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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20世纪时，熊十力开创新儒家，基本就是援佛入儒。这一主调延续不断。方东美将西方的美学观念纳入儒家理论，即极有义致。方先生将佛教华严经的因陀罗网作为比喻，说明宇宙间内外彼此映照，万物和自己的“心”融为一体，内外一致，彼中见此，此中有彼。这一过程则是儒、佛之间又一次的融合。以上所说，不外乎陈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不仅佛教华化，而且佛教曾经刺激了中国的本土信仰，形成为道教；更重要的一方面，华化的佛教宗派：亦即净土宗和禅宗，几乎排除了其他七家原来的佛教理论的宗派。同时，儒家和佛教又不断对话，彼此影响，改造了儒家，也丰富了儒家。
前文已提过，西亚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教以后的各宗教派，尤其最晚进入的摩尼教（明教），对中国的道教、佛教有其他的影响。启示性宗教的历劫和劫后的太平世界，对于道教刺激甚大。宋代的方腊起事，就是摩尼教的运动。金、元时代，北方的新道教，包括全真、正大等教派，在胡人统治之下，竟能在民间组织了地区性的自治互助的社区。我在国内考古学家引导之下，曾经访问过河北一带全真教活动留下的遗迹。那时，他们组织民间的力量，周旋于地方军阀和胡人政府之间，开水利，筑道路，兴教育，扶困济穷，俨然又一次实践了汉代五斗米道曾经组织的福利社区。这些教派的一部分逐渐与启示信仰合流，遂出现了蒙元统治下的白莲教运动，也终于由这一群教派引发推翻胡人统治的复国运动，出现了明代。在白莲教的教义中，具有启示性的劫运观念，也有浓厚的三教合一色彩。
三教合一的理想早在宋代即已有之。林兆恩的夏教在福建曾经有相当的发展，然而终究是地区性的活动。到了近代，红字会就是以儒家为主体，兼收佛道两家的教义和一部分仪式，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这一活动在抗战以前曾经有相当普遍的响应。其主要的活动地区在华北，总部设在济南，然而，北至东北，南至江南，很多城市都有红字会，在各地获得地方士绅的支持。1949以后，这一活动就从此消失了。
元明以后，白莲教在清代曾经极为活跃。乾嘉时代，川楚教乱，声势不小。被清廷扑灭后，白莲教的活动潜入民间地下。与白莲教相关而不相隶属的罗祖教，则是明代一个漕运军人发展的教派。这一教派也可以说是三教合一的运动，其活动则为运输业的劳动工人彼此互助。他们的教义是儒家的伦理，配合佛、道两家的信仰和仪式。清代漕运发达，罗祖教的斋堂在各处码头都是各种劳动工人退休养老之所。罗祖教也对教内的信众救难济困，提供种种的帮助。
从这一个教派分叉出一个教派：“混元教”，又称“一贯道”。清末民初，这一教派在各处发展，于四川以下的长江流域，以及大运河的北端，往往颇有势力。由于他们的信众主要是社会的劳动阶层和市井，活动必须在上工前的清晨，或工毕后的晚间，于是引起教外人的猜疑和误解，以为是一个行迹诡秘、不正当活动的教派，颇受各时代政府的压制。这一教派在1949年以后，有一部分流入台湾，居然逐渐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宗教活动。他们的教义，据他们的《认理归真》简约为“吾人的本性，儒教谓之良心，佛教谓之金刚，又称为菩提心。道教谓之生死之门，总而言之，即是佛性也”。一贯道虽然号为“五教合一”，实际上，还是“三教”为主：“行儒门之礼仪；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规戒。”
一贯道信众茹素，因此活动的地点往往就是各处的素食店。在营业还没开始的清晨，他们有早晨的聚会，工余之后，在夜间又有讲经说道的活动。他们的“道亲”，彼此互助，婚丧喜庆，都有当地道亲代办帮助。他们的经典包括儒、佛、道三家比较简要的部分，也包括各种善书，例如《太上感应篇》。最近他们也收纳若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毕竟相当有限，而且不无曲解。台湾的一贯道由各地的传道士各自发展为数十“支”，各自因其道亲的支持程度和兴趣选择自己的经典。因此，在大学校区内的一贯道，和在街市发展的一贯道，对于教义的理解和阅读的经典可能各有选择，并不一致。我想最简单地介绍：主张“清口”“清身”“清心”。众善奉行，诸恶不作。他们标榜“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也盼望历尽劫难，寻求解脱。从这些教义看来，这个教派真是以诸教混合为主旨的信仰。
1949年后，大陆道教的主要宗派，来台道教人士，除了龙虎山世袭张天师，罕见其他宗师。在台湾，道教的活动与当地民俗信仰几乎难有分别。他们的仪式包括祭拜、符，不过，主要的道观已经逐渐取消焚香祭拜的仪式，而将信众的供奉用于设立医院和学校，从事社会工作。台湾道教，除了那些为信众作法，消灾祈福和卜问求的乩童，专业的受道长并不多，倒是有不少研究道教学者，下功夫探讨道教教义和历史。有几位欧美学者，长期在台研究，致力介绍道教于西方世界，精神极为可佩。目前在哈佛大学，就有一门大班课，介绍道教，选课学生竟有数百人，也可谓异数了。
