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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野圭吾是日本著名侦探推理小说作家，其作品因独特的叙事模式、缜密的情节铺排、多元的题材选择深受各国读者喜爱。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其代表作《诗学》中有大量关于悲剧的观点，并对其定义、构成要素及何为成功的悲剧等概念都做了界定。本文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从情节展开、人物性格及社会意义等三个方面对东野圭吾小说的悲劇性进行解读，从而阐明其小说是人性悲剧的观点。
关键词：东野圭吾小说，《诗学》，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悲剧
东野圭吾是日本著名侦探推理小说作家，1985年凭借青春推理小说《放学后》获得第三十一届江户川乱步奖后正式出道，翌年辞去工作成为全职作家。其多部作品在日、中、韩三国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白夜行》、《解忧杂货店》及《嫌疑人X的献身》等最为中国读者熟知。东野圭吾的侦探推理小说颠覆传统侦探小说犯罪——推理——破案——结案的叙事模式，常在开篇就将凶手和盘托出，使读者居于上帝视角和书中侦探一起探析犯罪过程。这一特殊技巧不仅丝毫没有减少悬念感，反而留给作家充分篇幅对凶手的心理、作案手法及原因进行细节描写，直到接近小说尾声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笔者认为，这种颠覆看似具有一定风险，但却更具震撼效果。在知道了罪犯的身份后，读者会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聚焦在这一人物身上，而不会被一些“嫌疑人”混淆视听，从而更好地“配合”情节展开。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人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侦探小说，翻开第一页就看到某个人名被红笔圈出并标注：“这个人是凶手。”看到这个标记也许你会气愤、懊恼，但这也许是因为小说的作者不是东野圭吾。
在读过多部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之后，笔者发现，尽管在每部小说末尾凶手都被绳之以法，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但本应大快人心的结局却并未使读者松一口气。虽然真相最终大白，凶手不再逍遥法外，但笔者认为，东野圭吾笔下的推理小说却是律法的喜剧，人性的悲剧。正义的反面不仅仅只是邪恶，凶手不都是十恶不赦，受害者也并不是只能被“无辜”二字修饰。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闻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一生著述颇丰，研究面极广，在当时已知的绝大多数学科中几乎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其著作涉及哲学、自然科学、动物学、政治学及美学等多个领域，其中美学以《诗学》、《修辞学》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构建了系统的美学理论，即诗学。《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其中的某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创新意义。全书现存共26章，其中有18章与悲剧有关。悲剧是《诗学》的核心论点，书中探讨了悲剧的定义、构成要素、功能及何为成功的悲剧。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东野圭吾的小说是掩盖在正义审判下的人性悲剧，现拟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角度阐释前者小说中的悲剧元素，从而解读其中的悲剧魅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①。本文依据这一观点，从情节展开、人物性格及社会意义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东野圭吾小说的情节展开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②。东野圭吾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各国读者的青睐并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独特的情节设计。与许多男性侦探推理小说作家一样，东野圭吾在犯罪手法及杀人动机上着墨更多。在《圣女的救济》中，真柴绫音是杀害其丈夫的最大嫌疑人，但案发时她已回到远在北海道的娘家。丈夫死于砒霜中毒，而家中却找不到丝毫投毒的痕迹。就在侦查陷入瓶颈时，物理学家汤川的一个猜想解开了所有谜团，但这一猜想却让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真柴绫音早在一年前就在家中的净水器上下了毒。在这一年时间里，她从不使用净水器，也不让任何人靠近厨房;她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份坚守。而当她想杀死丈夫时，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安静地离开家。在《嫌疑人X的献身》中，花冈靖子离婚后和女儿相依为命，但游手好闲的前夫仍然对这对母女纠缠不休，在一次争执中靖子失手将其杀害。住在隔壁的数学家石神主动请缨帮助靖子洗脱罪行，教她如何应付审问，使警方的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最后他甚至替靖子顶罪。随着情节一步步展开，读者发现石神是一个对靖子心怀不轨的变态监视狂。《假面山庄》中，在女儿朋美疑似自杀后，森崎夫妇邀请女儿生前的亲朋好友到山庄度假，不料遭遇歹徒劫持，途中大家的一系列自救行动均因有内鬼阻挠而中断。更可怕的是，其中还有人被杀。内鬼是谁、凶手又是谁，朋美真的是自杀吗？
