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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警方公告，巧家“5·10”爆炸案的真凶并非此前嫌疑最大的赵登用，而是另有其人。赵登用，这个高考失利后以摩的为生的巧家青年，为了挣得两位凶手支付的100元，他背着双肩包走进了爆炸案现场。结果是，他不但被炸得粉身碎骨，还背负了“犯罪嫌疑人”的罪名3个月。
8月7日，距离云南昭通巧家“5-10”爆炸案已经过去近三个月，但云南昭通警方当天下午通报的一则消息。让公众将关注的焦点重新集中起来。
据通报透露，案发地巧家县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被证宴策划爆炸案，他们花100元雇佣赵登用，让他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在8月6日晚，云南省公安厅在召开的云南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了上述情况，与会者除云南各家媒体、网站老总外，还有巧家县相关领导。
如此看来，彼时携带炸药进入花桥社区拆迁指挥部并在爆炸中死亡的赵登用，已可摘除“嫌疑犯”的帽子，而其本身也成为爆炸案的受害者。
可疑的“嫌疑犯”
据巧家县官方5月份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在5月10日8时59分18秒，生于1986年的巧家县青年赵登用穿着一件带有肩章的浅色衬衣，一件深色的长袖外套的左边领子外翻着，背着一个深色双肩背包，走进云南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当天是白鹤滩镇迤博四组、五组、六组的村民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首日，作为征地补偿协议的签约现场，便民服务中心的院子里聚集了大约近百人。
赵登用在服务大厅的人群外看了几秒钟后。折头往回走。
9时0分50秒，赵登用在监控镜头前侧着身子闪了一下，身上的双肩背包十分显眼。
9时01分42秒，赵登用再次出现在监控镜头里，他在院子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一位村民骑着摩托车驶入院子。
9时03分03秒，赵登用走人视频监控的远端，几乎在镜头中消失。9时03分55秒，两个人从左边楼梯下来，赵登用重新走入视频中，并靠近服务大厅。
9时04分22秒，赵登用踏上了服务大厅的台阶，静静地站在那里，视频里却看不到他的脸，但他的背包仍在。到了9时04分39秒，他的身子向右微微倾斜，右脚向外转向，闪出左边身位。瞬间，一朵蘑菇云充斥了整个屏幕。地上尘烟四起。
赵登用被炸得粉身碎骨，现场血肉横飞，有16个人受了伤。一起陪伴赵登用走向死亡的，还有另外3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冉祎、唐天荣这两位刚刚签好协议并在楼下排队的拆迁户在爆炸中死亡，刚借调到拆迁指挥部工作不久的县国土局工作人员胡宗玉也在爆炸中身亡。伤者分别被送往昆明和巧家县的医院救治。
正因为此视频，赵登用作为爆炸案的最大嫌疑犯进入当地警方的视线。在案发当天，即5月10日下午，巧家县官方通报了爆炸案的基本案情；在紧接着的次日，警方即确定赵登用为爆炸案嫌犯。
但赵登用的家人却对“嫌疑犯”这个称谓非常不满。赵登用的母亲对记者说：“他(赵登用)小时候连炮仗都没有玩过!”以此证明自己的儿子并无独立制造爆炸的能力；二哥赵登贤为弟弟“鸣冤”：“我弟弟是被陷害的。他们说我弟弟是嫌疑犯，却说不清楚炸药的来源，这怎么让人相信?”
