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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竞争力，而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则是衡量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2007-2015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检验和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财政分权度越高，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比重就越低；政府竞争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但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對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中部与西部、东部区域性差异非常显著，财政分权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凸显“中部凹陷”现象。
关键词：中国式财政分权；高等职业教育；投入
一、引言
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尤其在解决劳动力需求结构性短缺，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体竞争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职业教育投入的政策发展脉络来看，1996年，《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务院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各省级政府应当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院校举办者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国务院要求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央财政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各级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落实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长，逐步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明确提出，“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指出，“2015年底前，依法出台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算决算公开制度”；2014年，《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 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指出，“中央财政引导各地建立完善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从2014年起，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综合奖补包括拨款标准奖补和改革绩效奖补两部分，目的是通过中央专项资金带动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推动省级政府建立和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投入机制”；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落实生均拨款政策，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提高经费保障水平，至2017年，本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平均水平不低于12000元”；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到2020年，各省要制定和落实区域内各级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健全教育经费统计体系，推动地方建立教育经费统计监测公告制度。”以上一系列决定彰显了加大职业教育经费对推动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经济发展脉络来看，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有较高的贡献率，杭永宝（2006）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丹尼森模型，估算出1993-2004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97%、1.922%；[1]蒋文（2010）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增长模型，估算出1993-2007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862%、4.4144%，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于高等教育。[2]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尤其职业教育生均预算经费投入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3]政策层面和经济实证层面都为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提供了较好的注解。但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依然偏低。2005-2015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一年为13.13%（2009年，高职高专为5.6%，普通本科教育为22.7%）；2013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46%（高等职业教育为1%），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0.38%（高等职业教育为3.36%，普通本科教育为16.22%）；2015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的10.7%（高职高专为4.7%，普通本科教育为20.5%）。职业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对普通本科教育的投入，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不高？
在反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不高的问题上，学者们主要指向政府投入层面和政府管理层面[4][5][6][7]，认为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财政的主导作用没有突显出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政府财政主导功能的弱化？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的影响，还是以财政增收和晋升竞标赛为主的政府竞争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偏好的扭曲？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我国职业教育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三种类型，分别培养低端、中端与高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美国麦肯锡《全球劳动力报告》指出：“全球高端劳动力的潜在短缺量约为3800万～4000万，至2020年，全球发达国家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缺口为1000万～1800万，中国的供应缺口估计为2300万，约占劳动力需求量的16%，劳动力需求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鉴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特从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者”——高等职业教育的视角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验证和思考。
二、文献综述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其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结构和自由选择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进而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当地居民而可以提供更符合其偏好的公共物品，因此将财政责任向下级政府转移能够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8]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改革，“财政上移，事权下移”，该财政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却陷入了过度分权的悖论，造成了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方面的扭曲，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权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进而阻滞了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产出。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属于公共物品范畴。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两种假设。第一种以奥茨（ Oates，1972）为代表，假设政府是仁慈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决定者，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会使得地方政府向辖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因而，财政分权会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刺激教育投入，尤其刺激与产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的投入。第二种假设以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为代表，假设政府是自利的，因此可能会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更强调“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在公共教育支出中的偏好，更少的关注职业教育这个投入量大且见效慢的教育类型。国内外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教育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倾向于对公共教育支出[9][10][11][12]、投入[13]、供给的研究，[14][15]基础教育研究支出[16]、供给的研究[17]，义务教育的研究[18][19][20]，高等教育[21]的研究，职业教育支出效率的研究。张楠从学生学习条件、个人收益、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入手，运用DEA 方法分析了2011 年全国31个省份职业教育的支出效率，结果发现我国政府职业教育支出效率较低，且各省支出效率存在差异。[22]尽管学者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视角和基础，但其缺陷是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角度切入，针对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的教育投入、支出与供给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采用2007-2015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角度，验证和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影响，并产生以下研究假设：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且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性差异显著。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①
