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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田是书院办学经费的来源，也是其兴衰存亡的根本。书田对书院的意义十分重要，但书田因日久大都被豪民、浪僧、胥吏、佃户所侵没。本文以明清鹅湖书院为例，探讨知府、知县、山长、士子与豪民、浪僧、胥吏、佃户等在书田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书田；知府；山长；士子；豪民;浪僧；胥吏；佃户
【中图号】K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26-01
大多书院都属民办形式，就算是公办的，但都是没有县级财政给予支持。山长与先生的薪酬、学生的膏火及书院的正常运转都靠书田，因此书田对书院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关乎其兴衰存亡。下面以铅山的鹅湖书院的书田为例作进一步的揭示。
鹅湖书院本有书田，但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被豪民与浪僧所侵没，且知县都欲复其书田，但因恐积久不可复，遂作罢。如在郑之侨的一篇记中就有记录：书院既设，而无岁租以赡之，育士之意何？此其义可知也，其类不可忽也。额租四百余担，久侵没于豪民、浪僧，欲骤而夺其所有，恐积久殆不可复乎。
不光是豪民与浪僧侵没书田，反正只要因书田管理懈怠，就有可能被人钻营。如在鹅湖山长吴嵩梁的书田志中就有记载这类事情：嘉庆十八年，吴山长所修鹅湖忆田志，详载四贤祠田亩，山界租担数，自其租向归官征，一切书院经费由官措办，历年既久，田经洪水之淹没，佃户之吞瞒，胥吏之侵蚀，租担日少，入不敷用。
书田一般是租给佃户耕种，但因洪水等一些原因且日久，佃户便趁机吞瞒。由于一切书院经费都有官措办，因此为胥吏侵蚀书田留下空间与可能性，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田日少。书院就面临着三种可能性：其一、继续募捐书田；其二、清复书田；其三书院倾毁。
由于书田被侵没，关系书院的利益，因此只要稍为有作为的山长都会清复。鹅湖书院的吴山长便是其中的代表。
嘉庆十八年，山长吴嵩梁增修鹅湖书田志。先是书院大源坑山三十九顷五十九亩一分为峰顶寺僧所侵合。邑士人据明万历十四年碑文以讼，山长吴嵩梁上请复书院山界，议郡守王赓言，履勘清查如所议，判归书院，又收院田租八百八十担。出纳归于胥吏，欺隐者多，嵩梁复上请复书田，议府县清复书田，府县清查悉如所请，书院产业由是廓清。
这里出现了几种角色：一、邑士人；二、寺僧；三、山长；四、胥吏；五、知府。他们形成了利益突冲，书田攸关书院的存亡與山长、士子的生计，因此峰顶寺僧竟侵没书田，必然要引起他们的抗议，特别是侵占达三十九顷五十九亩一分之多。邑士人据碑文而讼与山长上书请复，竟惊动知府王赓言，在知府的出面清查才得以清复。因为钱出纳于胥吏，胥吏便趁机欺隐，形成了士子、山长与胥吏的利益冲突，但由于是县胥吏的身份，因此上书请府、县两级清理。
虽然士子与山长复请书田，但往往不能因此而堵住书田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书院的生存以发展，只能再次募捐经费，改善其管理方式。
嘉庆十八年，吴山长所修鹅湖忆田志，详载四贤祠田亩，山界租担数，自其租向归官征，一切书院经费由官措办，历年既久，田经洪水之淹没，佃户之吞瞒，胥吏之侵蚀，租担日少，入不敷用。历任知县甄别书院皆率捐廉津贴。道光二十七年邑绅稟请知县李莼募捐扩充，旋出示谕邑内富商殷实踊躍输捐，得银一万余两，除去修理经费三千余两，仍余库平洋银七千五百两，存放罗裕大、黄丰源、俞裕太、黄鼎源等典长，年一分行息，三节送局，每年可得库平洋银七百五十两，以作生童膏火，月课奖赏并酌增生童正副课额数膏火银，计正课生员三十名，每名膏火洋银十两，副课生员二十名，每名膏火洋银五两，正课童生二十名，每名膏火洋银八两，副课童生二十名，每名膏火洋银四两，遴选局绅轮班经理其银，收付俱由公局，官不与闻。惟所有旧日书院田租山租仍归官收，钱漕亦归官完，四贤春秋二祀祭银，山长束修银，官课生童奖赏银俱由官办。
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书院经费来源有二：一为历任知县捐廉津贴；二为知县出示谕邑内富商殷实之户输捐。知县的捐廉津贴只是象征性的，没有多少，后者才是实际的出资者。富商、殷实之户，凡是有钱的，都是知县募捐对象，一次就募捐了一万余两，可见知县的权限与影响力。为了扭转书田被佃户与胥吏侵占，知县改变了募捐的内容与管理方式。以往劝捐往往是让人捐田，捐银者较少，现在全部改捐银，这样就不用雇佣佃户耕种，减少被佃户侵占这一环节。把劝捐得来的银两存放在罗裕大、黄丰源、俞裕太、黄鼎源等典长生息，这一措施既能以钱生利，进行投资，又能有效的防止胥吏的侵占。从劝捐到经营管理，可见县知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一县之内没有其他角色能有这样的能量。他以强迫性的手段快获得经费，这时知县这一角色与富商与殷实之户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但也在可控之内。知县让劝捐得来的银子，不经胥吏之手，可见知县对胥吏的不信任，以防自已的努力被胥吏侵吞，知县与胥吏之间有时也是对立的。
