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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老婆活下去,吃低保的41岁男人廖丹私刻医院图章,四年骗取医院透析费17.2万余元。此事一经披露,社会反应不一,有呼吁“严惩”的,有希望“重罚”的,然而更多的,是同情,因而被称为“最凄美的爱情故事”。
笔者看来,“凄美”也罢,“爱情”也罢,未免都“网资”味重了。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人生无路时,不是身临其境者,很难表达其中之况味,有的话,还是廖丹他自己说得确切:“说啥爱情,不就是家里这点事!”
家里那点事,就是让老婆活下去!当你卡里没钱,医保没门,告贷没路,而人还得活下去时,你是找红十字会?还是某工会?抑或信访、媒体?
这就是灯下黑。人生无路,荒野无灯时,谁不“医得眼前疮”再说的?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在我们又何尝没有发生过呢。
年前整理老屋时,发现一只放大镜。那是一种用硬板纸制作的夹眼式放大镜,表面已经很有些“包浆”了,如同现在修表匠还戴的那种,所不同的是,这只放大镜是老爸三十年前自制的。
“文革”后期,生活资料高度匮乏。母亲的肝硬化已相当严重,为严控体内“氨”的生成,医嘱严限动物性蛋白,而最理想的蛋白,就是豆制品。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豆制品在那会是严控的奢侈品,每户的“豆制品卡”限定每月上、中、下旬的购买量,一个人的购买量仅四分钱。于是全家的豆制品都供应母亲,但母亲怎忍心独享呢,总偷偷地让我们吃一些。而向亲友借卡比借钱还难,无路可走的老爸只好铤而走险。
某晚突然看见父亲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制作一物,想凑拢看看却被他狠狠白了一眼。如是者三夜终于大功告成,那是一只单筒的放大镜,直径如啤酒瓶口,上缀一根宽紧带,可以戴在头上,凸光镜则被固定在塑料圈上,塑料圈又被丝线固定在硬板纸做成的筒壁上,硬板纸当然很硬,我们看着父亲戴好母亲常用的顶针箍,先用锥子钻孔,然后一针针地顶进去,顶针箍多次被顶穿,鲜血每每沾满手指。
我们不知他要干什么。母亲似乎总激烈地反对着他。但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天他把我们叫过去,极其严厉地说,为了你们母亲的病,我只好做一件违法事,你们谁要走漏风声,我就不客气!
门窗都被严严实实地捂紧了,屋内顿成密室。父亲拿过一张已经作废的豆制品卡,像钟表匠一样戴上了放大镜,手持极薄的“飞鹰牌”胡子刀片,细细“修刮”起来,如同廖丹的“私刻”一样,老爸的“私刮”,是要把卡面的圆珠笔书写的购买记录用最锋利的刃口去掉而又不破坏纸卡的界面,使之循环使用。为什么不使用橡皮呢,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橡皮和“褪色灵”都是对纸质印痕的粗放的“狂轰滥炸”,在笔迹去掉的同时,纸质原貌也完了,一看就是涂改过的。
父亲的“活”,缜密而且颇耗时间,每当结束时,总是汗流满面,甚至面色青白,最初时他根本不让我们接近,时间久了也就对我们松懈了,我们发现,在放大镜的视野里,纸面像绒布,刀刃顺着笔势走,印痕只是被薄刃极其精确地削去了几微米纤维,也就是极薄的一层,再用钢笔杆一滚一揉,就是一张没用过的新卡了。
那是一种真正的功夫活。“文革” 时有人说我父亲“特务嫌疑”,我相信他不是。但并不怀疑他受过一定的“训练”,倘是自学,那就更了不起。
母亲的病,一天天地缓解了,心事却越来越重,怕东窗事发,40多岁人倒像偷吃禁果的大姑娘,一边责怪父亲的妄为,一边接受他的馈赠。
如此大胆的涂改,性质之严重,在当时大约一如现在的“私刻公章”吧,一旦事发,起码劳改。我后来常常觉得父亲的一生似乎一事无成,但现在自己年过半百了,回望父亲,突然非常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人生无奈。荒野无灯。如果他还活着,也接受采访,相信他的回答一定比廖丹还解渴:“少扯凄美,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吧?!”