为了验证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的模型如下：
log（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it=αi+β1·收入分权it +β2·支出分权it +β3·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偏好it+β4·财政自给度it +Uit
本文使用的是2007-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79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在以上回归模型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
（二）变量及指标描述
本文的变量如表1所示。
1.被解释变量
1996年，《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务院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各省级政府应当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院校举办者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分别指的是公共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实现逐年增长，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实现逐年增长”“逐步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是衡量职业教育投入情况的重要指标。鉴于此，笔者采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衡量指标。“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六部分。
2.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变量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寻找合适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至关重要。现有文献衡量财政分权变量的方法主要有，郑磊以省预算内收入占中央预算内收入作为衡量财政分权度的主要指标（“收入分权度”）。[23]此外，还选取了省预算内支出占中央预算内支出的比重（“支出分权度”）、扣除了净转移支付的省预算内支出占中央预算内支出的比重（“净支出分权度”）、收入比重和支出比重的算术平均（“收支平均分权度”）作为替代指标。陈志勇，张超选取“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的测度指标，选用“中央—地方人均财政收支的比值”来替代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常用的“中央—地方财政收支总额的比值”：支出分权=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 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收入分权=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 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24]陈硕采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自主度三个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度，前两个指标用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来描述，第三个指标用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占本级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来描述，该比率衡量了地方政府依靠自有收入为其支出融资的能力。[25]李鼎选取省本级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省本级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两个财政分权指标。[26]李成宇采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与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省际间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27]柏檀采用“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教育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教育财政支出”来衡量一个地区教育领域内的分权状况。[28]高波采用财政支出分权度和城镇化率衡量财政分权，其中财政支出分权度=各省人均财政预算内外支出/（ 各省人均财政预算内外支出+中央人均财政预算内外支出）。[29]
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地方教育支出偏好、财政自给度作为财政分权的测度指标，具体如下。
首先，收入分权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收入占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来描述。“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收入”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三部分，“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一部分。國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民生等方面。因此，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相比，本文选取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具有说服力，更能清晰呈现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的特点。 其次，支出分权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支出占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来描述。“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五部分，“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一部分。
第三，地方教育支出偏好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和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主要反映地方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偏好度。“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四部分，“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第四，财政自给度采用陈硕的方法，用地方财政本级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描述。[30]“地方自有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3.控制变量
现有文献提取控制变量的主要方法包括：郑磊引入了人口数（population）、人口密度（density）、每万人中的教师数（teacher）、每万人中的学生数（student）变量进行控制；[31]陈志勇，张超引入人均GDP和人均GDP平方项、财政自给率、人均固定生成总值、对外开放水平、资金短缺程度等控制变量；[32]李鼎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实际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的百分比作为控制变量；[33]李成宇引入政府规模作为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34]高波选择经濟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教育需求、人口密度、政府开放竞争度、年份哑变量作为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35]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本文针对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发展的特点，选取了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项、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政府竞争度、财政自给度作为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人均GDP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政府竞争度主要采用傅勇以各地政府吸引的FDI占全国当年FDI 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竞争度的代理变量[36]和李成宇以各省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份额来衡量政府间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的方法[37]，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当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和“全国当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除此之外，第一，高等职业院校机构总数在这5年内并未显著地发生变化，特假定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不予控制；第二，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投入，自动控制了高职院校的学生规模的影响，因此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规模数也不予控制。
（三）统计描述
样本进行基本的描述，具体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整体影响力分析
