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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明著名文人李流芳的序文、游记、像赞、祭文创作学界向来关注甚少，然其思想艺术水准与文体学价值却不容轻忽。其寿序创作不以应酬为能事，不以格套为束缚，充分发挥了以寿序激荡砥砺人生，申张生命意义的文体功能，并反映出晚明文士对商人群体的关切。其游记创作既体现出集作家、画家于一身的审美视角，又能由景及人、景中寓情，游历过程中的时间书写则是实现其作品情景交融的关键，更是对于“夜游”美学的重要观照。其所撰像赞形神兼备，所作祭文一唱三叹，均能诉诸真情。总之，李流芳以本乎真我，发乎性情为要旨，通过才情洋溢的文章创作和深刻独到的文体理解，在序文、游记、像赞、祭文的结构创变、完善，或功能开显、阐扬上树立了一定的范型。他的创作业绩也正是其反对时代剽拟弊习，抒发真我情怀的文论主张在文本实践上的投射。
关键词：李流芳;寿序;游记;像赞;祭文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号檀园，又号香海、泡庵、六浮道人，晚号慎娱居士，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今属上海）人，祖籍徽州府歙县丰南（今属安徽）。他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印刻，与同乡名士唐时升、娄坚，以及侨寓嘉定的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先生”，是晚明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有《檀园集》十二卷等诗文集册及若干书画、印刻作品传世。笔者尝在《檀园集》等文献的基础上序次标点、考校异文、搜讨佚作史料，纂为《李流芳集》，庶成足帙。
相比于诗歌，李流芳的文章创作更以率性为高。明崇祯元年（1628），时任嘉定邑令谢三宾主持“嘉定四先生”别集的纂辑出版工作，四家之刻又“自《檀园集》始”（《李流芳集》附录谢三宾《檀园集序》，）。是时，李流芳正“卧疴檀园”（附录李宜之《檀园集后序》），病榻上应谢三宾之请，出平生所著诗文，手自删定，命其子杭之、侄儿宜之（流芳同父异母兄李名芳之遗孤）协助讎校，编成《檀园集》十二卷。随后，弥留之际的李流芳又授意宜之为撰跋文，即撰于崇祯二年（1629）“元夕后五日”的《檀园集后序》。可知，该《后序》所述颇能代表流芳的意旨。宜之在《后序》中转引流芳之语曰：“至于古文，益率意为之，无所祖述，间复癖懒，中废不及成篇，故其所存，自序述、哀诔而外，不过题跋数则而已。”如是所言，李流芳作文发乎自然，殆非刻意而为，亦无明确的宗尚取向，如此则绝少摹拟剽窃的雕镂之作。《檀园集》共收李流芳文章六卷，按文体分类排列，依次为序、记、疏、行状、墓志、像赞、祭文和题跋。序文又细分为寿序、制义序、诗序、文序等若干种，记则主要是游记。在这些“率意为之”的不同类别的文体中，文学性较强，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李流芳文章创作成就的文体大略有序文、游记、像赞、祭文、题跋等数种。其中又以题跋文字最为出色，堪称晚明小品之奇葩，学界对其文章创作的探究即聚焦于此。而实际上，学界关注较少的李流芳的序文、游记、像赞、祭文创作，也颇具思想艺术水准与文体学价值，这便是本文论析的重点所在。
一、不拘格套，礼赞生命的寿序
序文中的寿序多应酬性文字。应邀为序的作者以祝寿颂美为要义，亦出于为尊者讳的考量，在写作时多遵循一定的套路格式，不一定倾注较多的真情实感。因此，就其总体而言，寿序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李流芳《檀园集》中所收寿序并不多，只有四篇，即《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程翁震泉贤配朱孺人七十寿序》，以及《仲嫂沈夫人寿序》，分别是为里中挚友汪明际之母谢太夫人，在嘉定南翔经商，与流芳比邻而居，暨好友汪伯昭之父的徽商汪丽麓与其妻金孺人，同样在南翔经商，亦与流芳居止相近，过从颇多的徽商程震泉贤配朱孺人，以及兄嫂李名芳之妻沈夫人所作之序。这五位寿序的主人公均是李流芳生活中熟悉、亲近之人，其中甚至有与流芳感情相当深厚的兄嫂沈夫人。故而流芳并不把这样的文字仅当应酬，他是带着满腹情感投入到寿序创作中去的。如《李流芳集》卷七《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
予有同里闬之友三人，曰：羽王吴子、方孺潘子、叔达汪子。叔达于吾党年最少，交最后。予既不及登堂拜其尊人，而独习其太夫人之贤。盖予与叔达皆有母尸饔，其读书自喜，落拓不屑世故，大略与叔达同，而叔达失怙更早。太夫人偕其二姫，相守十余年。家贫，弱子幼女，婚嫁未了，朝夕拮据以须叔达之成。太夫人之所处有独难者，吾是以知其贤过人远也。
序文中，李流芳对汪母谢太夫人所表达的敬重并非仅仅为恭谦之辞，而是一种基于对汪家境况十分了解，并且感同身受而发自内心的真切情愫的坦露。又《李流芳集》卷七《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有云：
夫余所为目睹翁之升沉聚散于二十年间者也，余且以祖翁者而寿翁。夫祖以言别，寿以志祝，别之旨辛，而祝之词侈。今且叙今昔感慨之情于称觞舞彩之侧，其谓何哉？虽然，无伤也。人世之升沉聚散、忧喜悲乐，此必不能相无者也。达生者亦恃其中之不有而已矣。吾固知翁之旷达，视之犹一吷也。如是，即称之何伤？
