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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弱点
1271年，忽必烈宣告元朝成立，定都大都，即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满足了联结中央欧亚与东亚交易要塞的条件。另一方面，元朝依仗中國物产丰富，将财政基础放在了长江下游三角洲以南的江南地区。以秦岭—淮河为界（这条线将中国分成了干燥的中国和湿润的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被分割开来，这为元朝此后的崩溃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元朝自成立之初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摸索出一套利用隋朝建造的大运河将江南物资运往大都的方法。但是，在利用旧遗产的过程中面临一个大难题。
隋朝时候开凿的大运河一直用到宋朝。这条大运河是为了将江南物资运往地处黄河流域的首都而建的。但是元朝的首都圈却远离黄河流域，坐落在远偏于唐宋首都圈东北方向的地方。
元朝恢复了隋炀帝建造的永济渠以运送物资。这段路不但需要在黄河至卫河间100多公里的区域间进行陆上运输，而且比联结江南与大都的直线路径向西绕了一大圈。
因此，元朝开始摸索新的路线。一条是开凿从徐州向北到达今山东东平安山的运河，以联结当时往南流的黄河与大清河（黄河现在的河道），由此处出渤海到达大都。二是在山东半岛根处开凿运河以联结黄海与渤海。不过，第一条线路因大清河的河口堆满泥沙阻碍了运输而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第二条线路则因为无法保证运输船只通过的水位几乎未得到使用。
南宋灭亡后，对扩充与江南之间运输通道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于是产生了将大运河东移的构想。这一构想不是从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顺大清河东下，而是往西北在临清与御河连接，直接到达首都圈。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连接安山与临清的会通河终于竣工，与迂回洛阳从江南达北京的距离相比缩短了约900公里。
大运河的东移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首先是如何处理与黄河的交叉口的问题。一提到黄河，我们就会想到现在注入渤海的河道。但其实历史上黄河的河道经常被改变。
维持大运河需要将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排到海里，这样才能避免泥沙堆积在大运河处。因此政府采取的是提高黄河水压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淮河流域的耕地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换言之，采用大运河路线，是以牺牲淮河流域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第二个难题在于大运河东移时会致其高低差。过了淮河的汇流点之后，越往山东半岛根处走海拔越高。如何稳定地向这个被称作山东制高点的地方提供水源成为最大的难题。元朝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这条大运河的东线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当大运河无法完全发挥作用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元朝开始依靠海上路线。
失控的淮河流域
有一位叫宋濂的学者，辅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了明王朝的制度，并且受皇帝之命编修元朝历史，著成了正史之一《元史》。基于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判断，宋濂对元朝因黄河改修工程而灭亡这样论述：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宋濂所指“妖寇”，也就是把元朝引入自取灭亡道路的在河南发展势力的宗教团体白莲教。白莲教是南宋时期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到了元朝，又受波斯诞生的摩尼教影响，进一步发展，比以往更加强调改造社会的意志，称毁掉旧体制后，明王将建立新的秩序。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信仰下，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而那里恰恰是为维持大运河而被牺牲掉的地区。
白莲教的组织特点在于举行仪式的场地尽量选择不被地方官员所察觉的地方，并以此为中心聚集周边的信徒。各个组织联系松散。这样一种关系网式的组织形态能够保证即便某一地区的信徒组织被揭发，其他的组织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元朝政府无论如何执著地搜查，依然无法完全消灭其组织。信徒起义不断在各地发生。
其中一个组织就把这项条件还未成熟而强制进行的治理黄河的工程看作发起叛乱的好时机。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以头戴红巾作为标志，占领了当地的官府所在地。“红”色乃是代表被蒙古帝国灭亡的宋朝王室的颜色。因为，按阴阳五行说，宋朝是火德。起义军倡导复兴宋朝，明确以颠覆元朝为目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其领头人韩山童也因此丧命。但是通过关系网络所普及的路线，叛乱的火种迅速传播，在各地开始出现。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红巾军起义之始。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扶持韩山童的遗孤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其定名为被元朝灭亡的“宋”，在于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拥戴白莲教教主之子做皇帝，确保了对白莲教反叛势力的宗教权威。刘福通政权以开封为都城，将势力扩展至华北一带。