爆炸案发生后的十天里，赵登贤一直在灯塔附近为其弟弟找寻目击证人。“有些人怕麻烦，不愿意出来作证。”赵登贤说。在案发初期，赵登贤还委托别人帮他开了新浪微博，并呼吁“北京上海广州的良知律师为我们主持公道”。
在案发后的大半个月时间里，关注此案的人们已经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熟知了这个被官方确定为嫌疑犯的26岁的搭客仔的名字和身世，但对他的作案动机和炸药来源，却依然是一无所知。
摩的司机的意外生意
赵登用家所在的村庄，散落在海拔1800米高的山腰上。村子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人，都外出打工，剩下的多是老幼妇孺。村民陈举才说，赵登用话不多，也不与村里的人来往。
村民们说，张家粱子只有一个高中生，就是赵登用。他历经两次高考，但没有考上本科。2008年高中毕业之后，他四处打工，在昆明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曾建花。
据曾建花讲述，自己在15岁那年就“嫁”给了赵登用，并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在怀孕的时候，曾建花的叔叔曾问她想要什么礼物，她说想要开宝马。于是，赵登用在《初次怀孕生产必读》上写下：“想开宝马、奥迪。”
赵登用喜欢下象棋，但他最钟爱的，似乎还是摩托车。在巧家县的山路上最好的代步工具就是摩托车，这里不少人都骑着近万元的本田和雅马哈。但从更换摩托车的频率上来看，赵登用对摩托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痴迷。
他的第一辆摩托车是在包谷垴的街上买的。当年卖车的老板陈万清还记得，2009年下半年，赵登用是他第一批“三铃”摩托车客户，花了5800元左右，首付2000元，之后大约四个月还清。在2010年4月8日，赵登用还为这部车报了3890元的税。今年2月24日，赵登用将这辆车折价3300元，“以旧换新”，另加4380元，在县城电影院对面刘跃生老板那里买了一辆亮黄色的“银翔”牌摩托车。
今年5月初，他回了一趟离县城有140公里的老家包谷垴乡，在家中的地里种下了包谷(玉米)，还买下几头小猪；5月7日，他从老家出来，继续为生计而奔波。
据5月10日早上与赵登用一起在红卫街灯塔下等活的林国财(音)回忆，当天8点钟左右，他和赵登用、胡强儿(音)以及胡的妹夫一起去马家桥附近和一位姓马的老板谈生意，但没谈成，于是返回灯塔。赵登用在路边的一个路边摄像头下面，林国财距离他仅两米。
红卫街是巧家县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每日聚集着等待被雇佣的“棒棒军”。他们之中有人骑着摩托车，有人拿着竹棒，靠出卖劳力为生。
林国财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大概是8点半多，一个穿浅色衣服、背牛仔包的男子要赵登用带他去花桥，并开价3元，赵回价5元，最后该男子在距离他10米左右的地方上车。另外一名距离赵登用15米左右的工友也证实有此事。后来。林国财听别人说花桥社区发生了爆炸事件。由此，赵登用或被人利用的消息不胫而走。 据云南昭通警方通报，今年的5月9日，家住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一组的邓德勇将非法获取的炸药和雷管自制成爆炸装置，并伙同同组的宋朝玉在野外进行了爆炸实验，引爆了一枚电雷管。
5月10日上午8时46分，宋朝玉、邓德勇从劳务市场以100元人民币雇佣了赵登用；8时59分，两人指使赵登用将装有爆炸装置的深色双肩包送入花桥社区一楼办公室；9时4分54秒，邓德勇见赵登用背包进入花桥社区一楼便民服务大厅后，用手机引爆实施了爆炸。
大逆转
其实，在爆炸案发生后。来自巧家本地和网络上的民间传言一直不断。5月10日爆炸案发生当日，百度贴吧“巧家吧”和新浪微博上就出现爆炸性传言称，女拆迁户李发才背着1岁零3个月的孩子引爆了炸药。更有云南和广东的部分媒体将之搬上了5月11日的报纸。报道中还援引了“知情人”和“目击者”的说法证实此事。但报道刊发当日，李发才带着孩子出现在媒体面前，记者们惊讶不已。云南一家媒体不得不又将此辟谣消息在5月12日头版刊发。
