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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首次在北京举行的巨头云集的“国际货币会议”最后一天，大会专门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下称IASB）主席大卫泰迪留出时间，聆听其关于国际会计准则统一标准化对重塑全球金融行业的演讲。听众是清一色的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跨国金融机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国际货币会议主席麦克法兰对此解释道：“会计是一切资本游戏的起点。”
泰迪领导的IASB正在国际会计行业中发动一场深刻变革。IASB新修订和新发出的准则，几乎都将于今年开始的会计年度生效；欧盟已要求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包括香港在内的95个国家和地區都宣称以不同方式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或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
会计准则贵在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但一字一句的变动，都意味着显著的利益重新分配。因此，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两套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者——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下称FASB)的融合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都试图最大程度地控制国际通用会计准则制定的决策权。
泰迪参加完国际货币会议后，即准备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讨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化标准接轨的问题。行前，他接受了《财经》的独家专访。
大卫泰迪曾长时间代表英国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原为毕马威会计公司技术合伙人，并在家乡苏格兰担任会计学教授。2001年l月25日，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宣布成立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ASB之际，泰迪被任命为首任理事会主席。
趋向“大一统”
“统一而明了的准则将减少应用上的差异和成本，抑制人为操纵报表的空间。”大卫泰迪如是评价当前会计准则的统一趋势。
目前，FASB和IASB各自的会计准则体系正在迅速趋同，最终目标就是融为一体。采访前从华盛顿出发的大卫泰迪对《财经》总结了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情况：“目前主要在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合资企业的会计是否需要合并报告，取决于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的控制程度。但如何量化控制的程度，IASB与FASB存在差距——前者评判的标准是拥有该公司一半的股票，但FASB说，哪怕拥有少于一半的股票或者不拥有股票，也能实质控制一个公司。
第二是关于借贷成本的费用问题，是应该在建立资产时开销掉这些费用，还是将它们资本化？美国的做法是资本化，IASB必须在此作出选择。
第三是关于分部报告，公司根据他们向CEO报告的同样形式向市场发布。IASB要求他们根据行业和地域来建立报告层次，但如果这不符合他们管理公司的方式，也应允许其保持原有方式，以便市场看到公司原貌。
第四是关于政府馈赠，目前存在两套非常老的准则，必须要决定废除其中之一，或者放弃两者而代之以一套新的准则。
“此外，关于保险公司的会计准则非常差，亟须改善，还有收入的确认问题等等。”他说。
大卫泰迪称，在国际会计准则的设置、修改和制定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有很多利益集团被卷入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改革中。”他说，IASB被美国总统布什批评过，也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批评过——当然他们也互相指责。银行家和保险公司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们拒绝接受部分准则而要求裁掉一些内容。“争论没有关系，但欧洲必须取舍的是，如果拒绝部分准则，就不能声称他们的会计报告是符合IASB国际准则的。”
最近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布什总统不同意对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开销掉的做法，但格林斯潘参加进来并支持我们，这成为近来美国一个很大的财政政策话题。”泰迪说。
股票期权是事前设定未来购股价格的一种权利。在近期的企业丑闻中，许多批评人士指责股票期权诱使高管人员通过各种手段让股价膨胀，虚增公司业绩。损益表中缺少与股票关联的薪酬开支，已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经济活动失真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严重关注。
IASB最近签发了一份规定草案，要求企业遵循在自己的财务报表中反映股票期权开支的国际会计标准。大卫泰迪就此专门发表声明说，过去一般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交易，并未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获得承认，结果导致企业开支实际被打折扣，利润则被夸张，有潜在的误导效果。
解决“中国谜题”
大卫泰迪向《财经》介绍，IASB当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接纳和应用，至今已经有95个国家和地区决定使用或者趋同于IASB的准则，其中欧盟、澳大利亚于2005年开始实行，拉丁美洲、印度、巴基斯坦和日本也开启加入的进程；二是帮助那些还没有使用IASB规则的国家，包括中国，汇入这一国际潮流。
事实上，国际上的公司欺诈和相关联的会计丑闻，完全可以找到“中国版本”——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多由于不规范会计手法操纵报表，导致信息不透明和利益冲突，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未能完全履行其职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听任管理层摆布，管理层则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外部审计师根本无法独立客观执业，内部审计工作的价值尚未得到管理层的充分认识与重视等等，不一而足。
IASB如何能够帮助中国克服这些问题？
在大卫泰迪看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会计标准。坏的标准必然产生坏的报告科目，然后导致坏的投资决策。这损害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而可能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宝贵的资本被投资到了坏的公司。
第二是必须有好的公司治理，在公司内部能够有一套系统来防止欺诈和丑闻的发生，这正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目的所在。
第三是必须有强硬的审计师监督公司的治理者，保证会计科目被正确执行。应该给予审计委员会更大的任命审计师的权力，而且审计委员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否则将形同虚设。
第四是政府的加强监管，要加重对不轨行为的处罚，让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被惩罚的后果将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所有的四个部分缺一不可，IASB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标准如果错了，就不可能有好的会计报告结果。”大卫泰迪说。
“对于这场国际会计准则改革，中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是否希望成为国际会计俱乐部的一分子？我相信，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中国采用国际标准是值得的。”他认为，虽然中国已经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但由于很多会计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匹配，投资者要求的回报中，其实加入了相应的风险升水，这等于增加了中国的资本使用成本。