曾在南翔经商二十年，最后因生意不景气而返乡的徽商汪丽麓与其妻金孺人六十初度之时，李流芳受汪翁之子伯昭及其兄弟之邀，为两位老人撰写寿序。流芳虽欣然应允，却并没有将一些套话性质的祝词贺语写入序中，而是极言“人世之升沉聚散、忧喜悲乐”，“叙今昔感慨之情于称觞舞彩之侧”，且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展露人生的真实与真谛，以及作为后辈的情感之共鸣，并认为旷达的汪翁应该最能体味个中深意。数语之间，流芳以真为本，因情为文，而绝不矫揉虚饰的风格已毕现于楮墨间。而在《李流芳集》卷七《仲嫂沈夫人寿序》一文中，当李流芳看到六十大寿的沈夫人受到朝廷旌表，并接受四方之士祝贺的场景之后，“色然以喜，已而愯然以思”，對沈夫人在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哥李名芳早逝后独自一人持家育儿，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历程作了深情的回顾，并为沈夫人能宽解自己怠于科举的行为而感怀万端。这更是体现出李流芳对于寿序这一应酬性文体的独特认知：在寿辰这样的特殊时间点上，寿序不仅可以彰美颂德，亦足以发挥激荡砥砺人生，申张生命意义的文体功能。 关于李流芳所撰寿序，还有一点亦颇值关注：收入《檀园集》的四篇寿序当中有两篇皆为商人所作。中晚明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文人与商人的关系不断密切，有的文人原本即出自商贾之家，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就是迁居南翔的徽商，他“少善贾”（徐学谟《明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君墓志铭》，出土文献），“稍积有资斧”（徐学谟《归有园稿》文编卷八《明诰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铭》），便自歙县“荷装赍贾嘉定，籍焉”（《明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君墓志铭》）。文人为商人作序、作传的情况在稍早的王世贞、汪道昆那里已十分多见，到了晚明则更是比比皆是。通过李流芳为徽州商人所作的两篇寿序，可以了解到他对商人群体的基本认知，以及徽商的经营理念、处世品质。如上所述，李流芳对汪翁、金孺人等寿序主人公的敬重是发自内心的。不仅如此，他对于注重然诺、知人缓急的商人更表以感佩。《李流芳集》卷七《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云：“翁长大拳勇，衷怀坦洞，重然诺，乐缓急，人居市廛而不屑屑争什一之利，以是赀渐落。”显然，李流芳对于汪翁以义取利、义在利先的儒商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尽管从短期看汪家的生意或因此而受到影响。传统的徽州商人家族在处世方面的原则与品质，也得到了李流芳的推赏，他在《李流芳集》卷七《程翁震泉贤配朱孺人七十寿序》中回忆说，“余往时过槐塘，与诸程往还，习知其俗。其男子皆闭户读书或经营四方;女子勤绩纴女红，里巷寂然，无复膏饰而行于道者。盖风俗之厚如此”，而“震泉商于疁，又与予居止相近，因得识其嗣冲虚甫。冲虚恂恂退让，被服儒者，余见而叹曰：‘嘻！此槐塘士人之风也已。’”又谓：“余所称槐塘之程，自宋迄今，数百年繁衍，贵盛蝉联不绝，岂非其俗之敦素节让有以持之也乎？今歙之乡，有男侈女游，动以豪贵绮靡，相高不旋，踵而覆败在目前者，合而观之，其可以为世戒也已。”男子读书经商，女子耕织持家;父辈行贾积赀，儿辈习儒仕进;率以敦素节让的儒家道德递相承传：此三条可理解为传统徽商家族得以”数百年繁衍贵盛，蝉联不绝“的基本凭借所在。而个别不能秉守以上原则，以致迅速覆败的商人则是反面的典型。同为徽商家族出身的李流芳必然深谙此道。
二、由景及人，以夜为美的游记
晚明人乐游，李流芳亦如是。他“性好佳山水”（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四《李长蘅墓志铭》），一生饱览众多名山胜景，并尝数十次游历西湖。他非但将游玩过程中的所见所历所思所感形诸丹青，发诸诗歌，还写下了不少情景交融的游记，令人读之神往，可当“卧游”。如《李流芳集》卷八《游虎山桥小记》：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携榼坐桥上小饮。湖山寥廓，风露浩然，真异境也！居人亦有来游者，三五成队，或在山椒，或依水湄。从月中相望，错落掩映，歌呼笑语，都疑人外。予数过此，爱其闲旷，知与月夕为宜，今始得果此缘。
因忆闲孟、子薪、无际、彦逸皆贪游好奇，此行竟不得共。闲孟以病挟子薪、彦逸俱东;无际虽惓游，意犹飞动，以逐伴鞅鞅而去，尤可念也。清缘难得，此会当与诸君共惜之。
小文纪月夜虎山之游。清月之下，湖、山、桥、人，融成一片，简淡自然中毕现生机逸趣，恰如一幅韵长旨远的水墨写意。而与此良辰美景相反衬的，则是不能与友朋共赏的遗憾。对于友人或因疾病，或为尘鞅而不能偕游的原委，流芳一一叙来，深情厚谊油然生于笔端。又如其《李流芳集》卷八《游西山小记》：
出西直门，过高梁桥，可十余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夹道皆古柳，参差掩映，澄湖百顷，一望渺然，西山匌匒，与波光上下。远见功德古刹及玉泉亭榭，朱门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缀发。湖中菰蒲零乱，鸥鹭翩翻，如在江南画图中。予信宿金山及碧云、香山，是日跨蹇而归，由青龙桥纵辔堤上，晩风正清，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娇欲狂，顾而乐之，殆不能去。