5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巧家县公安局长杨朝邦在确定案件嫌犯身份时说：“我可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这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博甚至发博质疑。
杨朝邦后来解释说：“赵登用是不是嫌疑人，肯定需要证据来支持，搞错了谁都担当不起。我的原话并非是要用公安局长这个‘帽子’来担保赵是嫌疑人，而是在证据显示了赵是嫌疑人的基础上，我负责任地回应媒体，警方将赵锁定为嫌疑人是负责任的。”
当时，巧家县委一位领导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媒体的责任是报道案件，而不是侦破案件。他说，公众有质疑的权利，政府有回应的义务；普通个人可能希望公安机关公布全部细节，但公安的刑事侦查有自己的办案规律，有些资料过早公布不利于案件侦破。而且公安机关对爆炸物的来源以及网上的其他几个疑问正在全力侦察，希望公众理性对待公安工作。
而现在，距离爆炸案3个月后，案情似乎有了出人意料的转折。8月7日云南昭通警方证实赵登用被利用做“肉弹”，其本人也成为受害者。
“经公安机关侦查证实，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并且在爆炸中当场身亡。他也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巧家公安局的上级单位云南昭通警方在通告中这样说，“针对巧家县公安局在前期案情尚未彻底查清的情况下，在通报中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
随着警方破案的进展，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成为最新的爆炸案嫌犯。邓德勇今年43岁，从他家里到花桥社区仅需步行5分钟左右。5月31日，案发21天后，邓德勇被警察带走。
据警方通告，邓德勇和宋朝玉所在的迤博村一组被列入征地拆迁范畴，而在征地过程中。两人对房屋征收和补偿不满。
8月7日，《南都周刊》记者联系了邓德勇的堂姐邓德会，她介绍说，爆炸案发生后，邓德勇一直没有离开巧家，他上有父母，下有一双儿女，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是“良民”。邓家曾面临土地拆迁，对当地拆迁做法不满。5月31日凌晨，警察从床上把邓德勇带走。
据报道，邓德勇的家属已证实委托云南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据参与会见的人士介绍，邓德勇已经承认“因为拆迁事宜”制造爆炸案。
宋朝玉是邓德勇的朋友，和邓同岁，曾在一家矿场做工。二人被抓后，有关此二人涉嫌爆炸案的消息开始在巧家流传。邓德会表示，她不相信爆炸案是邓德勇做的，她非常惋惜和痛心。
在案发初期，当地官方总是极力撇清此案与拆迁问题的关系。但事与愿违的是，公众却一开始就将爆炸案与“拆迁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巧家的百姓(尤其是面临拆迁的百姓)看来，他们并不认同：“在那个地方爆炸，怎么可能与拆迁无关?”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一直密切关注此事。他认为，警方在尚未掌握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不应该给爆炸事件定性为“报复社会”。赵登用的QQ空间言论并不能作为证据；但另一方面，警方可以根据侦查需要决定是否公布案件的相关证据。在他代理的刑事案件中，绝大部分情况下，警方并不会向社会公布证据。
“多公布案件进展和具体事实，不忙着下结论，更不能赌咒发誓；拆迁以及衍生矛盾是另一条侦破主线，决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彼时张培鸿给警方的建议。
逃不脱的拆迁是非
从某种程度上讲，爆炸案发生后，巧家征地拆迁的问题凸显了出来，成为事件的“次生新闻”。到达巧家的记者主要下榻在县城里的卓达酒店，附近的拆迁户闻风而动，带着拆迁材料来到酒店门口，情绪激动地向记者反映拆迁问题。这次意外事件，成为巧家村民难得的向外界反映问题的机会。
