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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与和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体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提出要缓和并改善中苏关系。但是如何才能使两个相互对抗已20年的国家重修旧好呢？
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勃氏绝唱”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中苏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离在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个讲话常被称为“勃氏绝唱”。
邓小平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3月26日上午，外交部在主楼门厅处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利用“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又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这一年夏天，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事才行。他所说的“做点事”就是“三个撤军”。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当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鄧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14日清早，中国驻苏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讲话稿虽只有七八百字，但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讲话稿称他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大手笔”。14日中午，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消除“三大障碍”
从1982年10月起，谈判班子的几个工作人员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进行了整整三年。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作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鄧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我们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四人，即邓小平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四人为另一方，进行“不对称对弈”。结果这盘棋邓小平终于赢了。
（摘自《党史文苑》）
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勃氏绝唱”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中苏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离在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个讲话常被称为“勃氏绝唱”。
邓小平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3月26日上午，外交部在主楼门厅处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利用“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982年4月16日，邓小平又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这一年夏天，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事才行。他所说的“做点事”就是“三个撤军”。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当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鄧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14日清早，中国驻苏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讲话稿虽只有七八百字，但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讲话稿称他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大手笔”。14日中午，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消除“三大障碍”
从1982年10月起，谈判班子的几个工作人员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进行了整整三年。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作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鄧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我们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四人，即邓小平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四人为另一方，进行“不对称对弈”。结果这盘棋邓小平终于赢了。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