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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很多家长让孩子练空手道、拳击，估计和我心态一样吧，相信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
“霸凌”源于英语“bullying”一词的音译，虽然我们从前并没有意识到它，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原来它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童年和青少年时的求学生涯里，甚至是我们的梦魇。看到朋友圈最近有人在吐槽小时候如何被人恶意损坏了文具，如何被人起外号，被勒索零花钱，没错，这就是“bullying”，从前，父母和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也没有学者或机构给它定义、归类、立法，我们在浑浑噩噩中长大，然后今天突然遇到了“霸凌”这个词，伤心往事就电光石火般闪现在脑海中了。
剑桥“霸凌”规定
2013年9月我初到美国波士顿时，拿到了儿子的初中学校给的一本本学年的家长手册，内容包括学校简介、规章制度等我们国内学校也常有的内容，但后面有长达9页的内容是关于剑桥地区公立学校反霸凌政策的，此外还有反性骚扰和歧视的内容，后一部分的内容我理解了，反倒是刚看到“bullying”这个词时，愣了一下，什么意思？用这么多的篇幅？
为此，孤陋寡闻的我赶紧去查了一下词典，弄明白后倒松了口气，像一般的中国家长一样，我当时并不以为意，我更关心的是学校的丰富多彩的课程和英语水平的提升，所以对这一部分内容我并没有多看，甚至当儿子遇到“霸凌”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自觉地把这类事件当作“霸凌”，直到回国后的今天，遇到中关村二小事件，我才恍然大悟，找出那本手册，仔细地研读，应该说，是这次校园“霸凌”事件，唤醒了包括我在内的大众反“霸凌”的自觉意识和对教育部门反“霸凌”立法的吁求。
初到美国的儿子第一学期由于不适应，外加老师的极度和蔼可亲，变得有些任性，会在课堂上因为一些小事就发脾气，甚至哭泣，在中国读小学时他会被严厉的班主任管得一点没脾气的。每当这时，他的班主任A.J. 女士就会带他去另一个房间给他看一段录像，据说是安抚情绪的。估计就是这时候，儿子的哭泣被一些喜欢“霸凌”的学生视为软弱而盯上了，后来儿子回来跟我说，每次在卫生间遇到一个黑胖子的时候，那家伙总是要来踢他，让他很不开心。
一开始我并不很在意，可能和中关村二小校方的思维一样，没踢伤，这种打打闹闹在我们读中小学时多了去了。现在，重新读剑桥公立学校的反“霸凌”政策，发现这种行为就是“霸凌”：重复发生的运用语言或电子手段、身体侵犯或手势对受害者施加的行为，并导致受害者身体或情感、财物的伤害，或者使其处于一种恐惧的情绪并厌倦上学;或者严重地破坏学校日常秩序的行为。叫外号、侮辱、威胁、散播流言都属于“霸凌”。
剑桥公立学校的反“霸凌”政策规定，校园一旦发生“霸凌”，校长必须第一时间知情且负责介入处理。现在终于明白了，当我把儿子的事情反映给班主任后，校长居然亲自出马了，当时还好一阵感动，现在想来是法律规定职责所在啊。学校必须对受害者和霸凌者的信息严格保密，除非法庭需要或涉及救命的紧急情况。所以中关村二小事件受害者家长信息被披露在网上，不管是谁这么做的，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校长接到 “霸凌”事件的反映后，要展开公平且保守双方秘密的调查，一旦确认是“霸凌”，要立即通知双方家长，如果涉及犯罪行为，还要协同负责安全的主任，通知当地法律部门的介入。在充分的调查之前，还要采取步骤帮助受害者重建安全感。包括建立个人安全计划;在教室、餐厅、校车及其他校园场所，要提前安排受害者和霸凌者的座位;指定一位员工担任受害者的保护人;改变霸凌者的课表等使其接触不到受害者。
应该说这些措施是非常具体和实在的，比任何大而空的口号都切实有效。对于那些喜欢霸凌的熊孩子，怎么办呢？学校推荐咨询及其他治疗干预手段。必要时学校会根据剑桥地区公立学校的规章对此类学生停课、开除甚至法庭介入。
中国式反“霸凌”