难以回避的是，巧家县的拆迁安置问题还存在一些当地不能控制的因素。一方面，在金沙江的下游、巧家县大寨乡马脖子附近，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并发总公司将要在这里修建一座全世界第三大的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这也是县政府所在地白鹤滩镇名字的由来，2008年以前这里叫新华镇，后与巧家营乡合并后改名白鹤滩镇。巧家县海拔在825米以下的部分将要被淹没(白鹤滩镇的最低海拔为620米)，涉及移民达五万余人，移民安置问题迫在眉睫。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不要说巧家，就是云南省政府在这个水电站面前的谈判余地有多少?，，巧家县一位工作人员说。
另一方面，巧家县的城镇化比例一直处于昭通市末端，他们一直在为提高这一指标而努力。水电站建设导致的县城低地面积缩小、城镇化指标的提升要求，使得“城镇上山”成为巧家县政府的规划趋势。
面对部分媒体的拆迁问题报道，巧家县一位官员说：“不否认媒体报道中的巧家农民征地拆迁问题的真实性，但不认同这些说法代表大部分村民的说法。不论怎样做，拆迁中总有不满意的农民，但巧家征地拆迁中，我们尽量考虑农民的利益。”
在特殊的场合(拆迁指挥部)，特殊的时间(拆迁安置协议签订首日)，发生了特殊的事件，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甚至县委一些官员的初始反应也是认为此事与拆迁有关。邓德勇和宋朝玉现已被证实与此案有关。“5·10”爆炸案更是难以摆脱“与拆迁有关”的说法。
但可以确定的是，赵登用自身与拆迁无关。5月18日上午，在赵登用生前所租的房子里，赵妻曾建花否认自己家里遭到了拆迁。她说。自己并不知道丈夫买摩托车花了多少钱，但他留下的存折里还有1400多元。
而每当想起那场让她失去了丈夫，儿子失去了父亲的爆炸。她就伤心不已。而那部重庆产的“银翔”摩托车的广告口号，则是“和我一起酷”。
8月7日下午，赵登用的哥哥赵登贤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已经从网上得知了公安机关的道歉，但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我目前正在耐心、安静等待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这样表示，“我可能会针对近期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失讨要一个说法。”
在巧家县城，摩托车销售商刘跃生回忆起和赵登用的交易情景：“他一次性付款，5分钟不到，很爽快”。
感慨之余，他翻开自己的销售账本，在赵登用的购买信息下批注道：“爆炸人，死。”
8月7日，距离云南昭通巧家“5-10”爆炸案已经过去近三个月，但云南昭通警方当天下午通报的一则消息。让公众将关注的焦点重新集中起来。
据通报透露，案发地巧家县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被证宴策划爆炸案，他们花100元雇佣赵登用，让他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在8月6日晚，云南省公安厅在召开的云南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了上述情况，与会者除云南各家媒体、网站老总外，还有巧家县相关领导。
如此看来，彼时携带炸药进入花桥社区拆迁指挥部并在爆炸中死亡的赵登用，已可摘除“嫌疑犯”的帽子，而其本身也成为爆炸案的受害者。
可疑的“嫌疑犯”
据巧家县官方5月份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在5月10日8时59分18秒，生于1986年的巧家县青年赵登用穿着一件带有肩章的浅色衬衣，一件深色的长袖外套的左边领子外翻着，背着一个深色双肩背包，走进云南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当天是白鹤滩镇迤博四组、五组、六组的村民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首日，作为征地补偿协议的签约现场，便民服务中心的院子里聚集了大约近百人。
赵登用在服务大厅的人群外看了几秒钟后。折头往回走。
9时0分50秒，赵登用在监控镜头前侧着身子闪了一下，身上的双肩背包十分显眼。
9时01分42秒，赵登用再次出现在监控镜头里，他在院子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一位村民骑着摩托车驶入院子。
