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1940至1946年间，由于战事所迫，中国知识界的一次群体性南渡西迁，使寂寂无名的李庄一度成为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在此定居的学者中，有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童第周等现代学术史上泰山北斗似的一流人物。
李庄，一个在中国版图上，用针尖都无法确指的弹丸之地，偏安于四川省南部的群山峻岭之中，坐落在宜宾市郊的长江南岸。得益其便捷的水道交通，李庄历经千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座繁盛的集镇，由此得来“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誉。但在1940至1946年间，由于战事所迫，中国知识界的一次群体性南渡西迁，使李庄一度成为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在此定居的学者中，有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童第周等现代学术史上泰山北斗似的一流人物。
突忽而来的因缘际会，将这座千年古镇推向其历史的巅峰，她的名字径直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倘若在信函上写有“中国李庄”四个字，便无论它是从纽约、巴黎、卡萨布兰卡还是伦敦发出，都会准确地投递到位于东经104/47/11-48/11，北纬28/48/9-48/3之间的古镇李庄。
时至1946年夏，当载有最后一批学者师生和教育物资的轮船鸣笛起锚，顺江而去，身为临时避难所的李庄，一下子空寂了。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或是去了台湾，或是流寓国外。不少学者及其著作因时代所迫未曾流行于世。而古镇李庄，也渐渐淡出这段荣光的历史，重拾往昔的平静。
择水而居：从里桩到李庄
在没有公路、铁路和飞机等现代化交通的古代，最兴盛的莫过于河运交通。李庄的由来，即与此息息相关。据说，南朝萧梁时期的长江水运，每60华里设有一个里程桩，航船者或岸边拉纤者都用它来计算路程和工钱。自南溪上溯60华里的里程桩就在李庄下游北岸约15华里的一个叫凉亭子的地方。此处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水流湍急而不便泊船，恰好有一巨型石笋屹立崖岸，为图省事，人们便在上面刻字，用它代替本应人工设置的里程桩。久而久之，人们便将这天然的里程桩唤作“里桩”。
渐渐地，李庄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从宜宾经这里，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在李济旧居，就有这么一张老照片，上有一石笋，刻着“里桩”二字。不知是因为它的存在才有了传闻，还是因这传说后人才刻上了文字。当年，学者们来李庄，还依托过水路运输；而如今，这条长线航运已经终止了。
而李庄的存在，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这里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梁代置戎州，兼置六同郡，辖僰道、南广两县，李庄属南广县。北周时，南广县迁移到李庄镇所在地（后因避讳隋炀帝，南广更名为南溪）。至唐宋，战乱不已，由于李庄地处坪坝，常受侵扰，南溪县治便迁到长江北岸的奋戎城，即现在的南溪县城。
转眼又是数百年过去，李庄于明代设镇，清代设里。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从广元入蜀赴任，一路行来，只见满目疮痍、人丁寥落，一幅百废待兴的光景。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川省招流反籍，移民复垦。“湖广填四川”的浩然移民之行，就此拉开了序幕。南方移民多是顺江而上，穿三峡，进重庆，而后分流至川西平原。作为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李庄一时成为重要的移民口岸。
明清时期的兴建，基本奠定了李庄今日的人文风俗和建筑格局。这里有九宫十八庙，人文胜迹星罗棋布：明朝的旋螺殿，清代的奎星阁，精妙的白鹤窗，清幽的席子巷……斑驳旧迹，承载着李庄贤达荟萃的过往。一代学人傅斯年曾面之心叹：“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
从李庄镇尾高高挑起的一座临江楼阁奎星阁看去，这座全木结构的三层建筑，曾被梁思成评价为长江上“从上海到宜宾二千公里中，建筑最好的亭阁”。沿此一字排开，则建有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数十座寺庙。每日晨钟暮鼓，香火兴盛；每年从旧历三月东皇会开始，便戏剧表演接连不断，庙会市集人声鼎沸。得益于良好的地理经济条件，而李庄这一当时不过三千人口的小镇，其社区生活异常活跃，为此设立的公共设施和建筑也尤其丰富。当时的人们，可曾会想到自己祭祖拜神烧香请愿之所，有朝一日会挪作他用呢？
中国学术的临时避难所