无反霸凌意识的我，面对儿子的求助，只是像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告诉他，踢回去，然后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让他不要给中国人丢脸。给他讲了中国人曾经在历史上是东亚病夫备受欺负，他的哭泣就是被同学视为软弱，所以现在他要用武力证明自己不弱，然后他们就不敢再欺负他了。现在中国的很多家长让孩子练空手道、拳击，估计和我心态一样吧，相信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据说中关村二小的很多学生为了对付那几个熊孩子也去学空手道了。
果然，儿子没有让我失望。在波士顿一个寒冷的冬雪之后，他满身泥点地放学回来，告诉我他和一个黑胖子午间休息时在操场上打了一场恶仗。起因是这个黑胖子先向他扔雪球，继而又推搡他，两人终于打在了一起，在地上翻滚，不分胜负。我很担心地仔细看了他身上，要知道对方比他高、壮。还好，没有伤。
我终于觉得事情严重了，给班主任写了一封信，很快接到她的电话，她很紧张，了解了一些情况，說汇报到上面了，他们会调查，进一步采取措施，关键是找出那个熊孩子。然而这时儿子竟不能确认和他在操场上打在一起的是不是那个常在厕所里踢他的，他感觉他们年级有三个黑胖子，一个高，一个中等，一个略矮些，貌似长得都一样。当我把黑色、胖子这样两个特征告诉班主任时，她脱口而出，一定是某某。
第二天，当儿子从学校回来时，我问他情况，他说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了，然后找来了若干个高低不等的黑胖子让他辨认，这些学生都一脸憨厚无辜地表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最终儿子没有辨认出来，这件事就结束了。这里插一句，校长也是位黑人，非常和蔼可亲，和中国校长们的风格有所不同。
在开学初的家校联谊会上，他会系着围裙笑呵呵地给我们做烧烤，给获奖学生的一个奖励就是允许他把一个苹果派扣在自己脸上。说来也怪，从此以后一直到儿子半年后离开这所学校，再没有人骚扰他了，他在学校公共场合也遇到过神似的黑胖子，然而他们有的视他为空气，有的还主动热情打招呼，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这成了我们回国以后一直议论的一个有趣的谜。 不知是校长所代表的美式反霸凌法的权威起了作用，还是儿子拳头所代表的中国精神起了作用。或许二者有之？
美国50州已颁布反霸凌法
2015年3月，美国蒙大拿州通过了反霸凌法。至此，美国50个州全部有了反霸凌立法。从1999年第一部反霸凌法在佐治亚州诞生，到反霸凌立法遍布全美，历时16年。 各州反霸凌法都明确规定了学校在反霸凌上的责任，并将惩罚权交给学校，美国学校的“零容忍”政策有了法律支撑。一旦学校发现霸凌事件，须立即采取行动，例如，对严重的行为可以直接开除学生;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部门应及时介入;如果案情严重，即使未成年人，也可以按成年人判罪。
近几年，美国各州又纷纷将反霸凌的触角延伸到网络霸凌领域。在社交媒体上辱骂、攻击或披露同学隐私的行为，也被定义为霸凌行为，被称为“网络霸凌”。 耐人寻味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孩子只不过是孩子”，对孩子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在美国也曾是普遍的理念。不少美国人认为，青少年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20年间，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对青少年之间的霸凌行为，从观念到行动，美国经历了由宽松容忍到零容忍的巨大转变。因为事后调查发现，有些冷酷的少年杀手，曾经是被欺凌的对象。 一个名为“霸凌监督”的民间组织公布了一组数据，每个月全美有25万名学生报告受到肢体上的攻击。九成报告被霸凌的学生感到，受欺负这件事对他们的社交、情绪和学习产生了不良影响。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被霸凌者自杀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高2到9倍。