表3给出基本模型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首先估计了模型1，采用稳健性检验二结果。这里所估计的收入分权的系数显著为负，收入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11.3个百分点（p=0.038< 0.05）；估计的支出分权的系数显著为正，支出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5个百分点（p=0.002< 0.01）；估计的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比重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7.89个百分点（p=0.000< 0.001）；估计的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3.79个百分点（p=0.021< 0.05）；估计的政府竞争度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竞争力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0.84个百分点（p=0.026< 0.05）；估计的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0.39个百分点（p=0.0216< 0.05）。从模型1来看，支出分权的比率和人均GDP的提升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正向的影响，收入分权的比率、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偏好、政府竞争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负向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形成了估计模型2（见表4）。这里所估计的收入分权的系数显著为负，收入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11.13个百分点（p=0.028< 0.05）；估计的支出分权的系数显著为正，支出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5.66个百分点（p=0.001< 0.01）；估计的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7.30个百分点（p=0.000< 0.001）；估计的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2.88个百分点（p=0.000< 0.001）；估计的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交互作用的系数显著为正，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2.67个百分点（p=0.01≤ 0.01）；估计的政府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竞争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9.79个百分点；估计的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0.46个百分点（p=0.000< 0.001）。模型2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交互产生作用，进而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产生正向影响。 （二）区域性差异分析
表5给出以区域为虚拟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以区域为虚拟变量估计了模型3，由于我国各地的政治、经济、自然状况差异巨大，分权对于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有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来考察分权的效应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的做法是：以东部地区为基组，引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以西部地区为基组，引入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8个百分点（p=0.000< 0.001）；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东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16个百分点（p=0.000< 0.001）。
本文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变量”估计了模型4。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6个百分点（p=0.000< 0.001）；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东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6个百分点（p=0.000< 0.001）。
模型3和模型4所估计的支出分权的比率、人均GDP的提升、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正向的影响，收入分权的比率、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地方公共財政教育投入偏好、政府竞争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负向的影响，其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和模型2的结论，但也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差异不显著，中部与东部、西部地区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中部凹陷”现象突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财政分权度越高，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比重就越低；政府竞争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但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中部与西部、东部区域性差异非常显著，财政分权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凸显“中部凹陷”现象。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首先，为什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指标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财政自给度、政府竞争度以及人均GDP 等几个核心变量均具有稳健的结果，其结果均表明收入分权的比率、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偏好、政府竞争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负向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其P值均小于0.001。其原因可能，一是1994年“财政上移，事权下移”财政分权式改革，且形成的以经济绩效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考评机制，使地方政府和其代理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等权重，高等职业教育虽与产业经济发展强相关，但因其相对于其他公共支出来说，具有更低的增长弹性[23]，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政府投入偏好；二是，在教育的“金字塔”中，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投入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来源于对高等职业院校校长和实训中心领导的深入访谈），受到“挤入挤出”效应的影响，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后位的”和“负向的”。
其次，为什么政府竞争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负向影响？而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却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正向影响，其蕴含着什么样的逻辑？从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均可以看出，政府竞争使地方政府更加追求“GDP”和“官位晋升”，而会一定程度上弱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但是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影响巨大，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2.67个百分点（p=0.01≤ 0.01）。其原因可能，一是财政自给度越高，财政支出权就越独立，其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刺激地方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二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和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为什么“中部凹陷”现象如此显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事业收入（学杂费为主）、举办者投入、企业办学经费投入与社会捐赠、其他投入来源五大块构成，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最主要来源，“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支持”是三大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一是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主要根据“生均数”来确定的，东部、西部、中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二是东部地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企业办学经费投入、社会捐赠、其他投入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经济助推力弥补其在政策上的缺失；三是西部地区有强大的国家政策支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向西部倾斜且逐年增长。
这些发现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经费投入政策的制定和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目前关于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经费投入的政策思路：其一是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其二是建立包括拨款标准奖补和改革绩效奖补两部分的“‘以奖代补’机制”，然而却收效甚微。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经费投入政策的制定和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应更注重财权层面的调整：一是，应适当的考虑“财权下移”，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给权，增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制定领域，政府应在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之间形成有效的预算硬约束和激励机制；三是，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均衡配置，但“均衡”并非“平均”，而是“适宜的配置方式”——既考虑省际的差异性又尊重省际的自身特点。 注释：
①本文进行了xttest0检验，p=0.000<0.05，拒绝OLS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接着进行Hausman test检验，p=0.000< 0.05，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②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人均GDP滞后一阶变量”和“财政自由度滞后一阶变量”估计了滞后一阶模型，并进行了Hausman test检验，p=0.1969>0.05，拒绝原假设，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③该模型加入了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支出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收入分权与人均GDP的交互项、支出分权与人均GDP的交互项、财政自给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等，研究结果发现，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很显著。