由此可见，哪有利益哪就有冲突，围绕着书田，就有侵占与清复的斗争，就有山长、士子与胥吏、豪民、浪僧、佃户之间的矛盾，知府与知县（即政府角色）在其中起着调停的作用。
【关键词】书田；知府；山长；士子；豪民;浪僧；胥吏；佃户
【中图号】K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26-01
大多书院都属民办形式，就算是公办的，但都是没有县级财政给予支持。山长与先生的薪酬、学生的膏火及书院的正常运转都靠书田，因此书田对书院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关乎其兴衰存亡。下面以铅山的鹅湖书院的书田为例作进一步的揭示。
鹅湖书院本有书田，但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被豪民与浪僧所侵没，且知县都欲复其书田，但因恐积久不可复，遂作罢。如在郑之侨的一篇记中就有记录：书院既设，而无岁租以赡之，育士之意何？此其义可知也，其类不可忽也。额租四百余担，久侵没于豪民、浪僧，欲骤而夺其所有，恐积久殆不可复乎。
不光是豪民与浪僧侵没书田，反正只要因书田管理懈怠，就有可能被人钻营。如在鹅湖山长吴嵩梁的书田志中就有记载这类事情：嘉庆十八年，吴山长所修鹅湖忆田志，详载四贤祠田亩，山界租担数，自其租向归官征，一切书院经费由官措办，历年既久，田经洪水之淹没，佃户之吞瞒，胥吏之侵蚀，租担日少，入不敷用。
书田一般是租给佃户耕种，但因洪水等一些原因且日久，佃户便趁机吞瞒。由于一切书院经费都有官措办，因此为胥吏侵蚀书田留下空间与可能性，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田日少。书院就面临着三种可能性：其一、继续募捐书田；其二、清复书田；其三书院倾毁。
由于书田被侵没，关系书院的利益，因此只要稍为有作为的山长都会清复。鹅湖书院的吴山长便是其中的代表。
嘉庆十八年，山长吴嵩梁增修鹅湖书田志。先是书院大源坑山三十九顷五十九亩一分为峰顶寺僧所侵合。邑士人据明万历十四年碑文以讼，山长吴嵩梁上请复书院山界，议郡守王赓言，履勘清查如所议，判归书院，又收院田租八百八十担。出纳归于胥吏，欺隐者多，嵩梁复上请复书田，议府县清复书田，府县清查悉如所请，书院产业由是廓清。
这里出现了几种角色：一、邑士人；二、寺僧；三、山长；四、胥吏；五、知府。他们形成了利益突冲，书田攸关书院的存亡與山长、士子的生计，因此峰顶寺僧竟侵没书田，必然要引起他们的抗议，特别是侵占达三十九顷五十九亩一分之多。邑士人据碑文而讼与山长上书请复，竟惊动知府王赓言，在知府的出面清查才得以清复。因为钱出纳于胥吏，胥吏便趁机欺隐，形成了士子、山长与胥吏的利益冲突，但由于是县胥吏的身份，因此上书请府、县两级清理。
虽然士子与山长复请书田，但往往不能因此而堵住书田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书院的生存以发展，只能再次募捐经费，改善其管理方式。
嘉庆十八年，吴山长所修鹅湖忆田志，详载四贤祠田亩，山界租担数，自其租向归官征，一切书院经费由官措办，历年既久，田经洪水之淹没，佃户之吞瞒，胥吏之侵蚀，租担日少，入不敷用。历任知县甄别书院皆率捐廉津贴。道光二十七年邑绅稟请知县李莼募捐扩充，旋出示谕邑内富商殷实踊躍输捐，得银一万余两，除去修理经费三千余两，仍余库平洋银七千五百两，存放罗裕大、黄丰源、俞裕太、黄鼎源等典长，年一分行息，三节送局，每年可得库平洋银七百五十两，以作生童膏火，月课奖赏并酌增生童正副课额数膏火银，计正课生员三十名，每名膏火洋银十两，副课生员二十名，每名膏火洋银五两，正课童生二十名，每名膏火洋银八两，副课童生二十名，每名膏火洋银四两，遴选局绅轮班经理其银，收付俱由公局，官不与闻。惟所有旧日书院田租山租仍归官收，钱漕亦归官完，四贤春秋二祀祭银，山长束修银，官课生童奖赏银俱由官办。
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书院经费来源有二：一为历任知县捐廉津贴；二为知县出示谕邑内富商殷实之户输捐。知县的捐廉津贴只是象征性的，没有多少，后者才是实际的出资者。富商、殷实之户，凡是有钱的，都是知县募捐对象，一次就募捐了一万余两，可见知县的权限与影响力。为了扭转书田被佃户与胥吏侵占，知县改变了募捐的内容与管理方式。以往劝捐往往是让人捐田，捐银者较少，现在全部改捐银，这样就不用雇佣佃户耕种，减少被佃户侵占这一环节。把劝捐得来的银两存放在罗裕大、黄丰源、俞裕太、黄鼎源等典长生息，这一措施既能以钱生利，进行投资，又能有效的防止胥吏的侵占。从劝捐到经营管理，可见县知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一县之内没有其他角色能有这样的能量。他以强迫性的手段快获得经费，这时知县这一角色与富商与殷实之户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但也在可控之内。知县让劝捐得来的银子，不经胥吏之手，可见知县对胥吏的不信任，以防自已的努力被胥吏侵吞，知县与胥吏之间有时也是对立的。
由此可见，哪有利益哪就有冲突，围绕着书田，就有侵占与清复的斗争，就有山长、士子与胥吏、豪民、浪僧、佃户之间的矛盾，知府与知县（即政府角色）在其中起着调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