笔者看来,“凄美”也罢,“爱情”也罢,未免都“网资”味重了。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人生无路时,不是身临其境者,很难表达其中之况味,有的话,还是廖丹他自己说得确切:“说啥爱情,不就是家里这点事!”
家里那点事,就是让老婆活下去!当你卡里没钱,医保没门,告贷没路,而人还得活下去时,你是找红十字会?还是某工会?抑或信访、媒体?
这就是灯下黑。人生无路,荒野无灯时,谁不“医得眼前疮”再说的?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在我们又何尝没有发生过呢。
年前整理老屋时,发现一只放大镜。那是一种用硬板纸制作的夹眼式放大镜,表面已经很有些“包浆”了,如同现在修表匠还戴的那种,所不同的是,这只放大镜是老爸三十年前自制的。
“文革”后期,生活资料高度匮乏。母亲的肝硬化已相当严重,为严控体内“氨”的生成,医嘱严限动物性蛋白,而最理想的蛋白,就是豆制品。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豆制品在那会是严控的奢侈品,每户的“豆制品卡”限定每月上、中、下旬的购买量,一个人的购买量仅四分钱。于是全家的豆制品都供应母亲,但母亲怎忍心独享呢,总偷偷地让我们吃一些。而向亲友借卡比借钱还难,无路可走的老爸只好铤而走险。
某晚突然看见父亲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制作一物,想凑拢看看却被他狠狠白了一眼。如是者三夜终于大功告成,那是一只单筒的放大镜,直径如啤酒瓶口,上缀一根宽紧带,可以戴在头上,凸光镜则被固定在塑料圈上,塑料圈又被丝线固定在硬板纸做成的筒壁上,硬板纸当然很硬,我们看着父亲戴好母亲常用的顶针箍,先用锥子钻孔,然后一针针地顶进去,顶针箍多次被顶穿,鲜血每每沾满手指。
我们不知他要干什么。母亲似乎总激烈地反对着他。但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天他把我们叫过去,极其严厉地说,为了你们母亲的病,我只好做一件违法事,你们谁要走漏风声,我就不客气!
门窗都被严严实实地捂紧了,屋内顿成密室。父亲拿过一张已经作废的豆制品卡,像钟表匠一样戴上了放大镜,手持极薄的“飞鹰牌”胡子刀片,细细“修刮”起来,如同廖丹的“私刻”一样,老爸的“私刮”,是要把卡面的圆珠笔书写的购买记录用最锋利的刃口去掉而又不破坏纸卡的界面,使之循环使用。为什么不使用橡皮呢,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橡皮和“褪色灵”都是对纸质印痕的粗放的“狂轰滥炸”,在笔迹去掉的同时,纸质原貌也完了,一看就是涂改过的。
父亲的“活”,缜密而且颇耗时间,每当结束时,总是汗流满面,甚至面色青白,最初时他根本不让我们接近,时间久了也就对我们松懈了,我们发现,在放大镜的视野里,纸面像绒布,刀刃顺着笔势走,印痕只是被薄刃极其精确地削去了几微米纤维,也就是极薄的一层,再用钢笔杆一滚一揉,就是一张没用过的新卡了。
那是一种真正的功夫活。“文革” 时有人说我父亲“特务嫌疑”,我相信他不是。但并不怀疑他受过一定的“训练”,倘是自学,那就更了不起。
母亲的病,一天天地缓解了,心事却越来越重,怕东窗事发,40多岁人倒像偷吃禁果的大姑娘,一边责怪父亲的妄为,一边接受他的馈赠。
如此大胆的涂改,性质之严重,在当时大约一如现在的“私刻公章”吧,一旦事发,起码劳改。我后来常常觉得父亲的一生似乎一事无成,但现在自己年过半百了,回望父亲,突然非常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人生无奈。荒野无灯。如果他还活着,也接受采访,相信他的回答一定比廖丹还解渴:“少扯凄美,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