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春运需求群体的主要成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从外地来的“白领族”。由于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由于他们不得不承受“黄牛们”转嫁的成本，他们的福利水平将因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调而降低
这是一个老话题。经济学家如果照搬教科书，直接就会告诉你：供给总量固定不变，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所以，价格应当上调。
按照我的观察，“教科书经济分析”（接近于“套套逻辑”）有正确的部分，就是“供给总量不变”这一假设。春运期间虽有班次的增加，但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而言，不妨仍假设供给总量“不变”。
不过，这一分析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部分，至少有下列诸项：1）没有考察“派生需求”的行为；2）没有区分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并且由于这一差异；3）我们应采取虽然过时但此处仍适用的福利经济学视角，来评价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官方价格上调的效果；最后，4）这一分析忽略了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各种替代服务，对不同群体的客运服务需求的替代效应差异。
这里所谓的“派生需求”，就是通常所称的“黄牛”。他们的行为特征有二：其一，购买的火车票数量远比普通需求者更多，因此他们的人数虽占比重很小，却可构成需求量的相当大的部分。其二，他们购买车票是为了以较高价格卖出车票，因此，他们的需求——马歇尔称为“派生需求”，当原生需求弹性很小时，可以容忍更大的票价上涨。在马歇尔提出的“派生需求”四定律当中，这一定律最适用于这里的情形。
我曾以邮票、在次级市场内流通的股票、香港楼市与文物古董为“供给总量不变”的案例展开经济分析，但这些物品与春运期间的客运服务之间，首先有一种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是“耐用品”，后者是一次性“消费品”。派生需求者如果预期耐用品的价格将上涨，他们的理性行为可以是在价格尚未上涨之前“囤积”这类耐用品，以便在未来某一时期高价出售。不同于耐用品，一次性消费品不能被多次使用并且其使用价值不能被带到未来某一时期。
因此，派生需求者能够预期的是，以购买“出售期权”（puts）的方式，提前购买一次性消费品的出售权——在较低价格水平上，然后，在“割交期”内以较高价格转让这些一次性消费品——假设原生需求弹性很小。
其次，我们应考察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事实上，需求群体的构成发生了极大改变。
春节期间回家探亲的群体——设为“原生需求A”，主要成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从外地来的“白领族”——设为“群体A”。春节以外期间的需求群体——设为“原生需求B”，主要成分是“出差族”——设为“群体B”。群体A与群体B当然有重合（交集非空），这里的分析也适用于“交集”内的成员，因为这些成员在春节期间和春节以外期间的行为发生了重要改变。群体A，与群体B相比而言，不仅春节期间除了回家之外便“无家可归”，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较少可能使用火车客运服务的替代服务——私人汽车、飞机、公路长途车、船舶运输。从而，原生需求A与原生需求B相比而言有下列两项重要差异：1）前者价格弹性很小，后者价格弹性较大；2）前者数量巨大，后者数量较小。
因此，如果把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加以集结（即对应于每一可能价格的需求曲线A与B的相应数量之和），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一需求曲线的特征是：1）弹性很小，2）总量巨大。
以上分析意味着，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的主体是群体A。如果客运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那么，政府的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政策，就应主要考虑价格上调给群体A带来的福利后果。
在我们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问题之前，还应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忽略警察努力程度的变动对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派生需求”群体行为的影响。根据我的观察，警察的实际努力程度在春节期间，如果分摊到每一“黄牛”（假设已被“取缔”）身上，即使不是降低了，至少也不会有显著的增加。因此，对于“黄牛”们，只要被抓住的概率与预期利润之乘积大于车票期权（puts）投资的机会成本，就应当进入市场。由于这一概率不会在春节期间有显著增加并且由于预期利润将有显著增加，故投机行为是理性的。
假设黄牛们的努力因增加了的预期利润而增加，并且如上述，假设并无相应的风险增加和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假设春节期间群体A购买火车票的努力——排队的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又假设排队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延长，故诱致群体A内更多成员转而从黄牛们那里购买火车票。
我推测，压制黄牛们的投机行为，似乎是官方客运票价在春运期间上调的主要理由。可是，这里的分析表明，这一理由很可能是基于一种错误的或被误导了的经济分析。