读东野圭吾的小说，不到最后一页永远无法发现真相。每当读者自以为摸清了故事的套路，猜出了所有玄机，但越往后读才会惊觉一切都是作家铺排的陷阱。“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得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③。“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④。在这一部分，我们仅先讨论情节的突转。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⑤。笔者更愿意用一个如今更常用的词来解释，即反转。不难理解，反转指的是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情节突然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颠覆读者或观众之前的认知或猜测，从而产生巨大的震撼效果。如前所引，悲剧应模仿能引发怜悯的事件。当一出悲剧同时具备上述二者时，就有了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东野圭吾的小说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圣女的救济》中，就在读者为真柴绫音杀害丈夫的恶毒行径咋舌时，她的作案动机逐渐明朗起来：在二人结婚之初丈夫就提出了一年之内如果无法怀孕就离婚的无理要求，而在绫音发现自己不孕后，卑微恳求丈夫收回约定却被冷漠拒绝，后又发现丈夫与其他女子的不正当关系遂产生杀机。而《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也并不真的是变态跟踪狂，一切都是他的伪装。就在他潦倒无助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新邻居靖子敲门跟石神问好，她的微笑让他重燃希望，并成为他的生命支柱。为了帮靖子洗脱罪行，他伪造受害者身份，企图替靖子认罪。甚至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他杀害了无辜的流浪汉成为真正的杀人凶手，还不惜将自己伪装成偷窥靖子母女的变态狂。就在读者被《假面山庄》的案情搞得一头雾水毫无头绪时，情节一转，原来这都是森崎夫妇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劫匪是假扮的，也没有人被杀，一切都是为了揪出间接杀害朋美的凶手——她的未婚夫高之。高之爱上朋美的表妹，企图杀害朋美并将她家的产业据为己有;于是在朋美的药盒中混入安眠药。然而朋美发现一切后并未拆穿，选择成全爱人又不想让他背负杀人的罪名，于是开车冲向悬崖。朋美虽死于自杀，但高之依然是罪魁祸首。但得知真相的森崎一家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也许真相早已不是秘密，这场演出无非是让高之明白他失去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孩。综上所述，情节反转（即突转）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十分常见，看似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也是笔者认为其小说具有悲剧特征的依据之一——反转多体现了伦理与法律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场博弈终会以后者获胜告终，但读者却看不到丝毫正义降临的曙光，反倒多了一份对所谓杀人凶手的怜悯与感伤。每个人都生活在假面山庄里，所有人都戴着面具，以笑脸示人，但我们永远也无法看透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唯独人性，才会让原本简单的事变得扑朔迷离。 二、东野圭吾小说的人物性格
“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此种安排可能会引起同情，却不会引发怜悯或恐惧。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錯误。”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既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德楷模，也不是本性邪恶的歹徒。悲剧人物所犯的错误尽管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却不应被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邪恶或罪恶。”⑦
之所以说东野圭吾的小说具有悲剧特点，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其笔下的罪犯多会引发读者的怜悯之情——虽因杀人最终锒铛入狱，但他们犯罪前却都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苦难。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另一种人”;本身不至于十恶不赦，但却因犯了某种错误而遭遇不幸。《白夜行》的男女主人公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因杀人时尚未成年，所以逃过了警察的侦查，直到十几年后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真相却是唐泽雪穗杀害了为了赚钱不惜将自己变成雏妓的亲生母亲，而桐原亮司是在父亲试图猥亵雪穗时将他推下了楼梯。《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哲哉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数学，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伴侣。本应留在学校继续学术研究的他却因同僚们成天争权夺利，没有人真正关心如何育人，而一气之下当了高中数学老师。曾经的数学天才如今却泯然众人，逐渐失去了生的希望。直到遇到花冈靖子，她的笑容将石神从死神手上救了回来。
前文提到，石神为切断退路不惜让自己变成真正的杀人凶手，而他为什么最终锁定一名流浪汉作为自己的目标？小说中，流浪汉被叫做“罐男”，因为他成天都在不停地踩着空易拉罐。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空闲时还会阅读机械杂志。也许是刚失业，也许还没有放弃寻找新的工作，他刚刚加入游民的行列，似乎还不太适应，还有着一份清高，因为他试图与蓝色塑料棚划清界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算突然失踪，也没人找他，没人担心他，更不会有人报案。因为那个人过着和家人断绝关系的生活。”⑧这不就是石神自己吗？他有一腔热血却无处释放，他的教学工作得不到学生的理解，学术方面又没有丝毫建树，但却仍然坚守着自己可怜的自尊，不愿与世俗妥协。他们都是没有精神支柱的人，没有信仰，没有生活的激情，石神杀害流浪汉其实就是杀害了另一个自己。