④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三大区域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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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关键词：中国式财政分权；高等职业教育；投入
一、引言
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尤其在解决劳动力需求结构性短缺，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体竞争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职业教育投入的政策发展脉络来看，1996年，《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务院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各省级政府应当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院校举办者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国务院要求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央财政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各级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落实教育经费支出逐年增长，逐步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明确提出，“建立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指出，“2015年底前，依法出台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审计监督公告制度，预算决算公开制度”；2014年，《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 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指出，“中央财政引导各地建立完善公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从2014年起，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综合奖补包括拨款标准奖补和改革绩效奖补两部分，目的是通过中央专项资金带动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推动省级政府建立和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投入机制”；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落实生均拨款政策，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提高经费保障水平，至2017年，本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平均水平不低于12000元”；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到2020年，各省要制定和落实区域内各级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健全教育经费统计体系，推动地方建立教育经费统计监测公告制度。”以上一系列决定彰显了加大职业教育经费对推动整个职业教育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经济发展脉络来看，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有较高的贡献率，杭永宝（2006）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丹尼森模型，估算出1993-2004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897%、1.922%；[1]蒋文（2010）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增长模型，估算出1993-2007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862%、4.4144%，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于高等教育。[2]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尤其职业教育生均预算经费投入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3]政策层面和经济实证层面都为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提供了较好的注解。但职业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依然偏低。2005-2015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一年为13.13%（2009年，高职高专为5.6%，普通本科教育为22.7%）；2013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46%（高等职业教育为1%），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0.38%（高等职业教育为3.36%，普通本科教育为16.22%）；2015年，职业教育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支出的10.7%（高职高专为4.7%，普通本科教育为20.5%）。职业教育的投入远远低于对普通本科教育的投入，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不高？
在反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不高的问题上，学者们主要指向政府投入层面和政府管理层面[4][5][6][7]，认为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财政的主导作用没有突显出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政府财政主导功能的弱化？是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的影响，还是以财政增收和晋升竞标赛为主的政府竞争带来的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偏好的扭曲？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式财政分权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我国职业教育包括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三种类型，分别培养低端、中端与高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美国麦肯锡《全球劳动力报告》指出：“全球高端劳动力的潜在短缺量约为3800万～4000万，至2020年，全球发达国家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缺口为1000万～1800万，中国的供应缺口估计为2300万，约占劳动力需求量的16%，劳动力需求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鉴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特从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者”——高等职业教育的视角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验证和思考。
二、文献综述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其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结构和自由选择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进而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由于更接近当地居民而可以提供更符合其偏好的公共物品，因此将财政责任向下级政府转移能够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8]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改革，“财政上移，事权下移”，该财政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却陷入了过度分权的悖论，造成了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方面的扭曲，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权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进而阻滞了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产出。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属于公共物品范畴。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两种假设。第一种以奥茨（ Oates，1972）为代表，假设政府是仁慈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决定者，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会使得地方政府向辖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因而，财政分权会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刺激教育投入，尤其刺激与产业经济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的投入。第二种假设以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为代表，假设政府是自利的，因此可能会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更强调“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在公共教育支出中的偏好，更少的关注职业教育这个投入量大且见效慢的教育类型。国内外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教育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倾向于对公共教育支出[9][10][11][12]、投入[13]、供给的研究，[14][15]基础教育研究支出[16]、供给的研究[17]，义务教育的研究[18][19][20]，高等教育[21]的研究，职业教育支出效率的研究。张楠从学生学习条件、个人收益、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入手，运用DEA 方法分析了2011 年全国31个省份职业教育的支出效率，结果发现我国政府职业教育支出效率较低，且各省支出效率存在差异。[22]尽管学者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视角和基础，但其缺陷是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角度切入，针对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的教育投入、支出与供给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采用2007-2015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角度，验证和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影响，并产生以下研究假设：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且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性差异显著。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①
