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1980年生，安徽宿松人。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在《文艺研究》、《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有专著《“重写”的限度》、《分裂的想象》、《现场的角力》、《80后，怎么办？》等，诗集《在边缘上行走》、《虚语》、《我选择哭泣和爱你》等。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等多种奖项。
　　 在给这篇文章命名时，我有“偷懒”之嫌，因为“我选择哭泣和爱你”本便是杨庆祥的诗句，这是一个取之于其用之于其的命题方法。但是，思来想去，我宁愿背负“讨巧”的名声，也实在不愿意修正题目，因为，杨庆祥的批评面貌仿佛就是“我选择哭泣和爱你”的真实写照。因为此前有着些许的关于杨庆祥批评的阅读基础，在综合阅读杨庆祥的批评世界之前，我有着较为清浅的初印象，比如学理性强、比如笔锋有力、比如视角独特……但是，当我真正沉浸在囫囵的杨庆祥的批评世界时，此前的具体而微的设想统统不作数了，这并不意味着我此前的设想是错的，而是因为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料之外的阅读感受裹挟着我：偏重于理性与思考的批评文字竟然也能如此直率地袒露疼痛与忧伤，流转爱意与希望。
　　 经过长期正规学术训练的杨庆祥对于如何书写文学批评显然并不陌生，其批评的对象选择、遣词造句、逻辑层次，样样都精妙地踩在批评的文体范畴中，但是细读而去，却总有一种游离在批评之外的感觉。究其原因，大概与杨庆祥真诚到极致的批评态度密不可分。无论是路遥研究，还是“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亦或者是对“八零后”作家的探究，其中都灌注着杨庆祥真实的情感流露。作为一名“八零后”，杨庆祥对自己、对文学、对时代无疑有着独特的理解与爱意，而因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杨庆祥又总能很是敏锐地发现自己、文学和时代面临的不安与困境。在批评文字中，杨庆祥一方面为兜转于困境中的存在忧伤落泪，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凭借着满腔的赤诚爱意为这些存在找寻新的出路。杨庆祥曾在自己的诗集中将自己的诗歌称为“新伤痕诗歌”，我想，杨庆祥的批评也可以称得上是“新伤痕批评”，这大概便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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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杨庆祥的学术起点，路遥研究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阅读路遥：经验和差异》《路遥耐读的秘密》《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路遥的“方法”》《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这些杨庆祥所作的论文已经将其紧紧地和路遥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学界常有人将杨庆祥视为路遥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还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便是《杨庆祥的路遥研究》。但是杨庆祥却似乎有些抗拒将自己与路遥研究专家画上等号，他坦认自己在路遥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并认同路遥研究在自己的批评世界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种说法，但他却否认自己对路遥的偏爱。他直言：“路遥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我并没有觉得他已经重要到需要我付出全部的心智来对其进行研究。我在博士就读期间之所以选择路遥，是因为在当时我个人的语境中，路遥的作品给我了一些触动。”急于与路遥撇清关系的杨庆祥显得有些“无情”，他甚至声称“最近我在给本科生上课时，又讲到了路遥的《人生》，然后发现已经没有特别让我激动的地方了。”对于杨庆祥的前后转变，我们自然无可批驳，因为批评家兴趣点的转移与改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批评对象“从一而终”好像才是批评停滞不前的表现。但是，这里杨庆祥的表态却暴露了他批评的密匙，他的路遥研究源于“触动”、终于“不激动”。这是一场唯我心灵独尊的学术之旅。
　　 杨庆祥最初有关路遥的“触动”，说起来有些不怎么“专业”，并非建基于文学文本、而是由文本《人生》而改编的电影《人生》。在这场偶然的观影经历中，“文学青年”杨庆祥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情绪迸发，杨庆祥自身也是很疑惑的：“作为一个‘80’后，为一部早已经‘过时’，只能在老电影网站上下载得到的影片感动，怎么说都有点让人奇怪。”在感动与怀疑中，杨庆祥逐步走进路遥。其实，时至今日，当纵览杨庆祥的路遥研究论述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杨庆祥的感动其实并不奇怪。他在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的身上看到的是“离乡”青年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窘态，他们为自己的“离乡”而骄傲，却又不得不漂浮在不愿意接纳他们的城市上空，当他们真正想要回去的时候，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而在自我认知中，杨庆祥显然亦将自己视为“离乡”青年大军中的一员。心灵上的关联给杨庆祥获得了歌哭高加林、孙少平等“离乡青年”命运的理由，也给了杨庆祥探究高加林、孙少平等“离乡青年”出路的勇气。仿佛通过这些歌哭与探究，杨庆祥能真正找到在“离乡”的旅程中迷失的焦虑的自己，找到在当下语境中“离乡青年”们未来的方向与存在的意义，正如他本人所说：“是应该为我自己，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生活的年轻人寻找一种历史定位的时候了。”
　　 如果说，杨庆祥对高加林、孙少平的探究动力来自于共同 “离乡”的惺惺相惜，那么，杨庆祥的路遥研究确是一场真切且迫切的精神“还乡”之旅。在深入探究路遥之前，杨庆祥的兴趣点大抵属于“时髦”的一派，秉持着“以西方现代经典作品为标准的美学谱系”。但是，路遥及其文学世界的出现给他提供了艺术呈现方式的“另外一种可能”。在《路遥的自我意識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一文中，杨庆祥专意将路遥“对‘现代派文学’的‘犹疑’态度”列为一节，文中，他不仅详述了路遥对于文学新思潮的抵抗，而且展露了路遥对于“现代派文学”的包容与善意，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路遥“反对的是把这种并不成熟和成功的‘现代派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标准’，进而‘排斥’了一些更为成熟的文学表现样式。” 由此可见，杨庆祥口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以传统对抗现代的模式，而是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交锋时熔铸的漩涡中，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路数，也许才是文学理想的呈现方式。可以说，路遥的这种自我意识与写作姿态，使得杨庆祥恍然从“新书堆”中抬首，堪堪消解凭借满腔奋勇在文学世界中匆匆赶路的焦虑，获得了与传统“和解”的姿态，重归了自己曾脱离的精神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