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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要不要科学发展？如何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如何避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落空？如何正确引导地方，从“GDP挂帅”的新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关键是既要解决中央与地方发展思路和路线的“南辕北辙”这一核心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即要保护地方“好的积极性”，但绝不鼓励和迁就地方 “盲目的积极性”，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促进地方政府从生产总值增长竞赛转向公共服务竞赛。
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GDP不再是政府的最大政绩，而是市场主体的最大政绩，这包括投资者、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消费者，还包括外资企业等，他们才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当然也是创造GDP的主体。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而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提供者，他们的政绩反映在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上，这可以用经济波动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和客观评价。即使上述政府政绩，也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而是中央政府的政绩，因为只有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并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即宏观经济稳定，就是通常人们所言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领导的结果”。各级地方政府是这一决策的执行者，千万不能把这个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绩算在自己的“头上”，更不能把市场主体创造的GDP及增长率算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自己的“政绩”，否则就有“贪天下之功”之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生产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理由。
通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称为“动物精神”，是指私人投资的冲动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地方干部追求GDP的“动物精神”，是指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拼命“大干快上”。作为企业家、投资者，追求增长和投资利润的“动物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地方官员一味地追求增长和投资政绩的“动物精神”，就可能导致在市场经济领域的严重“越位”，与民（市场主体）争利，却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
中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地发展条件差异甚大，我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因此用GDP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来评价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排序，既不公平也不科学，这不利于考察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生态基础脆弱、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地方干部的政绩，更不利于激励优秀的干部到这些落后艰苦的地方工作、锻炼和成长。
在中国，不仅需要有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也需要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竞赛，但是要根本改变竞赛的指标和指挥棒。取消GDP考核指标，就会大大地解放广大干部，正确地引导广大干部，不是以GDP论英雄，而是以科学发展论英雄。这就需要把GDP竞赛转变成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这样做既公平也合理，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一方面服务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公开，另一方面服务所辖地区公民，保证公共服务公平公正公开。
警惕“打左灯，往右跑”现象
中国从毛泽东时代搞“大跃进”时就有经济增长率升级大战的历史传统。中央提出的目标基本是全国的底线，接下来省级目标高于中央，地级目标又高于省级，县级目标又高于地级，中央的目标就被层层加码，级级抬高。邓小平时代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先是1980年代下半期的经济过热和高通胀，1989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痛定思痛，再也不搞“大起大落”，后是1992年“南巡”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双加快”，要求经济增长率由6%提高到8-9%，立即形成了各地“GDP升级大战”，再次“经济过热”，再次爆发“高通货膨胀”，1993年被迫调整。尽管有许多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GDP升级大战”的机制始终存在，一有机会就会出现。
五年前，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目标层层放大的效应。“十一五”时期，国家规划预期目标是7.5%，但是省级政府规划的目标是8.5-13%，平均是10.1%，比国家高出2.6个百分点；地级市，根据31个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增长率制定为9.5-20%，平均数13.1%；县级，根据22个随机抽样样本计算，最低的为9.6%，最高28.3%，平均数14.2%。这反映出各地区GDP竞赛越到低一层就越激烈，指标就越高，这是我们体制的通病和顽症。
从目前已经公开的23个省（市区）党委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来看，只有3个省（市区）调门和中央一致，是弱化经济增长指标；有10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将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0个省（市区），还是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有7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14%）。（见资料链接）估计全国已经有25个地区在10%以上。我曾问一个省：“10%以上是多少？”回答是在13.5%左右。有的地级市和县还提出五年“GDP翻一番半”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20%）。
许多地方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讲的是“北京话”即“科学发展”，回到了本地开会讲的却是“本地话”即“加快发展”，本质上传统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 。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目标时，仍然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上，我们称之为 “路径依赖”，并“自我锁定”。这是典型的“打左灯，往右跑”，还是“快字当头”，还是“大干快上”。如果中央不及时遏制这一倾向，“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层层放大效应只会比“十一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可能落空。
上述之争我称之为是新形势条件下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科学发展”与“加快发展”不同思路的斗争，它根本不同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高层政治斗争，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这两者的政治性质根本不同。好在党中央内部是高度共识的，中国不会“翻车”，但是会干扰中国进入科学发展路径，这就需要及时解决、形成政治共识。由于中央与地方所处在的地位、所获得的信息、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也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沟通不足有关，还与国家规划滞后于地方规划有关，中央需要主动了解地方的需求，及早发现问题，在内部增加信息沟通、信息分享，同时在国家决策层扩大地方的参与程度，将关键的信息提早告知地方，引导和指导地方转向和调整。
取消省级GDP考核指标
从世界大国看，各国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比较或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还说得过去，没有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从今后看，还是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对省级GDP的统计，只有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个不同的GDP数据。
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之后，他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要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从GDP增长率指标来看，要给地方政府泼凉水，不要口头科学发展，实际非科学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省以下，实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指标更为重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