石神哲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本质善良，却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坚守自己那份伟大却又自私的爱。他是一个集大善大恶于一身的人，虽然杀了人，但他的形象依然与穷凶极恶无关，他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三、东野圭吾小说的社会意义
“净化说”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情感的积淀，可能引出不好的结果，人们应该通过无害的途径把这些不必要的积淀（或消极因素）宣泄出去·。亚里士多德不否认悲剧会引发某些情感，相反，他认为这种引发是必要的。悲剧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是为了把它们疏导出去，从而使人们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心态。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生理和心态的途径。”⑨
东野圭吾之所以成为畅销书作家，拥有众多忠实书迷，也是源于其“接地气”的题材选择。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当下的社会问题及似曾相识的人物形象。即使作家刻意隐去情节发生的具体年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书中的某些真实发生的背景事件标记案件推进的时间线。如《白夜行》始于日本熊本县对水俣病过失案作出判决（1973年），终于当地连续发生诱拐并杀害幼女案（1992年）。由此，我们发现这部小说前前后后跨越了将近二十年。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比如社会的炎凉。我想，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因此不存在‘过气’的危险。”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众多企业接连倒闭，金融机构相继破产。投机热潮引发房地产泡沫，劳动者因无法负担城市高昂的住房费用，大量向郊区迁移，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而九十年代中期的阪神大地震及“毒疫苗”事件，使日本的“安全神话”彻底破灭，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东野圭吾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印记。《白夜行》在聚焦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的同时，还涉及了地价飞涨、轻工业用品供应紧缺等细节;《恶意》则深度刻画了扭曲的人性;《红手指》揭示了日本严重老龄化所引发的高龄人群生存危机。
人们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所产生的压抑情感在东野圭吾小说的悲剧结局中得到疏解，其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看似残酷地将不堪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后者得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反省与思考社会及自身的契机，也是一种从容面对社会问题及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启示。
结 语
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突转和发现的情节是悲剧的灵魂，悲剧中的人物不应离现实太远，其原型应是观众所熟知的身边人——既不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圣人，也不能是作恶多端十恶不赦的小人。悲剧还具有帮助人们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的功能，由其引发的恐惧与悲悯使观众的心理得到“净化”，从而长久保持健康的心态。东野圭吾笔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他擅用情节的反转制造强烈的心灵冲击。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普通人，从事着平凡的职业，遭遇着和读者们一样的人生困境。依照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东野圭吾所演绎的悲剧无疑是成功的。其作品中带有明显时间标记的真实事件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使读者产生强烈共鸣，并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及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
参考文献
[1]丁一丹.从《嫌疑人X的献身》看东野圭吾眼中的边缘人[J].戏剧之家，2018（03）：189.
[2]东野圭吾.白夜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7.
[3]东野圭吾.恶意[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6.
[4]东野圭吾.假面山庄[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5]东野圭吾.红手指[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6.
[6]东野圭吾.刘子倩译.嫌疑人X的献身[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
[7]东野圭吾.圣女的救济[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7.
[8]范宁.东野圭吾：人性独白、社会炎凉，是我一直坚守的命题[N].楚天都市报，2011-10-11.
