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我调入《飞天》做小说和散文编辑。那一年我31岁。那时，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文学创作是一种被时间之鞭赶着的行为。创作，意味着能够看到成果，能够让成果被不断地承认，而被承认的最终目标是达到成功。成功似乎永远都在远方，就像一个永远在移动的山头，你赶往那个山头时，它又移向更远处了。如此，你得不断赶往那个山头。这种感觉，就像一杆鞭子在后面赶着，让你永远都急吼吼地停不下来。
　　调入《飞天》前我是一个业余作者，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阿尼太告山》，是发在甘南州文联主办的杂志《格桑花》上的，编辑是扎西东珠。后来我知道，小说能在《格桑花》上发表除了扎西东珠慧眼识文外，还得力于当时的主编尕藏才旦和其他编辑。小说名是尕藏才旦起的，甚至，我现在一直以张存学这个名字来发表作品也是因为尕藏才旦。他说，我还是用真名发表作品好。我原来给我自己起了个笔名，尕藏才旦认为不好，还是用真名好。这样，从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一直用现在的名字。小说《阿尼太告山》在写法上淡化了情节，在当时有些异类。当时，我读海明威和福克纳的小说，受他们小说意识的影响很大。小说送到扎西东珠手里时，扎西东珠认为是有新意的小说，很快又在编辑部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小说得以在《格桑花》上发表了。至今，《格桑花》仍是一本有品位的刊物，一本让许多作者得以前行的刊物。后来，我又在《格桑花》上发表了几篇小说，编辑仍是扎西东珠。扎西东珠是甘南卓尼藏族人，有着很扎实的汉文基础。我当时是中学语文教师，我送给他的稿子他能改出好几处错别字来让我汗颜不止。一个教语文的汉族人让一个藏族人指出汉文错别字是件很奇异的事，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永不能忘记的经历。可以说，我走上文学写作道路是藏族人扶我上马的。
　　另外，甘南对我来说具有原始故乡的意义。我出生在那里，与那里的一切血肉相连。后来在甘南大地上不断行走中，这种血肉相连更显命运性——物性的山川绵延着亘古已有的召唤，它聚拢、抚摸、传递着母性辽阔的慈爱。我的写作之路于冥冥中由此开始，这种开始也使我必然要在文学写作路上走得有尊严感，有真实感。有了这种命运性的背景，对于文学的认知就有辽阔性和深远性。文学，对于一个在草原上长大的人来说是神性的事，是高远的事;文学绝不是敲门砖层面上的事情。那个时候的甘南，对于文学的接受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文学爱好者们在一起经常谈到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略萨的作品。那时的甘南文学中有丹真贡布、白华英、尕藏才旦，有雷建政、扎西东珠、蔡磊、道吉坚赞、完玛央金，有阿信、桑子等。那时的甘南文学蓬勃而有气势。
　　我与《飞天》有缘还是因为甘南。1985年，《飞天》的小说组长李禾到甘南组织小说稿，《格桑花》的编辑扎西东珠和蔡磊将我的一个题为《迷茫的丛林》的短篇推荐给了李禾看。李禾看了后让我改，我认真改了后李禾拿回了兰州。接着，在1986年《飞天》第1期刊发了。《飞天》的出版日期是每月5日。那一年的第1期就是在1986年的元月5日出版的，那一天，正好是我儿子出生的日子。同年，《迷茫的丛林》被《小说选刊》第7期选载。之后，我又在《飞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从1987年起，我写一个中篇。第一稿仍是让扎西东珠看的，他看后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第二稿后，扎西东珠又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接着修改。到了第三稿时，已经是八多万字了。这一稿，我寄给了《收获》杂志。很快，《收获》杂志的编辑钟红明老师给了我回信。回信有好几页，对我的小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提示。这让我非常惊讶，惊讶的是钟红明老师那种对小说明澈的透视力，惊讶她的耐心和对一个陌生作者的认真态度。小说最后由八万多字改为四万多字，字数压缩了一半。小说再寄去后钟红明老师送到了终审李小林那里。当时，巴金先生住在医院里，李小林作为巴金先生的女儿守在医院里。守在医院里的李小林一边看护父亲，一边还要看稿子。我的小说就是她在医院里巴金先生的病床前看的。这些情形，是我后来知道的，我知道后感佩良多。《收获》的编辑们是以他们坚实的人格支撑着写作者的前行之路的，他们以纯粹的文学立场，以透亮的人性守护着文学的尊严。我的小说最终通过了终审，发表在了1989年第5期的《收获》上。发表时，小说题名为《罗庄》。这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这个中篇我前后写了两年，四易其稿。