把问题做一下限定。为何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如果剔除时机成熟这一托词，答案应该在叛乱发生的地点。刘福通他们发动叛乱的颍州位于淮河中游。叛乱军没有顺势走出淮河下游，而是选择在这一地区扩张势力。其间，当时位于黄河边又是大运河要塞的徐州发生了土豪起义。次年的至正十二年，安徽省定远也发生叛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运河陷入了被叛乱威胁的境地。与此同时，元朝出于军事目的征用船只，利用大运河运输军用物资，这就降低了大运河运输其他物资的作用。
各种力量的撕扯
于是，从江南运输物资不得不完全依靠海运。以浙江台州为根据地的方国珍抓住了元朝的这一弱点。方虽然是海运业从业者之一，但1348年时就因海盗身份被元朝官府追究，曾在海上袭击过政府驶往大都的货船。对付这些海盗，元朝只有一个办法，即怀柔，赐其官位，让其负责海运。方国珍看到元朝已经没有镇压自己的力量，大谈自己的不满，欲背离元朝。元朝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再次让他升官职以作抚慰。
至正十三年（1353年），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这个地方无论是对大运河还是海路来说，都处于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失去了这块土地对元朝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物资以及从黄海沿岸造盐场征收盐的路径。
元朝试着对张士诚采取怀柔政策，未见成效。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1356年），张士诚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张士诚、方国珍与元朝之间，相互帮助与被帮助，关系微妙。至正十九年，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停止，海运也不尽如人意，大都陷入饥荒状态。于是，元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给张士诚以示拉拢，与其达成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方国珍这才准备好在海路运输的船只，运至大都。对张、方两政权来说，消灭元朝不可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被张、方两政权控制了海路的元朝，从统治层面来看可以说回到了攻陷南宋之前的状态。元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与蒙古高原相连的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以及过去忽必烈攻陷的云南了。
而且，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所拥有的游牧民族的气概，也没有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征收纳贡的意志和实力，甚至连回到南北分立体系都已经不可能了。
（摘自“看历史”微信公众号）
1271年，忽必烈宣告元朝成立，定都大都，即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满足了联结中央欧亚与东亚交易要塞的条件。另一方面，元朝依仗中國物产丰富，将财政基础放在了长江下游三角洲以南的江南地区。以秦岭—淮河为界（这条线将中国分成了干燥的中国和湿润的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被分割开来，这为元朝此后的崩溃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元朝自成立之初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摸索出一套利用隋朝建造的大运河将江南物资运往大都的方法。但是，在利用旧遗产的过程中面临一个大难题。
隋朝时候开凿的大运河一直用到宋朝。这条大运河是为了将江南物资运往地处黄河流域的首都而建的。但是元朝的首都圈却远离黄河流域，坐落在远偏于唐宋首都圈东北方向的地方。
元朝恢复了隋炀帝建造的永济渠以运送物资。这段路不但需要在黄河至卫河间100多公里的区域间进行陆上运输，而且比联结江南与大都的直线路径向西绕了一大圈。
因此，元朝开始摸索新的路线。一条是开凿从徐州向北到达今山东东平安山的运河，以联结当时往南流的黄河与大清河（黄河现在的河道），由此处出渤海到达大都。二是在山东半岛根处开凿运河以联结黄海与渤海。不过，第一条线路因大清河的河口堆满泥沙阻碍了运输而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第二条线路则因为无法保证运输船只通过的水位几乎未得到使用。
南宋灭亡后，对扩充与江南之间运输通道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于是产生了将大运河东移的构想。这一构想不是从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顺大清河东下，而是往西北在临清与御河连接，直接到达首都圈。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连接安山与临清的会通河终于竣工，与迂回洛阳从江南达北京的距离相比缩短了约900公里。
大运河的东移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首先是如何处理与黄河的交叉口的问题。一提到黄河，我们就会想到现在注入渤海的河道。但其实历史上黄河的河道经常被改变。
维持大运河需要将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排到海里，这样才能避免泥沙堆积在大运河处。因此政府采取的是提高黄河水压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淮河流域的耕地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换言之，采用大运河路线，是以牺牲淮河流域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第二个难题在于大运河东移时会致其高低差。过了淮河的汇流点之后，越往山东半岛根处走海拔越高。如何稳定地向这个被称作山东制高点的地方提供水源成为最大的难题。元朝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这条大运河的东线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当大运河无法完全发挥作用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元朝开始依靠海上路线。