先是约孟旋、子将同游，皆不至，予慨然独行。子将挟西湖为己有，眼界则高矣，顾稳踞七香城中，傲予此行，何也？书寄孟阳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
北京西山是明时都人郊游的胜地，晚明竟陵派作家刘侗、于奕正尝在《帝京景物略》卷六、卷七中历数西山之绝佳处，并辑录明人西山吟咏于文后，蔚为大观。本篇即言李流芳畅游西山的所历、所感，细细摹来，如诗如绘，自是画家手笔。西山的秀美润泽，让作客京师的江南人流芳叹服如在江南故里，而作为作家、画家双重身份的晚明文人，流芳的游赏之道亦可令人心为折服：平堤、古柳、澄湖、翠嶂、寺宇、亭榭、菰蒲、鸥鹭，是时风物静好，故宜作静观;而当“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娇欲狂”，自然界展现出它的动态美之时，则宜随之起舞，跨蹇纵辔，风驰堤上而赏之。
亦如前文所述《游虎山桥小记》，在这篇纪游西山的小品中，李流芳同样表达了惜不能与友人同游共赏的失落。实际上，这种由景及人、景中寓情的叙事方式，是流芳纪游之作的惯用手法。例如，其诗《李流芳集》卷一《西湖泛舟走笔戏呈同游诸子》曰：“吾友五六人，大半羁城市。可怜两闻子，喀喀亲药饵。三严皆好奇，何为亦徙倚？良会不再得，参商限尺咫。使我情怅然，人事难具美。举觴属同游，当共惜此晷。”显然，在李流芳看来，佳山水须待佳人以共赏，西湖间的好友跟湖光山色一样，皆为诗人所珍重。《李流芳集》卷二《虎山踏月行示同游邹孟阳张鲁生》一首亦云：“吁嗟乎张生！昔年与汝桥上行，虎山十年月再明。同游几人复谁在？乡月照我空多情。吁嗟乎邹子！子今真见虎山矣，虎山烟月竟何似。当年画出虎山时，桥上之人吾与汝。子兮子兮奈此良夜何？矶头夜深风露多。游人欲归残酒醒，试听中流踏月歌。”虎山在今苏州光福镇北，面临下崦湖，似猛虎卧伏湖旁，又传此山乃吴王阖闾圈地养虎之地，故名。流芳此番重游虎山，正值夜中，明月既出，山苍水白，桥栏如镀，美轮美奂。然而，当年同游之人却已有不复在兹者，这才是最让人唏嘘之处。
对于满心欢喜的胜景，李流芳还时常再游、重游，故谓“予往时三到石湖，游皆绝胜”（《李流芳集》卷八《游石湖小记》），“余二十年来，无岁不至（西）湖上，或一岁再至。朝花夕月，烟林雨嶂，徘徊吟赏，餍足而后归”（卷十二《题画为徐田仲》）。这样一种时间的书写在流芳的游记中俯拾即是，其中既彰显了他对美景的流連不舍，亦包含着对当年同游朋辈的追念，“每怀昔游，为之怃然”（卷八《游玉山小记》）者更多指向的乃是赏景与共之人。不仅如此，对于时间的敏感与书写，还表达出作者感怀“人事参商，忽忽数年”，“自今往后，日月不居，一误难再”（卷八《游焦山小记》）的生命体验。这就无形中将原本形制精巧的游记拉开为一个宏阔的文本结构，空间维度上的景与时间意义上的情融为一体，精魂之中诚有巨魄。 夜游则是李流芳游记中的另一时间书写。前引《游虎山桥小记》所纪即为夜游，另一篇什《游虎丘小记》亦为夜游的经典之作。在流芳的游赏之道中，夜游不仅是一种迥然于“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的别趣，更是“山空人静，独往会心”，“以静意对之，觉悠然欲与清景俱往”的美学追求，正是循此美学取向，他认为只有月夜清游，才能“见虎丘本色”（卷八《游虎丘小记》）。可见，李流芳游记中的纪“夜”，归根结底是一种充满审美自觉的时间观照，以及附着其上的对于生命本真的深重思考。
三、形神兼备的像赞与一唱三叹的祭文
像赞就是针对人物画像，或是直接之于人物相貌而作的赞辞。李流芳擅画，在《檀园集》卷九中的五首像赞，首首如其画作，精彩传神。如《李流芳集》卷九《张鲁生像赞》：
泛然闷然，似无所取。颓然嗒然，似无所起。比久与之处，而始知其趣郁然，其兴悠然，殆将取于众之所弃，而起于众之所废。猗嗟斯人！斯吾党之所谓不读书而有翰墨气，不学道而有烟霞气，终日相对，无所发明，而弥觉其有味者耶！
李流芳作像赞，不屑屑于人物肖像外形，而重在传达肖像背后的神。“泛然闷然”、“颓然嗒然”，只是流芳好友张崇儒的外在特征。“其趣郁然，其兴悠然”，才是对崇儒丰富内心世界的生动描画。之所以神貌相异，乃是因为他与尘世流俗格格不入，“众之所弃”与“众之所废”正是其所欲取用者。这样一个“不读书而有翰墨气，不学道而有烟霞气”，形神不一的张崇儒，非有生花妙笔，不能写其全态。又如《李流芳集》卷九《张子薪像赞》：
其骨清而坚，其气弱而恬，其神悴而全。夫是以贫而贤，病而妍。夫能外子之身与家而观之，而贫与病复何有焉？此非子之禅欤？
寥寥几笔，便将贫病交加，骨清貌癯，却风神犹自的张子薪画于人前，白描工夫可谓了得。其五首像赞中还有一首是李流芳的《自题小像》（《李流芳集》卷九），赞云：
此何人？斯或以为山泽之仪，烟霞之侣，胡栖栖于此世？其胸怀浩浩落落，乃若远而若迩兮。其友或知之，而不免见嗤于妻子。嗟咨兮！既不能为冥冥之飞兮，夫奚怪乎薮泽之视矣。
这实际上是李流芳对于自身性情人格的一种烛照：高蹈卓立，胸怀浩荡，心在高穹，却身栖尘世。“既不能为冥冥之飞兮，夫奚嗤乎薮泽之视矣”一句，揭示出流芳自己，也是所有高洁者的生存困境，尤能打动读者。
《檀园集》中所录祭文尤多，共十一篇。祭文也是李流芳比较擅长的一种文体。这似乎跟上述流芳性格当中不时透露出来的那种发乎生命的哀愁感有关。下面将以《祭徐孺榖文》与《祭郑彦远文》为例，来着重探讨李流芳所撰祭文在叙事、抒情，并形诸文本结构方面的特点。《李流芳集》卷十《祭徐孺榖文》曰：
人命朝露，昔人所叹。伤哉孺榖，奄忽归幻。冬中授手，言笑晏晏。春归哭君，空堂不见。真耶？梦耶？魂摇目眩。况我及君，情好如贯。
