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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参与商业电影的拍摄不是第一次,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唐山大地震》算是一个先例。6000万的投资,唐山政府要掌握话语权,要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要能拿大奖撑门面,而这背后,主旋律与商业需求如何做到和平共处?
姚建国
唐山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唐山大地震》唐山方制片人
“至少要在柏林拿个奖回来”
南都周刊:作为主旋律影片,《唐山大地震》是冯小刚受唐山市政府委托进行拍摄的,唐山官方对于影片最初设想是怎样的?
姚建国:2007年,唐山市来了个新书记赵勇。到任之后,他想把唐山建设成为文化名城。
唐山(过去)是个资源型内陆城市,煤炭、建材、钢铁等(重工业)支撑着唐山。虽然唐山有很长的海岸线,但过去并没有把唐山湾利用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唐山开始向沿海靠拢。特别是唐山在渤海湾找到了一个直上直下的天然良港曹妃甸,准备把曹妃甸建设成为现代化滨海城市。
在赵勇到来之前,曹妃甸已经在建设,沿海公路也开通了。也就是说,唐山的经济姿态越来越鲜明了,但与之匹配的文化姿态是怎样的?世人不知道,唐山也不知道,赵勇想在文化上有所突破。从内陆经济到海洋经济,唐山需要一次新的城市宣传和包装。2007年年底,他提出建设文化名城的设想。2008年年初,他说,做个电影吧。题材就是30多年前那场地震。
南都周刊:据说,国家广电总局对“唐山大地震”这一题材十分重视?
姚建国:2006年,也就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们拍了一部电影叫《但愿人长久》,我是编剧兼制片人,总投资300多万元。它的故事情节与《唐山大地震》相仿,但是由于资金有限,没请大腕,放映后没有引起过多反响。
唐山市市委领导都看过《但愿人长久》。(等到)拍《唐山大地震》这个片子时,赵勇找到了我。赵勇书记提出,要拍一部反映唐山大地震的大片,具备更大影响力。大片意味着投入超过一亿元, 50%的城市居民会走进电影院观看。
就这样,2008年年初,我们带着任务去了国家广电总局,申请立项。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特别高兴。第一,拍摄《但愿人长久》时,中国电影还没有具备拍摄灾难片的能力,而这几年,陆续出现了像《夜宴》、《集结号》这样制作精良、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电影,技术成熟了。第二,国家广电总局的设想是,把这个片子纳入到建国60周年献礼片计划,和《建国大业》一起拿出来。
国家广电总局开始为我们选导演,找本子,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为我们量身定制,请来了冯小刚。巧合的是,在和我们接触之前,冯小刚刚读过张翎的小说《余震》。
南都周刊:为什么找冯小刚而不是其他导演?
姚建国:赵勇书记说,投拍的片子,即便不在好莱坞,也至少要在柏林拿个奖回来。
我们的视野是比较宽的,冯小刚算是候选导演之一,最初我们联系了张艺谋,但2008年时,他正在忙北京奥运会,根本没时间。找陈凯歌,当时他正在美国跟人谈合作,计划制作外语片,没有档期。而冯小刚恰好有档期,应该是机缘巧合吧。
与其5000万,不如1亿2千万
南都周刊:所谓拍大片的方案,是怎么落定的,为什么是一亿两千万这个档?
姚建国:我们和(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商量,到底做一部怎样规模的片子?投入多大才合适?张宏森给我们划了三个格:5000万、1亿2千万、3亿到6亿。经过研究,我们选择了中间档次。1亿2千万,可以拍成国内最高水平。
我们想,既然做一部具有冲击力的大片,与其选择5000万,不如冲刺一下到1亿2千万。
在最初的方案里,是这样写的:鉴于唐山市的创作力量,目前还不能独立完成电影,所以要选择合作伙伴。如果资金投入在5000万以下,可以考虑与八一厂合作;如果资金投入1亿2千万,可以考虑与中国电影集团以及华谊兄弟合作,他们不接受5000万以下的项目。
从合作角度看,5000万的档次,唐山一方要筹集3000万,在1亿2千万这个档,唐山要筹集6000万,其余6000万可以由合作伙伴承担。有了这样的资金规模,我们就可以进入国内电影的最高层次了。方案确定以后,这部电影就成为了唐山市文化建设“一号工程”。
本来我们唐山市是有能力独资这1亿2千万的,但张宏森说,你们唐山何必独资呢,其他公司进来,也能替你们分担一部分风险嘛!