失控的淮河流域
有一位叫宋濂的学者，辅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了明王朝的制度，并且受皇帝之命编修元朝历史，著成了正史之一《元史》。基于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判断，宋濂对元朝因黄河改修工程而灭亡这样论述：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宋濂所指“妖寇”，也就是把元朝引入自取灭亡道路的在河南发展势力的宗教团体白莲教。白莲教是南宋时期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到了元朝，又受波斯诞生的摩尼教影响，进一步发展，比以往更加强调改造社会的意志，称毁掉旧体制后，明王将建立新的秩序。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信仰下，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而那里恰恰是为维持大运河而被牺牲掉的地区。
白莲教的组织特点在于举行仪式的场地尽量选择不被地方官员所察觉的地方，并以此为中心聚集周边的信徒。各个组织联系松散。这样一种关系网式的组织形态能够保证即便某一地区的信徒组织被揭发，其他的组织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元朝政府无论如何执著地搜查，依然无法完全消灭其组织。信徒起义不断在各地发生。
其中一个组织就把这项条件还未成熟而强制进行的治理黄河的工程看作发起叛乱的好时机。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以头戴红巾作为标志，占领了当地的官府所在地。“红”色乃是代表被蒙古帝国灭亡的宋朝王室的颜色。因为，按阴阳五行说，宋朝是火德。起义军倡导复兴宋朝，明确以颠覆元朝为目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其领头人韩山童也因此丧命。但是通过关系网络所普及的路线，叛乱的火种迅速传播，在各地开始出现。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红巾军起义之始。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扶持韩山童的遗孤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其定名为被元朝灭亡的“宋”，在于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拥戴白莲教教主之子做皇帝，确保了对白莲教反叛势力的宗教权威。刘福通政权以开封为都城，将势力扩展至华北一带。
把问题做一下限定。为何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如果剔除时机成熟这一托词，答案应该在叛乱发生的地点。刘福通他们发动叛乱的颍州位于淮河中游。叛乱军没有顺势走出淮河下游，而是选择在这一地区扩张势力。其间，当时位于黄河边又是大运河要塞的徐州发生了土豪起义。次年的至正十二年，安徽省定远也发生叛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运河陷入了被叛乱威胁的境地。与此同时，元朝出于军事目的征用船只，利用大运河运输军用物资，这就降低了大运河运输其他物资的作用。
各种力量的撕扯
于是，从江南运输物资不得不完全依靠海运。以浙江台州为根据地的方国珍抓住了元朝的这一弱点。方虽然是海运业从业者之一，但1348年时就因海盗身份被元朝官府追究，曾在海上袭击过政府驶往大都的货船。对付这些海盗，元朝只有一个办法，即怀柔，赐其官位，让其负责海运。方国珍看到元朝已经没有镇压自己的力量，大谈自己的不满，欲背离元朝。元朝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再次让他升官职以作抚慰。
至正十三年（1353年），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这个地方无论是对大运河还是海路来说，都处于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失去了这块土地对元朝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物资以及从黄海沿岸造盐场征收盐的路径。
元朝试着对张士诚采取怀柔政策，未见成效。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1356年），张士诚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张士诚、方国珍与元朝之间，相互帮助与被帮助，关系微妙。至正十九年，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停止，海运也不尽如人意，大都陷入饥荒状态。于是，元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给张士诚以示拉拢，与其达成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方国珍这才准备好在海路运输的船只，运至大都。对张、方两政权来说，消灭元朝不可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被张、方两政权控制了海路的元朝，从统治层面来看可以说回到了攻陷南宋之前的状态。元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与蒙古高原相连的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以及过去忽必烈攻陷的云南了。
而且，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所拥有的游牧民族的气概，也没有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征收纳贡的意志和实力，甚至连回到南北分立体系都已经不可能了。
（摘自“看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