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临终时对子女说：“我还有3篇稿子没有写。”夫人问，那你对家里还有什么交代？”他说，我先想想，明天再跟你们讲。
　　2011年9月6日，曾在9家报纸工作过、历任5家报社总编辑的一代“红色报人”马达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溘然长逝，享年86岁。
　　马达出生于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在苏中根据地创办的《滨海报》、《苏中报》担任特派记者。当时，办报场所不固定，油印机、白报纸、电台天线以及少量的图书资料都被放在一架木制独轮车上，一部独轮车就是一个报社。马达推着独轮车、办着油印报，开始了新闻生涯。
　　在马达看来，当时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虽然名气很大，但影响范围有限——在战争年代，由于严密的封锁，各个解放区实际上是看不到这两份报纸的。
　　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岁的马达一下成了上海总工会所属的《劳动报》总编，后又历任上海市委刊物《解放》杂志评论员、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和《解放日报》总编辑。“文革”爆发后，因版面上“毛主席”3个字的标题比《人民日报》小，马达受到冲击，先被关牛棚，后送去干校改造。为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政治错误”，报社开始在深夜和《人民日报》核对重要新闻的标题，夜班编辑看大样时还要在灯光下把正反版面叠在一起查看。回想往事，马达感慨，“办报人这种做法实在是无奈，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一定会认为是双料的滑稽。”
　　1977年，《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批判文章，有人写信反映这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中央领导，有严重政治问题。情况很快反映到最高层，叶剑英副主席批示上海市委要“彻底清查”。时年52岁的马达重获重用，带领清查组进驻《文汇报》。
　　1978年8月11日，由马达拍板，《文汇报》整版刊登了反思“文革”的小说《伤痕》——当时的政治气候仍然变化莫测，“文革”也没有全盘被否定。《伤痕》发表后造成轰动，当天报纸加印150万份仍然脱销，小说作者，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四处寻找，才在五角场一个小邮局处买到了仅剩的十几份。
　　1979年秋，《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得到一条线索，中科院原子核研究所党委书记和所长闹矛盾，影响了科研，在当时，这是极为敏感的题材。郑重前前后后采访了四五十人，成稿后，马达找到他，问这篇稿子的事实有没有问题。郑重说，没有。马达说，好，政治上我来负责，事实上你来负责。
　　稿件《原子核在内耗》发表后，惊动了国防部和上海市委高级领导，北京还来了专门的调查团，要报社去说明问题。马达跑到市委解释，全力保护记者。
　　同年，作家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后，各省、市、自治区媒体都接到中宣部指示，要求将评论员批评文章转载在显著位置。马达将这篇约一万字的评论员文章一连看了两遍，放下眼镜开始沉思：为什么军报批评部队一位作家的作品，要这样大张旗鼓、全是政治批判，要全国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最后，他拍板，《文汇报》不予转载——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上海市委领导最后向胡耀邦汇报了此事。胡耀邦听了汇报，沉思了一会说：“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也看了，可以转载，不转载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马达后来说，不是胡耀邦一句话，他一定丢了乌纱帽。
　　晚年的马达，已经脱离采编一线，但没有放下对从事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的思考。从2009年9月开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张志安、白红义两位博士连续多次对马达进行访谈，老人当时虽因癌症住院，却对访谈十分重视，一开始他把要点写在纸上，再详细展开论述。
　　到了2010年下半年，他写不动了，就凭记忆讲，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马达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报纸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是观念更新——废止了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说法；党性不要高于人民性；再就是要客观、真实、公正。
　　马达年轻时喜欢看电影，也喜欢跳舞。改革开放初期，中石油大厦第一次举办大型交谊舞会，《文汇报》上登了一篇500字的小新闻。马达看到稿件，大叫：“啊！有跳舞的啊？我们发！我们发！”记者告诉他第二天舞会还会继续办，马达又大叫：“我们去！我们去！”第二天，他果然带着大女儿小女儿去了。马达的女儿马晓霞回忆，爸爸常常会问别人最近流行什么，每次从医院回家都要换回西装。刚住院时，他一直坚持穿西装，后来衬衫领子实在磨得太厉害才换成医院的衣服。
　　张志安曾经问他：“一个人在病房的时候做啥？”他笑着指向窗外不远处的别墅，“看看我先死，还是它先死。”弥留之际，他留下4个字：笑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