南都周刊:最终唐山市政府出资50%,华谊和中影分配另外的50%,中间是怎么谈判的?
姚建国:把《唐山大地震》做成主旋律电影,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谁也不敢说。1亿2千万这个档确定下来以后,国家广电总局为唐山选定了中国电影集团和华谊兄弟作为合作单位。
2008年3月5日,我们三方在中影董事长韩三平办公室里坐下来开始谈。谈判的结果是,唐山出6000万,其余两家合起来出6000万。结果华谊和中影在出资额度上产生了分歧。
谈来谈去,最后,中影出资700万,帮助华谊发行,因为所有院线都在韩三平手里。华谊又引进了香港的英皇和寰亚、上海影视集团、浙江广电集团,这四家单位共同出资,投了5300万。
唐山市政府作为大股东,这6000万是绝不会让步的,必须对剧本提出指导,要掌握话语权,影片必须从主旋律出发,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演绎。
与主旋律不契合的一律要改
南都周刊:拍摄日期是如何选定的?
姚建国:2009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开机。
南都周刊:你刚才提到唐山市政府必须掌握话语权,那么对剧本有什么样的要求?改编过程中,有没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姚建国:我们非常重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的状态。我们考虑过刘恒、刘震云、兰小龙、高满堂这些中国一线编剧,但他们当时都没有档期。之后,由国家广电总局出面,我们找到了苏小卫女士,她写出的一稿,大家都比较满意。
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几乎参与到整个创作过程。唐山市市长陈国鹰作出批示,原著中与主旋律不相契合的部分,一律要改,改成在主旋律上能够接受的,起码在唐山放映时,不能让唐山观众反感。《余震》里,陈道明扮演的王德清对养女有性骚扰,这是很多我们当地人不能理解的。最后,电影里,王德清身份从普通百姓改成军人,作为正面人物来叙述。我们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基本达成一致,否则,唐山方面不同意,冯小刚是没办法开机的。
汶川地震让电影差点夭折
南都周刊:汶川地震之后,影片拍摄暂缓了半年,未能成为国庆60周年献礼片,这是怎样一个考虑呢?
姚建国:开机之前,四川突然发生大地震,这一震,把我们震傻了,起码就我个人而言是这样。
汶川地震发生后,各大媒体,包括电影、电视剧迅速跟进,峨眉、八一都上了。地震里的每一个细节,过去感到神秘的故事都不再神秘,都袒露在世人面前了。这时候再去拍一部地震片,还有没有意义?
不但我们在犹豫,这时候,国家广电总局也有意见。张宏森说,汶川大地震后不去拍汶川而去拍唐山,是不是有炒冷饭的嫌疑,会不会感觉怪怪的?所以,我们就把项目停下来了,将近半年。
谁不死心呢?冯小刚。我们心凉了,但冯小刚在汶川大地震时去了现场,看到了令他激动的场景:在废墟上,他看到了来自唐山的志愿者,见到了宋志勇,十三个农民工兄弟扯起大旗在那挖人,鲜红的旗帜上写着“唐山”。
冯小刚和宋志勇聊过以后,差点掉了泪,这让他有了继续做《唐山大地震》的信心。他马上电话联系国家广电总局领导,与唐山市市委书记赵勇通了电话,他想继续做,认为唐山人的抗震和感恩精神,延续到了汶川大地震。
就艺术家而言,汶川大地震是天上掉下来给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个结尾。这句话说起来很残酷,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结尾,也不要这样残酷的灾难,但恰恰汶川地震了,在唐山大地震这个故事情节上,等于又制造了一个高潮,影片主人公来到汶川救援,这样,片子就厚实了。
南都周刊:让你们犹豫的原因是什么?
姚建国:作为唐山一方,我们其实是不考虑票房问题的,票房的影响对我们是间接的,我们想得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去宣传唐山的城市形象,推广唐山人的精神风貌。
犹豫的原因是,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唐山的城市形象、唐山人的精神风貌是否还能继续表达出去,是否还有观众买账,我们对这些产生怀疑,因为那个时侯,人们都在说汶川如何、四川人怎样,而唐山精神似乎是过去时了。
南都周刊:作出重拍的决定是否很困难?