为了验证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的模型如下：
log（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it=αi+β1·收入分权it +β2·支出分权it +β3·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偏好it+β4·财政自给度it +Uit
本文使用的是2007-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279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在以上回归模型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
（二）变量及指标描述
本文的变量如表1所示。
1.被解释变量
1996年，《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务院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各省级政府应当制定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院校举办者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分别指的是公共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实现逐年增长，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实现逐年增长”“逐步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支出是衡量职业教育投入情况的重要指标。鉴于此，笔者采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衡量指标。“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六部分。
2.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变量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寻找合适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至关重要。现有文献衡量财政分权变量的方法主要有，郑磊以省预算内收入占中央预算内收入作为衡量财政分权度的主要指标（“收入分权度”）。[23]此外，还选取了省预算内支出占中央预算内支出的比重（“支出分权度”）、扣除了净转移支付的省预算内支出占中央预算内支出的比重（“净支出分权度”）、收入比重和支出比重的算术平均（“收支平均分权度”）作为替代指标。陈志勇，张超选取“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两个财政分权的测度指标，选用“中央—地方人均财政收支的比值”来替代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常用的“中央—地方财政收支总额的比值”：支出分权=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 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收入分权=各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 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24]陈硕采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自主度三个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度，前两个指标用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支出）的比重来描述，第三个指标用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占本级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来描述，该比率衡量了地方政府依靠自有收入为其支出融资的能力。[25]李鼎选取省本级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的比重、省本级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两个财政分权指标。[26]李成宇采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与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省际间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27]柏檀采用“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教育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人均本级教育财政支出”来衡量一个地区教育领域内的分权状况。[28]高波采用财政支出分权度和城镇化率衡量财政分权，其中财政支出分权度=各省人均财政预算内外支出/（ 各省人均财政预算内外支出+中央人均财政预算内外支出）。[29]
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地方教育支出偏好、财政自给度作为财政分权的测度指标，具体如下。
首先，收入分权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收入占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来描述。“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收入”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三部分，“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一部分。國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民生等方面。因此，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相比，本文选取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更具有说服力，更能清晰呈现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分权的特点。 其次，支出分权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支出占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来描述。“地方高等职业教育预算内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五部分，“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一部分。
第三，地方教育支出偏好用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和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主要反映地方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偏好度。“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8-2016年）第四部分，“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第四，财政自给度采用陈硕的方法，用地方财政本级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描述。[30]“地方自有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3.控制变量
现有文献提取控制变量的主要方法包括：郑磊引入了人口数（population）、人口密度（density）、每万人中的教师数（teacher）、每万人中的学生数（student）变量进行控制；[31]陈志勇，张超引入人均GDP和人均GDP平方项、财政自给率、人均固定生成总值、对外开放水平、资金短缺程度等控制变量；[32]李鼎选取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实际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百分比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 的百分比作为控制变量；[33]李成宇引入政府规模作为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34]高波选择经濟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教育需求、人口密度、政府开放竞争度、年份哑变量作为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35]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本文针对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发展的特点，选取了人均GDP（人均GDP的平方项、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政府竞争度、财政自给度作为财政分权的控制变量。人均GDP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政府竞争度主要采用傅勇以各地政府吸引的FDI占全国当年FDI 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竞争度的代理变量[36]和李成宇以各省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份额来衡量政府间竞争程度的代理变量的方法[37]，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当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和“全国当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除此之外，第一，高等职业院校机构总数在这5年内并未显著地发生变化，特假定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不予控制；第二，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投入，自动控制了高职院校的学生规模的影响，因此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规模数也不予控制。
（三）统计描述
样本进行基本的描述，具体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整体影响力分析
表3给出基本模型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首先估计了模型1，采用稳健性检验二结果。这里所估计的收入分权的系数显著为负，收入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11.3个百分点（p=0.038< 0.05）；估计的支出分权的系数显著为正，支出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5个百分点（p=0.002< 0.01）；估计的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比重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7.89个百分点（p=0.000< 0.001）；估计的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3.79个百分点（p=0.021< 0.05）；估计的政府竞争度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竞争力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0.84个百分点（p=0.026< 0.05）；估计的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0.39个百分点（p=0.0216< 0.05）。从模型1来看，支出分权的比率和人均GDP的提升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正向的影响，收入分权的比率、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偏好、政府竞争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负向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形成了估计模型2（见表4）。这里所估计的收入分权的系数显著为负，收入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11.13个百分点（p=0.028< 0.05）；估计的支出分权的系数显著为正，支出分权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5.66个百分点（p=0.001< 0.01）；估计的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高等职业教育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7.30个百分点（p=0.000< 0.001）；估计的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2.88个百分点（p=0.000< 0.001）；估计的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交互作用的系数显著为正，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2.67个百分点（p=0.01≤ 0.01）；估计的政府竞争的系数显著为负，政府竞争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减少9.79个百分点；估计的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0.46个百分点（p=0.000< 0.001）。模型2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交互产生作用，进而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产生正向影响。 （二）区域性差异分析
