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里的山东平原县依然干旱少雨,走在这片土地上,沙尘弥漫在空气中,田间是刚刚露头亟待浇灌的农作物,如若不去看路边那些用水泥和红砖修建的现代建筑,很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的感觉——110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大批历经了黄河泛滥和干旱无雨轮番侵袭的朴素农人,开始走出家门,结伴向河北和北京进发。一路上,他们掀翻朝廷花重金铺就的铁轨,砍断刚刚树立不久的电线杆,焚烧了一座座由洋教士们苦心修建的教堂。他们呼喊着口号,声称自己神灵附体,能够刀枪不入,抵御洋鬼子的枪炮。遇到那些信教的中国人,他们则毫不留情地砍下这些“二毛子”的头颅……
　　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为自家的衣食生计而愁苦,见到大小官吏,亦如往常一样双腿颤抖,并不敢抬头直视官老爷们的眼睛。他们大多并不识字,所获知识不外乎稗官野史和戏曲传说。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他们安于乡土,完粮纳税,是普天之下最忍辱负重的子民。可如今,他们却狂暴如决堤的黄河之水。他们身着红衣,头裹红布,所经之处,无不被淹没成一片红色汪洋。
　　就是这群质朴淳善的农人们,一旦被狂热情绪所点燃,就爆发出不亚于宗教徒一般的力量。他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不惜牺牲自身的生命而去维护一种信念,而全然不顾这信念是否被扭曲,被操纵,被玩弄……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双重悲剧的色彩。一重悲剧是团民们本身,他们起初被当政者视之为洪水猛兽,在这个视秘密会社为天然大敌的帝国之中,聚众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当掌权者发现可以通过操控这种农民们质朴的情绪,而达到抵制外来者压力的目的时,他们又迎奉团民为座上高宾,将之送到现代化的枪炮口之下,充当人肉盾牌。而当拳民们失去利用价值时,他们的头颅立刻变成了和谈的砝码,那些曾经在一个战壕中作战的军爷们,并不会因恋念旧情而手软。
　　另一重悲剧则是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义和团形象。自1900年至今,110年来,这片红色的汪洋成为最为矛盾的复合体——在他们身上,汇集了最朴素与最野蛮,最神圣与最残暴,最机敏与最愚昧,最炽热和最冷血的意象。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充足材料。外来者称之为“暴徒”、主政者呼之为“拳匪”、启蒙者斥之为“愚民”、平反者推之为“爱国者”…… 每一次时代变迁,他们都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重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就这样,他们自身被政治所裹挟,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形象又被时代所裹挟,成为政治化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悲剧。可以说,这个国家从义和团发生之后,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悲剧所造成的阴影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为此后100年的中国奠定了一个基调,它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大门。而何时我们能够厘清义和团的本来面貌,让历史成为历史,政治成为政治,那些附着在这些质朴农人身上的各种不恰当的标识才最终能够得以解除,而这个徘徊了100多年的阴霾才能真正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