岁在摄提，于君斯馆。出同舟航，入共笔研。月凉之夕，花明之旦。星沉漏尽，酒阑客倦。留髠密坐，觞酌杂乱。有怀如山，有舌如汉。或歌或泣，我后子先。时惟郑生，实同婉娈。颓然相对，气何傲岸。陋彼世氛，神王弗善。众目摄之，胥谗睊睊。我思古人，胡恶乡原？悠悠之口，匪戒伊劝。子安予言，亦不谓谩。予尝语子，百年强半。富贵何期，日月不延。纵心而行，无干世患。
嗟哉孺榖，竟夭天年。天乎？人乎？胡遽而然？自我去子，中常县县。晤言不勤，或继以笺。察子之情，若哽若咽。予窃怪子，其神不全。世短意多，殆不免焉。嗟哉孺榖，岂忘斯言？命实为之，我以谁冤？所可叹悼，交情中断。俯仰十年，风流云散。蹇予阔疏，于世多惮。觞咏之会，赖子一粲。岂无他人？非子不惯。呜呼哀哉！弹山之麓，朝烟夕岚。偕子翱翔，玄赏是耽。时与兴会，遇酒辄酣。张子和之，相顾而三。岁月几何，死亡相兼。人生忽忽，谁其独淹？于呼哀哉！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死何如生？子今亦验。生既不乐，死复何恋？生平之欢，将子无远。尽此一觞，泉壤永判。哀哉尚飨。
是篇乃流芳为早逝挚友，嘉定乡贤礼部尚书徐学谟之子徐孺榖所作的祭文。文章采用倒叙结构。在得知讣告的错愕与悲痛中，李流芳回忆了与亡友的交往点滴。孺榖的天性好恶、人格气质，在此叙述中一一呈现。追忆结束，则返回现实中，为失去挚友而一再扼腕痛惜。通篇一唱三叹，反复悼咏，恸氛无边，可见作者与孺榖交谊之深，友情之切。又《李流芳集》卷十《祭郑彦远文》云：
呜呼彦远！竟至是耶。彦远与吾相从，隔岁耳。而奄忽之间，遂成千古耶。自彦远学于吾，不三月而病，病不数月而竟以不起。今距彦远之殁，又已逾月矣，何人世之促也。呜呼痛哉！西隐、竺林之间，松风槐雨，夜钟晨呗，与彦远悠然相对，如昨日也，而今可得乎？
始吾未識彦远，而已与仲子闲孟相习。犹忆往岁过仲子，宿留，五鼓酒醒，闻书声琅然，讶而问之，知为彦远。而仲子为余言，彦远读书达旦以为常。迨彦远从吾游，已不胜羸矣。予每谓仲子劝彦远读书无过苦也，而察彦远之用心，固有独异于人者。自共事三月以来，而彦远之为文，逸才俊笔，盖无日不新。吾方期以大就，而讵至是耶？悲夫！
彦远孝友温良，出于天性，而闻善孳孳，常若不及。其家之上下，及与彦远相识者，无不称为善人。彦远之殁，而知与不知，皆为叹息，盖庶几无间言者焉。
夫彦远即不幸早夭乎，亦何负于俯仰哉？然而，彦远方少年，信道而未笃，其于情爱之际，固有未能释然者。夫生死，人所不免也，而又不能相代。为彦远之父兄妻子者，计无复之，则其痛亦可以少衰矣。噫！吾恶知夫彦远之不痛而无复之也？吾年未三十，而人世死生之感尝之殆尽。十年之间，哭吾兄，哭吾妹，哭我良友，又哭我父。当其哀之所至，且祈死而不得，不自意其复悍然以生。悲夫！吾恶知彦远之祈生，不如吾之祈死乎？畴昔之夜，梦彦远与吾促膝而语，颜甚泽而多笑，似甚乐者而忘其死也。噫！吾恶知彦远之不乐而忘其死乎？
吾赋性迂拙，疏而多误，无能为人师。而仲子过信予，强以彦远相托。彦远又过信予，而事之如其师。吾是以不独悲彦远，又自愧也。吾于西方之学不能行，而稍知其大意。每欲以此进彦远，而相与之日浅。又不意奄忽至此，不得尽吐其中之所怀，而今已矣。 彦远易箦前一日，予为书慰问，还报无恙。翌日而讣至，欲一执手永诀而不可得。噫！吾悲已无益，而愧又无能及矣，而徒以其无聊之辞解彦远与其父兄妻子之痛。噫！吾恶知彦远之不复过信予也？
这篇悼念李流芳门生、挚友郑闲孟之弟郑彦远的祭文也采取了倒叙的叙事手法。同样是在难以接受的悲恸中，流芳回忆了与彦远相见相识，并结下师生之缘的过往，突显出彦远勤苦读书的优异品质。接着，将笔触拉回现实与想象之间，以亲友邻里之叹惋和为师对彦远设身处地的假想，吐诉痛失英才之恨。之后又荡开一笔，进一步反诸自身，极言其悲，并自责往昔对门生彦远的关怀不够。文末，则回到彦远辞世的前后过程，再次抒以悲伤、惋惜、懊恼、愧疚之情。由此可见，常常运用倒叙手法，采取不断变换场景的叙事结构，特别是一唱三叹的抒情方式，是李流芳所撰祭文的主要特点所在。
综上，李流芳以本乎真我，发乎性情为要旨，通过才情洋溢的文章创作和深刻独到的文体理解，在序文、游记、像赞、祭文的结构创变、完善，或功能开显、阐扬上树立了一定的范型。实际上，他的这些创作业绩正是其反对时代弊习，抒发真我情怀的文论主张在文本实践上的投射。明中叶，古文大家归有光讲学嘉定安亭，“师友渊源，递相绍述”（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包括李流芳在内的“嘉定四先生”一方面仰承归氏学说，“无不同出于一讲之明”（张云章《嘉定四先生集后序》，《朴村文集》卷九），另一方面则深得归氏绝去剽拟之奥义，是以“四君之为诗文，大放厥词，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摹熙甫”（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单就李流芳而言，他曾经讽刺好友钱谦益“他日当为李、王辈流”，如此般力反“近代剽贼雇赁之病”与其“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亦并无扞格（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相反，他对于“分文析字，猎三古之毛羽，以效用于文章”（《李流芳集》附录李宜之《檀园集后序》）的时风批判，恰是赓续震川精神之所在，更彰显出他以文章抒写本我真意的内在诉求。