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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圣经》是一部经典的宗教著作,同时它又是一部非凡的历史文化经典。它的传播和翻译成为打开西方文化的一把钥匙。本文主要探讨了《圣经》的英译史,以及《圣经》对世界文学和人们思想价值观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 英译本 翻译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圣经》是基督教的圣典,它记载了犹太民族1000多年的历史,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前者39卷,后者27卷。《旧约全书》本是犹太教圣经,是希伯来民族文学遗产的总汇,其原文为希伯来文。它的内容主线是讲上帝与其子民希伯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约全书》原文是希腊文,于公元一二世纪陆续写成,之后不久被译为拉丁文。《新约全书》意在说明上帝如何借圣子耶稣实现其拯救世人的计划。
一 《圣经》的翻译
《圣经》译本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考证,它共有1400多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新约全书》曾先后被译成1848种语言和方言。在《圣经》翻译史上,经历了几个里程碑式的阶段:首先是纪元前,即公元前285年至公元前249年,有70个学者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将《旧约全书》译为希腊文,译本名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其次是四到五世纪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以后是中世纪中期各民族语的古文本和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近代文本和各式各样的现代文本等。
《圣经》的英译始于8世纪。从14世纪起,《圣经》在英语中有好几种不同译本。第一本全英译本由维克利夫(Wycliff)译于1382年。在此之后,在各种英译本中以威廉·廷德尔(William Tyndale)所译的《新约》和部分《旧约》影响最大。廷德尔的译文用的是自艾尔弗雷德时期《英格兰编年史》沿用下来的口语体语言,它扎根于英国本族语言传统的深厚土壤里,简朴直率的文风尤为让人称道。廷德尔的英译本《圣经》为以后的英译《圣经》版本,包括1611年出版的詹姆士国王的《钦定本圣经》奠定了扎实的翻译基础。
詹姆士国王《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在所有版本中使用最广,影响最大。这是47人的集体成果,是英语翻译史上的一次壮举。这个英译本的出现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发展,是一部卓越的英语经典。它吸收了16世纪各译本的优点,充分发挥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对英国的散文、语言和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钦定本圣经》的辉煌使得18、19世纪的《圣经》翻译进入了相对平庸时期,这一时期的《圣经》翻译问津之人很少,且作品完全无法和《钦定本圣经》相媲美。
然而,再经过200多年的《圣经》研究的发展,《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欠妥之处还是渐渐显露出来,同时,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语言文化的迅速发展,时代的飞速变迁,《钦定本圣经》及其修订版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取代。《圣经》的翻译又进入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众多《圣经》的优秀译本出现,诸如1902年出版的《现代语新约》。詹姆斯·莫发特(James Moffatt),他也是《圣经》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英译《圣经》大量使用了现代英语成语,大胆调整原语的逻辑顺序,擅用散文的文风,这在《圣经》翻译史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的译作1935年出版。之后还有《新英语圣经》,1970年出版;“今日英语版”《圣经》1976年出版;“新国际版”《圣经》1973年出版。
其中“新国际版”《圣经》是《圣经》的一个全新译本,共有100多位优秀的《圣经》研究者参与了《圣经》的翻译,充分平衡了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分歧,也体现了这个译本的国际兼容性。同时这个英译本为了照顾各教派的观点,充分融合了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避免了对《圣经》释义的偏颇。这个版本的《圣经》,以近乎完美的译文,成为目前世界上绝对数量的基督徒信奉的圣书。总之,《圣经》的翻译跨越了2000多年,众多的翻译者为《圣经》的传播、宣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通过《圣经》的翻译,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它不仅对西方各民族人民的信仰、道德、精神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还作用于广大读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
二 《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圣经》的语言属于宗教语言,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它的译本,尤其是英文译本,在格式、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别于其它的文体,但它的措辞、所使用的文字、短语的本意和喻义,都能产生刻意追求和引人注目的效果。《圣经》的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可以说,《圣经》孕育了西方文化,抽去了《圣经》,西方世界就将倾斜;不了解《圣经》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文明与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支柱,《圣经》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1 文学作品中的《圣经》文化
