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复出的同时，又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出任中央领导职务，为世人所瞩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
早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了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杂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给叶剑英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胡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勤思，更是夸赞不已。
1964年11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正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胡耀邦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春节期间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胡耀邦的这些措施，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在“左”倾思想泛滥的当时，这些举措使胡耀邦受到了严厉批判，他被说成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从2月下旬起，胡耀邦遭到连续批判，结果使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被送进医院抢救。但一等病情稍有缓和，他又继续遭到批判。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剑英偕同张宗逊、张爱萍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剑英听说胡耀邦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批判，并陷于困境，大为震惊。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叶剑英留下胡耀邦，他问：“我听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耀邦说：“我已经做过6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剑英问明情况后，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嘛!”
6月11日，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剑英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胡耀邦这次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建设，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他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与他商讨，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剑英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十分赞赏，觉得这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1977年2月间，叶剑英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能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思想理论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胡耀邦的这些举措，叶剑英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放手干。
1977年12月，经叶剑英提议，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
在我国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叶剑英是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他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注意选拔年轻一些的同志参加到中央领导班子中来。他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对于要调自己到中央来工作，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剑英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在1980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叶剑英在讲话中对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寄予厚望，并说：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在第一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它的职权和工作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些。
在这年年底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人的举荐，政治局一致同意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实现了他荐举贤能的心愿，不胜欣慰。
早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了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杂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给叶剑英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胡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勤思，更是夸赞不已。
1964年11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正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胡耀邦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春节期间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胡耀邦的这些措施，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但是，在“左”倾思想泛滥的当时，这些举措使胡耀邦受到了严厉批判，他被说成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从2月下旬起，胡耀邦遭到连续批判，结果使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被送进医院抢救。但一等病情稍有缓和，他又继续遭到批判。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剑英偕同张宗逊、张爱萍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剑英听说胡耀邦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批判，并陷于困境，大为震惊。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叶剑英留下胡耀邦，他问：“我听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耀邦说：“我已经做过6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剑英问明情况后，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嘛!”
6月11日，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剑英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
胡耀邦这次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建设，叶剑英陷入了沉思。他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与他商讨，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剑英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十分赞赏，觉得这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1977年2月间，叶剑英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能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思想理论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化大革命”。对胡耀邦的这些举措，叶剑英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放手干。
1977年12月，经叶剑英提议，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
在我国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叶剑英是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他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注意选拔年轻一些的同志参加到中央领导班子中来。他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对于要调自己到中央来工作，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剑英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在1980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叶剑英在讲话中对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寄予厚望，并说：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在第一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它的职权和工作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些。
在这年年底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人的举荐，政治局一致同意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实现了他荐举贤能的心愿，不胜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