1939年7月，日本借由卢沟桥事变打开了侵略中国的战事。年底，国民政府迁址重庆，随之带动了一系列行政、学术机构的大规模内迁。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建制，陆续迁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也撤到长沙，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吴淞湾江湾校舍在淞沪会战中夷为平地，惊恐的同济人尚未打点好行装便仓皇逃离。而收到“东亚共荣协会”请柬的梁思成，为了不当汉奸，只得离开北平，领着全家老小仓促上路。
随着战火硝烟的迫近，撤退到昆明的文教机关也越来越多。然而四季如春的昆明已非久留之地，随着战事进一步迫及内地，其上空的轰炸也日趋繁密。那些西迁的学术逃亡者们，刚刚落定，便又不得不丢开手里的工作，频频躲避空袭。同济大学在昆明的建校计划步履艰辛，不得不考虑再次迁址，并向四川校友发出协助寻找接收之地的函件。
而偏安一隅的李庄，则依旧继续着平和的生活，周遭的境遇时常被当地人拿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次年某日，四川南溪县李庄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在县城吃茶。听茶客们谈起，日本人占领了湘、鄂、桂，云南也开始吃紧，逃难昆明的机构又要转移，先遣人员来川选址；但南溪当地政要和一般士绅拱手婉言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两位李庄人或许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或是忧国忧民之情顿起。他们谋划着想接纳这群落难的学者，于是回去与众人商议。大家决计邀请同济落户李庄；并拟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1940年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入李庄。不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也沿着同济大学的车辙相继入川，几经辗转，于1940年冬抵达李庄。
只是罗、王两人当时也未必能料想到，自己的决定将引来1.2万“下江人”长驻于此，而这座小镇才不过三千人口。面对着忽如其来的变化，李庄士绅们经过再三商讨，毅然决定将庙宇、祠堂和自家居所让出，供学人们使用。一时间，古镇李庄热闹的如同一座蜂房。真不知，是李庄发现了流离失所的中国学术，并赋予安身之所；还是中国学术发现了李庄，才将之带进了学术史。
在这个战争期间的逃亡之所，众多学者被密集地压缩在长江上游不足五平方公里的逼仄地带。这里几乎成了学者们全部的活动空间，说得浪漫是桃花源地，说得客观是战争囚室。纵然有交流考察的中外学者不绝于途，但也只是雁过留声的访客。与外界唯有的持久联系，恐怕只剩下那一封封写着“中国李庄”的信函。
光荣梦想与贫瘠生活
率先而来的同济大学，搬进了位于镇首的东岳庙。东岳庙坐南朝北，供奉着的东岳大帝，是当地百姓心中很重要的一位神仙，每逢他的生日，镇上都要举办东皇会。那时，人们为东岳大帝穿上新龙袍，浩浩荡荡依次游街一遭。然而，随着同济师生的到来，李庄人也顾不得东岳大帝了，士绅们将庙内的神像请下神坛，腾空大殿、偏殿和大小不一的套院，摆上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就此开课了。在李庄的五年中，同济大学不仅没有没落，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增设法学院，工学院增办了机械专修班，理学院的数理系扩大为数学和物理两系……这一时期，同济大学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到1945年，全校总人数已达2423人。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日记里写下当时工学院的情形，“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波兰人。”这位教授，名叫魏特，是二战初期受纳粹迫害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祖国被攻占后，他只身来到上海，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如何来的，没有人知道。魏特凭借一技之长，终于在同济找到托身之所；但在中国全面爆发战争后，便再次沦为难民，与同济一起飘零到李庄。当时，他五十岁左右，一套旧西装，总是笔挺笔挺的；头发梳得光光的，个子高，鼻子长，黄眼珠，在李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用德语授课，治学严厉，倘若他这门课不及格，学生就不准升级。据说，他很喜欢中国菜，红烧蹄膀、焖菜花、炒猪肝、狮子头都是他的最爱。李庄饭店曾是他常去的地方，但后来，他去的越来越少了。在波兰，他还有五六个子女，每月得往家里寄钱。战时邮路不通，货币贬值，魏特渐渐被逼得走投无路。抗战结束那年，他在李庄过世，听说是饿死的。但如今，在他的埋葬之所天井山中，已找不到他的墓地。
同样长眠于李庄山坳之中的，还有李济的长女凤徵。“开辟人类学派古史研究之蹊径”的李济教授，在李庄六年，是往返于张家祠和板栗坳之间次数最多、最忙碌的人之一。他既是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可谓身兼重任。据他的儿子李光谟回忆说，父亲如果在镇上，白天几乎从不离开张家祠那间昏暗的办公室，即便傍晚回到羊街的家中，也很少说话，但每次踏进家门，总会先去老太爷的房间里问安。持久艰苦的工作，固然能给李济带来事业上的荣光，然而却无法掩盖他在李庄生活的不幸。1942年的冬天，读中学的大女儿凤徵因缺医少药而死于风寒，当时年仅17岁。失去爱女的悲痛让李济变得更加沉默了。
