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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没有变，时间变了
在一些重要时刻，我是个运气好的人。
比如说，我要是在1965年以前进入大学，按照我私下里读过的那些书——它们决定了我的视野，我的良知，我的思想方式——必定会成为“反动学生”，受批判，开除学籍，失去人身自由权，然后还有各种厄运接连到来。可是，那时我还不到读大学的年龄呢。
到我中学毕业的1972年，所有的大学都像商场打烊一样关闭了，若干年后才会把门打开。这件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在无意之中救了我。要是我那时就进入大学，照样会成为“反动学生”，即使想逃，也逃不过去。
那些时刻，我怎么就那么运气好？
在我读到的文章里，有人说起过，1979年11月（也就是我进大学的两个月后），有一份最高级别的官方文件发下来了，关系到前些年划为“反动学生”的那些人，对他们思想政治问题上的处分重新审查，给予改正，这才结束他们倒霉了十多年的生活。还有人说起，1980年9月，又一份官方文件公布了，在继续妥善处理“反动学生”的遗留问题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细节。
还有，全国都在清理过去的冤假错案，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各种门类的冤假错案，太多了，够忙的。看起来，我在大学的四年时光，不会再抓反动学生了。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那么运气好呢？
报纸上的文章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人们也在议论，新时代来了，（领导人）某某某恢复了高考制度，（领导人）某某某带领我们改革开放。听到这些，我都心情愉快地微微一笑。其实，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也不相信人们的议论。他们是读报纸长大的，从来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一切。
我不觉得是时代变了，而是时间变了。
如果能够尊重常识，我们就能看清许多事情。我知道，在人类的某种社会里，很多东西都靠不住，只有常识可靠。
比如在我出生的时候，我所在的民族出了点问题，其道德、精神、文化传统，都被一些人推行的新内容代替。在那些人编撰的一个旧时代土地所有者成为乡间恶人的故事里，恶人被命名为“黄世仁”。这令人不解，为什么那些人故意把“仁”这个表示美德的核心词语，同恶人恶行弄到了一起？还有，恶人的帮凶被那些人命名为“穆仁智”，这个用意也很糟糕，竟然把本民族先前的善与美好、聪明智慧，都与恶捆绑在一起了。
那时候，我爹我妈在为我起名时，仍然敢于使用“仁”字，就显示了中国民间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在尊重常识、对抗反常识。换句话说，我爹我妈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文化觉悟很高，对此，我这一生都会敬佩，都会感谢。
从常识而不是反常识出发，人类会对“反动”一词有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如果把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规定为正方向，那么，与此相反的才是反方向，朝着反方向而行的事物，才是反动。
这样一来，在1963年到1965年，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动学生了。
那时候的大学校园十分平静，差不多是一潭死水。
大学生们还记得1957年抓“右派”的教训，几乎无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但在1963年，最高级别的官方下发了在大学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文件，各个大学不能不抓，就想出一些办法。一是让学生们自我检讨，逐个过关，一旦有生性老实的人检讨时深了一点，就成了反动学生；二是让学生互相告密，告密的人可以顺利毕业，被告密的就成了反动学生。
出于不能免于恐惧的心态，有很多大学生去偷窥别人日记和信件，从中找出反动的东西拿去告密。在日记里，写下“毛主席没有贝多芬伟大”的同学，自然成了反动学生；写下“我看见政治辅导员就怕，像条黑鱼精”的同学，也成了反动学生；写下“原子战争不能打，一打就要死许多人”的同学，照样成了反动学生。
现在说起那些反动学生，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我还看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沦落为政治贱民。
一名同学看过《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在同学中说过他对那个时代的欣赏之情。另一名同学看了《基督山伯爵》，在日记里写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读后感，被人偷看后告密。还有一名同学被定为反动学生的罪状，居然是他搜集的邮票中有前朝领袖蒋介石的头像。
有名同学把自己的习作拿给写作老师看，老师发现其中有对右派遭遇的同情，于是把他告发，接下来他所有的写作手稿和日记都被公安机关带走检查，肯定逃不掉反动学生的罪名了。
还有一名同学的父母，好心给学校写信，说自己的孩子在思想上还有不成熟之处，希望学校多多给予指导。不用说，这封信也成了那个学生思想上反动的证据。
有名姓柏的同学与政治辅导员发生争执，说其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被打成“反动学生”。有名姓胡的同学参加学校组织的反美援越示威游行，不小心喊错了口号，将“抗美援越”喊成“抗越援美”。他本来可免除处分，但为凑足“打击面占学生总数千分之三”的指标，被凑数为“反动学生”。
真有这样的打击指标吗？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只有一篇文章说到了这件事情。
那么，从1963年到1965年，有组织领导的这场清理反动学生运动，究竟让多少反动学生受到打击？
我看到的数字有三种：一种说法是全国打击了五百多名；另一种说法是据内部承认三年共清理出一千多人；还有一种说法，在1964年，西安交大内定了一百多名反动学生。
上面说的都很简略，下面说个完整的例子。
有一名学生姓郭，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三名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讨论哲学也讨论诗歌。三个月后，小组被定为反动小集团，四个人都成了反动学生。有三个人被判刑押去劳动改造，郭的处理轻一些，劳动教养。