　　《罗庄》发表时我已经29岁。29岁将步入中年了，我有一种惶恐感。时间在跑，对成果的渴望使我急迫。我从十几岁起读拜伦、雪莱、济慈的诗，他们都是年轻的天才，都在20多岁时写下了卓越的诗篇。而这些伟人在20多岁或在30多岁已经远离人世了。济慈去世时27岁、雪莱去世时30岁、拜伦去世时37岁，他们都英年早逝，都在年轻时已经有了辉煌的成就。我在17岁那年甚至临摹了一幅拜伦的画像挂在屋子的中央，以此来激励自己。29岁时的我，与天才们相比黯然失色，这使我始终有一种急迫感。
　　调入《飞天》后，我成为一个小说和散文编辑。《飞天》对我来说始终都是神圣的文学殿堂，我进入到这个殿堂里感到无比荣耀，但压力也随之而来。
　　一本刊物有一本刊物的秉性。说到“秉性”这个词我又犹豫起来，因为拿“秉性”这个词还不能准确地说《飞天》这本刊物所持有的历史性。1991年的《飞天》，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重镇，是诗的重镇，也是小说的重镇。当时的“大学生诗苑”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品牌，时隔几十年后，仍有人说起“大学生诗苑”的编辑们。在进入《飞天》前，《飞天》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殿堂，进入到《飞天》后，我慢慢体味到了这个神圣殿堂悠长的精神气质。文学悠长的精神气质来自深远处，如果有一条明确的线来把捉这条线的话，这种精神气质就很容易被追溯到。但恰恰没有这样一条明确的线来让人来把捉它，它是悠长的、气质性的，也是难以具体说明的，它或许来自遥远的历史中，或许来自大地上的一种聚合和一种养成。它纯粹，不容得玷污;它严正，不容得毁损。即使在非常时期，它能低下身子，但从不失它的高贵性。即使有意戕害它、歪曲它、让它戴上谄媚的面具，它仍能持留它的气质，延宕它的命运。而《飞天》一代又一代的编辑既是它精神气质的守护者，也是它精神气质的受益者。甚至，一个人进入到这个殿堂后，他就会生起广利大眾的心性，会具有平伏自身戾气的觉悟，因为，《飞天》是面向大众的，它是大地上人的精神园地。 　　《飞天》小说组的两位老师，李禾和冉丹是我直接的教诲者，他们两人都是严谨的编辑，是善良的利他者，也都是慧眼识人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寄往编辑部的稿件全部为纸质的稿件，而且每天数量很多，所有的作者在这样的稿件中都倾注了他们热切的希望，一份稿件就是一份心血，就是一份期盼。像李禾和冉丹这样的编辑总是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对有基础但达不到要求的稿件都要写信指出问题然后退稿。作者接到退稿后虽然失望，但也因为有了退稿信而能重新鼓起写作的信心。
　　李禾老师写退稿信是用毛笔写的，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晚年。他那棱角分明的毛笔字透出的是传统的气息，也显现着一种执着不变的风度。他对基层作者的关心和呵护令人惊讶，他可以让农村的陌生作者到他家里吃饭，也可以自掏腰包将没有路费的作者送上班车。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如此对待基层的作者。他曾经在永登县的农村工作过，成天跟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离开那个村子后，那个村子的人每年都要来看望他。后来，看望的次数少了;再后来，似乎再不会有人来看望了。但突然有一天，那個村子的人会扛着一袋子土豆来敲开他家的门，然后，聊上几句后离去。
　　我到编辑部后不长时间，李禾老师调到作家协会任副主席去了，他离开了编辑部。退休以后，他又离开了甘肃回到他的老家陕西西安。回到西安后，每隔几年他都有出版的小说寄给我。他本人既是编辑也是小说作家，退休后一直在写，一直到70多岁仍在写。应该说，在编辑这个行业上，他对我的教诲最多，他的身上具有《飞天》人的那种纯粹真实的气质，具有对文学纯正的态度。他时常端着一根粗黑的雪茄，抽几口后又掐灭，记起来时又点燃。和人说话时以纯正的陕西关中话语速极慢地说下去。他慢腾腾走路，不慌不忙，仿佛世界的喧腾与他无关。他工作的节奏也跟人不一样，他工作的时间大多在晚上，白天起床时已经日到中天了。他到陕西后我曾几次计划去西安看望他，每次计划好到最后都未成行。他去世时80多岁，没有在他晚年时看望他一次是我的憾事。
　　冉丹老师是四川人，一直说一口四川话。1993年《飞天》在成县办笔会，他是笔会的组织者之一。当时，参加笔会的人有四五十人，来自全省各地，这其中，多半是小说作者。好多作者在来之前已经准备了稿件，来之后，这些稿子便集中堆在编辑面前。冉丹老师面前也堆了不少稿件，他彻夜不眠地看。几天后，他的血压升高，头晕得厉害。他本来患有高血压病，几天熬夜后高血压病犯了。休息了一两天后又继续看，只是稍稍注意了一下休息。冉丹老师对人宽厚，热心助人。作为一名编辑，他能从作者的立场为作者着想，宽以待人，又坚持原则。曾有这样一件事说明他的为人：有一次他得病住院，病情传到一个诗人耳朵里，那个诗人当时就失声痛哭起来。诗人其实与冉丹老师是平常的朋友，但一听冉丹老师病重有生命之虞时惺惺相惜之情顿然而生。这也正是上一代人的可贵之处，他们经历了大风大浪，在大浪淘沙之后，他们都相互珍惜，相互爱戴。