表5给出以区域为虚拟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文以区域为虚拟变量估计了模型3，由于我国各地的政治、经济、自然状况差异巨大，分权对于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有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引入地区虚拟变量来考察分权的效应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的做法是：以东部地区为基组，引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以西部地区为基组，引入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8个百分点（p=0.000< 0.001）；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东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16个百分点（p=0.000< 0.001）。
本文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变量”估计了模型4。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6个百分点（p=0.000< 0.001）；该模型所估计的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异的系数显著为负，即东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就会减少0.26个百分点（p=0.000< 0.001）。
模型3和模型4所估计的支出分权的比率、人均GDP的提升、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正向的影响，收入分权的比率、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地方公共財政教育投入偏好、政府竞争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负向的影响，其进一步验证了模型1和模型2的结论，但也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差异不显著，中部与东部、西部地区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中部凹陷”现象突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7-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财政分权度越高，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比重就越低；政府竞争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但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中部与西部、东部区域性差异非常显著，财政分权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凸显“中部凹陷”现象。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以下方面。
首先，为什么中国式财政分权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是负向影响？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指标进行检验，发现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财政自给度、政府竞争度以及人均GDP 等几个核心变量均具有稳健的结果，其结果均表明收入分权的比率、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投入偏好、政府竞争力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负向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偏好，其P值均小于0.001。其原因可能，一是1994年“财政上移，事权下移”财政分权式改革，且形成的以经济绩效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考评机制，使地方政府和其代理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等权重，高等职业教育虽与产业经济发展强相关，但因其相对于其他公共支出来说，具有更低的增长弹性[23]，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政府投入偏好；二是，在教育的“金字塔”中，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财政投入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来源于对高等职业院校校长和实训中心领导的深入访谈），受到“挤入挤出”效应的影响，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是“后位的”和“负向的”。
其次，为什么政府竞争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负向影响？而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却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正向影响，其蕴含着什么样的逻辑？从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均可以看出，政府竞争使地方政府更加追求“GDP”和“官位晋升”，而会一定程度上弱化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但是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影响巨大，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内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会增加12.67个百分点（p=0.01≤ 0.01）。其原因可能，一是财政自给度越高，财政支出权就越独立，其与政府竞争的交互作用，刺激地方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二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和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为什么“中部凹陷”现象如此显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事业收入（学杂费为主）、举办者投入、企业办学经费投入与社会捐赠、其他投入来源五大块构成，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最主要来源，“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政策支持”是三大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一是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主要根据“生均数”来确定的，东部、西部、中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二是东部地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企业办学经费投入、社会捐赠、其他投入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经济助推力弥补其在政策上的缺失；三是西部地区有强大的国家政策支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向西部倾斜且逐年增长。
这些发现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经费投入政策的制定和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目前关于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经费投入的政策思路：其一是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其二是建立包括拨款标准奖补和改革绩效奖补两部分的“‘以奖代补’机制”，然而却收效甚微。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经费投入政策的制定和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应更注重财权层面的调整：一是，应适当的考虑“财权下移”，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给权，增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制定领域，政府应在财政自给度与政府竞争之间形成有效的预算硬约束和激励机制；三是，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均衡配置，但“均衡”并非“平均”，而是“适宜的配置方式”——既考虑省际的差异性又尊重省际的自身特点。 注释：
①本文进行了xttest0检验，p=0.000<0.05，拒绝OLS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接着进行Hausman test检验，p=0.000< 0.05，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②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人均GDP滞后一阶变量”和“财政自由度滞后一阶变量”估计了滞后一阶模型，并进行了Hausman test检验，p=0.1969>0.05，拒绝原假设，表明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③该模型加入了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支出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收入分权与人均GDP的交互项、支出分权与人均GDP的交互项、财政自给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等，研究结果发现，财政自由度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很显著。
④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三大区域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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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