从一些人的回忆来看，郭有才华，有个性和思想。他把他父亲的背影指给同学看时，说了一句：“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他这样说并不错。他的父亲已从文坛转到政坛去了，虽然还发表作品，也从文豪的高度下降，差不多降为文盲。 由于父亲地位很高，郭的劳动教养解除得早，换了北京的一家大学接着再读。可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来了，红卫兵们揪出了郭，重翻反动学生旧账。一天早晨，他从用作临时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坠落而死。他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绳索深深勒进皮肉。他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开肉绽。
还有，他是自杀还是被谋杀，没人说得清楚。
黑夜比白昼看得更远
仰起头看了好久，直到我的眼睛发酸，心里发慌。除了头上的好大一片蓝色，什么也没看见。我有点想念黑夜了，能看见灿烂星辰。即使只有月色，也可能像水一样，勾起我的情绪，比如，江畔在哪一年出现了月亮，月亮照着的第一个人是谁？
这个白昼晴晴朗朗，阳光是好的，没有云和雾。但谁能帮我确定，现在我看到的，比黑夜里看到的那些景色，远还是近，多还是少？
这么说，是阳光决定了我能看见什么。它想让我看到的东西，我就能看到；它不想让我看到的，用光的折射和散射屏蔽掉了，只剩下蓝幕，形体巨大，无法突破。我想起一部电影，《没有天空的都市》。电影里，南斯拉夫被德国纳粹占领了，一些反抗者和家属躲进巨大的地下室。四年后侵略者被赶走了，铁托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并不知道。有人负责他们与地面上的联络，告诉他们战争还在继续，法西斯仍在他们的头顶进行残杀。
这是一部关于说谎的电影。那个谎言持续了二十年，他们就在地下躲了二十年，所以他们没有天空。还有，一个男人总是对一个女人起誓，“我从不说谎。”女人总是陶醉而又伤心地回答，“你撒谎撒得多么漂亮！”
这是一个从噩梦到噩梦的地下人生通道，从1941年德国纳粹占领南斯拉夫到1980年铁托病故，再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有人看出了一种悲怆的梦幻现实主义，是史诗也是闹剧，表现了那个时代人性的疯狂、历史的荒谬、政治的丑陋。
影片用了1980年铁托葬礼资料片的一段。各国领导人前来哀悼，他们的队伍特别庞大，这像是真实的。还有民众在运送他灵柩的铁路边哭泣，这也像是真实的，有的人会真心流出眼泪，悼念那个为他们提供巨大的地下室并且给他们活命食物的人。还有的人必须哭得大声，暗处有秘密警察在后面盯着呢。我知道一个例子，某国家领导人病故后，有个老汉不知道消息，唱了一首快乐的歌曲，于是他被关在监狱，整整八年。
1980年，铁托病故后的那些日子，人们是可以唱歌的，但不能唱自己想唱的歌。有一名南斯拉夫外交官回忆说，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着《南斯拉夫颂》，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影片拍到1991年，铁托病故十一年后，南斯拉夫解体了。
这时候，影片中一个人不再有口吃病，变得语言流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盖起了新的屋舍，它们有着红色的房顶以及向宾客敞开的大门。鹳鸟也在这里筑巢。”他说，“我们还会怀着或悲伤或喜悦的心情回忆我们的祖国吗？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
如果祖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室，又怎样回忆呢？
影片后半部有个细节：那个在地下出生和长大的孩子走到地面上，分不清哪个是太阳，哪个是月亮，这让他心情不好。他对父亲请求：“我们能回到地下吗？”这句话打动了我，让我愣了一下：那个孩子我见过，并且不止一次，他曾化身为我的邻居、我的同事，以及不同性别和身份的人。他的化身们，都希望回到过去的时光，与别人一样受奴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需要自己分辨善恶时困难重重，甚至沮丧，甚至恐惧。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可以站满一个小型广场，其中的铁托，是我了解得最少的那个人。因为我看到的素材，差不多都源于官方文字，经过人为的散射和折射。我看到的只是蓝幕，不是铁托。
还得去找电影。有一部《铁托与我》，会给我一些线索。
影片穿插了黑白色调的历史画面，政府游行、政权拥护者的集会、历史演讲、集体游猎等等。首尾和中间有铁托的纪录影像，他在各种场合接见民众，面对欢呼人群激情飞扬，超级兴奋。这种情景确实有用处，能强化民众对领袖的喜爱与敬仰，把自己国家的执政者看成英雄，看成神，还看成世界革命中最重要的领袖。
“你问我爱不爱铁托？这是个肤浅的问题。每个人都敬仰铁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还是黑人，还有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孩子……闭紧我的双眼，我能看到他。要是有谁问我最爱谁，我要说我爱铁托胜过爱我的爸爸妈妈。”
如果分行排列，这就是十岁男孩佐拉的诗，获得了作文比赛第一名。作文的题目是：“你爱铁托吗，为什么？”佐拉得到的奖品是前往铁托故乡参观的机会，并且是与他暗恋的女生佳娜一同去，这足够让他兴奋的啦。
于是就有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一出成长的喜剧，一个通过和政治偶像的联系而建立起的世界。
让我感兴趣的是，在电影故事中，铁托出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一种是以幻象方式出现在佐拉面前。
比如，他在教室的窗前对佐拉微笑，用手指着操场体育课上的佳娜；他在报纸上眨眼，鼓励佐拉送佳娜一枚戒指；他在雨夜里骑着白马，为佐拉指引遮风挡雨的茅屋。
另一种是通过替代他的人出现。
比如暗中监视这支队伍的两个秘密警察。
比如那个领孩子们去铁托故乡的辅导员加拉。
加拉领着孩子们徒步行军，重走铁托当年的游击路线；他偷偷记录孩子们的梦话，拆开孩子们的家信，还用古堡闹鬼的恶作剧恐吓他们。但后来，在铁托故居前，佐拉大声说出他爱父母远胜于铁托后，他被秘密警察带走。这时我们才知道，加拉也是那个制度的低端人物，只能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充当革命意识形态的替身。
铁托可以无处不在，因为他是铁托。
孩子的故事，不只是孩子的故事。孩子的视角也不只是孩子的视角。这都与我们有关。 十岁的佐拉，跟着辅导员去铁托故乡，一路上经历了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有趣的、好奇的、苦恼的、不能理解的，等等。它们还是沉重的，因为人的属性被政治属性压抑和改变，最终会把孩子们变成我们这样的一群成人。