[9]王帆.社会危机下的精神缺失——以《嫌疑人X的献身》为中心[J].阴山学刊，2017，12（06），43-45.
[10]王旭蕾.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艺术特色探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6.
[11]亚里士多德.陈中梅译注.《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2]张景一.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新社会派特性[J].海外文坛·当代文坛，2014（04），92-95.
①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64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65页
③同上，第82页
④同上，第64页
⑤同上，第89页
⑥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97页
⑦同上，第222页
⑧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0
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28页
⑩范宁：《东野圭吾：人性独白、社会炎凉，是我一直坚守的命题》，楚天都市报，2011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 阎强国
关键词：东野圭吾小说，《诗学》，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悲剧
东野圭吾是日本著名侦探推理小说作家，1985年凭借青春推理小说《放学后》获得第三十一届江户川乱步奖后正式出道，翌年辞去工作成为全职作家。其多部作品在日、中、韩三国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白夜行》、《解忧杂货店》及《嫌疑人X的献身》等最为中国读者熟知。东野圭吾的侦探推理小说颠覆传统侦探小说犯罪——推理——破案——结案的叙事模式，常在开篇就将凶手和盘托出，使读者居于上帝视角和书中侦探一起探析犯罪过程。这一特殊技巧不仅丝毫没有减少悬念感，反而留给作家充分篇幅对凶手的心理、作案手法及原因进行细节描写，直到接近小说尾声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笔者认为，这种颠覆看似具有一定风险，但却更具震撼效果。在知道了罪犯的身份后，读者会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聚焦在这一人物身上，而不会被一些“嫌疑人”混淆视听，从而更好地“配合”情节展开。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人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侦探小说，翻开第一页就看到某个人名被红笔圈出并标注：“这个人是凶手。”看到这个标记也许你会气愤、懊恼，但这也许是因为小说的作者不是东野圭吾。
在读过多部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之后，笔者发现，尽管在每部小说末尾凶手都被绳之以法，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但本应大快人心的结局却并未使读者松一口气。虽然真相最终大白，凶手不再逍遥法外，但笔者认为，东野圭吾笔下的推理小说却是律法的喜剧，人性的悲剧。正义的反面不仅仅只是邪恶，凶手不都是十恶不赦，受害者也并不是只能被“无辜”二字修饰。
亚里士多德是世界闻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一生著述颇丰，研究面极广，在当时已知的绝大多数学科中几乎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其著作涉及哲学、自然科学、动物学、政治学及美学等多个领域，其中美学以《诗学》、《修辞学》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构建了系统的美学理论，即诗学。《诗学》探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其中的某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可贵的创新意义。全书现存共26章，其中有18章与悲剧有关。悲剧是《诗学》的核心论点，书中探讨了悲剧的定义、构成要素、功能及何为成功的悲剧。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东野圭吾的小说是掩盖在正义审判下的人性悲剧，现拟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角度阐释前者小说中的悲剧元素，从而解读其中的悲剧魅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①。本文依据这一观点，从情节展开、人物性格及社会意义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东野圭吾小说的情节展开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②。东野圭吾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各国读者的青睐并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独特的情节设计。与许多男性侦探推理小说作家一样，东野圭吾在犯罪手法及杀人动机上着墨更多。在《圣女的救济》中，真柴绫音是杀害其丈夫的最大嫌疑人，但案发时她已回到远在北海道的娘家。丈夫死于砒霜中毒，而家中却找不到丝毫投毒的痕迹。就在侦查陷入瓶颈时，物理学家汤川的一个猜想解开了所有谜团，但这一猜想却让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真柴绫音早在一年前就在家中的净水器上下了毒。在这一年时间里，她从不使用净水器，也不让任何人靠近厨房;她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份坚守。而当她想杀死丈夫时，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安静地离开家。在《嫌疑人X的献身》中，花冈靖子离婚后和女儿相依为命，但游手好闲的前夫仍然对这对母女纠缠不休，在一次争执中靖子失手将其杀害。住在隔壁的数学家石神主动请缨帮助靖子洗脱罪行，教她如何应付审问，使警方的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最后他甚至替靖子顶罪。随着情节一步步展开，读者发现石神是一个对靖子心怀不轨的变态监视狂。《假面山庄》中，在女儿朋美疑似自杀后，森崎夫妇邀请女儿生前的亲朋好友到山庄度假，不料遭遇歹徒劫持，途中大家的一系列自救行动均因有内鬼阻挠而中断。更可怕的是，其中还有人被杀。内鬼是谁、凶手又是谁，朋美真的是自杀吗？