而这一面向的文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也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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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李流芳与晚明文艺思潮——以文本和图像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史考察”（项目编号：15YJCZH079）、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明代古文与时文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6EWY004）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李流芳;寿序;游记;像赞;祭文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号檀园，又号香海、泡庵、六浮道人，晚号慎娱居士，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今属上海）人，祖籍徽州府歙县丰南（今属安徽）。他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印刻，与同乡名士唐时升、娄坚，以及侨寓嘉定的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程嘉燧并称“嘉定四先生”，是晚明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有《檀园集》十二卷等诗文集册及若干书画、印刻作品传世。笔者尝在《檀园集》等文献的基础上序次标点、考校异文、搜讨佚作史料，纂为《李流芳集》，庶成足帙。
相比于诗歌，李流芳的文章创作更以率性为高。明崇祯元年（1628），时任嘉定邑令谢三宾主持“嘉定四先生”别集的纂辑出版工作，四家之刻又“自《檀园集》始”（《李流芳集》附录谢三宾《檀园集序》，）。是时，李流芳正“卧疴檀园”（附录李宜之《檀园集后序》），病榻上应谢三宾之请，出平生所著诗文，手自删定，命其子杭之、侄儿宜之（流芳同父异母兄李名芳之遗孤）协助讎校，编成《檀园集》十二卷。随后，弥留之际的李流芳又授意宜之为撰跋文，即撰于崇祯二年（1629）“元夕后五日”的《檀园集后序》。可知，该《后序》所述颇能代表流芳的意旨。宜之在《后序》中转引流芳之语曰：“至于古文，益率意为之，无所祖述，间复癖懒，中废不及成篇，故其所存，自序述、哀诔而外，不过题跋数则而已。”如是所言，李流芳作文发乎自然，殆非刻意而为，亦无明确的宗尚取向，如此则绝少摹拟剽窃的雕镂之作。《檀园集》共收李流芳文章六卷，按文体分类排列，依次为序、记、疏、行状、墓志、像赞、祭文和题跋。序文又细分为寿序、制义序、诗序、文序等若干种，记则主要是游记。在这些“率意为之”的不同类别的文体中，文学性较强，能比较集中地反映李流芳文章创作成就的文体大略有序文、游记、像赞、祭文、题跋等数种。其中又以题跋文字最为出色，堪称晚明小品之奇葩，学界对其文章创作的探究即聚焦于此。而实际上，学界关注较少的李流芳的序文、游记、像赞、祭文创作，也颇具思想艺术水准与文体学价值，这便是本文论析的重点所在。
一、不拘格套，礼赞生命的寿序
序文中的寿序多应酬性文字。应邀为序的作者以祝寿颂美为要义，亦出于为尊者讳的考量，在写作时多遵循一定的套路格式，不一定倾注较多的真情实感。因此，就其总体而言，寿序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李流芳《檀园集》中所收寿序并不多，只有四篇，即《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程翁震泉贤配朱孺人七十寿序》，以及《仲嫂沈夫人寿序》，分别是为里中挚友汪明际之母谢太夫人，在嘉定南翔经商，与流芳比邻而居，暨好友汪伯昭之父的徽商汪丽麓与其妻金孺人，同样在南翔经商，亦与流芳居止相近，过从颇多的徽商程震泉贤配朱孺人，以及兄嫂李名芳之妻沈夫人所作之序。这五位寿序的主人公均是李流芳生活中熟悉、亲近之人，其中甚至有与流芳感情相当深厚的兄嫂沈夫人。故而流芳并不把这样的文字仅当应酬，他是带着满腹情感投入到寿序创作中去的。如《李流芳集》卷七《寿汪母谢太夫人七十序》：
予有同里闬之友三人，曰：羽王吴子、方孺潘子、叔达汪子。叔达于吾党年最少，交最后。予既不及登堂拜其尊人，而独习其太夫人之贤。盖予与叔达皆有母尸饔，其读书自喜，落拓不屑世故，大略与叔达同，而叔达失怙更早。太夫人偕其二姫，相守十余年。家贫，弱子幼女，婚嫁未了，朝夕拮据以须叔达之成。太夫人之所处有独难者，吾是以知其贤过人远也。
序文中，李流芳对汪母谢太夫人所表达的敬重并非仅仅为恭谦之辞，而是一种基于对汪家境况十分了解，并且感同身受而发自内心的真切情愫的坦露。又《李流芳集》卷七《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有云：
夫余所为目睹翁之升沉聚散于二十年间者也，余且以祖翁者而寿翁。夫祖以言别，寿以志祝，别之旨辛，而祝之词侈。今且叙今昔感慨之情于称觞舞彩之侧，其谓何哉？虽然，无伤也。人世之升沉聚散、忧喜悲乐，此必不能相无者也。达生者亦恃其中之不有而已矣。吾固知翁之旷达，视之犹一吷也。如是，即称之何伤？