佐拉在那些事情中睁开了眼睛，一点点清醒，最终，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孩子，看到了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
然后，他大声说了出来。
他说：亲爱的铁托同志，在这，在你的屋前我要说明一件事。这里有一个误会，我有幸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这次远征，但我不配。当我在作文里说爱你胜过妈妈和爸爸时，我没说实话。
他说，大家都知道，我爱我爸爸妈妈胜过一切。
他还说，我爱我所有身边的人，你可能不认识他们，你想不到他们有多好，我有多么关心他们。
画完一幅油画的时间
有个姓袁的画家，在北京画了一幅画；有个姓罗的画家，在四川画了一幅画。那两幅画挺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却让他们忽然之间名声响亮。
国家太大啦，画家太多啦，并且在1980年那时候，水平都差不太多，并且普遍不高。
这方面我得详细点说，不然会引起误会。水平都差不太多的，是他们绘画的技艺，谁也不比谁超出多少或落后多少；普遍都不高的，是他们所需要的艺术创新、思想意识，以及成为好画家需要的各种精神状态。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在那之前的二三十年里，极少有人画出过什么好作品，对得起历史与现实，对得起胸襟和良知。与此相反的作品我看过不少，在大饥荒年月虚拟丰收景色，在树被砍光的地方虚拟大好河山，还有更糟的，根据阶级斗争的特殊需要，虚拟一些从未有过的历史事件，完成分配的政治任务。
那些年里的画家，与那时的作家或其他艺术家一样，要跟在脾气不好的政治人物身后，跟得近一些，紧一些，才可以成为一种装饰用的花瓶。
我看到一种比喻，也可以用在作家艺术家的身上。在更多的年代，他们是一批有身份也有个性的人，除了装腔作势的傲气给人看，骨子里还会有真正的高傲。这种性格好像一种特殊材质，比如金属。但是，材料力学上的金属会有疲劳断裂，还会有一个屈服点，当外来压力渐渐增强，到了它不能承受的那个点上，它也会变形。
在这方面，作家艺术家还是一种有记忆的金属。他们会在外来压力再次到来时，想起那个让他们痛苦的屈服点。即使外来压力还没达到令他们屈服的程度，他们也会在想象那种痛苦时，预先摆出屈服的姿态。
所以在1980年，刚从长期屈服状态逃出来的画家们，还不确定是否回到了正常年月，还很难画出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但他们会希望自己像袁画家、罗画家那样，忽然在全国范围名声响亮，无人能及。
那时我读中文系，又是在东北一座海滨城市，离袁画家所在的北京很远，离罗画家所在的四川更远，也听到了他们的名声。这很不容易，只有极少数画家才有那样的好运气，仿佛买彩票中了特奖。
先说袁画家的那幅画。
它是一幅壁画，叫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的是傣族的民间传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画面上有傣族人担水、泼水、舞蹈、沐浴和谈情说爱的场景。在沐浴那个场景，袁画家画了不穿衣服的女子。
那幅壁画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置在新建的航站楼，于1980年初投入使用。
据说，那是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公共场合，头一次出现女子裸体画面。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从画面上看，女性的青春美感都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本来应该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在画面上变得平淡、乏味、缺少生气，甚至像中世纪禁欲主义者眼中的贞女。
这样一来，这几个干巴巴的裸女，就与对生命的礼赞拉开了很大距离。是画家们不善于描绘人体？是他们理解中的女性美出现误差？还是他们知道裸体是绘画禁区时的一种谨慎？
几个裸女引起了不少批评，但是与画得好坏无关。一部分批评者认为，从社会道德方面来看，这样的裸体有伤风化，传播淫秽思想；另一部分批评者认为，要从政治思想方面来看，祖国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可是画面里没有一丝反映，幸福的人们都不笑，却光着身子，难道穷得连鞋和裤衩都穿不起？
你别笑。如果把你放在稀奇古怪的岁月，放在不可理喻的地方，放在有话语权的位置，你也会胡说八道，还以为你不说话就要亡国。我再补充两个例子，一是到了六年之后的1986年，我家邻居有个女孩谈恋爱不敢摸男孩的手，怕摸手怀孕；二是到了八年之后的1988年，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有首次人体画展，平时一角钱一张门票卖两元钱，一个修鞋大爷也去看了，感慨里面都是热汗，像澡堂子。
当时是1980年，那样看问题的人太多啦，画了几个干巴巴人体的袁画家，就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画家。有一种说法是，香港有一姓霍的大实业家在内地投资，每次出入首都国际机场都看看那几个裸女还在不在，如果在，就放心，中国的开放政策还没变。
我不相信这种说法。那几个裸女1980年被纱幔遮住了，1982年被木板封了起来，直到1990年才对外开放，那些年他如何看见？
再说罗画家那幅画，《父亲》，画于1980年。
那一年，罗画家还是大学生，读的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油画班。当时那所大学，课堂上没有叫得响的老师，图书馆没有新出版的画册，就想了一个突破点，鼓励学生创作。那里天高皇帝远，相对来说约束少，环境上自由宽松，于是他们迅速占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油画的高地。
我还记得，我在回忆1968年时说到《1968年某月某日，雪》，作者程丛林也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油画班的学生。我写到，那时候搞了一个很有限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允许人们很有限度地反思社会灾难。那时我也考入刚刚恢复的大学，见证了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它非常短暂，只有画完这样一幅油画的时间。
特别看好程丛林这幅《1968年某月某日，雪》的，也有同在1980年名声响亮的陈丹青，他在那一年画了《西藏组画》，不是一般的好，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轰动。但他认为程丛林的那幅画比他更厉害，画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无论画的是谁，无论画的好坏，画家的幸运度确实不一样。