英国开出“防患于未然”药方
英国《2006年教育和检查法》要求学校采取措施鼓励良好行为，防止学生之间任何形式的霸凌。该法还赋予校长法定权力，对不良行为学生进行纪律处分。
2011年12月，英国政府发布了“预防和处理霸凌”的文件，为教师、工作人员和领导机构提出了新建议，并概述了政府处理霸凌的方法、法律义务和学校处理霸凌的权力，以及支持学校最有效的反霸凌战略的原则。
总体上，英国法律认为霸凌问题应由学校来解决，校长承担实施反霸凌政策的法律责任。所有公立学校都必须有反霸凌的政策，家长有权了解细则。所有关于霸凌的报告都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并應采取行动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针对网络霸凌，学校则与警局密切配合，让学生意识到网络霸凌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某些行为可能违法。
英国的很多学校与反霸凌慈善机构合作，并提供同龄人帮助。例如英国德比莫尔社区体育学院（该中学学生种族背景多元，还有很多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就与反霸凌慈善机构Diana Award合作，设立了超过100名反霸凌大使在学校实施和支持反霸凌工作。
反霸凌大使们组织了“你的朋友”俱乐部，每周举行三次活动，每次10至15名学生参加，为学生们提供与同伴谈论任何有关霸凌问题的机会。该俱乐部还侧重“预防”机制，在问题升级为霸凌之前解决。
与此同时，该校还举行反霸凌主题周的活动来解决具体的霸凌问题例如恐吓霸凌、恐同霸凌和网络霸凌，并提高学生们对有特殊教育需求或残疾青少年霸凌问题的意识。学校每年都会给家长和学生分发调查问卷来监测霸凌问题。
事实上，英国学校在解决霸凌问题上有多种方法，包括警告、面见霸凌者家长、学校内部隔离、固定学期隔离到永久性开除等等。
如果家长对学校的处理不满意，可以向教育咨询中心（ACE）寻求如何与学校沟通的建议，还可以向校长、地方长官和教育部写信。如果孩子太害怕不愿上学，可以联系地方教育局（LEA）介入。
“霸凌”源于英语“bullying”一词的音译，虽然我们从前并没有意识到它，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原来它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童年和青少年时的求学生涯里，甚至是我们的梦魇。看到朋友圈最近有人在吐槽小时候如何被人恶意损坏了文具，如何被人起外号，被勒索零花钱，没错，这就是“bullying”，从前，父母和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也没有学者或机构给它定义、归类、立法，我们在浑浑噩噩中长大，然后今天突然遇到了“霸凌”这个词，伤心往事就电光石火般闪现在脑海中了。
剑桥“霸凌”规定
2013年9月我初到美国波士顿时，拿到了儿子的初中学校给的一本本学年的家长手册，内容包括学校简介、规章制度等我们国内学校也常有的内容，但后面有长达9页的内容是关于剑桥地区公立学校反霸凌政策的，此外还有反性骚扰和歧视的内容，后一部分的内容我理解了，反倒是刚看到“bullying”这个词时，愣了一下，什么意思？用这么多的篇幅？
为此，孤陋寡闻的我赶紧去查了一下词典，弄明白后倒松了口气，像一般的中国家长一样，我当时并不以为意，我更关心的是学校的丰富多彩的课程和英语水平的提升，所以对这一部分内容我并没有多看，甚至当儿子遇到“霸凌”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自觉地把这类事件当作“霸凌”，直到回国后的今天，遇到中关村二小事件，我才恍然大悟，找出那本手册，仔细地研读，应该说，是这次校园“霸凌”事件，唤醒了包括我在内的大众反“霸凌”的自觉意识和对教育部门反“霸凌”立法的吁求。