曾在南翔经商二十年，最后因生意不景气而返乡的徽商汪丽麓与其妻金孺人六十初度之时，李流芳受汪翁之子伯昭及其兄弟之邀，为两位老人撰写寿序。流芳虽欣然应允，却并没有将一些套话性质的祝词贺语写入序中，而是极言“人世之升沉聚散、忧喜悲乐”，“叙今昔感慨之情于称觞舞彩之侧”，且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展露人生的真实与真谛，以及作为后辈的情感之共鸣，并认为旷达的汪翁应该最能体味个中深意。数语之间，流芳以真为本，因情为文，而绝不矫揉虚饰的风格已毕现于楮墨间。而在《李流芳集》卷七《仲嫂沈夫人寿序》一文中，当李流芳看到六十大寿的沈夫人受到朝廷旌表，并接受四方之士祝贺的场景之后，“色然以喜，已而愯然以思”，對沈夫人在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二哥李名芳早逝后独自一人持家育儿，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历程作了深情的回顾，并为沈夫人能宽解自己怠于科举的行为而感怀万端。这更是体现出李流芳对于寿序这一应酬性文体的独特认知：在寿辰这样的特殊时间点上，寿序不仅可以彰美颂德，亦足以发挥激荡砥砺人生，申张生命意义的文体功能。 关于李流芳所撰寿序，还有一点亦颇值关注：收入《檀园集》的四篇寿序当中有两篇皆为商人所作。中晚明以来，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文人与商人的关系不断密切，有的文人原本即出自商贾之家，李流芳的祖父李文邦就是迁居南翔的徽商，他“少善贾”（徐学谟《明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君墓志铭》，出土文献），“稍积有资斧”（徐学谟《归有园稿》文编卷八《明诰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铭》），便自歙县“荷装赍贾嘉定，籍焉”（《明奉议大夫登州府同知李君墓志铭》）。文人为商人作序、作传的情况在稍早的王世贞、汪道昆那里已十分多见，到了晚明则更是比比皆是。通过李流芳为徽州商人所作的两篇寿序，可以了解到他对商人群体的基本认知，以及徽商的经营理念、处世品质。如上所述，李流芳对汪翁、金孺人等寿序主人公的敬重是发自内心的。不仅如此，他对于注重然诺、知人缓急的商人更表以感佩。《李流芳集》卷七《丽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双寿序》云：“翁长大拳勇，衷怀坦洞，重然诺，乐缓急，人居市廛而不屑屑争什一之利，以是赀渐落。”显然，李流芳对于汪翁以义取利、义在利先的儒商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尽管从短期看汪家的生意或因此而受到影响。传统的徽州商人家族在处世方面的原则与品质，也得到了李流芳的推赏，他在《李流芳集》卷七《程翁震泉贤配朱孺人七十寿序》中回忆说，“余往时过槐塘，与诸程往还，习知其俗。其男子皆闭户读书或经营四方;女子勤绩纴女红，里巷寂然，无复膏饰而行于道者。盖风俗之厚如此”，而“震泉商于疁，又与予居止相近，因得识其嗣冲虚甫。冲虚恂恂退让，被服儒者，余见而叹曰：‘嘻！此槐塘士人之风也已。’”又谓：“余所称槐塘之程，自宋迄今，数百年繁衍，贵盛蝉联不绝，岂非其俗之敦素节让有以持之也乎？今歙之乡，有男侈女游，动以豪贵绮靡，相高不旋，踵而覆败在目前者，合而观之，其可以为世戒也已。”男子读书经商，女子耕织持家;父辈行贾积赀，儿辈习儒仕进;率以敦素节让的儒家道德递相承传：此三条可理解为传统徽商家族得以”数百年繁衍贵盛，蝉联不绝“的基本凭借所在。而个别不能秉守以上原则，以致迅速覆败的商人则是反面的典型。同为徽商家族出身的李流芳必然深谙此道。
二、由景及人，以夜为美的游记
晚明人乐游，李流芳亦如是。他“性好佳山水”（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四《李长蘅墓志铭》），一生饱览众多名山胜景，并尝数十次游历西湖。他非但将游玩过程中的所见所历所思所感形诸丹青，发诸诗歌，还写下了不少情景交融的游记，令人读之神往，可当“卧游”。如《李流芳集》卷八《游虎山桥小记》：
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携榼坐桥上小饮。湖山寥廓，风露浩然，真异境也！居人亦有来游者，三五成队，或在山椒，或依水湄。从月中相望，错落掩映，歌呼笑语，都疑人外。予数过此，爱其闲旷，知与月夕为宜，今始得果此缘。
因忆闲孟、子薪、无际、彦逸皆贪游好奇，此行竟不得共。闲孟以病挟子薪、彦逸俱东;无际虽惓游，意犹飞动，以逐伴鞅鞅而去，尤可念也。清缘难得，此会当与诸君共惜之。
小文纪月夜虎山之游。清月之下，湖、山、桥、人，融成一片，简淡自然中毕现生机逸趣，恰如一幅韵长旨远的水墨写意。而与此良辰美景相反衬的，则是不能与友朋共赏的遗憾。对于友人或因疾病，或为尘鞅而不能偕游的原委，流芳一一叙来，深情厚谊油然生于笔端。又如其《李流芳集》卷八《游西山小记》：
出西直门，过高梁桥，可十余里至元君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夹道皆古柳，参差掩映，澄湖百顷，一望渺然，西山匌匒，与波光上下。远见功德古刹及玉泉亭榭，朱门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缀发。湖中菰蒲零乱，鸥鹭翩翻，如在江南画图中。予信宿金山及碧云、香山，是日跨蹇而归，由青龙桥纵辔堤上，晩风正清，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娇欲狂，顾而乐之，殆不能去。
先是约孟旋、子将同游，皆不至，予慨然独行。子将挟西湖为己有，眼界则高矣，顾稳踞七香城中，傲予此行，何也？书寄孟阳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