9时03分03秒，赵登用走人视频监控的远端，几乎在镜头中消失。9时03分55秒，两个人从左边楼梯下来，赵登用重新走入视频中，并靠近服务大厅。
9时04分22秒，赵登用踏上了服务大厅的台阶，静静地站在那里，视频里却看不到他的脸，但他的背包仍在。到了9时04分39秒，他的身子向右微微倾斜，右脚向外转向，闪出左边身位。瞬间，一朵蘑菇云充斥了整个屏幕。地上尘烟四起。
赵登用被炸得粉身碎骨，现场血肉横飞，有16个人受了伤。一起陪伴赵登用走向死亡的，还有另外3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冉祎、唐天荣这两位刚刚签好协议并在楼下排队的拆迁户在爆炸中死亡，刚借调到拆迁指挥部工作不久的县国土局工作人员胡宗玉也在爆炸中身亡。伤者分别被送往昆明和巧家县的医院救治。
正因为此视频，赵登用作为爆炸案的最大嫌疑犯进入当地警方的视线。在案发当天，即5月10日下午，巧家县官方通报了爆炸案的基本案情；在紧接着的次日，警方即确定赵登用为爆炸案嫌犯。
但赵登用的家人却对“嫌疑犯”这个称谓非常不满。赵登用的母亲对记者说：“他(赵登用)小时候连炮仗都没有玩过!”以此证明自己的儿子并无独立制造爆炸的能力；二哥赵登贤为弟弟“鸣冤”：“我弟弟是被陷害的。他们说我弟弟是嫌疑犯，却说不清楚炸药的来源，这怎么让人相信?”
爆炸案发生后的十天里，赵登贤一直在灯塔附近为其弟弟找寻目击证人。“有些人怕麻烦，不愿意出来作证。”赵登贤说。在案发初期，赵登贤还委托别人帮他开了新浪微博，并呼吁“北京上海广州的良知律师为我们主持公道”。
在案发后的大半个月时间里，关注此案的人们已经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熟知了这个被官方确定为嫌疑犯的26岁的搭客仔的名字和身世，但对他的作案动机和炸药来源，却依然是一无所知。
摩的司机的意外生意
赵登用家所在的村庄，散落在海拔1800米高的山腰上。村子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人，都外出打工，剩下的多是老幼妇孺。村民陈举才说，赵登用话不多，也不与村里的人来往。
村民们说，张家粱子只有一个高中生，就是赵登用。他历经两次高考，但没有考上本科。2008年高中毕业之后，他四处打工，在昆明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曾建花。
据曾建花讲述，自己在15岁那年就“嫁”给了赵登用，并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在怀孕的时候，曾建花的叔叔曾问她想要什么礼物，她说想要开宝马。于是，赵登用在《初次怀孕生产必读》上写下：“想开宝马、奥迪。”
赵登用喜欢下象棋，但他最钟爱的，似乎还是摩托车。在巧家县的山路上最好的代步工具就是摩托车，这里不少人都骑着近万元的本田和雅马哈。但从更换摩托车的频率上来看，赵登用对摩托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痴迷。
他的第一辆摩托车是在包谷垴的街上买的。当年卖车的老板陈万清还记得，2009年下半年，赵登用是他第一批“三铃”摩托车客户，花了5800元左右，首付2000元，之后大约四个月还清。在2010年4月8日，赵登用还为这部车报了3890元的税。今年2月24日，赵登用将这辆车折价3300元，“以旧换新”，另加4380元，在县城电影院对面刘跃生老板那里买了一辆亮黄色的“银翔”牌摩托车。
今年5月初，他回了一趟离县城有140公里的老家包谷垴乡，在家中的地里种下了包谷(玉米)，还买下几头小猪；5月7日，他从老家出来，继续为生计而奔波。
据5月10日早上与赵登用一起在红卫街灯塔下等活的林国财(音)回忆，当天8点钟左右，他和赵登用、胡强儿(音)以及胡的妹夫一起去马家桥附近和一位姓马的老板谈生意，但没谈成，于是返回灯塔。赵登用在路边的一个路边摄像头下面，林国财距离他仅两米。
红卫街是巧家县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每日聚集着等待被雇佣的“棒棒军”。他们之中有人骑着摩托车，有人拿着竹棒，靠出卖劳力为生。