虽然时运不济，有人长眠于李庄，但更多的学人则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高峰期，即便是承受着疾病的折磨，抑或是贫瘠生活的困窘。异族入侵的战争环境，造成了残酷的学术环境，同时也使深处李庄的学者们，在内心充满抗击的能量。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教科研，而背负着民族振兴的情结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躺在病榻上，林徽因协助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深居板栗坳的傅斯年此时虽没有在学术上留下皇皇巨作，却精心雕琢出在李庄的史语所。1946年1月，在史语所告别李庄之前，在石印馆印行了一套线装集刊外编，名为《六同别录》。这本高品质的学术文集，共收入学术论文28篇，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史语所留给李庄的最珍贵的学术凝练，亦是这群学者关于这段光阴不可忘却的纪念。
重返李庄
随着最后一批学者的离去，李庄的特殊使命也宣告结束了。当地的居民很快恢复起自己惯有的生活，往常的公共庙宇逐一恢复其本来功用，诸神被重新请进殿堂，得到崇敬与朝拜。租借给学者们的房舍也陆续收归自用，很少有人刻意去保留学者们的物件，也没有觉得他们住过的地方又有多么不同寻常。下江人特有的生活习惯和学堂中发生的奇闻轶事，则作为闲聊的内容在乡邻和长幼间传诵。
被渐渐淡忘的过去，在半个世纪过后，因一位学者的到访，而得以重新梳理：
“第一次去李庄，……恰逢2000年的五一大假。邻近的蜀南竹海火爆得不行。车阵一直从江安排到宜宾，隔着长江，横亘在李庄人眼皮底下。然而，就没有一个人改道来李庄看看。
几天采访，我去了上坝的张家大院，寻找中国营造学社的遗址，去了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探访史语所的往事，去了门官田打听社会科学所的旧闻……我在梁思成林徽因住过的房间里徘徊，两间屋已成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在梁思成誉为‘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守门人告诉我，门票尽管只收5毛钱，但一年下来，还卖不到1000张票……
我心戚戚。失落之余，又生出一种责任感。我把此次间文写成报告文学，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后，几十家网站竞相粘贴。于是众多媒体蜂拥而至。
就这样，李庄不经意地撩开了一段湮没的历史，在沉寂几十年后又一次走进了世人的目光。”（《发现李庄》岱峻）
李庄，一个在中国版图上，用针尖都无法确指的弹丸之地，偏安于四川省南部的群山峻岭之中，坐落在宜宾市郊的长江南岸。得益其便捷的水道交通，李庄历经千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座繁盛的集镇，由此得来“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誉。但在1940至1946年间，由于战事所迫，中国知识界的一次群体性南渡西迁，使李庄一度成为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的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在此定居的学者中，有傅斯年、李济、梁思成、童第周等现代学术史上泰山北斗似的一流人物。
突忽而来的因缘际会，将这座千年古镇推向其历史的巅峰，她的名字径直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倘若在信函上写有“中国李庄”四个字，便无论它是从纽约、巴黎、卡萨布兰卡还是伦敦发出，都会准确地投递到位于东经104/47/11-48/11，北纬28/48/9-48/3之间的古镇李庄。
时至1946年夏，当载有最后一批学者师生和教育物资的轮船鸣笛起锚，顺江而去，身为临时避难所的李庄，一下子空寂了。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或是去了台湾，或是流寓国外。不少学者及其著作因时代所迫未曾流行于世。而古镇李庄，也渐渐淡出这段荣光的历史，重拾往昔的平静。
择水而居：从里桩到李庄
在没有公路、铁路和飞机等现代化交通的古代，最兴盛的莫过于河运交通。李庄的由来，即与此息息相关。据说，南朝萧梁时期的长江水运，每60华里设有一个里程桩，航船者或岸边拉纤者都用它来计算路程和工钱。自南溪上溯60华里的里程桩就在李庄下游北岸约15华里的一个叫凉亭子的地方。此处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水流湍急而不便泊船，恰好有一巨型石笋屹立崖岸，为图省事，人们便在上面刻字，用它代替本应人工设置的里程桩。久而久之，人们便将这天然的里程桩唤作“里桩”。