北京西山是明时都人郊游的胜地，晚明竟陵派作家刘侗、于奕正尝在《帝京景物略》卷六、卷七中历数西山之绝佳处，并辑录明人西山吟咏于文后，蔚为大观。本篇即言李流芳畅游西山的所历、所感，细细摹来，如诗如绘，自是画家手笔。西山的秀美润泽，让作客京师的江南人流芳叹服如在江南故里，而作为作家、画家双重身份的晚明文人，流芳的游赏之道亦可令人心为折服：平堤、古柳、澄湖、翠嶂、寺宇、亭榭、菰蒲、鸥鹭，是时风物静好，故宜作静观;而当“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娇欲狂”，自然界展现出它的动态美之时，则宜随之起舞，跨蹇纵辔，风驰堤上而赏之。
亦如前文所述《游虎山桥小记》，在这篇纪游西山的小品中，李流芳同样表达了惜不能与友人同游共赏的失落。实际上，这种由景及人、景中寓情的叙事方式，是流芳纪游之作的惯用手法。例如，其诗《李流芳集》卷一《西湖泛舟走笔戏呈同游诸子》曰：“吾友五六人，大半羁城市。可怜两闻子，喀喀亲药饵。三严皆好奇，何为亦徙倚？良会不再得，参商限尺咫。使我情怅然，人事难具美。举觴属同游，当共惜此晷。”显然，在李流芳看来，佳山水须待佳人以共赏，西湖间的好友跟湖光山色一样，皆为诗人所珍重。《李流芳集》卷二《虎山踏月行示同游邹孟阳张鲁生》一首亦云：“吁嗟乎张生！昔年与汝桥上行，虎山十年月再明。同游几人复谁在？乡月照我空多情。吁嗟乎邹子！子今真见虎山矣，虎山烟月竟何似。当年画出虎山时，桥上之人吾与汝。子兮子兮奈此良夜何？矶头夜深风露多。游人欲归残酒醒，试听中流踏月歌。”虎山在今苏州光福镇北，面临下崦湖，似猛虎卧伏湖旁，又传此山乃吴王阖闾圈地养虎之地，故名。流芳此番重游虎山，正值夜中，明月既出，山苍水白，桥栏如镀，美轮美奂。然而，当年同游之人却已有不复在兹者，这才是最让人唏嘘之处。
对于满心欢喜的胜景，李流芳还时常再游、重游，故谓“予往时三到石湖，游皆绝胜”（《李流芳集》卷八《游石湖小记》），“余二十年来，无岁不至（西）湖上，或一岁再至。朝花夕月，烟林雨嶂，徘徊吟赏，餍足而后归”（卷十二《题画为徐田仲》）。这样一种时间的书写在流芳的游记中俯拾即是，其中既彰显了他对美景的流連不舍，亦包含着对当年同游朋辈的追念，“每怀昔游，为之怃然”（卷八《游玉山小记》）者更多指向的乃是赏景与共之人。不仅如此，对于时间的敏感与书写，还表达出作者感怀“人事参商，忽忽数年”，“自今往后，日月不居，一误难再”（卷八《游焦山小记》）的生命体验。这就无形中将原本形制精巧的游记拉开为一个宏阔的文本结构，空间维度上的景与时间意义上的情融为一体，精魂之中诚有巨魄。 夜游则是李流芳游记中的另一时间书写。前引《游虎山桥小记》所纪即为夜游，另一篇什《游虎丘小记》亦为夜游的经典之作。在流芳的游赏之道中，夜游不仅是一种迥然于“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的别趣，更是“山空人静，独往会心”，“以静意对之，觉悠然欲与清景俱往”的美学追求，正是循此美学取向，他认为只有月夜清游，才能“见虎丘本色”（卷八《游虎丘小记》）。可见，李流芳游记中的纪“夜”，归根结底是一种充满审美自觉的时间观照，以及附着其上的对于生命本真的深重思考。
三、形神兼备的像赞与一唱三叹的祭文
像赞就是针对人物画像，或是直接之于人物相貌而作的赞辞。李流芳擅画，在《檀园集》卷九中的五首像赞，首首如其画作，精彩传神。如《李流芳集》卷九《张鲁生像赞》：
泛然闷然，似无所取。颓然嗒然，似无所起。比久与之处，而始知其趣郁然，其兴悠然，殆将取于众之所弃，而起于众之所废。猗嗟斯人！斯吾党之所谓不读书而有翰墨气，不学道而有烟霞气，终日相对，无所发明，而弥觉其有味者耶！
李流芳作像赞，不屑屑于人物肖像外形，而重在传达肖像背后的神。“泛然闷然”、“颓然嗒然”，只是流芳好友张崇儒的外在特征。“其趣郁然，其兴悠然”，才是对崇儒丰富内心世界的生动描画。之所以神貌相异，乃是因为他与尘世流俗格格不入，“众之所弃”与“众之所废”正是其所欲取用者。这样一个“不读书而有翰墨气，不学道而有烟霞气”，形神不一的张崇儒，非有生花妙笔，不能写其全态。又如《李流芳集》卷九《张子薪像赞》：
其骨清而坚，其气弱而恬，其神悴而全。夫是以贫而贤，病而妍。夫能外子之身与家而观之，而贫与病复何有焉？此非子之禅欤？
寥寥几笔，便将贫病交加，骨清貌癯，却风神犹自的张子薪画于人前，白描工夫可谓了得。其五首像赞中还有一首是李流芳的《自题小像》（《李流芳集》卷九），赞云：
此何人？斯或以为山泽之仪，烟霞之侣，胡栖栖于此世？其胸怀浩浩落落，乃若远而若迩兮。其友或知之，而不免见嗤于妻子。嗟咨兮！既不能为冥冥之飞兮，夫奚怪乎薮泽之视矣。
这实际上是李流芳对于自身性情人格的一种烛照：高蹈卓立，胸怀浩荡，心在高穹，却身栖尘世。“既不能为冥冥之飞兮，夫奚嗤乎薮泽之视矣”一句，揭示出流芳自己，也是所有高洁者的生存困境，尤能打动读者。
《檀园集》中所录祭文尤多，共十一篇。祭文也是李流芳比较擅长的一种文体。这似乎跟上述流芳性格当中不时透露出来的那种发乎生命的哀愁感有关。下面将以《祭徐孺榖文》与《祭郑彦远文》为例，来着重探讨李流芳所撰祭文在叙事、抒情，并形诸文本结构方面的特点。《李流芳集》卷十《祭徐孺榖文》曰：
人命朝露，昔人所叹。伤哉孺榖，奄忽归幻。冬中授手，言笑晏晏。春归哭君，空堂不见。真耶？梦耶？魂摇目眩。况我及君，情好如贯。
岁在摄提，于君斯馆。出同舟航，入共笔研。月凉之夕，花明之旦。星沉漏尽，酒阑客倦。留髠密坐，觞酌杂乱。有怀如山，有舌如汉。或歌或泣，我后子先。时惟郑生，实同婉娈。颓然相对，气何傲岸。陋彼世氛，神王弗善。众目摄之，胥谗睊睊。我思古人，胡恶乡原？悠悠之口，匪戒伊劝。子安予言，亦不谓谩。予尝语子，百年强半。富贵何期，日月不延。纵心而行，无干世患。
嗟哉孺榖，竟夭天年。天乎？人乎？胡遽而然？自我去子，中常县县。晤言不勤，或继以笺。察子之情，若哽若咽。予窃怪子，其神不全。世短意多，殆不免焉。嗟哉孺榖，岂忘斯言？命实为之，我以谁冤？所可叹悼，交情中断。俯仰十年，风流云散。蹇予阔疏，于世多惮。觞咏之会，赖子一粲。岂无他人？非子不惯。呜呼哀哉！弹山之麓，朝烟夕岚。偕子翱翔，玄赏是耽。时与兴会，遇酒辄酣。张子和之，相顾而三。岁月几何，死亡相兼。人生忽忽，谁其独淹？于呼哀哉！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死何如生？子今亦验。生既不乐，死复何恋？生平之欢，将子无远。尽此一觞，泉壤永判。哀哉尚飨。