在西方,《圣经》英译对英语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任何其他文学或宗教作品所不及的。《圣经》里含有的丰富文学性,决定了它对后来西方文学想象所产生的影响,也确立了它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占有的独特地位。一大批英美小说家借助于《圣经》,成就了其作品。《圣经》不仅为文学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题材,同时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言素材和可资借鉴、引申的内容。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伟大剧作家,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他从小就谙熟《圣经》。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圣经》有关。美国学者樊戴克曾经做过统计,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剧引用《圣经》的平均数是14次。据详细统计,莎翁12部喜剧中,《爱的徒劳》涉及《圣经》40处,《一报还一报》涉及《圣经》达53处,《威尼斯商人》则多达67处,参引《圣经》最少的《维洛那二绅士》也有8处;而在莎翁的悲剧中,许多悲剧主人公又再现了“基督——替罪羊”的人物原型。“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年轻的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爱”化解了两大家族之间的刻骨仇恨,在悲剧的结局中却吐露出基督教所推崇的“和谐”的光芒。可以说,《圣经》如影随形般地融入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英国学者柏格斯曾经指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纵使谁能禁止《圣经》的发行,完全禁毁了它,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中关于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伟大的教训,以及其它许多宝贵的金言,仍得以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留存”。
在美国,深受《圣经》影响的作家更是举不胜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书名即取自《圣经·旧约全书》第一卷的《传道书》,该书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他的另一代表作《老人与海》,从语言风格、遣词造句的特点来说,更是处处闪烁着《圣经》语言的光辉。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于1939年发表了《愤怒的葡萄》,为美国文坛“红色的30年代”谱写了一个时代最强音。这部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受《圣经》影响很大,它的主体章节借用了史诗《出埃及记》的客观、冷静的叙述语调,插叙章节借用了《创世纪》的抒情语调、《旧约全书》中先知的语气以及《新约全书》中预言家的语调。除此之外,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其所著的《柏油娃娃》,也是以伊甸园神话为隐喻模式构成了故事的中心框架,而故事的背景则与《圣经》中描写的《失乐园》颇为相似,说明作者在创作时的构思受到《圣经》的很大影响。
不仅在西方,《圣经》对东方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阿拉伯文化中的重要典籍《古兰经》,全书大约1/4篇幅直接或间接地取自于《圣经》。日本文坛上一大批名家,如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川端康成等,也都受惠于《圣经》,他们的作品中明显留下了《圣经》文化的印迹。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文学逐渐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作家根据自己对《圣经》素材的理解,借《圣经》故事和文体来传达自己的某种情绪和心声,这其中表现最典型的当数冰心了。冰心的许多作品,如《十字架的园里》、《晚祷》、《相片》等,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特征。如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冰心采用了《圣经》的文体写道: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
再看《启示录》第6章的13-14节: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了起来,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冰心对《圣经》意象、句式、语调的未加雕琢、浑朴自然的运用,甚至达到思维方式上的“化用”。
2 《圣经》翻译所带来的“向善”的人文主义思想
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在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沟通, 为西方思想发展中“知”、“行”、“信”三者的统一创造了基础, 使得西方文化中探讨“真善美”、讲究“信望爱”的价值体系逐步形成。可以说, 文化史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与宗教史发展中的“基督信仰”有着不解之缘。《圣经》自始至终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箴言及训诫,可谓比比皆是。它们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爱是把一切完善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事实上,无论是佛教的《佛经》,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宣扬世人行善于世的思想,但《圣经》的翻译不仅倡导了善行,更深化了用“爱”去融化一切罪恶的思想。《新约》的作者指出,“人苦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17)。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是消极地在犯罪,亏欠就是罪。“要通过爱心互相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3-14)。《圣经》中要求基督徒要像爱自己一样主动地去爱别人,这个要求很高。同时《圣经》中耶稣教训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路加福音》6:27-28,32-33)。《圣经》的这些句子生动地体现了无私、博爱的精神,强调全心奉献而不求回报,这符合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圣经》的翻译和传播,对人的道德、心智、情操、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向善导引作用。一个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但“重义向善”的美德, 对于人们的人文内涵的培养和人生价值、精神信念的树立,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 小结
《圣经》的翻译和广泛传播,使得其语言里所蕴藏的深层文化内涵,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从而成为世界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和艺术宝库。中世纪以来,《圣经》更是渗透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信仰、道德和精神,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本文系2009年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E)NDSK09-9。
参考文献:
[1] 文庸:《圣经蠡测〈自序〉》,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翻译语言》,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1年版。
