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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先勇由于特殊的出身和漂泊的经历，一生都处于“浮萍”式的迁徙漂泊中，对“家”和大陆“故乡”存在空间的焦虑之情，其创作的《台北人》以“对比心态”（以台北和桂林对比）“回忆姿态”（回忆在大陆曾经的奢华）“自我放逐”（归乡梦碎，呈现自我放逐心态）来展示了作品中海峡对岸不同类型人物的流寓身份和对祖国大陆的故乡认同。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流寓身份;故乡认同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6-0152-02
历史学家朗（William Lang）认为：“地域折射出人类的感知，因为在某个地方，自然力量动态地混合着社会和文化的力量，足以创造出和其他地方的区别，便于认识。”在白先勇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其小说空间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白先勇创作的第二阶段，即《台北人》时期，将其小说的故事背景转移到具有封闭落后的孤岛，“民国情调”和“怀旧意识”是这一时期小说叙事的主要特征。白先勇虽然生于大陆，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异乡度过的，随后又留学美国，并最终定居美国，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处于“浮萍”式的迁徙漂泊中。白先勇从幼年起就开始了漂泊之旅。空间的不断转换，他自己对“故乡”也难以把握。日夜思念的家，却不知道身在何处。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对“家”和“故乡”存在空间的焦虑之J隋，投射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
从《台北人》的名称就可看出小说描述的是一群身在异乡心在大陆的人，他们被大陆拒斥于门外，所以永远无法摆脱“尴尬者”的身份，白先勇在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把台北人“人在异乡”漂泊者的身份形象地刻画出来，“台北人”这种以空间标注人物的手法暗示小说的空间内涵，空间的转换造成了人们的空间焦虑感的产生，空间才是决定如何看待这群“没落的台北人”的首要因素。《台北人》由十四部短篇小说组成，描绘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台北众生相，“台北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指的是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民党成员以及家属跟随蒋介石撤退，这些民国遗民既包括军官、贵妇、名媛等上流社会人物，亦包括教员、佣人、舞女等下层社会平民，他们都无奈被动地背负上了“台北人”的身份，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从繁华开阔的大陆中心地带流落到封闭寒酸的边陲小岛，台北人身上展露出的那一份繁华散尽的悲悼之情，精神状态普遍地呈现出焦虑特征，因此，长期与大陆隔离的“台北人”，永远有着流离失所的空间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终则以“对比心态”“回忆姿态”“咱我放逐”这三种方式宣泄出来。
与期望相差较大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使这些“台北人”对这片土地持不认同的初始态度，他们对这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品评，拿它的种种和大陆对比，无不暴露出他们难以消解的空间焦虑。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金大班想起当年上海百乐门的繁华盛况，对于台北的夜巴黎嗤之以鼻，因此总是对夜总会经理童得怀进行一番嘲讽：“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难听的，夜巴黎的舞池还赶不上百乐门一间厕所宽敞，童得怀那副嘴脸在百乐门掏粪都难。”极尽嘲讽戏谑对比之中，足可以看出她内心深处对沦落他乡现状的不甘与愤慨。《花桥容记》中的老板娘早年在桂林老家就是开米粉店为生，生意非常兴隆，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座无虚席;来台北后不仅与丈夫分离，生意也是冷冷清清，勉强维生，因此总爱回忆当年在老家桂林的生活，就爱拿桂林与台北比较，感慨道“我们那儿青山绿水，人的皮肤又白又细，眼睛也可亮呢。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坯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空间转换带来的心理巨大落差，面对秋日里的花丛都不免要引发一阵感叹，《秋思》里的华夫人面对颓败萎靡的花丛，只能伤感嗟叹道“都说这白菊是全台北的上品，还在新公园画展得过奖的，去年种下去，今年就成了这等模样，太娇弱了些。”哪里像当年南京公馆里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像雪一样纯净的白菊啊，一阵风吹过，“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场面非常壮观。