初到美国的儿子第一学期由于不适应，外加老师的极度和蔼可亲，变得有些任性，会在课堂上因为一些小事就发脾气，甚至哭泣，在中国读小学时他会被严厉的班主任管得一点没脾气的。每当这时，他的班主任A.J. 女士就会带他去另一个房间给他看一段录像，据说是安抚情绪的。估计就是这时候，儿子的哭泣被一些喜欢“霸凌”的学生视为软弱而盯上了，后来儿子回来跟我说，每次在卫生间遇到一个黑胖子的时候，那家伙总是要来踢他，让他很不开心。
一开始我并不很在意，可能和中关村二小校方的思维一样，没踢伤，这种打打闹闹在我们读中小学时多了去了。现在，重新读剑桥公立学校的反“霸凌”政策，发现这种行为就是“霸凌”：重复发生的运用语言或电子手段、身体侵犯或手势对受害者施加的行为，并导致受害者身体或情感、财物的伤害，或者使其处于一种恐惧的情绪并厌倦上学;或者严重地破坏学校日常秩序的行为。叫外号、侮辱、威胁、散播流言都属于“霸凌”。
剑桥公立学校的反“霸凌”政策规定，校园一旦发生“霸凌”，校长必须第一时间知情且负责介入处理。现在终于明白了，当我把儿子的事情反映给班主任后，校长居然亲自出马了，当时还好一阵感动，现在想来是法律规定职责所在啊。学校必须对受害者和霸凌者的信息严格保密，除非法庭需要或涉及救命的紧急情况。所以中关村二小事件受害者家长信息被披露在网上，不管是谁这么做的，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校长接到 “霸凌”事件的反映后，要展开公平且保守双方秘密的调查，一旦确认是“霸凌”，要立即通知双方家长，如果涉及犯罪行为，还要协同负责安全的主任，通知当地法律部门的介入。在充分的调查之前，还要采取步骤帮助受害者重建安全感。包括建立个人安全计划;在教室、餐厅、校车及其他校园场所，要提前安排受害者和霸凌者的座位;指定一位员工担任受害者的保护人;改变霸凌者的课表等使其接触不到受害者。
应该说这些措施是非常具体和实在的，比任何大而空的口号都切实有效。对于那些喜欢霸凌的熊孩子，怎么办呢？学校推荐咨询及其他治疗干预手段。必要时学校会根据剑桥地区公立学校的规章对此类学生停课、开除甚至法庭介入。
中国式反“霸凌”
无反霸凌意识的我，面对儿子的求助，只是像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告诉他，踢回去，然后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让他不要给中国人丢脸。给他讲了中国人曾经在历史上是东亚病夫备受欺负，他的哭泣就是被同学视为软弱，所以现在他要用武力证明自己不弱，然后他们就不敢再欺负他了。现在中国的很多家长让孩子练空手道、拳击，估计和我心态一样吧，相信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据说中关村二小的很多学生为了对付那几个熊孩子也去学空手道了。
果然，儿子没有让我失望。在波士顿一个寒冷的冬雪之后，他满身泥点地放学回来，告诉我他和一个黑胖子午间休息时在操场上打了一场恶仗。起因是这个黑胖子先向他扔雪球，继而又推搡他，两人终于打在了一起，在地上翻滚，不分胜负。我很担心地仔细看了他身上，要知道对方比他高、壮。还好，没有伤。
我终于觉得事情严重了，给班主任写了一封信，很快接到她的电话，她很紧张，了解了一些情况，說汇报到上面了，他们会调查，进一步采取措施，关键是找出那个熊孩子。然而这时儿子竟不能确认和他在操场上打在一起的是不是那个常在厕所里踢他的，他感觉他们年级有三个黑胖子，一个高，一个中等，一个略矮些，貌似长得都一样。当我把黑色、胖子这样两个特征告诉班主任时，她脱口而出，一定是某某。
第二天，当儿子从学校回来时，我问他情况，他说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了，然后找来了若干个高低不等的黑胖子让他辨认，这些学生都一脸憨厚无辜地表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最终儿子没有辨认出来，这件事就结束了。这里插一句，校长也是位黑人，非常和蔼可亲，和中国校长们的风格有所不同。
在开学初的家校联谊会上，他会系着围裙笑呵呵地给我们做烧烤，给获奖学生的一个奖励就是允许他把一个苹果派扣在自己脸上。说来也怪，从此以后一直到儿子半年后离开这所学校，再没有人骚扰他了，他在学校公共场合也遇到过神似的黑胖子，然而他们有的视他为空气，有的还主动热情打招呼，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这成了我们回国以后一直议论的一个有趣的谜。 不知是校长所代表的美式反霸凌法的权威起了作用，还是儿子拳头所代表的中国精神起了作用。或许二者有之？