罗画家是幸运的，他的那幅《父亲》的新奇之处，是用前几年画革命领袖巨幅肖像的方法，画了一个普通老农民，满脸皱纹，满脸迷茫。
“它的观念就是，一个时代走向另外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时代真正地回归。那时中国只有一个全国美展，一本美术杂志，一个标准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下的红光亮、高大全。在那种情况下，老人那种深邃的目光和沧桑的形象足以震撼当时整个中国的观众。”许多年后，罗画家说。
可以为他作证的，是老农民耳朵上的圆珠笔，后添上去的。
《父亲》送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时，差一点没通过，因为所有的美术作品都要求积极向上，充满乐观精神，怎么能画这么满脸皱纹历经愁苦的人物形象呢？最后有官员说，这个看上去像一个旧社会的农民，我们加上一个圆珠笔，是不是可以点明他是今天有文化的农民？
于是，罗画家就在老农民的耳朵上添加了圆珠笔，《父亲》就这样通过了审查，并且获得了那次美展大奖。
一支圆珠笔毁了一幅画，却救了一个画家。
我是个深刻的利己主义者
住在挤了十二个人的学生寝室里，如果多半个晚上失眠，也不要翻来覆去，不要发出声响，不要让床晃动。
北窗外有一道不高的墙，把大学校园与山坡上的苹果园隔开。如果这时候是晚春，有些苹果花谢了，有些苹果花开着。山坡被太阳晒热了，泥土、青草、苹果花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飘进我的寝室。
但是现在，我不能坐起来望一望窗外，那样的话，床会摇晃，惊醒睡在我下铺的同学。他是从草原来的，这时梦里可能有一匹马。入学第一年，他梦见吃草的马，床就很安静。梦见奔跑的马，床有轻微动感，我睡熟之中感觉不到，但从他早晨起床的神色看得出来，又像马那样跑了好久。
也不能起身披上衣服，去校园和苹果园里走一走。住过大学寝室的人知道，学生宿舍楼的每个单元，都有一位老男士或老女士，在门口英勇地守望，白天盘查陌生人进门，晚上锁门禁止所有的人出入。
说是说，做是做，不全是一回事儿。我的第一次失眠，没有那么难受，没有辗转反侧，只是躺着，静悄悄的，想着那个傍晚发生的事。
那傍晚一切正常，只有一位老乡到校园里找我。
他说大连的亲戚家有个姑娘。
他说那家亲戚要搬回到日本去啦。
他说那姑娘还没有男朋友。
他说亲戚家愿意姑娘嫁给中国人。
他最后说要介绍我和姑娘认识。
在太阳落山之前，他说的大概只有这么多，还有，我要事先同意一件事，如果以后和那姑娘结婚，必须随她去日本生活。
我还记得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第二天再作回答。
这事儿换了谁都会好好考虑，想要睡觉就不容易了。我才知道所谓失眠，不过是像警察做笔录那样，让你把一件事情翻过来掉过去地描述，两三遍不行，还要四五遍，实际上已经想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但是还强迫你再想一遍。
和我表嫂一样，那姑娘有二分之一的日本血统，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都是二战后日本遗孤的后代。
我中学毕业的1972年，日本与中国建交，接下来就想起战乱中遗弃的孤儿，吃了很多苦，应该接回自己的国家了。表嫂的母亲回日本时，领走了一大群人，她的中国丈夫，他们所生的儿女，儿女的配偶和孩子。第二年，表哥表嫂再回中国探亲时，兴奋地说起去日本后的生活。日本国赠送了免费的住房、汽车、电视机，还提供语言培训、职业培训，然后给他们安排工作。
他们已经把日本不叫日本，改称日本国了。
那时，日本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富裕国家，工作机会多，工薪收入高。表嫂的妈妈五十多岁，有政府发的救济金不用上班。年轻的表哥表嫂都有了新工作，回中国探亲时，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像有身份的人，看起来挺庄重，也挺文明。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在的各种环境里，我都是一个能比别人了解更多事情的人。比如说，如果没有我表哥的例子，我会相信报纸上的谎话：被日本接回去的那些人，全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还希望回到中国来。
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多了，就会在某一个夜晚失眠。
我表哥去了日本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二舅的日子不好过了。老人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其余的都是女儿，免不了对儿子的想念之情，退休后没两年就得了脑血管病，对任何事情的知觉都减少了一半。
这让我想到，我不是我妈唯一的儿子，却是我妈最小的儿子。现在，她的三个儿子都结婚了，最小的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我妈在铁东区橡胶厂干了十六年，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二十八元五角，自己舍不得花，差不多都寄给了读大学的我。如果我毕业后真的去了日本，我妈晚年的心境会忧愁和凄凉，像是停电的夜晚，一支蜡烛的光，暗淡，摇曳，微弱，抗不住一丝一毫的风。
毕业后，我得回到我妈身边。我爹去世早，我妈这一辈子太苦了。我要好好照顾她，成为她晚年的快乐。
那个失眠之夜还想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我也会想到我所在的国家好不好，是不是值得我留下来。
教科书上关于祖国的概念里，使用了许多豪迈的语言，但在我看来，却是在描述别的东西。真正的祖国，它不在教科书里，也不能用大话、空话、假话、套话、谎话、鬼话来描述。
我是个没有完整的祖国概念的人。
如果把我熟悉的亲人、我熟悉的土地叫作祖国，那么它是好的；如果把只想控制我怎样生活、控制我想什么不想什么的官僚机构叫作祖国，那么它不是好的。
如果把祖国等同于我所在的国家，那并没有增加什么意义。
我想到许多年前，大约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一位叫屈原的人，就把祖国等同于他所在的国家，那虽然没有增加什么意义，却让他看不到美好的事物，于是投江而死。而正在读大学中文系的我，以后呢，可能像他那样做个诗人，却不会像他那样当个官员，放大自己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或者反过来，放大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作用。
我会做我自己，低下身来，朴素生活。如果不想做一个普通人，我也会有英雄情结，豁达和超脱，把自己提升到形而上之处，像一只鸟儿飞到不高不低的地方，让自己成为一些事件的观察者，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于是，我会把不快乐的事情当作快乐，在我看来，这大概是一个诗人，一个写作者的意义所在。