[3] 梁工、许相全、肖四新等:《莎士比亚与〈圣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 肖四新:《〈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5] 任开东、温秀颖:《〈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亚敏,女,1973—,河南洛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工作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圣经》 英译本 翻译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圣经》是基督教的圣典,它记载了犹太民族1000多年的历史,其教义和思想奠定了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基石。《圣经》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前者39卷,后者27卷。《旧约全书》本是犹太教圣经,是希伯来民族文学遗产的总汇,其原文为希伯来文。它的内容主线是讲上帝与其子民希伯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约全书》原文是希腊文,于公元一二世纪陆续写成,之后不久被译为拉丁文。《新约全书》意在说明上帝如何借圣子耶稣实现其拯救世人的计划。
一 《圣经》的翻译
《圣经》译本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考证,它共有1400多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新约全书》曾先后被译成1848种语言和方言。在《圣经》翻译史上,经历了几个里程碑式的阶段:首先是纪元前,即公元前285年至公元前249年,有70个学者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将《旧约全书》译为希腊文,译本名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其次是四到五世纪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以后是中世纪中期各民族语的古文本和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近代文本和各式各样的现代文本等。
《圣经》的英译始于8世纪。从14世纪起,《圣经》在英语中有好几种不同译本。第一本全英译本由维克利夫(Wycliff)译于1382年。在此之后,在各种英译本中以威廉·廷德尔(William Tyndale)所译的《新约》和部分《旧约》影响最大。廷德尔的译文用的是自艾尔弗雷德时期《英格兰编年史》沿用下来的口语体语言,它扎根于英国本族语言传统的深厚土壤里,简朴直率的文风尤为让人称道。廷德尔的英译本《圣经》为以后的英译《圣经》版本,包括1611年出版的詹姆士国王的《钦定本圣经》奠定了扎实的翻译基础。
詹姆士国王《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在所有版本中使用最广,影响最大。这是47人的集体成果,是英语翻译史上的一次壮举。这个英译本的出现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发展,是一部卓越的英语经典。它吸收了16世纪各译本的优点,充分发挥了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对英国的散文、语言和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钦定本圣经》的辉煌使得18、19世纪的《圣经》翻译进入了相对平庸时期,这一时期的《圣经》翻译问津之人很少,且作品完全无法和《钦定本圣经》相媲美。
然而,再经过200多年的《圣经》研究的发展,《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欠妥之处还是渐渐显露出来,同时,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语言文化的迅速发展,时代的飞速变迁,《钦定本圣经》及其修订版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取代。《圣经》的翻译又进入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众多《圣经》的优秀译本出现,诸如1902年出版的《现代语新约》。詹姆斯·莫发特(James Moffatt),他也是《圣经》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英译《圣经》大量使用了现代英语成语,大胆调整原语的逻辑顺序,擅用散文的文风,这在《圣经》翻译史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的译作1935年出版。之后还有《新英语圣经》,1970年出版;“今日英语版”《圣经》1976年出版;“新国际版”《圣经》1973年出版。
其中“新国际版”《圣经》是《圣经》的一个全新译本,共有100多位优秀的《圣经》研究者参与了《圣经》的翻译,充分平衡了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分歧,也体现了这个译本的国际兼容性。同时这个英译本为了照顾各教派的观点,充分融合了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避免了对《圣经》释义的偏颇。这个版本的《圣经》,以近乎完美的译文,成为目前世界上绝对数量的基督徒信奉的圣书。总之,《圣经》的翻译跨越了2000多年,众多的翻译者为《圣经》的传播、宣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通过《圣经》的翻译,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它不仅对西方各民族人民的信仰、道德、精神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还作用于广大读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
二 《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圣经》的语言属于宗教语言,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它的译本,尤其是英文译本,在格式、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别于其它的文体,但它的措辞、所使用的文字、短语的本意和喻义,都能产生刻意追求和引人注目的效果。《圣经》的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可以说,《圣经》孕育了西方文化,抽去了《圣经》,西方世界就将倾斜;不了解《圣经》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文明与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支柱,《圣经》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1 文学作品中的《圣经》文化
在西方,《圣经》英译对英语文学作品的影响是任何其他文学或宗教作品所不及的。《圣经》里含有的丰富文学性,决定了它对后来西方文学想象所产生的影响,也确立了它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占有的独特地位。一大批英美小说家借助于《圣经》,成就了其作品。《圣经》不仅为文学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题材,同时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言素材和可资借鉴、引申的内容。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伟大剧作家,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他从小就谙熟《圣经》。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圣经》有关。美国学者樊戴克曾经做过统计,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剧引用《圣经》的平均数是14次。据详细统计,莎翁12部喜剧中,《爱的徒劳》涉及《圣经》40处,《一报还一报》涉及《圣经》达53处,《威尼斯商人》则多达67处,参引《圣经》最少的《维洛那二绅士》也有8处;而在莎翁的悲剧中,许多悲剧主人公又再现了“基督——替罪羊”的人物原型。“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年轻的殉道者,他们用自己的“爱”化解了两大家族之间的刻骨仇恨,在悲剧的结局中却吐露出基督教所推崇的“和谐”的光芒。可以说,《圣经》如影随形般地融入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英国学者柏格斯曾经指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纵使谁能禁止《圣经》的发行,完全禁毁了它,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中关于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伟大的教训,以及其它许多宝贵的金言,仍得以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留存”。