渐渐地，李庄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从宜宾经这里，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在李济旧居，就有这么一张老照片，上有一石笋，刻着“里桩”二字。不知是因为它的存在才有了传闻，还是因这传说后人才刻上了文字。当年，学者们来李庄，还依托过水路运输；而如今，这条长线航运已经终止了。
而李庄的存在，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这里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梁代置戎州，兼置六同郡，辖僰道、南广两县，李庄属南广县。北周时，南广县迁移到李庄镇所在地（后因避讳隋炀帝，南广更名为南溪）。至唐宋，战乱不已，由于李庄地处坪坝，常受侵扰，南溪县治便迁到长江北岸的奋戎城，即现在的南溪县城。
转眼又是数百年过去，李庄于明代设镇，清代设里。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从广元入蜀赴任，一路行来，只见满目疮痍、人丁寥落，一幅百废待兴的光景。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川省招流反籍，移民复垦。“湖广填四川”的浩然移民之行，就此拉开了序幕。南方移民多是顺江而上，穿三峡，进重庆，而后分流至川西平原。作为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李庄一时成为重要的移民口岸。
明清时期的兴建，基本奠定了李庄今日的人文风俗和建筑格局。这里有九宫十八庙，人文胜迹星罗棋布：明朝的旋螺殿，清代的奎星阁，精妙的白鹤窗，清幽的席子巷……斑驳旧迹，承载着李庄贤达荟萃的过往。一代学人傅斯年曾面之心叹：“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
从李庄镇尾高高挑起的一座临江楼阁奎星阁看去，这座全木结构的三层建筑，曾被梁思成评价为长江上“从上海到宜宾二千公里中，建筑最好的亭阁”。沿此一字排开，则建有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数十座寺庙。每日晨钟暮鼓，香火兴盛；每年从旧历三月东皇会开始，便戏剧表演接连不断，庙会市集人声鼎沸。得益于良好的地理经济条件，而李庄这一当时不过三千人口的小镇，其社区生活异常活跃，为此设立的公共设施和建筑也尤其丰富。当时的人们，可曾会想到自己祭祖拜神烧香请愿之所，有朝一日会挪作他用呢？
中国学术的临时避难所
1939年7月，日本借由卢沟桥事变打开了侵略中国的战事。年底，国民政府迁址重庆，随之带动了一系列行政、学术机构的大规模内迁。
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建制，陆续迁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也撤到长沙，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吴淞湾江湾校舍在淞沪会战中夷为平地，惊恐的同济人尚未打点好行装便仓皇逃离。而收到“东亚共荣协会”请柬的梁思成，为了不当汉奸，只得离开北平，领着全家老小仓促上路。
随着战火硝烟的迫近，撤退到昆明的文教机关也越来越多。然而四季如春的昆明已非久留之地，随着战事进一步迫及内地，其上空的轰炸也日趋繁密。那些西迁的学术逃亡者们，刚刚落定，便又不得不丢开手里的工作，频频躲避空袭。同济大学在昆明的建校计划步履艰辛，不得不考虑再次迁址，并向四川校友发出协助寻找接收之地的函件。
而偏安一隅的李庄，则依旧继续着平和的生活，周遭的境遇时常被当地人拿做茶余饭后的谈资。次年某日，四川南溪县李庄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在县城吃茶。听茶客们谈起，日本人占领了湘、鄂、桂，云南也开始吃紧，逃难昆明的机构又要转移，先遣人员来川选址；但南溪当地政要和一般士绅拱手婉言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两位李庄人或许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或是忧国忧民之情顿起。他们谋划着想接纳这群落难的学者，于是回去与众人商议。大家决计邀请同济落户李庄；并拟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1940年秋，同济大学率先迁入李庄。不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也沿着同济大学的车辙相继入川，几经辗转，于1940年冬抵达李庄。
只是罗、王两人当时也未必能料想到，自己的决定将引来1.2万“下江人”长驻于此，而这座小镇才不过三千人口。面对着忽如其来的变化，李庄士绅们经过再三商讨，毅然决定将庙宇、祠堂和自家居所让出，供学人们使用。一时间，古镇李庄热闹的如同一座蜂房。真不知，是李庄发现了流离失所的中国学术，并赋予安身之所；还是中国学术发现了李庄，才将之带进了学术史。
在这个战争期间的逃亡之所，众多学者被密集地压缩在长江上游不足五平方公里的逼仄地带。这里几乎成了学者们全部的活动空间，说得浪漫是桃花源地，说得客观是战争囚室。纵然有交流考察的中外学者不绝于途，但也只是雁过留声的访客。与外界唯有的持久联系，恐怕只剩下那一封封写着“中国李庄”的信函。
光荣梦想与贫瘠生活