这样说来，我是一个深刻的利己主义者。
在那个失眠之夜，我又想了些什么，天亮之后就忘了。
天亮之后，我有个意外的发现，不去想那些具体的事物，转而去思考抽象的事物，是摆脱失眠困扰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办法啦，以后如果我再一次失眠，还会找出新的办法。
以后还会有失眠的时候吗？
我不敢确定。
（责任编辑：李璐）
在一些重要时刻，我是个运气好的人。
比如说，我要是在1965年以前进入大学，按照我私下里读过的那些书——它们决定了我的视野，我的良知，我的思想方式——必定会成为“反动学生”，受批判，开除学籍，失去人身自由权，然后还有各种厄运接连到来。可是，那时我还不到读大学的年龄呢。
到我中学毕业的1972年，所有的大学都像商场打烊一样关闭了，若干年后才会把门打开。这件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在无意之中救了我。要是我那时就进入大学，照样会成为“反动学生”，即使想逃，也逃不过去。
那些时刻，我怎么就那么运气好？
在我读到的文章里，有人说起过，1979年11月（也就是我进大学的两个月后），有一份最高级别的官方文件发下来了，关系到前些年划为“反动学生”的那些人，对他们思想政治问题上的处分重新审查，给予改正，这才结束他们倒霉了十多年的生活。还有人说起，1980年9月，又一份官方文件公布了，在继续妥善处理“反动学生”的遗留问题上，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细节。
还有，全国都在清理过去的冤假错案，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各种门类的冤假错案，太多了，够忙的。看起来，我在大学的四年时光，不会再抓反动学生了。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那么运气好呢？
报纸上的文章说，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人们也在议论，新时代来了，（领导人）某某某恢复了高考制度，（领导人）某某某带领我们改革开放。听到这些，我都心情愉快地微微一笑。其实，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也不相信人们的议论。他们是读报纸长大的，从来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一切。
我不觉得是时代变了，而是时间变了。
如果能够尊重常识，我们就能看清许多事情。我知道，在人类的某种社会里，很多东西都靠不住，只有常识可靠。
比如在我出生的时候，我所在的民族出了点问题，其道德、精神、文化传统，都被一些人推行的新内容代替。在那些人编撰的一个旧时代土地所有者成为乡间恶人的故事里，恶人被命名为“黄世仁”。这令人不解，为什么那些人故意把“仁”这个表示美德的核心词语，同恶人恶行弄到了一起？还有，恶人的帮凶被那些人命名为“穆仁智”，这个用意也很糟糕，竟然把本民族先前的善与美好、聪明智慧，都与恶捆绑在一起了。
那时候，我爹我妈在为我起名时，仍然敢于使用“仁”字，就显示了中国民间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在尊重常识、对抗反常识。换句话说，我爹我妈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文化觉悟很高，对此，我这一生都会敬佩，都会感谢。
从常识而不是反常识出发，人类会对“反动”一词有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如果把符合人类利益的方向规定为正方向，那么，与此相反的才是反方向，朝着反方向而行的事物，才是反动。
这样一来，在1963年到1965年，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动学生了。
那时候的大学校园十分平静，差不多是一潭死水。
大学生们还记得1957年抓“右派”的教训，几乎无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但在1963年，最高级别的官方下发了在大学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文件，各个大学不能不抓，就想出一些办法。一是让学生们自我检讨，逐个过关，一旦有生性老实的人检讨时深了一点，就成了反动学生；二是让学生互相告密，告密的人可以顺利毕业，被告密的就成了反动学生。
出于不能免于恐惧的心态，有很多大学生去偷窥别人日记和信件，从中找出反动的东西拿去告密。在日记里，写下“毛主席没有贝多芬伟大”的同学，自然成了反动学生；写下“我看见政治辅导员就怕，像条黑鱼精”的同学，也成了反动学生；写下“原子战争不能打，一打就要死许多人”的同学，照样成了反动学生。
现在说起那些反动学生，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里，我还看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沦落为政治贱民。
一名同学看过《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在同学中说过他对那个时代的欣赏之情。另一名同学看了《基督山伯爵》，在日记里写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读后感，被人偷看后告密。还有一名同学被定为反动学生的罪状，居然是他搜集的邮票中有前朝领袖蒋介石的头像。
有名同学把自己的习作拿给写作老师看，老师发现其中有对右派遭遇的同情，于是把他告发，接下来他所有的写作手稿和日记都被公安机关带走检查，肯定逃不掉反动学生的罪名了。
还有一名同学的父母，好心给学校写信，说自己的孩子在思想上还有不成熟之处，希望学校多多给予指导。不用说，这封信也成了那个学生思想上反动的证据。
有名姓柏的同学与政治辅导员发生争执，说其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被打成“反动学生”。有名姓胡的同学参加学校组织的反美援越示威游行，不小心喊错了口号，将“抗美援越”喊成“抗越援美”。他本来可免除处分，但为凑足“打击面占学生总数千分之三”的指标，被凑数为“反动学生”。
真有这样的打击指标吗？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只有一篇文章说到了这件事情。
那么，从1963年到1965年，有组织领导的这场清理反动学生运动，究竟让多少反动学生受到打击？
我看到的数字有三种：一种说法是全国打击了五百多名；另一种说法是据内部承认三年共清理出一千多人；还有一种说法，在1964年，西安交大内定了一百多名反动学生。
上面说的都很简略，下面说个完整的例子。
有一名学生姓郭，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三名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讨论哲学也讨论诗歌。三个月后，小组被定为反动小集团，四个人都成了反动学生。有三个人被判刑押去劳动改造，郭的处理轻一些，劳动教养。
