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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2年尼克松登上长城，到1989年东欧剧变，18年间，除去因“水门事件”接替总统职位的杰拉德·福特，美国先后有四位总统曾经与邓小平“共事”：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退任后，他们分别用文字记录下这位充满智慧的中国老人。
吉米·卡特
与邓小平交往最深的美国总统当属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卡特。卡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对邓的印象很好。他矮小、坚韧、智慧、坦率、有勇气、有风度、自信、友好，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他善解人意并善于合作，在这期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在亚特兰大的卡特总统图书馆内，陈列着卡特夫妇1979年在白宫宴请邓小平夫妇的餐桌复制品，桌上按照当时的情形摆放着印有宾主名字的桌牌和使用的餐具。这是图书馆里唯一一件卡特会见外国领导人所使用的实物。
据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说，那次晚宴是卡特在白宫4年中“最为上品的一餐”，可见他对邓小平到访的重视程度。正如卡特在回忆录中所说：邓小平的来访是我总统生涯中一段愉快的经历。对我来说，一切都进展顺利，那位中国领导人看起来也同样满意。
卡特和邓小平之间有着理解和默契。1997年，邓小平溘然长逝。卡特公开发表谈话，沉痛悼念他的老朋友，一位改变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命运的世纪伟人。
罗纳德·里根
不同于卡特，里根与邓小平之间可谓不打不成交。
直到1980年竞选总统前，里根仍拒不承认中国政府。他在竞选时明确表示，胜选后不会去中国，“决不会抛弃台湾朋友”。但是他很快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远比他想象的更加重大的中国难题。于是，他派自己的竞选搭档、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去中国“示好”。布什回国后写道：“我相信里根一布什政府，将在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增进同中国的关系。”
然而，里根却不知轻重，一意孤行。1981年1月就职时，他邀请台湾国民党代表出席他的就职大典，但在中国政府施压下，被迫作出了让步。入主白宫后，里根积极贯彻“与台湾关系法”，先后向台湾出售60架F-5战斗机以及价值6000万美元的相关装备。
面对里根的挑戰，邓小平针锋相对展开较量。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断言：同美国斗，必须不惜关系倒退。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现在决心要放在后退到1973年联络处的时候，甚至退到1972年以前，也就是尼克松访华以前。只要我们这样做，最后他（里根）还得来。
三年后，里根果然来了，而且同邓小平“处”得不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总统时，南希（里根之妻）和我出访海外，留下永久难忘的印象。1984年春天是中国。
他这样描述与邓小平的会见：
第二天是访问中的大事件，会见中国最高层人士邓小平。一个矮小的人，有着厚实的肩膀和黑色、给人印象深刻的眼睛。南希和我一起来了，邓小平微笑着，邀请南希有一天自己再次来中国，他便可以带着她看中国。但是稍后，当我们进入会谈，他的微笑消失了，即刻开始抨击美国的一系列“罪过”：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造成了整个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做法，我们未能同苏联就限制核武达成协定……
作为主人，他得以先发制人，然后轮到了我。我反驳了他说的每一件事，纠正他说的事实和数据。不管怎样，他被触动了，于是我由他自己去体会。接着，出乎我意料，他突然又热情起来，他的微笑回来了，似乎想要缓和并更为诚恳。然而，这些没能止住他提及我们对台湾的友好，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我告诉他，中国大陆和台湾之争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问题，但美国想要问题和平解决。他的国家以武力解决的任何企图，都会对我们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
到了中饭时，早前谈话的强硬已然淡化在充满温馨、愉悦的社交中。到那时，我想，我理解了他，他也理解了我。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在位时，中国外交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邓小平的了解，更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尼克松对邓小平的描述颇为独到，将他和不同的人作比较。
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写道：1972年我访问中国时，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有观察家估计，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打算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什么”。而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从未提及经济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战略问题，聚焦于苏联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20年以后，当我第七次去中国时，问题集中到了经济上，他们开始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在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的领导下，中国脱离了教条主义。