美国50州已颁布反霸凌法
2015年3月，美国蒙大拿州通过了反霸凌法。至此，美国50个州全部有了反霸凌立法。从1999年第一部反霸凌法在佐治亚州诞生，到反霸凌立法遍布全美，历时16年。 各州反霸凌法都明确规定了学校在反霸凌上的责任，并将惩罚权交给学校，美国学校的“零容忍”政策有了法律支撑。一旦学校发现霸凌事件，须立即采取行动，例如，对严重的行为可以直接开除学生;涉及刑事犯罪的，司法部门应及时介入;如果案情严重，即使未成年人，也可以按成年人判罪。
近几年，美国各州又纷纷将反霸凌的触角延伸到网络霸凌领域。在社交媒体上辱骂、攻击或披露同学隐私的行为，也被定义为霸凌行为，被称为“网络霸凌”。 耐人寻味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孩子只不过是孩子”，对孩子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在美国也曾是普遍的理念。不少美国人认为，青少年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20年间，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对青少年之间的霸凌行为，从观念到行动，美国经历了由宽松容忍到零容忍的巨大转变。因为事后调查发现，有些冷酷的少年杀手，曾经是被欺凌的对象。 一个名为“霸凌监督”的民间组织公布了一组数据，每个月全美有25万名学生报告受到肢体上的攻击。九成报告被霸凌的学生感到，受欺负这件事对他们的社交、情绪和学习产生了不良影响。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被霸凌者自杀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高2到9倍。
英国开出“防患于未然”药方
英国《2006年教育和检查法》要求学校采取措施鼓励良好行为，防止学生之间任何形式的霸凌。该法还赋予校长法定权力，对不良行为学生进行纪律处分。
2011年12月，英国政府发布了“预防和处理霸凌”的文件，为教师、工作人员和领导机构提出了新建议，并概述了政府处理霸凌的方法、法律义务和学校处理霸凌的权力，以及支持学校最有效的反霸凌战略的原则。
总体上，英国法律认为霸凌问题应由学校来解决，校长承担实施反霸凌政策的法律责任。所有公立学校都必须有反霸凌的政策，家长有权了解细则。所有关于霸凌的报告都必须得到妥善处理，并應采取行动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针对网络霸凌，学校则与警局密切配合，让学生意识到网络霸凌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某些行为可能违法。
英国的很多学校与反霸凌慈善机构合作，并提供同龄人帮助。例如英国德比莫尔社区体育学院（该中学学生种族背景多元，还有很多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就与反霸凌慈善机构Diana Award合作，设立了超过100名反霸凌大使在学校实施和支持反霸凌工作。
反霸凌大使们组织了“你的朋友”俱乐部，每周举行三次活动，每次10至15名学生参加，为学生们提供与同伴谈论任何有关霸凌问题的机会。该俱乐部还侧重“预防”机制，在问题升级为霸凌之前解决。
与此同时，该校还举行反霸凌主题周的活动来解决具体的霸凌问题例如恐吓霸凌、恐同霸凌和网络霸凌，并提高学生们对有特殊教育需求或残疾青少年霸凌问题的意识。学校每年都会给家长和学生分发调查问卷来监测霸凌问题。
事实上，英国学校在解决霸凌问题上有多种方法，包括警告、面见霸凌者家长、学校内部隔离、固定学期隔离到永久性开除等等。
如果家长对学校的处理不满意，可以向教育咨询中心（ACE）寻求如何与学校沟通的建议，还可以向校长、地方长官和教育部写信。如果孩子太害怕不愿上学，可以联系地方教育局（LEA）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