大卫泰迪对《财经》表示，IASB非常珍视中国的参与。“有一些情况对于IASB是‘谜题’（puzzles）：例如我们没有经常发生公司被国家出售的情况，这涉及到公平价格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一课题。”
另一个引起泰迪极大兴趣的课题是，中国在不同市场上市的公司存在着同股不同价的情况，究竟哪种价格更合理？“我给财政部长的建议是，可以将中国的准则与IASB进行对比，由中国决定是否改变适用准则——如果能够说服我们，IASB也可以改变国际准则。有时你会说中国有特殊情况，但常常当我们讨论后会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与已经在法国、德国或美国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会计准则尚未有与IASB完全融合的迹象，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变，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命运。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于2004年通过了与IASB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IAS）兼容的第39款，这将直接影响到即将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
首先，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应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的做法，将会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损益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和损失拨备；其次，如果资产出售方仍然保留资产的收益应以某种方式完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就会影响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决定会计处理方式，影响了所有企业的拨备水平和损益表，企业将会发生大量的、非管理性的波动。
此外，银行除了要提供传统的财务信息，还要提供大量的风险管理的信息，比如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利润风险管理、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将促使银行重新审视并加强各项风险管理工作，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与之相比，IAS24（关联方披露）的规定更加束缚了中国企业的手脚。该项规定取消了豁免披露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间的关联方交易的规定，这对中国大量的国有控股企业都将造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间的交易往往并不具备关联交易特征，另一方面，此披露要求大大增加了搜集相关信息的成本。大卫泰迪承认，亚洲普遍存在不同于欧美企业的大量的关联交易，因此IASB也进行了一定的缓冲安排。首先，开展了一个中小企业的项目，目的是对于在中国和海外上市的公司和不在市场挂牌的公司区别对待，前者要求符合全套会计准则，而后者可免除不必要的要求；其次，制定一套包含主要原则的“精华版”准则体系，与“大而全准则体系”对应，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选择“精华版”准则，但必须完全公开，这样可减少企业应用和监管成本，提高可行性。
国际会计准则的风云变幻，正在对中国会计业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大卫泰迪说：“我确信中国需要更多真正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这关系到许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欧洲与美国在飞机制造和补贴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计师就会无处不在，因为必须有人解读那些数字。”
他的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根据统计资料，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指控中，因败诉已经损失约96.6亿美元，其中缺少熟悉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是一个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会议主席麦克法兰对此解释道：“会计是一切资本游戏的起点。”
泰迪领导的IASB正在国际会计行业中发动一场深刻变革。IASB新修订和新发出的准则，几乎都将于今年开始的会计年度生效；欧盟已要求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包括香港在内的95个国家和地區都宣称以不同方式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或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
会计准则贵在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但一字一句的变动，都意味着显著的利益重新分配。因此，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两套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者——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下称FASB)的融合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都试图最大程度地控制国际通用会计准则制定的决策权。
泰迪参加完国际货币会议后，即准备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讨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化标准接轨的问题。行前，他接受了《财经》的独家专访。
大卫泰迪曾长时间代表英国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原为毕马威会计公司技术合伙人，并在家乡苏格兰担任会计学教授。2001年l月25日，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宣布成立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ASB之际，泰迪被任命为首任理事会主席。
趋向“大一统”
“统一而明了的准则将减少应用上的差异和成本，抑制人为操纵报表的空间。”大卫泰迪如是评价当前会计准则的统一趋势。
目前，FASB和IASB各自的会计准则体系正在迅速趋同，最终目标就是融为一体。采访前从华盛顿出发的大卫泰迪对《财经》总结了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情况：“目前主要在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合资企业的会计是否需要合并报告，取决于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的控制程度。但如何量化控制的程度，IASB与FASB存在差距——前者评判的标准是拥有该公司一半的股票，但FASB说，哪怕拥有少于一半的股票或者不拥有股票，也能实质控制一个公司。
第二是关于借贷成本的费用问题，是应该在建立资产时开销掉这些费用，还是将它们资本化？美国的做法是资本化，IASB必须在此作出选择。
第三是关于分部报告，公司根据他们向CEO报告的同样形式向市场发布。IASB要求他们根据行业和地域来建立报告层次，但如果这不符合他们管理公司的方式，也应允许其保持原有方式，以便市场看到公司原貌。
第四是关于政府馈赠，目前存在两套非常老的准则，必须要决定废除其中之一，或者放弃两者而代之以一套新的准则。
“此外，关于保险公司的会计准则非常差，亟须改善，还有收入的确认问题等等。”他说。
大卫泰迪称，在国际会计准则的设置、修改和制定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有很多利益集团被卷入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改革中。”他说，IASB被美国总统布什批评过，也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批评过——当然他们也互相指责。银行家和保险公司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们拒绝接受部分准则而要求裁掉一些内容。“争论没有关系，但欧洲必须取舍的是，如果拒绝部分准则，就不能声称他们的会计报告是符合IASB国际准则的。”