姚建国:开拍的决定很慎重,冯小刚说服了国家广电总局,但赵勇还在考虑。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赵勇召集唐山当地作家、艺术家开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2008年10月。
结果,大家都认为可以做,不要认为汶川大地震是对唐山大地震的反驳。作为抗震精神以及唐山人精神风貌来说,这恰恰是新的写照。如果你承认唐山人的精神从唐山大地震延伸到了汶川大地震,并在汶川大地震中形成了一次高潮,那么你就应该认为电影《唐山大地震》是可以拍的。这样,赵勇也就有了信心。
南都周刊:拍这部电影,你感受最深是哪几件事?
姚建国:首先就是道具的征集。地震之后,唐山人留下的东西不多,小橱柜、电扇、缝纫机、自行车,这些道具往哪儿找去呢?永久牌、飞鸽牌自行车,大卡车,公共汽车——那个年代的公共汽车可不好找。这把我们愁坏了。我们在唐山电视台打出了广告。没想到,唐山人一下子热起来了。
另外,就是群众演员的调动。调集几千名群众演员是非常不容易的。应该说,演这样的角色,没人愿意,在石头下面压着,出来以后满脸是泥和血浆,想露个脸也露不了。有一个场景是徐帆背着孩子在逃亡队伍里面走,队伍里除徐帆和孩子是演员之外,其他走着的人,全是唐山群众。
南都周刊:你看到的最终影片,和唐山市市委市政府的设想,有出入吗?
姚建国:这是一部内容大于形式的片子,它讲述的是人的命运,是心灵史。在这个躁动的社会,人们喜欢看过瘾的、宣泄的、节奏快的,真正让电影回到心灵,非常不容易,让带有主旋律意义的艺术片关注心灵,这是《唐山大地震》的价值所在,这是近几年来我非常满意的片子。
现在还没有到反省和总结片子缺点的时候,我希望通过这部片子让世人看到唐山的变化,尤其是唐山人的精神。对于票房,华谊的预期是,头三天票房过亿。对这个数字,我们持观望态度。唐山方面是无所谓的,我们关心的是,它在海内外发行量有多大,反响如何。
姚建国
唐山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唐山大地震》唐山方制片人
“至少要在柏林拿个奖回来”
南都周刊:作为主旋律影片,《唐山大地震》是冯小刚受唐山市政府委托进行拍摄的,唐山官方对于影片最初设想是怎样的?
姚建国:2007年,唐山市来了个新书记赵勇。到任之后,他想把唐山建设成为文化名城。
唐山(过去)是个资源型内陆城市,煤炭、建材、钢铁等(重工业)支撑着唐山。虽然唐山有很长的海岸线,但过去并没有把唐山湾利用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唐山开始向沿海靠拢。特别是唐山在渤海湾找到了一个直上直下的天然良港曹妃甸,准备把曹妃甸建设成为现代化滨海城市。
在赵勇到来之前,曹妃甸已经在建设,沿海公路也开通了。也就是说,唐山的经济姿态越来越鲜明了,但与之匹配的文化姿态是怎样的?世人不知道,唐山也不知道,赵勇想在文化上有所突破。从内陆经济到海洋经济,唐山需要一次新的城市宣传和包装。2007年年底,他提出建设文化名城的设想。2008年年初,他说,做个电影吧。题材就是30多年前那场地震。
南都周刊:据说,国家广电总局对“唐山大地震”这一题材十分重视?
姚建国:2006年,也就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们拍了一部电影叫《但愿人长久》,我是编剧兼制片人,总投资300多万元。它的故事情节与《唐山大地震》相仿,但是由于资金有限,没请大腕,放映后没有引起过多反响。
唐山市市委领导都看过《但愿人长久》。(等到)拍《唐山大地震》这个片子时,赵勇找到了我。赵勇书记提出,要拍一部反映唐山大地震的大片,具备更大影响力。大片意味着投入超过一亿元, 50%的城市居民会走进电影院观看。
就这样,2008年年初,我们带着任务去了国家广电总局,申请立项。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特别高兴。第一,拍摄《但愿人长久》时,中国电影还没有具备拍摄灾难片的能力,而这几年,陆续出现了像《夜宴》、《集结号》这样制作精良、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电影,技术成熟了。第二,国家广电总局的设想是,把这个片子纳入到建国60周年献礼片计划,和《建国大业》一起拿出来。
国家广电总局开始为我们选导演,找本子,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为我们量身定制,请来了冯小刚。巧合的是,在和我们接触之前,冯小刚刚读过张翎的小说《余震》。
南都周刊:为什么找冯小刚而不是其他导演?