读东野圭吾的小说，不到最后一页永远无法发现真相。每当读者自以为摸清了故事的套路，猜出了所有玄机，但越往后读才会惊觉一切都是作家铺排的陷阱。“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得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③。“悲剧中的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④。在这一部分，我们仅先讨论情节的突转。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⑤。笔者更愿意用一个如今更常用的词来解释，即反转。不难理解，反转指的是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情节突然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颠覆读者或观众之前的认知或猜测，从而产生巨大的震撼效果。如前所引，悲剧应模仿能引发怜悯的事件。当一出悲剧同时具备上述二者时，就有了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东野圭吾的小说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圣女的救济》中，就在读者为真柴绫音杀害丈夫的恶毒行径咋舌时，她的作案动机逐渐明朗起来：在二人结婚之初丈夫就提出了一年之内如果无法怀孕就离婚的无理要求，而在绫音发现自己不孕后，卑微恳求丈夫收回约定却被冷漠拒绝，后又发现丈夫与其他女子的不正当关系遂产生杀机。而《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也并不真的是变态跟踪狂，一切都是他的伪装。就在他潦倒无助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新邻居靖子敲门跟石神问好，她的微笑让他重燃希望，并成为他的生命支柱。为了帮靖子洗脱罪行，他伪造受害者身份，企图替靖子认罪。甚至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他杀害了无辜的流浪汉成为真正的杀人凶手，还不惜将自己伪装成偷窥靖子母女的变态狂。就在读者被《假面山庄》的案情搞得一头雾水毫无头绪时，情节一转，原来这都是森崎夫妇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劫匪是假扮的，也没有人被杀，一切都是为了揪出间接杀害朋美的凶手——她的未婚夫高之。高之爱上朋美的表妹，企图杀害朋美并将她家的产业据为己有;于是在朋美的药盒中混入安眠药。然而朋美发现一切后并未拆穿，选择成全爱人又不想让他背负杀人的罪名，于是开车冲向悬崖。朋美虽死于自杀，但高之依然是罪魁祸首。但得知真相的森崎一家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也许真相早已不是秘密，这场演出无非是让高之明白他失去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孩。综上所述，情节反转（即突转）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十分常见，看似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这也是笔者认为其小说具有悲剧特征的依据之一——反转多体现了伦理与法律之间的矛盾。虽然这场博弈终会以后者获胜告终，但读者却看不到丝毫正义降临的曙光，反倒多了一份对所谓杀人凶手的怜悯与感伤。每个人都生活在假面山庄里，所有人都戴着面具，以笑脸示人，但我们永远也无法看透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唯独人性，才会让原本简单的事变得扑朔迷离。 二、东野圭吾小说的人物性格
“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此种安排可能会引起同情，却不会引发怜悯或恐惧。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錯误。”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既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德楷模，也不是本性邪恶的歹徒。悲剧人物所犯的错误尽管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却不应被看做是典型意义上的邪恶或罪恶。”⑦
之所以说东野圭吾的小说具有悲剧特点，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其笔下的罪犯多会引发读者的怜悯之情——虽因杀人最终锒铛入狱，但他们犯罪前却都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苦难。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另一种人”;本身不至于十恶不赦，但却因犯了某种错误而遭遇不幸。《白夜行》的男女主人公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因杀人时尚未成年，所以逃过了警察的侦查，直到十几年后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真相却是唐泽雪穗杀害了为了赚钱不惜将自己变成雏妓的亲生母亲，而桐原亮司是在父亲试图猥亵雪穗时将他推下了楼梯。《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哲哉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数学，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伴侣。本应留在学校继续学术研究的他却因同僚们成天争权夺利，没有人真正关心如何育人，而一气之下当了高中数学老师。曾经的数学天才如今却泯然众人，逐渐失去了生的希望。直到遇到花冈靖子，她的笑容将石神从死神手上救了回来。
