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痫、偏瘫、不受控制的口水、说完就忘得碎碎念。我小时候看见这些会吓得哆嗦，满目厌恶。现如今我的胡子越长越多，头发越掉越少，才懂得并不得不承认成长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悲伤，而那些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间临到我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在家门口看夕阳西下的孩子了，也不会再等迎着余晖走过来的卖豆腐脑的三轮车。我还记得第一次买他们的豆腐脑那天是他们第一天卖，我要了一碗豆腐脑，他们送了我一根油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买过，很好吃，我吃不起而已。而我之所以对他们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那一根油条。正如我当年所料，他们卖了不到一年便不卖了，生意不好，又是年轻人，待在村子里是会被笑话的。所以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是唯一一对在村里谋过生的年轻人。
　　一日之中我最爱黄昏，可能是这个原因，我记忆中的童年是昏黄色的。可能也不全然因此，因为那里还有别的黄色东西。在黄土高原上顺着黄河流下来的黄土在这停了下来，人们用黄土打地基、盖房子。黄土还有一个作用，若谁家新生的孩子起了湿疹（家里是这样叫的，我感觉不是医学意义上的湿疹，主要在孩子的裆部，由带尿戒子引起的）到河边选些盖在表面上的干松细腻的黄土，回家用锅炒热撒在病处，便全然好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祖祖辈辈这么用着。
　　除了那些黄色的东西，还有一辆黄色的车，是村子里去县城的唯一交通工具。不仅是县城，只要去远方都要坐它。县城里的客车大部分发往各个镇上，村里的人要坐车都要去镇上坐。只有极少数的客车经过村子，很幸运，我们村子是其中之一。客车很大，标准座位是十八个，平时坐不满，如果赶上上下学可以坐到七八十个。站着睡觉是倒不了的。在去上学的六年里，我补过不少这样的觉。
　　早上要五点钟起床，逆着行车路线往前走几里地，为了能占个座。但大部分时间是占不到的，比我努力的人还有很多。车上是一个特殊的空间，我的脚一迈上车就感觉已经出了村子。小时候盼着长大，盼着去远方，盼着坐这辆车到终点站再转车，想不到转什么车，随便一辆就好了。我要去远方。现如今长大了，到了远方，事情没那么美好，也没那么糟糕。便又觉得如果能一直坐着客车去县城上学也挺好，每次上学拿好两周的生活费，不用担心吃穿的事，只想着怎么学习和逗小姑娘开心便好。生活费是二百或三百，如果是我爸给就是二百，我妈给就是三百。
　　有次坐车我把钱掉了，没有找到，下了车后非常害怕，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其实害怕倒在其次，愧疚是主要的，我深知钱来的不易。可也不能没钱吃饭，找到司机借了电话，我爸接的，就更害怕了。我说把钱掉了，他立马语无伦次的凶我，他很少凶我，从不骂我。突然我好像听见妈妈走了过来，似是推了他一下，他立马缓和了很多。说没事，让我去我姐家拿生活费。于是我更加难过，挂了电话便想哭。
　　走着去了我姐家，把事情告诉她后她问我：“咱爸凶你没？”
　　“凶了”
　　她笑着说：“没事”
　　我姐给了我四百块钱：“不够再来拿。”
　　“够了，二百就行。”
　　“拿着吧，咱妈问你就说拿了二百。”
　　后来我还是给我妈说拿了四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本来就对钱极为敏感，经此以后便更加珍惜了。当学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时，那些感受瞬间扎进了心里，我节俭的毛病怕是终生改不掉了。
　　从村子里坐车出去还会坐车回村子里去，车会在黄昏时到家。我爷爷但凡知道我回来必定会坐在路边等着。我下了车，他站起身小跑过来，高高兴兴的拍拍我肩膀，在前边引我回家。大街上但凡有人都要看看，只要车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停下了，他们就都要看看，看看这个从远方回来的人是谁家的。
　　现在不会了，人们习以为常了。坐车回家的少了，开车回家的多了，那种神秘感已经消失了。小时候我看见客车过来会吓得跑回家，后来兴奋的行注目礼，现如今可以和司机摆手打招呼。当年的六块钱车票今天涨到了十块钱。每次我出门上车的时候，我爷爷也不会再表现得那么伤心了，但是却依然会不停的问我：“钱够吗？我那还有点……”
　　“够了爷爷，还有很多呢。”
　　他知道他的钱不多，我的钱够用，可这是他关心孙子唯一的方式了，孙子长大了，很多事情他都不懂了，想关心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只是盼着下回那个接车的黄昏能早点来到。
　　爷爷确实老了，他站起来的时候明显没那么利索了。爷爷向路西走去，西边有母亲年少时的家，还有姥姥走过的麦子地。后来我渐渐知道了亚洲的西方是欧洲，中国的西方有一堆斯坦，山东的西边有山西。可我还是不知道那片麦子地的西边是哪里，只有黄昏中的人知道。黄昏里的人也问过我，美国是不是欧洲的。
　　黄昏的时候，我站在老家的木桥边看着远方的芦苇，秋天的风景是那样的萧瑟，夕阳又是那样的凄凉。我看着爷爷弯曲的身体，同他的拐杖一样。我看着姥姥丝丝的银发，和天真的那一道白光一樣。
　　我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他们不曾见过的美好，我想做席慕蓉《暮歌》中那山岗上最后的一笔激情，在他们已经定型的故事中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