姚建国:赵勇书记说,投拍的片子,即便不在好莱坞,也至少要在柏林拿个奖回来。
我们的视野是比较宽的,冯小刚算是候选导演之一,最初我们联系了张艺谋,但2008年时,他正在忙北京奥运会,根本没时间。找陈凯歌,当时他正在美国跟人谈合作,计划制作外语片,没有档期。而冯小刚恰好有档期,应该是机缘巧合吧。
与其5000万,不如1亿2千万
南都周刊:所谓拍大片的方案,是怎么落定的,为什么是一亿两千万这个档?
姚建国:我们和(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商量,到底做一部怎样规模的片子?投入多大才合适?张宏森给我们划了三个格:5000万、1亿2千万、3亿到6亿。经过研究,我们选择了中间档次。1亿2千万,可以拍成国内最高水平。
我们想,既然做一部具有冲击力的大片,与其选择5000万,不如冲刺一下到1亿2千万。
在最初的方案里,是这样写的:鉴于唐山市的创作力量,目前还不能独立完成电影,所以要选择合作伙伴。如果资金投入在5000万以下,可以考虑与八一厂合作;如果资金投入1亿2千万,可以考虑与中国电影集团以及华谊兄弟合作,他们不接受5000万以下的项目。
从合作角度看,5000万的档次,唐山一方要筹集3000万,在1亿2千万这个档,唐山要筹集6000万,其余6000万可以由合作伙伴承担。有了这样的资金规模,我们就可以进入国内电影的最高层次了。方案确定以后,这部电影就成为了唐山市文化建设“一号工程”。
本来我们唐山市是有能力独资这1亿2千万的,但张宏森说,你们唐山何必独资呢,其他公司进来,也能替你们分担一部分风险嘛!
南都周刊:最终唐山市政府出资50%,华谊和中影分配另外的50%,中间是怎么谈判的?
姚建国:把《唐山大地震》做成主旋律电影,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谁也不敢说。1亿2千万这个档确定下来以后,国家广电总局为唐山选定了中国电影集团和华谊兄弟作为合作单位。
2008年3月5日,我们三方在中影董事长韩三平办公室里坐下来开始谈。谈判的结果是,唐山出6000万,其余两家合起来出6000万。结果华谊和中影在出资额度上产生了分歧。
谈来谈去,最后,中影出资700万,帮助华谊发行,因为所有院线都在韩三平手里。华谊又引进了香港的英皇和寰亚、上海影视集团、浙江广电集团,这四家单位共同出资,投了5300万。
唐山市政府作为大股东,这6000万是绝不会让步的,必须对剧本提出指导,要掌握话语权,影片必须从主旋律出发,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演绎。
与主旋律不契合的一律要改
南都周刊:拍摄日期是如何选定的?
姚建国:2009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开机。
南都周刊:你刚才提到唐山市政府必须掌握话语权,那么对剧本有什么样的要求?改编过程中,有没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姚建国:我们非常重视小说改编成电影后的状态。我们考虑过刘恒、刘震云、兰小龙、高满堂这些中国一线编剧,但他们当时都没有档期。之后,由国家广电总局出面,我们找到了苏小卫女士,她写出的一稿,大家都比较满意。
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几乎参与到整个创作过程。唐山市市长陈国鹰作出批示,原著中与主旋律不相契合的部分,一律要改,改成在主旋律上能够接受的,起码在唐山放映时,不能让唐山观众反感。《余震》里,陈道明扮演的王德清对养女有性骚扰,这是很多我们当地人不能理解的。最后,电影里,王德清身份从普通百姓改成军人,作为正面人物来叙述。我们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基本达成一致,否则,唐山方面不同意,冯小刚是没办法开机的。
汶川地震让电影差点夭折
南都周刊:汶川地震之后,影片拍摄暂缓了半年,未能成为国庆60周年献礼片,这是怎样一个考虑呢?
