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当摄影师

　　我父亲是南京城里小有名气的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当年，他和他的弟子曾为建造南京中山陵无梁殿刻过石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境贫寒而又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中长大的。1942年为谋生计也为能学到一技之长，父亲送我到南京“美丰”照相馆当学徒，那年，我才15岁。但我非常刻苦好学，三年学徒满师，不但成了暗房冲洗能手，而且已开始可以担纲肖像拍摄的重任了。
　　说起人物拍摄，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万象更新，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上海又是一个名家荟萃的地方，要拍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著名人士层出不穷。除此之外，我还要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我拍的《向荒山要宝》《工人新村》《建设号下水》等都入选中国摄影艺术展。当然，我们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业务上比报纸的要求更高更专业一点，对人物的选择，比较偏向于文化艺术界的人士。譬如，上世纪50年代中，在我敬仰的老领导——我国著名出版学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家璧先生亲自安排下，我先后为巴金、靳以、魏金枝、张充仁、丰子恺、张乐平、苏步青、赵丹、张瑞芳等一系列作家、画家、学者、电影演员等拍过工作和生活照片。这些大师的高风亮节，也让我学到了许多为人之道。其中有一张《上海著名演员下厂为工人演出》的照片，经常被报纸杂志选用。更让我感到骄傲的是，这张照片还被收入了刘香成编的大型画册《上海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肖像》中。
　　刘香成是我们中国摄影家心目中的荣耀与骄傲！他是全球华人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的人。他是美籍华人摄影家，常年飘泊海外。世纪之交，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度关注，他毅然返回祖国并长期定居北京。2010年，刘香成决定和英国人凯伦·史密斯合作，准备编著一本有关上海城市巨变的大型摄影画册。那年早春，刘香成亲自来到上海，并找到了我这个已离休多年的老头。他恳切地对我说，他正在撰编一本大型摄影画册，旨在用大量高水平的纪实类摄影作品，来反映從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到改革开放以来，申城各阶层市民生活的真实状态，通过大型画册的集结，来讴歌上海这座城市的海派风采。他说，他已和自己的团队从成千上万张照片中，精选了500幅摄于上海的照片，其中遴选了我的一张《上海著名电影演员下厂为工人演出》照片。刘香成还说，他是在北大图书馆的一本《中国摄影》杂志上看到这张照片的。他特地赶到上海，一是要问我是否愿意发表这幅作品，以示尊重我的版权;二是在征得我同意的前提下，向我索要照片原件。

　　我当年已把拍摄的胶卷原件转化为大数据数码文档。刘香成明确告诉我说，想出《上海》这本画册，是他一生的夙愿，他要用照片——这个最感性的文化符号去素描上海这座国际大城市的肖像，去反映百年上海、跨世纪上海各阶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从而真实地再现上海的历史巨变与醒世风貌。
　　第二年，即2011年春，这本取名《上海 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肖像》的超大型画册出版了，画册4K版开面，重约四五公斤。当我打开这本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画册时，我惊呆了！我的那张照片，被放到了扉页，并且通栏跨页，整整两个版面啊！《上海》画册集纳了500幅照片，况且这批照片绝大多数都出自摄影名家之手，而被用作跨页的唯有我的这一张，我实属幸运！我一连激动了好几天，如获珍宝，只要有朋自远方来，都会不亦乐乎地拿出这本摄影集来献宝。

在船坞上拍到的精彩之作

　　《上海著名电影演员下厂为工人演出》拍摄于1959年春天。那时，我已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首席摄影师了。1959年，祖国迎来了共和国诞生10周年的春天。那时真是一个“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年代。尽管有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等冒进失误，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感，却充满在每个人心头。那时候，党号召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到基层去体验生活，绝大多数文艺界人士都积极响应，满怀激情地下工厂、下农村、下部队去体验生活去为人民演出。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我曾拍摄过大量工人农民忘我劳动的照片，但自己觉得反映文艺界的照片好像少了一点。因此，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去拍一些文化界人士的片子。

　　当年，我家住在巨鹿路一带，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巨鹿路上。我上班是走着去的，路上正巧遇见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绍芬先生。他是国家级的电影摄像师，也是国家级的摄影师，又是当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领军人物。尽管我是专业摄影师，但在黄绍芬大师面前，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名小学生。那个年代，再大的“腕儿”都没一点架子。黄绍芬老师上班骑一辆旧自行车，穿一件毛蓝布人民装。我向他打招呼，他一把刹车就停了下来，并亲切地叫我“小尹同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说我想拍一些电影演员下基层搞慰问演出的片子。黄绍芬连声说：好事，好事，可以呀，我来替你安排。

　　我对自己的拍摄要求，就是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亮点，还要有细节。至少在《上海著名电影演员下厂为工人演出》这张照片中，我做到了。