率先而来的同济大学，搬进了位于镇首的东岳庙。东岳庙坐南朝北，供奉着的东岳大帝，是当地百姓心中很重要的一位神仙，每逢他的生日，镇上都要举办东皇会。那时，人们为东岳大帝穿上新龙袍，浩浩荡荡依次游街一遭。然而，随着同济师生的到来，李庄人也顾不得东岳大帝了，士绅们将庙内的神像请下神坛，腾空大殿、偏殿和大小不一的套院，摆上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就此开课了。在李庄的五年中，同济大学不仅没有没落，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增设法学院，工学院增办了机械专修班，理学院的数理系扩大为数学和物理两系……这一时期，同济大学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到1945年，全校总人数已达2423人。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日记里写下当时工学院的情形，“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波兰人。”这位教授，名叫魏特，是二战初期受纳粹迫害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祖国被攻占后，他只身来到上海，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又是如何来的，没有人知道。魏特凭借一技之长，终于在同济找到托身之所；但在中国全面爆发战争后，便再次沦为难民，与同济一起飘零到李庄。当时，他五十岁左右，一套旧西装，总是笔挺笔挺的；头发梳得光光的，个子高，鼻子长，黄眼珠，在李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用德语授课，治学严厉，倘若他这门课不及格，学生就不准升级。据说，他很喜欢中国菜，红烧蹄膀、焖菜花、炒猪肝、狮子头都是他的最爱。李庄饭店曾是他常去的地方，但后来，他去的越来越少了。在波兰，他还有五六个子女，每月得往家里寄钱。战时邮路不通，货币贬值，魏特渐渐被逼得走投无路。抗战结束那年，他在李庄过世，听说是饿死的。但如今，在他的埋葬之所天井山中，已找不到他的墓地。
同样长眠于李庄山坳之中的，还有李济的长女凤徵。“开辟人类学派古史研究之蹊径”的李济教授，在李庄六年，是往返于张家祠和板栗坳之间次数最多、最忙碌的人之一。他既是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可谓身兼重任。据他的儿子李光谟回忆说，父亲如果在镇上，白天几乎从不离开张家祠那间昏暗的办公室，即便傍晚回到羊街的家中，也很少说话，但每次踏进家门，总会先去老太爷的房间里问安。持久艰苦的工作，固然能给李济带来事业上的荣光，然而却无法掩盖他在李庄生活的不幸。1942年的冬天，读中学的大女儿凤徵因缺医少药而死于风寒，当时年仅17岁。失去爱女的悲痛让李济变得更加沉默了。
虽然时运不济，有人长眠于李庄，但更多的学人则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学术生涯高峰期，即便是承受着疾病的折磨，抑或是贫瘠生活的困窘。异族入侵的战争环境，造成了残酷的学术环境，同时也使深处李庄的学者们，在内心充满抗击的能量。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教科研，而背负着民族振兴的情结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躺在病榻上，林徽因协助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深居板栗坳的傅斯年此时虽没有在学术上留下皇皇巨作，却精心雕琢出在李庄的史语所。1946年1月，在史语所告别李庄之前，在石印馆印行了一套线装集刊外编，名为《六同别录》。这本高品质的学术文集，共收入学术论文28篇，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史语所留给李庄的最珍贵的学术凝练，亦是这群学者关于这段光阴不可忘却的纪念。
重返李庄
随着最后一批学者的离去，李庄的特殊使命也宣告结束了。当地的居民很快恢复起自己惯有的生活，往常的公共庙宇逐一恢复其本来功用，诸神被重新请进殿堂，得到崇敬与朝拜。租借给学者们的房舍也陆续收归自用，很少有人刻意去保留学者们的物件，也没有觉得他们住过的地方又有多么不同寻常。下江人特有的生活习惯和学堂中发生的奇闻轶事，则作为闲聊的内容在乡邻和长幼间传诵。
被渐渐淡忘的过去，在半个世纪过后，因一位学者的到访，而得以重新梳理：
“第一次去李庄，……恰逢2000年的五一大假。邻近的蜀南竹海火爆得不行。车阵一直从江安排到宜宾，隔着长江，横亘在李庄人眼皮底下。然而，就没有一个人改道来李庄看看。
几天采访，我去了上坝的张家大院，寻找中国营造学社的遗址，去了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探访史语所的往事，去了门官田打听社会科学所的旧闻……我在梁思成林徽因住过的房间里徘徊，两间屋已成了鸡舍，一群鸡自由地觅食。在梁思成誉为‘颇足傲于当世之作’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守门人告诉我，门票尽管只收5毛钱，但一年下来，还卖不到1000张票……
我心戚戚。失落之余，又生出一种责任感。我把此次间文写成报告文学，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后，几十家网站竞相粘贴。于是众多媒体蜂拥而至。
就这样，李庄不经意地撩开了一段湮没的历史，在沉寂几十年后又一次走进了世人的目光。”（《发现李庄》岱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