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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5-0042-1.5
正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一样，人类历史运动既存在着共通的规律性，又表现出无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西方文明的发展便是这样，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赋予它们缤纷各异的面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我们在探讨中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原因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因为任何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孕育、产生并发展它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同，造就的文明类型也必然会形态各异。地理环境对于文明形成的影响，在国内的学者中已经形成了共识。国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中西的地理环境不同，是造成中西文明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从地理环境因素入手，对中西文明差异的形成原因作以浅要的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的周巩固先生在其《世界史纲》中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于希腊罗马文明，欲求西方文明的真谛，必先追根溯源，探求希腊地理环境对于希腊文明的影响。希腊的地理环境为三面环山，境内多山，地势崎岖，仅有小块平原为关山所阻隔，这对于古希腊自由民主观念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首先，平原少，土地贫瘠，决定了希腊人只能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四周广阔的海洋则又为这种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这就决定了希腊民族从整体上看绝不是一个东方式的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业居主导地位的民族，这就形成了中西文明相当大的差异。其次，商业航海贸易须以平等交换为原则，商业贸易的发展要求自由的环境，以及顾及商业贸易者整体利益的政策。这一切有助于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这就与东方民族传统农业所形成的狭隘封闭原则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三，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旦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无法负荷时，希腊人就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地；加之频繁的航海贸易活动，希腊人练就了勇于开拓、善于求索的民族性格，这与东方民族的传统内向中庸性格形成强烈反差。①
可以说，正是希腊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希腊人民主、自由、共和观念的形成，并为整个西方文明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希腊的民主自由观念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大军的铁蹄迅速传播到希腊化地区。再后来，罗马帝国的迅速崛起，在领土上极力扩张，成为一个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罗马却很快地被希腊文化所征服了，彻底希腊化了，并且把自己的共和观念及完备的法律体系融入于希腊，更进一步充实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又随着日耳曼人的迁徙和征服，向整个欧洲扩散。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大不列颠亦未幸免，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入，罗马文明又迅速扩散到整个大不列颠岛。民主、共和、自由观念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到了14、15世纪，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开始兴起，封建君主开始加强自己的专制独裁权力，开始出现了东方专制主义倾向。所幸的是，这黎明前的黑暗很快被资产阶级革命的炮声所摧毁，欧洲各国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近代殖民主义兴起以后，英、法、德等国迅速走上了殖民主义扩张道路，整个世界几乎被瓜分殆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作用标准，殖民主义一方面给殖民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殖民地旧有传统的瓦解过程，加速了殖民地的文明进程。于是，许多地区被纳入到了西方文明体系中，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迅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员。至此，西方文明亦最终走过了一条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文明的道路。
相对于西方的先祖——希腊来说，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确实要优越得多。中国疆域辽阔，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农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经营农业的国家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很早便形成了农业区，也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因此，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
从周边环境来看，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心，其文明程度也是最高的。在西方文明传入之前，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文明，当然不可能对中国文明形成冲击和挑战。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不适应于农业生产。因此，军事上的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他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国文化，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当然，这种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有益。地理上的天然阻隔必然造成中国与外部世界少有联系，对外交流显得不够活跃。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这种的辉煌和壮举，但丝绸之路却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时断时续，且由于沿途的自然条件恶劣，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量是相当小的。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的，其炫耀国威、宣扬圣德的成分更是显著。因此，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缺乏对外交流，自我封闭，必然滋生了中华民族的“自恋”情结：世界之大，惟我独尊，老子天下最大。以致于英法等西方国家已经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了，中国还在农业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徘徊，停滞不前，直至没落。当英法等西方列强已经兵临城下了，我们的大清国皇帝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呢。
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正如启良先生在《东方文明畅想录》中所说，西方人一路颠沛，一路困惑，其文明也在一路翻新。尤其是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运动，历史女神把西方人推向了世界历史的浪尖。从此，西方文明寓意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而东方人长期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情境里，陶醉于千古一如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氛围中，很少有危机感，也很少困惑过。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地告示东方人：他们长久的安全感换来的将是更大的危机感，心理上的宁静与自足换来的是更大的精神困惑，喜剧的尾端是更大的悲剧。②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风格。正如冯友兰先生和钱穆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这两种风格的文明的本质差别在于，一个是大陆农业文明，一个是海洋商业文明。这两种文明形成的鲜明对比是：一个与农业打交道，一个与商业打交道；一个老守田园，一个四海为家；一个以家族为主体，一个以城邦为社会；一个讲独裁，一个讲民主；一个追求伦理，一个崇尚科学；一个固守家族观念，一个提倡个人主义；一个保守，一个开放……③归根到底，还要用孔子的话说：一个是仁者，一个是智者；“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④大陆文明哺育了中国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则造就了西方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这就是中西两种文明传统的本质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西方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是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的产物。然而，中西方迥异的地理环境在形成这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比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既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对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历史运动进程的制约作用，又可以发现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因其不同的文明传统、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一般规律的制约下，又各自展示出千姿百态的不同表现，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注释】
①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第133-1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第5页，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4-24页；钱穆：《中国文化史论》，第140-142页。转引自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④《论语·雍也》。
