托华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对于人性的感悟让他挣脱了南方伦理道德的束缚。克瑞斯默斯在他的眼中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受难者，对这一年轻生命的怜惜使他做出了人们始料未及之事。也就在这一刻，海托华完成了他对世俗生命的超越，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新旧更替，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牧师。
　　在海托华身上，我们看到了由一种生命状态向另一种生命状态过渡时人内心深处所经历的狂喜和欣慰之情。对于福克纳的许多主人公来说，过去就像一个甩不掉的包袱，这个包袱一直追随他们到死去为止。然而从《八月之光》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看似毫无希望的生命也可以在一瞬间迸发出奇迹。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走出过去，迎接新的生命。
　　像大自然中的季节更替一样，死后是生，死亡的意义是让生命变得年轻。在福克纳看来，人的生命既不可能停滞也不可能倒退，他曾说：“人不进则死……人除了随遇而安，与生命的进化相妥协之外别无选择。”怪诞人体包含的正是一种让生命无限延伸的生物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