姚建国:开机之前,四川突然发生大地震,这一震,把我们震傻了,起码就我个人而言是这样。
汶川地震发生后,各大媒体,包括电影、电视剧迅速跟进,峨眉、八一都上了。地震里的每一个细节,过去感到神秘的故事都不再神秘,都袒露在世人面前了。这时候再去拍一部地震片,还有没有意义?
不但我们在犹豫,这时候,国家广电总局也有意见。张宏森说,汶川大地震后不去拍汶川而去拍唐山,是不是有炒冷饭的嫌疑,会不会感觉怪怪的?所以,我们就把项目停下来了,将近半年。
谁不死心呢?冯小刚。我们心凉了,但冯小刚在汶川大地震时去了现场,看到了令他激动的场景:在废墟上,他看到了来自唐山的志愿者,见到了宋志勇,十三个农民工兄弟扯起大旗在那挖人,鲜红的旗帜上写着“唐山”。
冯小刚和宋志勇聊过以后,差点掉了泪,这让他有了继续做《唐山大地震》的信心。他马上电话联系国家广电总局领导,与唐山市市委书记赵勇通了电话,他想继续做,认为唐山人的抗震和感恩精神,延续到了汶川大地震。
就艺术家而言,汶川大地震是天上掉下来给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个结尾。这句话说起来很残酷,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结尾,也不要这样残酷的灾难,但恰恰汶川地震了,在唐山大地震这个故事情节上,等于又制造了一个高潮,影片主人公来到汶川救援,这样,片子就厚实了。
南都周刊:让你们犹豫的原因是什么?
姚建国:作为唐山一方,我们其实是不考虑票房问题的,票房的影响对我们是间接的,我们想得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去宣传唐山的城市形象,推广唐山人的精神风貌。
犹豫的原因是,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唐山的城市形象、唐山人的精神风貌是否还能继续表达出去,是否还有观众买账,我们对这些产生怀疑,因为那个时侯,人们都在说汶川如何、四川人怎样,而唐山精神似乎是过去时了。
南都周刊:作出重拍的决定是否很困难?
姚建国:开拍的决定很慎重,冯小刚说服了国家广电总局,但赵勇还在考虑。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赵勇召集唐山当地作家、艺术家开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2008年10月。
结果,大家都认为可以做,不要认为汶川大地震是对唐山大地震的反驳。作为抗震精神以及唐山人精神风貌来说,这恰恰是新的写照。如果你承认唐山人的精神从唐山大地震延伸到了汶川大地震,并在汶川大地震中形成了一次高潮,那么你就应该认为电影《唐山大地震》是可以拍的。这样,赵勇也就有了信心。
南都周刊:拍这部电影,你感受最深是哪几件事?
姚建国:首先就是道具的征集。地震之后,唐山人留下的东西不多,小橱柜、电扇、缝纫机、自行车,这些道具往哪儿找去呢?永久牌、飞鸽牌自行车,大卡车,公共汽车——那个年代的公共汽车可不好找。这把我们愁坏了。我们在唐山电视台打出了广告。没想到,唐山人一下子热起来了。
另外,就是群众演员的调动。调集几千名群众演员是非常不容易的。应该说,演这样的角色,没人愿意,在石头下面压着,出来以后满脸是泥和血浆,想露个脸也露不了。有一个场景是徐帆背着孩子在逃亡队伍里面走,队伍里除徐帆和孩子是演员之外,其他走着的人,全是唐山群众。
南都周刊:你看到的最终影片,和唐山市市委市政府的设想,有出入吗?
姚建国:这是一部内容大于形式的片子,它讲述的是人的命运,是心灵史。在这个躁动的社会,人们喜欢看过瘾的、宣泄的、节奏快的,真正让电影回到心灵,非常不容易,让带有主旋律意义的艺术片关注心灵,这是《唐山大地震》的价值所在,这是近几年来我非常满意的片子。
现在还没有到反省和总结片子缺点的时候,我希望通过这部片子让世人看到唐山的变化,尤其是唐山人的精神。对于票房,华谊的预期是,头三天票房过亿。对这个数字,我们持观望态度。唐山方面是无所谓的,我们关心的是,它在海内外发行量有多大,反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