从一些人的回忆来看，郭有才华，有个性和思想。他把他父亲的背影指给同学看时，说了一句：“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他这样说并不错。他的父亲已从文坛转到政坛去了，虽然还发表作品，也从文豪的高度下降，差不多降为文盲。 由于父亲地位很高，郭的劳动教养解除得早，换了北京的一家大学接着再读。可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来了，红卫兵们揪出了郭，重翻反动学生旧账。一天早晨，他从用作临时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坠落而死。他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绳索深深勒进皮肉。他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开肉绽。
还有，他是自杀还是被谋杀，没人说得清楚。
黑夜比白昼看得更远
仰起头看了好久，直到我的眼睛发酸，心里发慌。除了头上的好大一片蓝色，什么也没看见。我有点想念黑夜了，能看见灿烂星辰。即使只有月色，也可能像水一样，勾起我的情绪，比如，江畔在哪一年出现了月亮，月亮照着的第一个人是谁？
这个白昼晴晴朗朗，阳光是好的，没有云和雾。但谁能帮我确定，现在我看到的，比黑夜里看到的那些景色，远还是近，多还是少？
这么说，是阳光决定了我能看见什么。它想让我看到的东西，我就能看到；它不想让我看到的，用光的折射和散射屏蔽掉了，只剩下蓝幕，形体巨大，无法突破。我想起一部电影，《没有天空的都市》。电影里，南斯拉夫被德国纳粹占领了，一些反抗者和家属躲进巨大的地下室。四年后侵略者被赶走了，铁托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并不知道。有人负责他们与地面上的联络，告诉他们战争还在继续，法西斯仍在他们的头顶进行残杀。
这是一部关于说谎的电影。那个谎言持续了二十年，他们就在地下躲了二十年，所以他们没有天空。还有，一个男人总是对一个女人起誓，“我从不说谎。”女人总是陶醉而又伤心地回答，“你撒谎撒得多么漂亮！”
这是一个从噩梦到噩梦的地下人生通道，从1941年德国纳粹占领南斯拉夫到1980年铁托病故，再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有人看出了一种悲怆的梦幻现实主义，是史诗也是闹剧，表现了那个时代人性的疯狂、历史的荒谬、政治的丑陋。
影片用了1980年铁托葬礼资料片的一段。各国领导人前来哀悼，他们的队伍特别庞大，这像是真实的。还有民众在运送他灵柩的铁路边哭泣，这也像是真实的，有的人会真心流出眼泪，悼念那个为他们提供巨大的地下室并且给他们活命食物的人。还有的人必须哭得大声，暗处有秘密警察在后面盯着呢。我知道一个例子，某国家领导人病故后，有个老汉不知道消息，唱了一首快乐的歌曲，于是他被关在监狱，整整八年。
1980年，铁托病故后的那些日子，人们是可以唱歌的，但不能唱自己想唱的歌。有一名南斯拉夫外交官回忆说，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着《南斯拉夫颂》，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影片拍到1991年，铁托病故十一年后，南斯拉夫解体了。
这时候，影片中一个人不再有口吃病，变得语言流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盖起了新的屋舍，它们有着红色的房顶以及向宾客敞开的大门。鹳鸟也在这里筑巢。”他说，“我们还会怀着或悲伤或喜悦的心情回忆我们的祖国吗？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家……”
如果祖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室，又怎样回忆呢？
影片后半部有个细节：那个在地下出生和长大的孩子走到地面上，分不清哪个是太阳，哪个是月亮，这让他心情不好。他对父亲请求：“我们能回到地下吗？”这句话打动了我，让我愣了一下：那个孩子我见过，并且不止一次，他曾化身为我的邻居、我的同事，以及不同性别和身份的人。他的化身们，都希望回到过去的时光，与别人一样受奴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需要自己分辨善恶时困难重重，甚至沮丧，甚至恐惧。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可以站满一个小型广场，其中的铁托，是我了解得最少的那个人。因为我看到的素材，差不多都源于官方文字，经过人为的散射和折射。我看到的只是蓝幕，不是铁托。
还得去找电影。有一部《铁托与我》，会给我一些线索。
影片穿插了黑白色调的历史画面，政府游行、政权拥护者的集会、历史演讲、集体游猎等等。首尾和中间有铁托的纪录影像，他在各种场合接见民众，面对欢呼人群激情飞扬，超级兴奋。这种情景确实有用处，能强化民众对领袖的喜爱与敬仰，把自己国家的执政者看成英雄，看成神，还看成世界革命中最重要的领袖。
“你问我爱不爱铁托？这是个肤浅的问题。每个人都敬仰铁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还是黑人，还有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孩子……闭紧我的双眼，我能看到他。要是有谁问我最爱谁，我要说我爱铁托胜过爱我的爸爸妈妈。”
如果分行排列，这就是十岁男孩佐拉的诗，获得了作文比赛第一名。作文的题目是：“你爱铁托吗，为什么？”佐拉得到的奖品是前往铁托故乡参观的机会，并且是与他暗恋的女生佳娜一同去，这足够让他兴奋的啦。
于是就有了一部好看的电影，一出成长的喜剧，一个通过和政治偶像的联系而建立起的世界。
让我感兴趣的是，在电影故事中，铁托出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一种是以幻象方式出现在佐拉面前。
比如，他在教室的窗前对佐拉微笑，用手指着操场体育课上的佳娜；他在报纸上眨眼，鼓励佐拉送佳娜一枚戒指；他在雨夜里骑着白马，为佐拉指引遮风挡雨的茅屋。
另一种是通过替代他的人出现。
比如暗中监视这支队伍的两个秘密警察。
比如那个领孩子们去铁托故乡的辅导员加拉。
加拉领着孩子们徒步行军，重走铁托当年的游击路线；他偷偷记录孩子们的梦话，拆开孩子们的家信，还用古堡闹鬼的恶作剧恐吓他们。但后来，在铁托故居前，佐拉大声说出他爱父母远胜于铁托后，他被秘密警察带走。这时我们才知道，加拉也是那个制度的低端人物，只能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充当革命意识形态的替身。
铁托可以无处不在，因为他是铁托。
孩子的故事，不只是孩子的故事。孩子的视角也不只是孩子的视角。这都与我们有关。 十岁的佐拉，跟着辅导员去铁托故乡，一路上经历了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有趣的、好奇的、苦恼的、不能理解的，等等。它们还是沉重的，因为人的属性被政治属性压抑和改变，最终会把孩子们变成我们这样的一群成人。