　　那时《飞天》的主编是李云鹏，李云鹏是诗人，是性情中人，又是一个有眼光的主编。作为主编，他为《飞天》呕心沥血。记得有一次，他的办公室里传出摔书本的声音，走过他办公室的同事们都有些吃惊，进去一看，他因对一期《飞天》封面不满意而发怒将杂志往地上摔。一个主编，杂志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心爱的女儿，必须将她呵护好，打扮好。对于这样的女儿，容不得半点污秽，所以，当印封面有问题时，他就暴怒，就不顺心。
　　一个主编，他最高兴的事是能看到一篇好稿子。有好几次，他看到好稿子后就走到我们的办公室里啧啧称赞，兴奋之色溢于言表。还记得丹真贡布将他晚年写的十几首诗由他的儿子道吉坚赞转交给我，我又交给了李云鹏主编。诗是上午交给他的，到下午时他兴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好久没有读过这么好的诗了，写得真好，真好！”随后，《飞天》将这些诗推出了。
　　李老乡是《飞天》的诗歌编辑，这个编辑他一直做到退休。我是1991年7月到《飞天》编辑部的，到《飞天》前只听说过李老乡，没有见过。我到《飞天》上班一个星期后才见到他。那是一个下午，他走进我的办公室举着一支烟，然后，他对我说：“借个火！”我将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燃烟后转身就走了。到了快下班时我才知道他是李老乡。因为我编小说和散文，李老乡编诗，在业务上没有太多的交流。因此，我和他平时交流不多，编辑部开会了，才凑在一起见个面。几年后的一次下乡活动中，我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晚上，我们交谈起来，交谈的内容由浅到深，到最后，交谈的内容嶙峋险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和他都发现有共同的思考，而且，他的思考独特而深隧，令我惊叹。交谈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多。第二天晚上，又交谈到凌晨三点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同事和前辈，他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依赖他者的，他独自在思想的世界中行走，独自面对思想的深渊和巨峰。还有一次，我和他在街边的摊点前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交谈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多了，摊点早已收摊了、摊主早已回家睡觉了、马路上已经没有了人影，连车都很少了，但我和他还在交谈。李老乡晚年定居到了天津，但每年夏天他都要到兰州来和朋友们喝酒谈天。他去世前兰州的一些朋友去天津看望他，也做好了与他最后告别的打算。我本来是要随大家一起去的，无奈有一件事缠身非要到南京去，机票早已订好，不好再改变，这样，天津就没有去成，与李老乡没有做最后的告别。后来，从天津回来的人说，李老乡临终时问：“存学来了没有？”我听后黯然神伤。
　　我从1993年起担任小说组组长。那时的小说组有张平、莫天、夏景、梦里，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组力量算不上很强，但也充满着活力。大家齐心协力办了许多专号，这些专号一部分面对全国、一部分面对西北五省，还有一部分是面对省内的。通过这些专号，聚集起了一大批作者。与此同时，《飞天》每年被各种选刊选载的作品也越来越多。记得有一年光被《小说月报》选载的小说就有8篇。第二年我去天津见到《小说月报》的编辑提起上一年《小说月报》选《飞天》8篇的事时，《小说月报》的编辑不相信，我说出被选的每一篇题目时，他才点点头相信了。那时候，《飞天》每年被全国各种选刊选载的小说和散文多达50多篇（次）。
　　在《飞天》的年月里，也是我生活上最艰难的时期。没有住房，借住别人的房子长达五年时间，后来又在爱人单位的一间房子里熬过了五年时间。有时候出差，一回到兰州城里一想到自己的住房窘境头就大了，心情也就灰暗起来。但在这样艰难的时期，写作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时间之鞭在催促着我，我在生活的窘迫中，在愁绪中不断拿起笔来书写。抗拒生活的窘迫需要力量，写出好的作品更需要力量。在那些年月，我咬紧牙关向成功的峰顶迈进，一些作品发表了，一些作品失败了。
　　后来，我意识到我这样急迫地迈向成功之巅的心态是有问题的。问题的实质是我被外在的价值牵引，被拿住。那个时间之鞭恰恰是价值之鞭，而所谓成功也是价值化的另一种说法。陷入这样的问题中，我感到惶恐。这种惶恐在更深处是对我一直走价值性的轨道上的惶恐，而解决这样的根性的问题我花了巨大的精力。到后来，我对创作本身清晰起来，创作是生命层面上的事，是远离价值化的事。如此，我的创作才从容了起来，而那个时间之鞭也就悄然消失了。
　　恍然间，离开《飞天》已经14年了。
　　恍然间，《飞天》创刊已经70年了。
　　祝愿《飞天》，祝愿她在未来的时光里不改秉性，继续前行！
　　责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