　　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接到黄绍芬老师打来的电话，说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批著名演员，要到江南造船厂去慰问演出，他已为我作了安排，可随行到厂进行现场拍摄。那天天气真好，江南造船厂的船坞上，早就满满当当地站满了大批闻讯赶来的工人师傅。就在这个庞大的船坞上，由江南造船厂自力更生建造的5000吨远洋巨轮，前不久成功下水，这就极大增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志气与威风。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影厂领导组织演员下厂演出。当时，我选择了一个能拍大场景的机位，整个船坞都在我的镜头范围中。热情高涨的工人们把一小块演出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工人师傅的背后矗立着巨大的塔吊，一幅 “热烈欢迎上海电影工作者来厂慰问” 的横幅标语分外醒目。所谓的舞台就是由几个大型木箱拼搭而成，演员们走上舞台，自左往右依次是郑君里、上官云珠、王丹凤、张瑞芳、冯笑、赵丹和金焰。这个阵容足够强大了吧！这时，我开始准备按动快门。我很快就发现了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们站成了一个大“Z”字形，而一排演员正好占据了四分之三的画面。这正好就是黄金分割线的摄影构图。演出场上，气氛相当热烈，当上影厂的名演员满怀激情齐声高唱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拍摄这样的大场面，要有时代特征，要有演员放声讴歌而工人老大哥又听得乐开满怀的亮点，还要有生动的细节。喏，请看，船厂工人也有自己文艺演出小分队，他们拿着各种乐器站在演员们的背后，有的吹笙吹笛，有的弹琵琶，有的拉二胡、拉手风琴。我对自己的拍摄要求，就是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亮点，还要有细节。至少在《上海著名电影演员下厂为工人演出》这张照片中，我做到了。当时我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拍摄上，好像听到王丹凤在唱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其它都记不清了。

为梅兰芳大师拍了两千多张照片

　　在我的摄影经历中，最使我难忘的、留下我最多最珍贵最得意的摄影作品，是我国京剧界的泰斗、国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我曾为他拍过2000多张黑白舞台艺术照片，他是我心中永远伫立的丰碑！解放以前，梅兰芳大师住在上海的日子相对多一点。1951年，应周总理盛邀，梅兰芳先生举家从沪迁京。入京以后，梅先生忙得不亦乐乎：1952年率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同年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接着，他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京剧院院长等职务。繁忙的公务，加上他在纪念自己舞台生涯50周年时，又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梅兰芳舞台演出》的拍摄工作。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中，梅兰芳下江南演出的机会变得更加难得。
　　1956年2月，春寒料峭。怀着对自己家鄉热土的深深眷恋，梅兰芳大师回到了自己老家江苏泰州寻根祭祖。名人驾到，满街父老乡亲涌上街头，渴望能一睹大师风采。在家乡亲人的感召下，梅兰芳先生毅然答应到南京举行为期半个月的公演。消息传出，钟山城内一片叫好。

　　又是赵家璧先生最早得知消息。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商定，一致要求我能挑起这一重大使命——马上赴南京拜见梅兰芳先生，完成对他所有演出的舞台摄影工作。接受这样的重托，我的心头一阵狂跳，我暗中发誓，一定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当时，我带上了一台最好的相机——德国徕卡，配上最好的镜头，50毫米蔡司定焦镜。赵家璧还代表领导为我配足了胶卷，全部都是依尔福和柯达135黑白胶卷，真可谓是出版社里最好的装备和家当了。
　　一到南京，我就找到了梅兰芳先生下榻的宾馆，即现在的华东饭店，那时叫南京AB大楼宾馆。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拜见了梅兰芳大师，向他说明来意，恳请大师同意我为他在南京全部演出进行舞台艺术拍摄。梅兰芳先生没有一点架子，点点头，就同意了。他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斗胆说，每场演出我都要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他想了想，又点点头，又同意了。
　　梅兰芳在南京公演时，一票难求，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寒风中排队购票的队伍犹如长龙蜿蜒，延绵不绝。我能每天、每场都拿到头排中间的位置，实属幸运！可见梅先生也是花了心思的。
　　每场演出，开幕前半个小时，场内早就座无虚席而场外仍然人声鼎沸，人头攒动。我则每每提前一小时就进入剧场，我要观察灯光，我要调整好相机，我要用十二分卖力去捕捉大师每一段优美的舞姿、每一次传奇的表情和每一个优雅的眼神。一句话，我一定要拍好梅兰芳大师在南京的全部演出。
　　演出开始了，大幕徐徐拉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霸王别姬》。当时，已年届63岁的梅兰芳先生扮演虞姬登台亮相，全场鸦雀无声，观众们都被梅先生端庄绰约的扮相所深深震撼了。随着他惟妙惟肖的表演，高亢华丽的唱腔和丝丝入扣的剧情展开，观众情绪也紧随而之相融其间。特别是舞剑那段，当最后演到虞姬乘霸王转身窥听楚歌之际，“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唱腔回荡于剧场苍穹，虞姬自刎，宝剑落地，全场观众都倒抽一口冷气，空气仿佛凝固了，但于瞬间沉默中，忽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整个剧场都沸腾了。南京报纸连连惊呼称，梅兰芳大师的演出“连秦淮河水也一时间为之默默凝听，涟漪不泛，舟楫不动”。整场演出中，我的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相机上的取景箱，额头上、手心里全是汗，连衬衫背心都是湿漉漉的，紧张而刺激啊。
　　现在回头想想，我们那时的拍摄要比现在数码相机艰难得多。那时候，我的相机没有变焦，没有连拍，没有自动设定功能。我带的胶卷全部是21定的，而剧场灯光偏暗，曝光充分了，速度就慢了;速度慢了，图像就要模糊了。梅兰芳大师的每一次亮相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动作，都是绝无仅有且不可复制的，都是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拍摄到的。譬如《霸王别姬》中，虞姬举剑曼舞的镜头，我就拍了30多张。我想尝试用不同的光圈与速度来把梅大师的传神表演拍得好上加好。但我也有我的难处，胶卷相机当场无法知道结果。等演出一结束，我立马就奔回宾馆，一头就冲进洗手间开始冲洗胶卷，并于当晚观看效果。再拍《贵妃醉酒》时，我就紧紧抓住梅先生翩翩起舞时的那一段，我要把他扮演杨玉环的那份端庄高雅和艳丽娇媚都拍下来。仅这一段，我就拍了40多张，其中20多张为“杨玉环”的全身照。梅先生那段精美绝伦的表演，至今翻阅我自己当年拍摄的照片，我还会为梅先生的传奇眼神拍案叫绝。 　　半个月中，我共拍摄了梅兰芳先生演出的八部大戏：《贵妃醉酒》《霸王別姬》《洛神》《宇宙锋》《金山寺·断桥》《穆天王·穆柯寨》《抗金兵》和《二堂舍子》。我努力把梅先生在戏中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段舞姿，每一种眼神，每一个手势都抓拍了下来。因为我和梅先生住在同一宾馆，有时中午用餐时会遇见他，他总会笑眯眯地问我，拍好了吗？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吗？我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因受相机速度限制，有时需要定格的时间长一点。他说，那好，等观众离场后，我可以再回到舞台上让你摆拍。我总共拍了上百个135胶卷，收获了2000多张黑白底片。可以这么说，我是拍梅兰芳舞台艺术拥有成功底片最多的摄影家。“文革”期间我冒着极大风险，把这批珍贵的底片保存了下来。改革开放了，艳阳高照，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了。新世纪初，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批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2000多张照片底片，全部无偿捐献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