前文提到，石神为切断退路不惜让自己变成真正的杀人凶手，而他为什么最终锁定一名流浪汉作为自己的目标？小说中，流浪汉被叫做“罐男”，因为他成天都在不停地踩着空易拉罐。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空闲时还会阅读机械杂志。也许是刚失业，也许还没有放弃寻找新的工作，他刚刚加入游民的行列，似乎还不太适应，还有着一份清高，因为他试图与蓝色塑料棚划清界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算突然失踪，也没人找他，没人担心他，更不会有人报案。因为那个人过着和家人断绝关系的生活。”⑧这不就是石神自己吗？他有一腔热血却无处释放，他的教学工作得不到学生的理解，学术方面又没有丝毫建树，但却仍然坚守着自己可怜的自尊，不愿与世俗妥协。他们都是没有精神支柱的人，没有信仰，没有生活的激情，石神杀害流浪汉其实就是杀害了另一个自己。
石神哲哉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本质善良，却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坚守自己那份伟大却又自私的爱。他是一个集大善大恶于一身的人，虽然杀了人，但他的形象依然与穷凶极恶无关，他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三、东野圭吾小说的社会意义
“净化说”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情感的积淀，可能引出不好的结果，人们应该通过无害的途径把这些不必要的积淀（或消极因素）宣泄出去·。亚里士多德不否认悲剧会引发某些情感，相反，他认为这种引发是必要的。悲剧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是为了把它们疏导出去，从而使人们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心态。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生理和心态的途径。”⑨
东野圭吾之所以成为畅销书作家，拥有众多忠实书迷，也是源于其“接地气”的题材选择。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当下的社会问题及似曾相识的人物形象。即使作家刻意隐去情节发生的具体年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书中的某些真实发生的背景事件标记案件推进的时间线。如《白夜行》始于日本熊本县对水俣病过失案作出判决（1973年），终于当地连续发生诱拐并杀害幼女案（1992年）。由此，我们发现这部小说前前后后跨越了将近二十年。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比如社会的炎凉。我想，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因此不存在‘过气’的危险。”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众多企业接连倒闭，金融机构相继破产。投机热潮引发房地产泡沫，劳动者因无法负担城市高昂的住房费用，大量向郊区迁移，全国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而九十年代中期的阪神大地震及“毒疫苗”事件，使日本的“安全神话”彻底破灭，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东野圭吾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印记。《白夜行》在聚焦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的同时，还涉及了地价飞涨、轻工业用品供应紧缺等细节;《恶意》则深度刻画了扭曲的人性;《红手指》揭示了日本严重老龄化所引发的高龄人群生存危机。
人们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所产生的压抑情感在东野圭吾小说的悲剧结局中得到疏解，其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看似残酷地将不堪的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后者得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反省与思考社会及自身的契机，也是一种从容面对社会问题及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启示。
结 语
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突转和发现的情节是悲剧的灵魂，悲剧中的人物不应离现实太远，其原型应是观众所熟知的身边人——既不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圣人，也不能是作恶多端十恶不赦的小人。悲剧还具有帮助人们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的功能，由其引发的恐惧与悲悯使观众的心理得到“净化”，从而长久保持健康的心态。东野圭吾笔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他擅用情节的反转制造强烈的心灵冲击。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普通人，从事着平凡的职业，遭遇着和读者们一样的人生困境。依照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东野圭吾所演绎的悲剧无疑是成功的。其作品中带有明显时间标记的真实事件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使读者产生强烈共鸣，并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及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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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64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65页
③同上，第82页
④同上，第64页
⑤同上，第89页
⑥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97页
⑦同上，第222页
⑧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0
⑨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28页
⑩范宁：《东野圭吾：人性独白、社会炎凉，是我一直坚守的命题》，楚天都市报，2011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