佐拉在那些事情中睁开了眼睛，一点点清醒，最终，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孩子，看到了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
然后，他大声说了出来。
他说：亲爱的铁托同志，在这，在你的屋前我要说明一件事。这里有一个误会，我有幸代表我们学校参加这次远征，但我不配。当我在作文里说爱你胜过妈妈和爸爸时，我没说实话。
他说，大家都知道，我爱我爸爸妈妈胜过一切。
他还说，我爱我所有身边的人，你可能不认识他们，你想不到他们有多好，我有多么关心他们。
画完一幅油画的时间
有个姓袁的画家，在北京画了一幅画；有个姓罗的画家，在四川画了一幅画。那两幅画挺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却让他们忽然之间名声响亮。
国家太大啦，画家太多啦，并且在1980年那时候，水平都差不太多，并且普遍不高。
这方面我得详细点说，不然会引起误会。水平都差不太多的，是他们绘画的技艺，谁也不比谁超出多少或落后多少；普遍都不高的，是他们所需要的艺术创新、思想意识，以及成为好画家需要的各种精神状态。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在那之前的二三十年里，极少有人画出过什么好作品，对得起历史与现实，对得起胸襟和良知。与此相反的作品我看过不少，在大饥荒年月虚拟丰收景色，在树被砍光的地方虚拟大好河山，还有更糟的，根据阶级斗争的特殊需要，虚拟一些从未有过的历史事件，完成分配的政治任务。
那些年里的画家，与那时的作家或其他艺术家一样，要跟在脾气不好的政治人物身后，跟得近一些，紧一些，才可以成为一种装饰用的花瓶。
我看到一种比喻，也可以用在作家艺术家的身上。在更多的年代，他们是一批有身份也有个性的人，除了装腔作势的傲气给人看，骨子里还会有真正的高傲。这种性格好像一种特殊材质，比如金属。但是，材料力学上的金属会有疲劳断裂，还会有一个屈服点，当外来压力渐渐增强，到了它不能承受的那个点上，它也会变形。
在这方面，作家艺术家还是一种有记忆的金属。他们会在外来压力再次到来时，想起那个让他们痛苦的屈服点。即使外来压力还没达到令他们屈服的程度，他们也会在想象那种痛苦时，预先摆出屈服的姿态。
所以在1980年，刚从长期屈服状态逃出来的画家们，还不确定是否回到了正常年月，还很难画出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但他们会希望自己像袁画家、罗画家那样，忽然在全国范围名声响亮，无人能及。
那时我读中文系，又是在东北一座海滨城市，离袁画家所在的北京很远，离罗画家所在的四川更远，也听到了他们的名声。这很不容易，只有极少数画家才有那样的好运气，仿佛买彩票中了特奖。
先说袁画家的那幅画。
它是一幅壁画，叫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的是傣族的民间传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画面上有傣族人担水、泼水、舞蹈、沐浴和谈情说爱的场景。在沐浴那个场景，袁画家画了不穿衣服的女子。
那幅壁画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位置在新建的航站楼，于1980年初投入使用。
据说，那是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公共场合，头一次出现女子裸体画面。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从画面上看，女性的青春美感都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本来应该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在画面上变得平淡、乏味、缺少生气，甚至像中世纪禁欲主义者眼中的贞女。
这样一来，这几个干巴巴的裸女，就与对生命的礼赞拉开了很大距离。是画家们不善于描绘人体？是他们理解中的女性美出现误差？还是他们知道裸体是绘画禁区时的一种谨慎？
几个裸女引起了不少批评，但是与画得好坏无关。一部分批评者认为，从社会道德方面来看，这样的裸体有伤风化，传播淫秽思想；另一部分批评者认为，要从政治思想方面来看，祖国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幸福，可是画面里没有一丝反映，幸福的人们都不笑，却光着身子，难道穷得连鞋和裤衩都穿不起？
你别笑。如果把你放在稀奇古怪的岁月，放在不可理喻的地方，放在有话语权的位置，你也会胡说八道，还以为你不说话就要亡国。我再补充两个例子，一是到了六年之后的1986年，我家邻居有个女孩谈恋爱不敢摸男孩的手，怕摸手怀孕；二是到了八年之后的1988年，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有首次人体画展，平时一角钱一张门票卖两元钱，一个修鞋大爷也去看了，感慨里面都是热汗，像澡堂子。
当时是1980年，那样看问题的人太多啦，画了几个干巴巴人体的袁画家，就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画家。有一种说法是，香港有一姓霍的大实业家在内地投资，每次出入首都国际机场都看看那几个裸女还在不在，如果在，就放心，中国的开放政策还没变。
我不相信这种说法。那几个裸女1980年被纱幔遮住了，1982年被木板封了起来，直到1990年才对外开放，那些年他如何看见？
再说罗画家那幅画，《父亲》，画于1980年。
那一年，罗画家还是大学生，读的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油画班。当时那所大学，课堂上没有叫得响的老师，图书馆没有新出版的画册，就想了一个突破点，鼓励学生创作。那里天高皇帝远，相对来说约束少，环境上自由宽松，于是他们迅速占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油画的高地。
我还记得，我在回忆1968年时说到《1968年某月某日，雪》，作者程丛林也是四川美术学院1977级油画班的学生。我写到，那时候搞了一个很有限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允许人们很有限度地反思社会灾难。那时我也考入刚刚恢复的大学，见证了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它非常短暂，只有画完这样一幅油画的时间。
特别看好程丛林这幅《1968年某月某日，雪》的，也有同在1980年名声响亮的陈丹青，他在那一年画了《西藏组画》，不是一般的好，在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展上引起轰动。但他认为程丛林的那幅画比他更厉害，画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 无论画的是谁，无论画的好坏，画家的幸运度确实不一样。
罗画家是幸运的，他的那幅《父亲》的新奇之处，是用前几年画革命领袖巨幅肖像的方法，画了一个普通老农民，满脸皱纹，满脸迷茫。