林国财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大概是8点半多，一个穿浅色衣服、背牛仔包的男子要赵登用带他去花桥，并开价3元，赵回价5元，最后该男子在距离他10米左右的地方上车。另外一名距离赵登用15米左右的工友也证实有此事。后来。林国财听别人说花桥社区发生了爆炸事件。由此，赵登用或被人利用的消息不胫而走。 据云南昭通警方通报，今年的5月9日，家住巧家县白鹤滩镇迤博村一组的邓德勇将非法获取的炸药和雷管自制成爆炸装置，并伙同同组的宋朝玉在野外进行了爆炸实验，引爆了一枚电雷管。
5月10日上午8时46分，宋朝玉、邓德勇从劳务市场以100元人民币雇佣了赵登用；8时59分，两人指使赵登用将装有爆炸装置的深色双肩包送入花桥社区一楼办公室；9时4分54秒，邓德勇见赵登用背包进入花桥社区一楼便民服务大厅后，用手机引爆实施了爆炸。
大逆转
其实，在爆炸案发生后。来自巧家本地和网络上的民间传言一直不断。5月10日爆炸案发生当日，百度贴吧“巧家吧”和新浪微博上就出现爆炸性传言称，女拆迁户李发才背着1岁零3个月的孩子引爆了炸药。更有云南和广东的部分媒体将之搬上了5月11日的报纸。报道中还援引了“知情人”和“目击者”的说法证实此事。但报道刊发当日，李发才带着孩子出现在媒体面前，记者们惊讶不已。云南一家媒体不得不又将此辟谣消息在5月12日头版刊发。
5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巧家县公安局长杨朝邦在确定案件嫌犯身份时说：“我可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这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绍兴市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博甚至发博质疑。
杨朝邦后来解释说：“赵登用是不是嫌疑人，肯定需要证据来支持，搞错了谁都担当不起。我的原话并非是要用公安局长这个‘帽子’来担保赵是嫌疑人，而是在证据显示了赵是嫌疑人的基础上，我负责任地回应媒体，警方将赵锁定为嫌疑人是负责任的。”
当时，巧家县委一位领导对《南都周刊》记者说，媒体的责任是报道案件，而不是侦破案件。他说，公众有质疑的权利，政府有回应的义务；普通个人可能希望公安机关公布全部细节，但公安的刑事侦查有自己的办案规律，有些资料过早公布不利于案件侦破。而且公安机关对爆炸物的来源以及网上的其他几个疑问正在全力侦察，希望公众理性对待公安工作。
而现在，距离爆炸案3个月后，案情似乎有了出人意料的转折。8月7日云南昭通警方证实赵登用被利用做“肉弹”，其本人也成为受害者。
“经公安机关侦查证实，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并且在爆炸中当场身亡。他也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巧家公安局的上级单位云南昭通警方在通告中这样说，“针对巧家县公安局在前期案情尚未彻底查清的情况下，在通报中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
随着警方破案的进展，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成为最新的爆炸案嫌犯。邓德勇今年43岁，从他家里到花桥社区仅需步行5分钟左右。5月31日，案发21天后，邓德勇被警察带走。
据警方通告，邓德勇和宋朝玉所在的迤博村一组被列入征地拆迁范畴，而在征地过程中。两人对房屋征收和补偿不满。
8月7日，《南都周刊》记者联系了邓德勇的堂姐邓德会，她介绍说，爆炸案发生后，邓德勇一直没有离开巧家，他上有父母，下有一双儿女，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是“良民”。邓家曾面临土地拆迁，对当地拆迁做法不满。5月31日凌晨，警察从床上把邓德勇带走。
据报道，邓德勇的家属已证实委托云南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据参与会见的人士介绍，邓德勇已经承认“因为拆迁事宜”制造爆炸案。
宋朝玉是邓德勇的朋友，和邓同岁，曾在一家矿场做工。二人被抓后，有关此二人涉嫌爆炸案的消息开始在巧家流传。邓德会表示，她不相信爆炸案是邓德勇做的，她非常惋惜和痛心。
在案发初期，当地官方总是极力撇清此案与拆迁问题的关系。但事与愿违的是，公众却一开始就将爆炸案与“拆迁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巧家的百姓(尤其是面临拆迁的百姓)看来，他们并不认同：“在那个地方爆炸，怎么可能与拆迁无关?”