【作者简介】杨慧（1985-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世界史2010级硕士研究生。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5-0042-1.5
正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一样，人类历史运动既存在着共通的规律性，又表现出无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西方文明的发展便是这样，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赋予它们缤纷各异的面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我们在探讨中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原因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因为任何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孕育、产生并发展它的一定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不同，造就的文明类型也必然会形态各异。地理环境对于文明形成的影响，在国内的学者中已经形成了共识。国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中西的地理环境不同，是造成中西文明差异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从地理环境因素入手，对中西文明差异的形成原因作以浅要的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的周巩固先生在其《世界史纲》中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于希腊罗马文明，欲求西方文明的真谛，必先追根溯源，探求希腊地理环境对于希腊文明的影响。希腊的地理环境为三面环山，境内多山，地势崎岖，仅有小块平原为关山所阻隔，这对于古希腊自由民主观念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首先，平原少，土地贫瘠，决定了希腊人只能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四周广阔的海洋则又为这种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这就决定了希腊民族从整体上看绝不是一个东方式的农业民族，而是一个工商业居主导地位的民族，这就形成了中西文明相当大的差异。其次，商业航海贸易须以平等交换为原则，商业贸易的发展要求自由的环境，以及顾及商业贸易者整体利益的政策。这一切有助于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这就与东方民族传统农业所形成的狭隘封闭原则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第三，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旦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无法负荷时，希腊人就到海外去建立殖民地；加之频繁的航海贸易活动，希腊人练就了勇于开拓、善于求索的民族性格，这与东方民族的传统内向中庸性格形成强烈反差。①
可以说，正是希腊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希腊人民主、自由、共和观念的形成，并为整个西方文明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希腊的民主自由观念伴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大军的铁蹄迅速传播到希腊化地区。再后来，罗马帝国的迅速崛起，在领土上极力扩张，成为一个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罗马却很快地被希腊文化所征服了，彻底希腊化了，并且把自己的共和观念及完备的法律体系融入于希腊，更进一步充实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希腊罗马文明又随着日耳曼人的迁徙和征服，向整个欧洲扩散。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大不列颠亦未幸免，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迁入，罗马文明又迅速扩散到整个大不列颠岛。民主、共和、自由观念开始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到了14、15世纪，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开始兴起，封建君主开始加强自己的专制独裁权力，开始出现了东方专制主义倾向。所幸的是，这黎明前的黑暗很快被资产阶级革命的炮声所摧毁，欧洲各国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近代殖民主义兴起以后，英、法、德等国迅速走上了殖民主义扩张道路，整个世界几乎被瓜分殆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作用标准，殖民主义一方面给殖民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殖民地旧有传统的瓦解过程，加速了殖民地的文明进程。于是，许多地区被纳入到了西方文明体系中，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迅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员。至此，西方文明亦最终走过了一条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文明的道路。
相对于西方的先祖——希腊来说，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确实要优越得多。中国疆域辽阔，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农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经营农业的国家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很早便形成了农业区，也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因此，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
从周边环境来看，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心，其文明程度也是最高的。在西方文明传入之前，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文明，当然不可能对中国文明形成冲击和挑战。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不适应于农业生产。因此，军事上的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他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国文化，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当然，这种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有益。地理上的天然阻隔必然造成中国与外部世界少有联系，对外交流显得不够活跃。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这种的辉煌和壮举，但丝绸之路却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时断时续，且由于沿途的自然条件恶劣，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量是相当小的。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的，其炫耀国威、宣扬圣德的成分更是显著。因此，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缺乏对外交流，自我封闭，必然滋生了中华民族的“自恋”情结：世界之大，惟我独尊，老子天下最大。以致于英法等西方国家已经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了，中国还在农业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徘徊，停滞不前，直至没落。当英法等西方列强已经兵临城下了，我们的大清国皇帝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呢。
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正如启良先生在《东方文明畅想录》中所说，西方人一路颠沛，一路困惑，其文明也在一路翻新。尤其是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运动，历史女神把西方人推向了世界历史的浪尖。从此，西方文明寓意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而东方人长期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情境里，陶醉于千古一如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氛围中，很少有危机感，也很少困惑过。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地告示东方人：他们长久的安全感换来的将是更大的危机感，心理上的宁静与自足换来的是更大的精神困惑，喜剧的尾端是更大的悲剧。②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风格。正如冯友兰先生和钱穆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这两种风格的文明的本质差别在于，一个是大陆农业文明，一个是海洋商业文明。这两种文明形成的鲜明对比是：一个与农业打交道，一个与商业打交道；一个老守田园，一个四海为家；一个以家族为主体，一个以城邦为社会；一个讲独裁，一个讲民主；一个追求伦理，一个崇尚科学；一个固守家族观念，一个提倡个人主义；一个保守，一个开放……③归根到底，还要用孔子的话说：一个是仁者，一个是智者；“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④大陆文明哺育了中国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则造就了西方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这就是中西两种文明传统的本质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西方文明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是不同的历史土壤、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的产物。然而，中西方迥异的地理环境在形成这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对比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既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对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历史运动进程的制约作用，又可以发现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因其不同的文明传统、不同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一般规律的制约下，又各自展示出千姿百态的不同表现，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注释】
①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第133-1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启良：《东方文明畅想录》，第5页，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4-24页；钱穆：《中国文化史论》，第140-142页。转引自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④《论语·雍也》。
【作者简介】杨慧（1985- ）：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世界史20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