佛教的活动在台湾极为兴盛，佛光山、中台寺、法鼓山和慈济，都是虚云、太虚、印顺几位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佛学的讨论已经不是他们的重点，而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以简单的教义推广信仰。最大两家，乃是慈济和佛光山，前者以救难济困为其主要工作重点，后者则以“做好人，说好话，行好事”为宣教的目标。他们的教众众多，这几个教派合计，不下数百万之众。这些简单的教义，其实相当程度地容纳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配合佛教的积功积德，以出世的胸襟，作入世的善事。
前文已提过，西亚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教以后的各宗教派，尤其最晚进入的摩尼教（明教），对中国的道教、佛教有其他的影响。启示性宗教的历劫和劫后的太平世界，对于道教刺激甚大。宋代的方腊起事，就是摩尼教的运动。金、元时代，北方的新道教，包括全真、正大等教派，在胡人统治之下，竟能在民间组织了地区性的自治互助的社区。我在国内考古学家引导之下，曾经访问过河北一带全真教活动留下的遗迹。那时，他们组织民间的力量，周旋于地方军阀和胡人政府之间，开水利，筑道路，兴教育，扶困济穷，俨然又一次实践了汉代五斗米道曾经组织的福利社区。这些教派的一部分逐渐与启示信仰合流，遂出现了蒙元统治下的白莲教运动，也终于由这一群教派引发推翻胡人统治的复国运动，出现了明代。在白莲教的教义中，具有启示性的劫运观念，也有浓厚的三教合一色彩。
三教合一的理想早在宋代即已有之。林兆恩的夏教在福建曾经有相当的发展，然而终究是地区性的活动。到了近代，红字会就是以儒家为主体，兼收佛道两家的教义和一部分仪式，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这一活动在抗战以前曾经有相当普遍的响应。其主要的活动地区在华北，总部设在济南，然而，北至东北，南至江南，很多城市都有红字会，在各地获得地方士绅的支持。1949以后，这一活动就从此消失了。
元明以后，白莲教在清代曾经极为活跃。乾嘉时代，川楚教乱，声势不小。被清廷扑灭后，白莲教的活动潜入民间地下。与白莲教相关而不相隶属的罗祖教，则是明代一个漕运军人发展的教派。这一教派也可以说是三教合一的运动，其活动则为运输业的劳动工人彼此互助。他们的教义是儒家的伦理，配合佛、道两家的信仰和仪式。清代漕运发达，罗祖教的斋堂在各处码头都是各种劳动工人退休养老之所。罗祖教也对教内的信众救难济困，提供种种的帮助。
从这一个教派分叉出一个教派：“混元教”，又称“一贯道”。清末民初，这一教派在各处发展，于四川以下的长江流域，以及大运河的北端，往往颇有势力。由于他们的信众主要是社会的劳动阶层和市井，活动必须在上工前的清晨，或工毕后的晚间，于是引起教外人的猜疑和误解，以为是一个行迹诡秘、不正当活动的教派，颇受各时代政府的压制。这一教派在1949年以后，有一部分流入台湾，居然逐渐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宗教活动。他们的教义，据他们的《认理归真》简约为“吾人的本性，儒教谓之良心，佛教谓之金刚，又称为菩提心。道教谓之生死之门，总而言之，即是佛性也”。一贯道虽然号为“五教合一”，实际上，还是“三教”为主：“行儒门之礼仪；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规戒。”
一贯道信众茹素，因此活动的地点往往就是各处的素食店。在营业还没开始的清晨，他们有早晨的聚会，工余之后，在夜间又有讲经说道的活动。他们的“道亲”，彼此互助，婚丧喜庆，都有当地道亲代办帮助。他们的经典包括儒、佛、道三家比较简要的部分，也包括各种善书，例如《太上感应篇》。最近他们也收纳若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毕竟相当有限，而且不无曲解。台湾的一贯道由各地的传道士各自发展为数十“支”，各自因其道亲的支持程度和兴趣选择自己的经典。因此，在大学校区内的一贯道，和在街市发展的一贯道，对于教义的理解和阅读的经典可能各有选择，并不一致。我想最简单地介绍：主张“清口”“清身”“清心”。众善奉行，诸恶不作。他们标榜“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也盼望历尽劫难，寻求解脱。从这些教义看来，这个教派真是以诸教混合为主旨的信仰。
1949年后，大陆道教的主要宗派，来台道教人士，除了龙虎山世袭张天师，罕见其他宗师。在台湾，道教的活动与当地民俗信仰几乎难有分别。他们的仪式包括祭拜、符，不过，主要的道观已经逐渐取消焚香祭拜的仪式，而将信众的供奉用于设立医院和学校，从事社会工作。台湾道教，除了那些为信众作法，消灾祈福和卜问求的乩童，专业的受道长并不多，倒是有不少研究道教学者，下功夫探讨道教教义和历史。有几位欧美学者，长期在台研究，致力介绍道教于西方世界，精神极为可佩。目前在哈佛大学，就有一门大班课，介绍道教，选课学生竟有数百人，也可谓异数了。
佛教的活动在台湾极为兴盛，佛光山、中台寺、法鼓山和慈济，都是虚云、太虚、印顺几位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佛学的讨论已经不是他们的重点，而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以简单的教义推广信仰。最大两家，乃是慈济和佛光山，前者以救难济困为其主要工作重点，后者则以“做好人，说好话，行好事”为宣教的目标。他们的教众众多，这几个教派合计，不下数百万之众。这些简单的教义，其实相当程度地容纳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配合佛教的积功积德，以出世的胸襟，作入世的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