上海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一直密切关注此事。他认为，警方在尚未掌握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不应该给爆炸事件定性为“报复社会”。赵登用的QQ空间言论并不能作为证据；但另一方面，警方可以根据侦查需要决定是否公布案件的相关证据。在他代理的刑事案件中，绝大部分情况下，警方并不会向社会公布证据。
“多公布案件进展和具体事实，不忙着下结论，更不能赌咒发誓；拆迁以及衍生矛盾是另一条侦破主线，决不能轻言放弃。”这是彼时张培鸿给警方的建议。
逃不脱的拆迁是非
从某种程度上讲，爆炸案发生后，巧家征地拆迁的问题凸显了出来，成为事件的“次生新闻”。到达巧家的记者主要下榻在县城里的卓达酒店，附近的拆迁户闻风而动，带着拆迁材料来到酒店门口，情绪激动地向记者反映拆迁问题。这次意外事件，成为巧家村民难得的向外界反映问题的机会。
难以回避的是，巧家县的拆迁安置问题还存在一些当地不能控制的因素。一方面，在金沙江的下游、巧家县大寨乡马脖子附近，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并发总公司将要在这里修建一座全世界第三大的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这也是县政府所在地白鹤滩镇名字的由来，2008年以前这里叫新华镇，后与巧家营乡合并后改名白鹤滩镇。巧家县海拔在825米以下的部分将要被淹没(白鹤滩镇的最低海拔为620米)，涉及移民达五万余人，移民安置问题迫在眉睫。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不要说巧家，就是云南省政府在这个水电站面前的谈判余地有多少?，，巧家县一位工作人员说。
另一方面，巧家县的城镇化比例一直处于昭通市末端，他们一直在为提高这一指标而努力。水电站建设导致的县城低地面积缩小、城镇化指标的提升要求，使得“城镇上山”成为巧家县政府的规划趋势。
面对部分媒体的拆迁问题报道，巧家县一位官员说：“不否认媒体报道中的巧家农民征地拆迁问题的真实性，但不认同这些说法代表大部分村民的说法。不论怎样做，拆迁中总有不满意的农民，但巧家征地拆迁中，我们尽量考虑农民的利益。”
在特殊的场合(拆迁指挥部)，特殊的时间(拆迁安置协议签订首日)，发生了特殊的事件，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甚至县委一些官员的初始反应也是认为此事与拆迁有关。邓德勇和宋朝玉现已被证实与此案有关。“5·10”爆炸案更是难以摆脱“与拆迁有关”的说法。
但可以确定的是，赵登用自身与拆迁无关。5月18日上午，在赵登用生前所租的房子里，赵妻曾建花否认自己家里遭到了拆迁。她说。自己并不知道丈夫买摩托车花了多少钱，但他留下的存折里还有1400多元。
而每当想起那场让她失去了丈夫，儿子失去了父亲的爆炸。她就伤心不已。而那部重庆产的“银翔”摩托车的广告口号，则是“和我一起酷”。
8月7日下午，赵登用的哥哥赵登贤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已经从网上得知了公安机关的道歉，但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我目前正在耐心、安静等待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这样表示，“我可能会针对近期遭受的物质、精神损失讨要一个说法。”
在巧家县城，摩托车销售商刘跃生回忆起和赵登用的交易情景：“他一次性付款，5分钟不到，很爽快”。
感慨之余，他翻开自己的销售账本，在赵登用的购买信息下批注道：“爆炸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