了却半个世纪的心愿

　　摄影家除了要有必胜信念外，还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梅先生那20多张“杨玉环”的全身照而言，现在可以向你透露一点秘密，因为我曾经跟随著名美术大师学拍过人体。
　　建国初期，新中国刚成立，拍裸体模特是犯法的。但当时政府同意出版一本《人体美术解剖理论》的书籍，由苏州大画家颜文梁先生执笔。当时，颜老就提出书中要有人体照片插图，要请专业摄影师进行拍摄。事情又弄到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务又交到了我的头上。我的拍摄完全成了“地下工作者”。苏州美院布置了专门的房间，在校领导的全程监督下，完成了对人体的拍摄。当时，颜文梁负责调教人体姿势，我负责灯光与拍摄。也就是这样一次机会，我学到了一些人体美学的基础知识。人的身姿怎样才算美，我知道了一个大概。钢要用在刀刃上，当梅兰芳大师翩翩起舞时，我发觉有一种崇美的力量在暗暗地推动着我，促使我频频按动快门。当然，我还发现在观众每一阵叫好声中，梅大师亮相定格的时间相对会多一些，这时候必须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

　　整场演出中，我的眼睛一刻都没离开过相机上的取景箱，额头上、手心里全是汗，连衬衫背心都是湿漉漉的，紧张而刺激啊。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当我完成拍摄梅兰芳大师任务与他告别时，我提出了一个长久埋在心底的夙愿，就是想与梅先生合个影，他愉快地答应了。于是，2000多张底片中，也就有了一张我和梅兰芳先生的合影。
　　我的上司赵家璧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出版家。解放前，赵家璧就是上海滩读图时代的创始人之一。他主编过《大美画报》，复刊主持过《良友画报》等。他还是出版《鲁迅全集》的发起人之一。1955年初，他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刻着手策划出版《新中国画库》《苏联画库》等。1956年，在他的主持下，人美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了《伏契卡》《蔡元培》《革命烈士王孝和》等名人画传。而《梅兰芳画传》也早早列入出版计划。1957年反右运动中，赵家璧先生含冤被迫离开人美出版社，已经着手组稿的《梅兰芳画传》也因之而石沉大海。
　　2008年，一位名叫谢柏梁的教授几经周折找到了我。他说他原是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作为国家级引进人才去了北京，专赴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任教。他一生夙愿就是研究中国国剧，研究梅兰芳。他还告诉我，当年他在苏州出差，无意间翻阅到《新民晚报》发表的我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照片的回忆文章。于是，他历经周折，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早已离休的我。当我听明白了他的来意，确信他是一位真正做学问的君子，才把我拍摄的梅兰芳舞台艺术照片无私地提供给了他。第二年，由谢柏梁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韵兰芳——梅兰芳八大经典剧目写真》终于传到了我的手上。这本书里，发表了我拍摄梅兰芳大师上百幅代表作，了却我等待了半个世纪的心愿。真可谓是一声叹息，满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