尼克松还将邓小平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比：西方迫切期待并观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迄今为止，戈氏只是表现出，愿意给斯大林建造的老破发动机加油。邓小平通过中国农业、工业、科技的发展，已经开始全新打造中国的发动机。戈氏至今只能梦想的，邓小平正在操盘。邓小平改革的成功是轰动性的，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引向繁荣富强，领衔世界。
吉米·卡特
与邓小平交往最深的美国总统当属同中国正式建交的卡特。卡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对邓的印象很好。他矮小、坚韧、智慧、坦率、有勇气、有风度、自信、友好，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他善解人意并善于合作，在这期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在亚特兰大的卡特总统图书馆内，陈列着卡特夫妇1979年在白宫宴请邓小平夫妇的餐桌复制品，桌上按照当时的情形摆放着印有宾主名字的桌牌和使用的餐具。这是图书馆里唯一一件卡特会见外国领导人所使用的实物。
据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说，那次晚宴是卡特在白宫4年中“最为上品的一餐”，可见他对邓小平到访的重视程度。正如卡特在回忆录中所说：邓小平的来访是我总统生涯中一段愉快的经历。对我来说，一切都进展顺利，那位中国领导人看起来也同样满意。
卡特和邓小平之间有着理解和默契。1997年，邓小平溘然长逝。卡特公开发表谈话，沉痛悼念他的老朋友，一位改变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命运的世纪伟人。
罗纳德·里根
不同于卡特，里根与邓小平之间可谓不打不成交。
直到1980年竞选总统前，里根仍拒不承认中国政府。他在竞选时明确表示，胜选后不会去中国，“决不会抛弃台湾朋友”。但是他很快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远比他想象的更加重大的中国难题。于是，他派自己的竞选搭档、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去中国“示好”。布什回国后写道：“我相信里根一布什政府，将在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增进同中国的关系。”
然而，里根却不知轻重，一意孤行。1981年1月就职时，他邀请台湾国民党代表出席他的就职大典，但在中国政府施压下，被迫作出了让步。入主白宫后，里根积极贯彻“与台湾关系法”，先后向台湾出售60架F-5战斗机以及价值6000万美元的相关装备。
面对里根的挑戰，邓小平针锋相对展开较量。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断言：同美国斗，必须不惜关系倒退。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现在决心要放在后退到1973年联络处的时候，甚至退到1972年以前，也就是尼克松访华以前。只要我们这样做，最后他（里根）还得来。
三年后，里根果然来了，而且同邓小平“处”得不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总统时，南希（里根之妻）和我出访海外，留下永久难忘的印象。1984年春天是中国。
他这样描述与邓小平的会见：
第二天是访问中的大事件，会见中国最高层人士邓小平。一个矮小的人，有着厚实的肩膀和黑色、给人印象深刻的眼睛。南希和我一起来了，邓小平微笑着，邀请南希有一天自己再次来中国，他便可以带着她看中国。但是稍后，当我们进入会谈，他的微笑消失了，即刻开始抨击美国的一系列“罪过”：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造成了整个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做法，我们未能同苏联就限制核武达成协定……
作为主人，他得以先发制人，然后轮到了我。我反驳了他说的每一件事，纠正他说的事实和数据。不管怎样，他被触动了，于是我由他自己去体会。接着，出乎我意料，他突然又热情起来，他的微笑回来了，似乎想要缓和并更为诚恳。然而，这些没能止住他提及我们对台湾的友好，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我告诉他，中国大陆和台湾之争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问题，但美国想要问题和平解决。他的国家以武力解决的任何企图，都会对我们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
到了中饭时，早前谈话的强硬已然淡化在充满温馨、愉悦的社交中。到那时，我想，我理解了他，他也理解了我。
理查德·尼克松
尼克松在位时，中国外交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邓小平的了解，更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尼克松对邓小平的描述颇为独到，将他和不同的人作比较。
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写道：1972年我访问中国时，中国还不是一个强国。有观察家估计，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打算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什么”。而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从未提及经济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战略问题，聚焦于苏联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20年以后，当我第七次去中国时，问题集中到了经济上，他们开始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在邓小平这位世纪伟人的领导下，中国脱离了教条主义。
尼克松还将邓小平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比：西方迫切期待并观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迄今为止，戈氏只是表现出，愿意给斯大林建造的老破发动机加油。邓小平通过中国农业、工业、科技的发展，已经开始全新打造中国的发动机。戈氏至今只能梦想的，邓小平正在操盘。邓小平改革的成功是轰动性的，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引向繁荣富强，领衔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