是篇乃流芳为早逝挚友，嘉定乡贤礼部尚书徐学谟之子徐孺榖所作的祭文。文章采用倒叙结构。在得知讣告的错愕与悲痛中，李流芳回忆了与亡友的交往点滴。孺榖的天性好恶、人格气质，在此叙述中一一呈现。追忆结束，则返回现实中，为失去挚友而一再扼腕痛惜。通篇一唱三叹，反复悼咏，恸氛无边，可见作者与孺榖交谊之深，友情之切。又《李流芳集》卷十《祭郑彦远文》云：
呜呼彦远！竟至是耶。彦远与吾相从，隔岁耳。而奄忽之间，遂成千古耶。自彦远学于吾，不三月而病，病不数月而竟以不起。今距彦远之殁，又已逾月矣，何人世之促也。呜呼痛哉！西隐、竺林之间，松风槐雨，夜钟晨呗，与彦远悠然相对，如昨日也，而今可得乎？
始吾未識彦远，而已与仲子闲孟相习。犹忆往岁过仲子，宿留，五鼓酒醒，闻书声琅然，讶而问之，知为彦远。而仲子为余言，彦远读书达旦以为常。迨彦远从吾游，已不胜羸矣。予每谓仲子劝彦远读书无过苦也，而察彦远之用心，固有独异于人者。自共事三月以来，而彦远之为文，逸才俊笔，盖无日不新。吾方期以大就，而讵至是耶？悲夫！
彦远孝友温良，出于天性，而闻善孳孳，常若不及。其家之上下，及与彦远相识者，无不称为善人。彦远之殁，而知与不知，皆为叹息，盖庶几无间言者焉。
夫彦远即不幸早夭乎，亦何负于俯仰哉？然而，彦远方少年，信道而未笃，其于情爱之际，固有未能释然者。夫生死，人所不免也，而又不能相代。为彦远之父兄妻子者，计无复之，则其痛亦可以少衰矣。噫！吾恶知夫彦远之不痛而无复之也？吾年未三十，而人世死生之感尝之殆尽。十年之间，哭吾兄，哭吾妹，哭我良友，又哭我父。当其哀之所至，且祈死而不得，不自意其复悍然以生。悲夫！吾恶知彦远之祈生，不如吾之祈死乎？畴昔之夜，梦彦远与吾促膝而语，颜甚泽而多笑，似甚乐者而忘其死也。噫！吾恶知彦远之不乐而忘其死乎？
吾赋性迂拙，疏而多误，无能为人师。而仲子过信予，强以彦远相托。彦远又过信予，而事之如其师。吾是以不独悲彦远，又自愧也。吾于西方之学不能行，而稍知其大意。每欲以此进彦远，而相与之日浅。又不意奄忽至此，不得尽吐其中之所怀，而今已矣。 彦远易箦前一日，予为书慰问，还报无恙。翌日而讣至，欲一执手永诀而不可得。噫！吾悲已无益，而愧又无能及矣，而徒以其无聊之辞解彦远与其父兄妻子之痛。噫！吾恶知彦远之不复过信予也？
这篇悼念李流芳门生、挚友郑闲孟之弟郑彦远的祭文也采取了倒叙的叙事手法。同样是在难以接受的悲恸中，流芳回忆了与彦远相见相识，并结下师生之缘的过往，突显出彦远勤苦读书的优异品质。接着，将笔触拉回现实与想象之间，以亲友邻里之叹惋和为师对彦远设身处地的假想，吐诉痛失英才之恨。之后又荡开一笔，进一步反诸自身，极言其悲，并自责往昔对门生彦远的关怀不够。文末，则回到彦远辞世的前后过程，再次抒以悲伤、惋惜、懊恼、愧疚之情。由此可见，常常运用倒叙手法，采取不断变换场景的叙事结构，特别是一唱三叹的抒情方式，是李流芳所撰祭文的主要特点所在。
综上，李流芳以本乎真我，发乎性情为要旨，通过才情洋溢的文章创作和深刻独到的文体理解，在序文、游记、像赞、祭文的结构创变、完善，或功能开显、阐扬上树立了一定的范型。实际上，他的这些创作业绩正是其反对时代弊习，抒发真我情怀的文论主张在文本实践上的投射。明中叶，古文大家归有光讲学嘉定安亭，“师友渊源，递相绍述”（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包括李流芳在内的“嘉定四先生”一方面仰承归氏学说，“无不同出于一讲之明”（张云章《嘉定四先生集后序》，《朴村文集》卷九），另一方面则深得归氏绝去剽拟之奥义，是以“四君之为诗文，大放厥词，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摹熙甫”（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单就李流芳而言，他曾经讽刺好友钱谦益“他日当为李、王辈流”，如此般力反“近代剽贼雇赁之病”与其“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亦并无扞格（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相反，他对于“分文析字，猎三古之毛羽，以效用于文章”（《李流芳集》附录李宜之《檀园集后序》）的时风批判，恰是赓续震川精神之所在，更彰显出他以文章抒写本我真意的内在诉求。而这一面向的文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也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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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李流芳与晚明文艺思潮——以文本和图像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史考察”（项目编号：15YJCZH079）、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明代古文与时文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6EWY00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