最近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布什总统不同意对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开销掉的做法，但格林斯潘参加进来并支持我们，这成为近来美国一个很大的财政政策话题。”泰迪说。
股票期权是事前设定未来购股价格的一种权利。在近期的企业丑闻中，许多批评人士指责股票期权诱使高管人员通过各种手段让股价膨胀，虚增公司业绩。损益表中缺少与股票关联的薪酬开支，已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经济活动失真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严重关注。
IASB最近签发了一份规定草案，要求企业遵循在自己的财务报表中反映股票期权开支的国际会计标准。大卫泰迪就此专门发表声明说，过去一般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交易，并未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获得承认，结果导致企业开支实际被打折扣，利润则被夸张，有潜在的误导效果。
解决“中国谜题”
大卫泰迪向《财经》介绍，IASB当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接纳和应用，至今已经有95个国家和地区决定使用或者趋同于IASB的准则，其中欧盟、澳大利亚于2005年开始实行，拉丁美洲、印度、巴基斯坦和日本也开启加入的进程；二是帮助那些还没有使用IASB规则的国家，包括中国，汇入这一国际潮流。
事实上，国际上的公司欺诈和相关联的会计丑闻，完全可以找到“中国版本”——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多由于不规范会计手法操纵报表，导致信息不透明和利益冲突，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未能完全履行其职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听任管理层摆布，管理层则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外部审计师根本无法独立客观执业，内部审计工作的价值尚未得到管理层的充分认识与重视等等，不一而足。
IASB如何能够帮助中国克服这些问题？
在大卫泰迪看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会计标准。坏的标准必然产生坏的报告科目，然后导致坏的投资决策。这损害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而可能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宝贵的资本被投资到了坏的公司。
第二是必须有好的公司治理，在公司内部能够有一套系统来防止欺诈和丑闻的发生，这正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目的所在。
第三是必须有强硬的审计师监督公司的治理者，保证会计科目被正确执行。应该给予审计委员会更大的任命审计师的权力，而且审计委员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否则将形同虚设。
第四是政府的加强监管，要加重对不轨行为的处罚，让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被惩罚的后果将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所有的四个部分缺一不可，IASB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标准如果错了，就不可能有好的会计报告结果。”大卫泰迪说。
“对于这场国际会计准则改革，中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是否希望成为国际会计俱乐部的一分子？我相信，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中国采用国际标准是值得的。”他认为，虽然中国已经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但由于很多会计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匹配，投资者要求的回报中，其实加入了相应的风险升水，这等于增加了中国的资本使用成本。
大卫泰迪对《财经》表示，IASB非常珍视中国的参与。“有一些情况对于IASB是‘谜题’（puzzles）：例如我们没有经常发生公司被国家出售的情况，这涉及到公平价格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一课题。”
另一个引起泰迪极大兴趣的课题是，中国在不同市场上市的公司存在着同股不同价的情况，究竟哪种价格更合理？“我给财政部长的建议是，可以将中国的准则与IASB进行对比，由中国决定是否改变适用准则——如果能够说服我们，IASB也可以改变国际准则。有时你会说中国有特殊情况，但常常当我们讨论后会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与已经在法国、德国或美国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会计准则尚未有与IASB完全融合的迹象，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变，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命运。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于2004年通过了与IASB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IAS）兼容的第39款，这将直接影响到即将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
首先，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应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的做法，将会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损益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和损失拨备；其次，如果资产出售方仍然保留资产的收益应以某种方式完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就会影响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决定会计处理方式，影响了所有企业的拨备水平和损益表，企业将会发生大量的、非管理性的波动。
此外，银行除了要提供传统的财务信息，还要提供大量的风险管理的信息，比如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利润风险管理、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将促使银行重新审视并加强各项风险管理工作，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与之相比，IAS24（关联方披露）的规定更加束缚了中国企业的手脚。该项规定取消了豁免披露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间的关联方交易的规定，这对中国大量的国有控股企业都将造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间的交易往往并不具备关联交易特征，另一方面，此披露要求大大增加了搜集相关信息的成本。大卫泰迪承认，亚洲普遍存在不同于欧美企业的大量的关联交易，因此IASB也进行了一定的缓冲安排。首先，开展了一个中小企业的项目，目的是对于在中国和海外上市的公司和不在市场挂牌的公司区别对待，前者要求符合全套会计准则，而后者可免除不必要的要求；其次，制定一套包含主要原则的“精华版”准则体系，与“大而全准则体系”对应，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选择“精华版”准则，但必须完全公开，这样可减少企业应用和监管成本，提高可行性。
国际会计准则的风云变幻，正在对中国会计业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大卫泰迪说：“我确信中国需要更多真正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这关系到许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欧洲与美国在飞机制造和补贴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计师就会无处不在，因为必须有人解读那些数字。”
他的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根据统计资料，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指控中，因败诉已经损失约96.6亿美元，其中缺少熟悉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