“它的观念就是，一个时代走向另外一个时代，一个人的时代真正地回归。那时中国只有一个全国美展，一本美术杂志，一个标准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下的红光亮、高大全。在那种情况下，老人那种深邃的目光和沧桑的形象足以震撼当时整个中国的观众。”许多年后，罗画家说。
可以为他作证的，是老农民耳朵上的圆珠笔，后添上去的。
《父亲》送去参加全国青年美展时，差一点没通过，因为所有的美术作品都要求积极向上，充满乐观精神，怎么能画这么满脸皱纹历经愁苦的人物形象呢？最后有官员说，这个看上去像一个旧社会的农民，我们加上一个圆珠笔，是不是可以点明他是今天有文化的农民？
于是，罗画家就在老农民的耳朵上添加了圆珠笔，《父亲》就这样通过了审查，并且获得了那次美展大奖。
一支圆珠笔毁了一幅画，却救了一个画家。
我是个深刻的利己主义者
住在挤了十二个人的学生寝室里，如果多半个晚上失眠，也不要翻来覆去，不要发出声响，不要让床晃动。
北窗外有一道不高的墙，把大学校园与山坡上的苹果园隔开。如果这时候是晚春，有些苹果花谢了，有些苹果花开着。山坡被太阳晒热了，泥土、青草、苹果花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飘进我的寝室。
但是现在，我不能坐起来望一望窗外，那样的话，床会摇晃，惊醒睡在我下铺的同学。他是从草原来的，这时梦里可能有一匹马。入学第一年，他梦见吃草的马，床就很安静。梦见奔跑的马，床有轻微动感，我睡熟之中感觉不到，但从他早晨起床的神色看得出来，又像马那样跑了好久。
也不能起身披上衣服，去校园和苹果园里走一走。住过大学寝室的人知道，学生宿舍楼的每个单元，都有一位老男士或老女士，在门口英勇地守望，白天盘查陌生人进门，晚上锁门禁止所有的人出入。
说是说，做是做，不全是一回事儿。我的第一次失眠，没有那么难受，没有辗转反侧，只是躺着，静悄悄的，想着那个傍晚发生的事。
那傍晚一切正常，只有一位老乡到校园里找我。
他说大连的亲戚家有个姑娘。
他说那家亲戚要搬回到日本去啦。
他说那姑娘还没有男朋友。
他说亲戚家愿意姑娘嫁给中国人。
他最后说要介绍我和姑娘认识。
在太阳落山之前，他说的大概只有这么多，还有，我要事先同意一件事，如果以后和那姑娘结婚，必须随她去日本生活。
我还记得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第二天再作回答。
这事儿换了谁都会好好考虑，想要睡觉就不容易了。我才知道所谓失眠，不过是像警察做笔录那样，让你把一件事情翻过来掉过去地描述，两三遍不行，还要四五遍，实际上已经想不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但是还强迫你再想一遍。
和我表嫂一样，那姑娘有二分之一的日本血统，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都是二战后日本遗孤的后代。
我中学毕业的1972年，日本与中国建交，接下来就想起战乱中遗弃的孤儿，吃了很多苦，应该接回自己的国家了。表嫂的母亲回日本时，领走了一大群人，她的中国丈夫，他们所生的儿女，儿女的配偶和孩子。第二年，表哥表嫂再回中国探亲时，兴奋地说起去日本后的生活。日本国赠送了免费的住房、汽车、电视机，还提供语言培训、职业培训，然后给他们安排工作。
他们已经把日本不叫日本，改称日本国了。
那时，日本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富裕国家，工作机会多，工薪收入高。表嫂的妈妈五十多岁，有政府发的救济金不用上班。年轻的表哥表嫂都有了新工作，回中国探亲时，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像有身份的人，看起来挺庄重，也挺文明。
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在的各种环境里，我都是一个能比别人了解更多事情的人。比如说，如果没有我表哥的例子，我会相信报纸上的谎话：被日本接回去的那些人，全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还希望回到中国来。
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多了，就会在某一个夜晚失眠。
我表哥去了日本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二舅的日子不好过了。老人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其余的都是女儿，免不了对儿子的想念之情，退休后没两年就得了脑血管病，对任何事情的知觉都减少了一半。
这让我想到，我不是我妈唯一的儿子，却是我妈最小的儿子。现在，她的三个儿子都结婚了，最小的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我妈在铁东区橡胶厂干了十六年，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二十八元五角，自己舍不得花，差不多都寄给了读大学的我。如果我毕业后真的去了日本，我妈晚年的心境会忧愁和凄凉，像是停电的夜晚，一支蜡烛的光，暗淡，摇曳，微弱，抗不住一丝一毫的风。
毕业后，我得回到我妈身边。我爹去世早，我妈这一辈子太苦了。我要好好照顾她，成为她晚年的快乐。
那个失眠之夜还想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我也会想到我所在的国家好不好，是不是值得我留下来。
教科书上关于祖国的概念里，使用了许多豪迈的语言，但在我看来，却是在描述别的东西。真正的祖国，它不在教科书里，也不能用大话、空话、假话、套话、谎话、鬼话来描述。
我是个没有完整的祖国概念的人。
如果把我熟悉的亲人、我熟悉的土地叫作祖国，那么它是好的；如果把只想控制我怎样生活、控制我想什么不想什么的官僚机构叫作祖国，那么它不是好的。
如果把祖国等同于我所在的国家，那并没有增加什么意义。
我想到许多年前，大约是两千多年前吧，有一位叫屈原的人，就把祖国等同于他所在的国家，那虽然没有增加什么意义，却让他看不到美好的事物，于是投江而死。而正在读大学中文系的我，以后呢，可能像他那样做个诗人，却不会像他那样当个官员，放大自己对于一个国家的作用，或者反过来，放大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作用。
我会做我自己，低下身来，朴素生活。如果不想做一个普通人，我也会有英雄情结，豁达和超脱，把自己提升到形而上之处，像一只鸟儿飞到不高不低的地方，让自己成为一些事件的观察者，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于是，我会把不快乐的事情当作快乐，在我看来，这大概是一个诗人，一个写作者的意义所在。
这样说来，我是一个深刻的利己主义者。
在那个失眠之夜，我又想了些什么，天亮之后就忘了。
天亮之后，我有个意外的发现，不去想那些具体的事物，转而去思考抽象的事物，是摆脱失眠困扰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办法啦，以后如果我再一次失眠，还会找出新的办法。
以后还会有失眠的时候吗？
我不敢确定。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