在美国,深受《圣经》影响的作家更是举不胜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书名即取自《圣经·旧约全书》第一卷的《传道书》,该书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他的另一代表作《老人与海》,从语言风格、遣词造句的特点来说,更是处处闪烁着《圣经》语言的光辉。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于1939年发表了《愤怒的葡萄》,为美国文坛“红色的30年代”谱写了一个时代最强音。这部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受《圣经》影响很大,它的主体章节借用了史诗《出埃及记》的客观、冷静的叙述语调,插叙章节借用了《创世纪》的抒情语调、《旧约全书》中先知的语气以及《新约全书》中预言家的语调。除此之外,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其所著的《柏油娃娃》,也是以伊甸园神话为隐喻模式构成了故事的中心框架,而故事的背景则与《圣经》中描写的《失乐园》颇为相似,说明作者在创作时的构思受到《圣经》的很大影响。
不仅在西方,《圣经》对东方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阿拉伯文化中的重要典籍《古兰经》,全书大约1/4篇幅直接或间接地取自于《圣经》。日本文坛上一大批名家,如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川端康成等,也都受惠于《圣经》,他们的作品中明显留下了《圣经》文化的印迹。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文学逐渐走上“脱亚入欧”的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作家根据自己对《圣经》素材的理解,借《圣经》故事和文体来传达自己的某种情绪和心声,这其中表现最典型的当数冰心了。冰心的许多作品,如《十字架的园里》、《晚祷》、《相片》等,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特征。如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冰心采用了《圣经》的文体写道:
“天上的星辰,骤雨般落在大海上,嗤嗤繁响。海波如山一般汹涌,一切楼屋都在地上旋转,天如同一张蓝纸卷了起来。树叶子满空飞舞,鸟儿归巢,走兽躲到它的洞穴。”
再看《启示录》第6章的13-14节: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了起来,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冰心对《圣经》意象、句式、语调的未加雕琢、浑朴自然的运用,甚至达到思维方式上的“化用”。
2 《圣经》翻译所带来的“向善”的人文主义思想
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在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沟通, 为西方思想发展中“知”、“行”、“信”三者的统一创造了基础, 使得西方文化中探讨“真善美”、讲究“信望爱”的价值体系逐步形成。可以说, 文化史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与宗教史发展中的“基督信仰”有着不解之缘。《圣经》自始至终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箴言及训诫,可谓比比皆是。它们告诉世人:有了爱,一切过错和仇恨皆可化解。爱是把一切完善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事实上,无论是佛教的《佛经》,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宣扬世人行善于世的思想,但《圣经》的翻译不仅倡导了善行,更深化了用“爱”去融化一切罪恶的思想。《新约》的作者指出,“人苦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4:17)。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是消极地在犯罪,亏欠就是罪。“要通过爱心互相服事,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3-14)。《圣经》中要求基督徒要像爱自己一样主动地去爱别人,这个要求很高。同时《圣经》中耶稣教训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路加福音》6:27-28,32-33)。《圣经》的这些句子生动地体现了无私、博爱的精神,强调全心奉献而不求回报,这符合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圣经》的翻译和传播,对人的道德、心智、情操、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向善导引作用。一个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但“重义向善”的美德, 对于人们的人文内涵的培养和人生价值、精神信念的树立,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 小结
《圣经》的翻译和广泛传播,使得其语言里所蕴藏的深层文化内涵,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从而成为世界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和艺术宝库。中世纪以来,《圣经》更是渗透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信仰、道德和精神,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本文系2009年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E)NDSK09-9。
参考文献:
[1] 文庸:《圣经蠡测〈自序〉》,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翻译语言》,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1年版。
[3] 梁工、许相全、肖四新等:《莎士比亚与〈圣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 肖四新:《〈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5] 任开东、温秀颖:《〈圣经〉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亚敏,女,1973—,河南洛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工作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