价格上调的另一后果，显著地超过了它对派生需求的影响，即对群体A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由于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由于他们不得不承受“黄牛们”转嫁的成本；由于他们原本不属于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这样，他们的福利水平将因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调而降低。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赞同目前铁道部发布的“维持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不变”的政策。
这是一个老话题。经济学家如果照搬教科书，直接就会告诉你：供给总量固定不变，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所以，价格应当上调。
按照我的观察，“教科书经济分析”（接近于“套套逻辑”）有正确的部分，就是“供给总量不变”这一假设。春运期间虽有班次的增加，但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而言，不妨仍假设供给总量“不变”。
不过，这一分析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部分，至少有下列诸项：1）没有考察“派生需求”的行为；2）没有区分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并且由于这一差异；3）我们应采取虽然过时但此处仍适用的福利经济学视角，来评价春节期间火车票的官方价格上调的效果；最后，4）这一分析忽略了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各种替代服务，对不同群体的客运服务需求的替代效应差异。
这里所谓的“派生需求”，就是通常所称的“黄牛”。他们的行为特征有二：其一，购买的火车票数量远比普通需求者更多，因此他们的人数虽占比重很小，却可构成需求量的相当大的部分。其二，他们购买车票是为了以较高价格卖出车票，因此，他们的需求——马歇尔称为“派生需求”，当原生需求弹性很小时，可以容忍更大的票价上涨。在马歇尔提出的“派生需求”四定律当中，这一定律最适用于这里的情形。
我曾以邮票、在次级市场内流通的股票、香港楼市与文物古董为“供给总量不变”的案例展开经济分析，但这些物品与春运期间的客运服务之间，首先有一种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是“耐用品”，后者是一次性“消费品”。派生需求者如果预期耐用品的价格将上涨，他们的理性行为可以是在价格尚未上涨之前“囤积”这类耐用品，以便在未来某一时期高价出售。不同于耐用品，一次性消费品不能被多次使用并且其使用价值不能被带到未来某一时期。
因此，派生需求者能够预期的是，以购买“出售期权”（puts）的方式，提前购买一次性消费品的出售权——在较低价格水平上，然后，在“割交期”内以较高价格转让这些一次性消费品——假设原生需求弹性很小。
其次，我们应考察需求行为在春运期间与春运之外期间的重要差异。事实上，需求群体的构成发生了极大改变。
春节期间回家探亲的群体——设为“原生需求A”，主要成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从外地来的“白领族”——设为“群体A”。春节以外期间的需求群体——设为“原生需求B”，主要成分是“出差族”——设为“群体B”。群体A与群体B当然有重合（交集非空），这里的分析也适用于“交集”内的成员，因为这些成员在春节期间和春节以外期间的行为发生了重要改变。群体A，与群体B相比而言，不仅春节期间除了回家之外便“无家可归”，而且其中的多数人，较少可能使用火车客运服务的替代服务——私人汽车、飞机、公路长途车、船舶运输。从而，原生需求A与原生需求B相比而言有下列两项重要差异：1）前者价格弹性很小，后者价格弹性较大；2）前者数量巨大，后者数量较小。
因此，如果把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加以集结（即对应于每一可能价格的需求曲线A与B的相应数量之和），我们很可能发现，这一需求曲线的特征是：1）弹性很小，2）总量巨大。
以上分析意味着，春节期间对客运服务的需求的主体是群体A。如果客运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那么，政府的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政策，就应主要考虑价格上调给群体A带来的福利后果。
在我们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问题之前，还应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忽略警察努力程度的变动对春运期间客运服务的“派生需求”群体行为的影响。根据我的观察，警察的实际努力程度在春节期间，如果分摊到每一“黄牛”（假设已被“取缔”）身上，即使不是降低了，至少也不会有显著的增加。因此，对于“黄牛”们，只要被抓住的概率与预期利润之乘积大于车票期权（puts）投资的机会成本，就应当进入市场。由于这一概率不会在春节期间有显著增加并且由于预期利润将有显著增加，故投机行为是理性的。
假设黄牛们的努力因增加了的预期利润而增加，并且如上述，假设并无相应的风险增加和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假设春节期间群体A购买火车票的努力——排队的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又假设排队时间随需求总量的增加而延长，故诱致群体A内更多成员转而从黄牛们那里购买火车票。
我推测，压制黄牛们的投机行为，似乎是官方客运票价在春运期间上调的主要理由。可是，这里的分析表明，这一理由很可能是基于一种错误的或被误导了的经济分析。
价格上调的另一后果，显著地超过了它对派生需求的影响，即对群体A的福利水平的影响。由于他们的需求缺乏弹性，由于他们不得不承受“黄牛们”转嫁的成本；由于他们原本不属于城市里的高收入阶层，这样，他们的福利水平将因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上调而降低。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赞同目前铁道部发布的“维持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不变”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