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GDP不再是政府的最大政绩，而是市场主体的最大政绩，这包括投资者、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和消费者，还包括外资企业等，他们才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当然也是创造GDP的主体。政府不是创造GDP的主体，而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提供者，他们的政绩反映在宏观经济是否稳定上，这可以用经济波动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失业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和客观评价。即使上述政府政绩，也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而是中央政府的政绩，因为只有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经济调控并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即宏观经济稳定，就是通常人们所言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决策和领导的结果”。各级地方政府是这一决策的执行者，千万不能把这个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绩算在自己的“头上”，更不能把市场主体创造的GDP及增长率算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自己的“政绩”，否则就有“贪天下之功”之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生产总值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理由。
通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精神即追求利润最大化称为“动物精神”，是指私人投资的冲动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实际上，长时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地方干部追求GDP的“动物精神”，是指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拼命“大干快上”。作为企业家、投资者，追求增长和投资利润的“动物精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地方官员一味地追求增长和投资政绩的“动物精神”，就可能导致在市场经济领域的严重“越位”，与民（市场主体）争利，却在公共服务领域严重“缺位”。
中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地发展条件差异甚大，我称之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因此用GDP增长率或人均GDP水平来评价不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排序，既不公平也不科学，这不利于考察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生态基础脆弱、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地方干部的政绩，更不利于激励优秀的干部到这些落后艰苦的地方工作、锻炼和成长。
在中国，不仅需要有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也需要有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竞赛，但是要根本改变竞赛的指标和指挥棒。取消GDP考核指标，就会大大地解放广大干部，正确地引导广大干部，不是以GDP论英雄，而是以科学发展论英雄。这就需要把GDP竞赛转变成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这样做既公平也合理，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一方面服务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公开，另一方面服务所辖地区公民，保证公共服务公平公正公开。
警惕“打左灯，往右跑”现象
中国从毛泽东时代搞“大跃进”时就有经济增长率升级大战的历史传统。中央提出的目标基本是全国的底线，接下来省级目标高于中央，地级目标又高于省级，县级目标又高于地级，中央的目标就被层层加码，级级抬高。邓小平时代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先是1980年代下半期的经济过热和高通胀，1989年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痛定思痛，再也不搞“大起大落”，后是1992年“南巡”之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双加快”，要求经济增长率由6%提高到8-9%，立即形成了各地“GDP升级大战”，再次“经济过热”，再次爆发“高通货膨胀”，1993年被迫调整。尽管有许多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GDP升级大战”的机制始终存在，一有机会就会出现。
五年前，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率目标层层放大的效应。“十一五”时期，国家规划预期目标是7.5%，但是省级政府规划的目标是8.5-13%，平均是10.1%，比国家高出2.6个百分点；地级市，根据31个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增长率制定为9.5-20%，平均数13.1%；县级，根据22个随机抽样样本计算，最低的为9.6%，最高28.3%，平均数14.2%。这反映出各地区GDP竞赛越到低一层就越激烈，指标就越高，这是我们体制的通病和顽症。
从目前已经公开的23个省（市区）党委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来看，只有3个省（市区）调门和中央一致，是弱化经济增长指标；有10个省（市区）继续锁定在快速增长的目标上，仍将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0个省（市区），还是要大干快上，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有7个省（市区）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14%）。（见资料链接）估计全国已经有25个地区在10%以上。我曾问一个省：“10%以上是多少？”回答是在13.5%左右。有的地级市和县还提出五年“GDP翻一番半”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20%）。
许多地方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讲的是“北京话”即“科学发展”，回到了本地开会讲的却是“本地话”即“加快发展”，本质上传统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 。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目标时，仍然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上，我们称之为 “路径依赖”，并“自我锁定”。这是典型的“打左灯，往右跑”，还是“快字当头”，还是“大干快上”。如果中央不及时遏制这一倾向，“十二五”经济增长的层层放大效应只会比“十一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也可能落空。
上述之争我称之为是新形势条件下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科学发展”与“加快发展”不同思路的斗争，它根本不同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高层政治斗争，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这两者的政治性质根本不同。好在党中央内部是高度共识的，中国不会“翻车”，但是会干扰中国进入科学发展路径，这就需要及时解决、形成政治共识。由于中央与地方所处在的地位、所获得的信息、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也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沟通不足有关，还与国家规划滞后于地方规划有关，中央需要主动了解地方的需求，及早发现问题，在内部增加信息沟通、信息分享，同时在国家决策层扩大地方的参与程度，将关键的信息提早告知地方，引导和指导地方转向和调整。
取消省级GDP考核指标
从世界大国看，各国都不统计地区生产总值，更谈不上比较或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这容易产生重复计算，并不科学，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太大，目前统计省级生产总值还说得过去，没有必要统计省以下地区生产总值。从今后看，还是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取消对省级GDP的统计，只有全国的GDP，不能搞出两个不同的GDP数据。
对地方政府，取消了地区生产总值考核目标之后，他们的政绩到底是什么呢？地方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改善民生，提供地方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产品，加强社会管理，进行市场监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行绿色发展，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从不同的政府层次看，越是较低一级的政府，越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越是要淡化经济职能。这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
从GDP增长率指标来看，要给地方政府泼凉水，不要口头科学发展，实际非科学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省以下，实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指标更为重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