台北人空间焦虑的第二个特征是：回忆姿态。漂泊者初到台北，虽然有空间转换的巨大心理落差，但是国民党当局正好迎合了这群流放者的心态，他们从心底一直把台北当成暂时性的居留地，还保有一份未灭的返乡希望。但是随着国民党企图的破灭，台北人返乡的希望化为泡影，再度踏上彼岸的故乡，和亲人团聚已成为空想，于是，受困于孤岛的台北人被拒斥于大陆之外，内心的孤独感久久挥之不去，这种无家可归的孤独以不满、不适、比较等形式表现出来，最后他们终于认清现实，但也从未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能做的也仅仅是抓住那一点点似是而非的有联系的事物，借以抒发一些慰藉。《永远的尹雪艳》正如标题一样“永远”，主人公历经辗转，从大陆流离到台北，失落的心无处安放，到交际花尹雪艳那儿去，让人们把梦回家园的情愫维系在以她为中心的尹公馆这一异质空间里。所以，王贵生、洪处长、徐壮图等男舞客都拥簇在尹雪艳身旁，就是那帮太太们也对她十分迷恋，这和她身上那永不散去的“大上海气息”脱不了关系，因此，我们说在《永远的尹雪艳》这部小说中，处处体现出空间焦虑的“回忆姿态”。小说借助尹雪艳来表达他们对大陆的满心眷恋之情。即便到了台北，她的穿着、生活方式和上海时一样，在她身边让人有种又回到大陆的错觉，她依旧以百乐门的方式生活着，穿着同在上海一样的蝉翼纱旗袍，看着绍兴戏，逛着步行街，吃着桂花汤圆，享受着作为上海名媛享受的一切，这些对爱慕者来说充满着蛊惑的魅力。周围的一切都随着地理空间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唯独尹雪艳的生活方式不变。小说中特定空间尹雪艳台北的新公馆，成为推动小说发展、表达乡愁主题的关键因素。尹雪艳在台北的新公馆就是上海奢华的花园洋房的复制品，在这样一个并不宽敞的异质空间里，迷人而又繁华的上海风韵得以还原，捧场的客人“坐在尹公馆里便瞬间忘却了那台北特有的阴寒及溽暑”，而且抚慰了不少无法落叶归根、重返故乡的流浪人。尹雪艳台北的尹公馆完全按照在上海时的公馆摆设，湘绣抱枕、花瓶古玩、博古摆件、红木桌椅;吃的也还是上海名厨的小菜，湖州粽子、宁波年糕、海派早茶;打牌到半夜苏州姨娘还会递上“雪白的喷了花露水的冰面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忘不了、改不掉又不想改的吴侬软语……所有的这一切，尹雪艳周身都透着麝香一般的上海大干世界荣华气息，仿若人們又回到了大陆，回到了曾经繁华的大上海。尹雪艳从外表、气质到家宅、做派都流露着上海百乐门达官显贵的浮华和夜夜笙歌的热闹，希望通过一切同旧上海相关的生活趣味、生活细节的复制来找回当年在大陆的感觉，虽然在意识深处，他们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假象罢了，但他们却沉溺于这“回家”的假象中。也正因如此，尹雪艳的台北公馆即便在经济萧条时也少不了旧雨新知们的夜夜笙歌，永远都是一派车马不断的盛世局面。 “自我放逐”是空间焦虑之痛到达极限之后绝望的表现，“自我放逐”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难民、移民、定居国外者，某些时候总有放逐意识的涌现”。对于《台北人》来说，刻画的迁移人群分为上层贵族与平民阶层两类。上层贵族随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已经作了一些准备，他们携家带口逃亡台北的，至少没有面临骨肉分离的苦痛，但下层民众却不然，作为上层社会的附庸，他们只能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带着与家人绝别的悲恸，对于他们而言，除了空间转换的心理落差，他们还要承受与故乡的至亲天各一方的残酷现实，所以说，与上层社会由于经济上的落差引起的空间焦虑相比，下层民众透着一种深沉的绝望，这种与骨肉至亲相离的空间焦虑是无法释怀，又无法获得解脱的，因而，下层“台北人”则甩不掉那种自我放逐的气息。《花桥容记》的卢先生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王雄都是典型的下层民众流落到台北的代表，他们被思念海峡彼岸的心煎熬着，无所释放不能得到解脱，最后在自我放逐中走向了死亡，生存困境的焦虑之感发挥到了极致。卢先生是“落了难”的赴台平民中的一员，来台北以后，海峡就像是一条银河，他和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罗小姐从此分隔一方。但是在台北多年的生活，为了能和在大陆的未婚妻早日团聚，他洁身自好，省吃俭用，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终于攒下了十根金条，目的是疏通关系，帮罗小姐偷渡到台北，这样一个可怜的下层平民，为了自己微薄的愿望，倾其一生的努力，最后被骗得人财两空。压抑了十五年的空间焦虑终于爆发，他不再兢兢业业地工作，不再耐心地呵护学生，竟然当街掌掴孩子，为此失去了工作;还和一个肉感十足、庸俗鄙陋、臭名昭著的泼妇阿春一起苟且，卢先生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下层“台北人”的不归路：他信奉的道德世界塌陷了，身心的放逐，让自己成为一具麻木的行尸走肉。卢先生在阿春身上的泄欲并未救赎和解脱他对海峡彼岸恋人的思念，他终于耗尽了身子，死于绝望之中。卢先生只能用自我放逐来消解表面上的性苦闷，但这终究摆脱不了那萦绕心头的空间焦虑和那永远得不到救赎的乡愁。白先勇透过作品中的卢先生，展示了人在生存空间面前无能为力，生存悲哀被渲染到了极致。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因为社会动乱，仆人王雄与主人流亡台北，被迫开始了“台北人”的生活，但他从未间断对那“白白胖胖的”，傻里傻氣的湖南老家未婚妻小丫头的思念。与《花桥容记》的卢先生相比，他的经济状况更差，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妹仔来台北团聚，《永远的尹雪艳》中的达官贵人把对大上海百乐门的思念寄托在尹雪艳身上，而王雄对未婚妻的思念化作了对主人家小女儿父亲式的百般呵护，他甚至将丽儿作为寄身台北的精神依靠，但随着丽儿成长，王雄被疏离，这导致了他自我放逐的萌发，并最终走向绝望。因为王雄是通过对丽儿感情的源源不断地付出，才能消解与安抚他内心的焦灼与压抑，丽儿对他的排斥与疏离，他的空间焦虑之情无所释放，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之时，就爆发了。因为一场小小的争执，竞疯狂地强暴了喜妹后跳海自杀。故事进展到这里，王雄还对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人身边抱有一丝的幻想，因为很久之前他听说曾有大陆的尸体漂过台北海峡，被冲到金门岛上，当时他就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肯定是来台北找亲人的，连老天爷都感动了，生不能在一起，死了尸体也可以漂过来团聚。而且在他老家也有这样的风俗，“我们湖南要是有人死在外头，乡下就会请赶尸的，要是亲人挂念得紧，死人跑回去可快着咧！”在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他怀抱着最后的“肉体飘回对岸，魂归故里”的愿望蹈海自尽，戏谑的是，最后成了一具“头脸被鱼群叮得稀烂”的尸体，而且“他的尸体随潮水冲到岩石缝隙中，始终没有飘走”。这种结局的设定是白先勇精心思考的结果，王雄并非仅仅出于绝望才投海，而是用最后的“死”来努力完成他遥不可及的返乡梦，然而这最后的心愿也被现实无情碾碎。
作者简介：段惠芳（1980-），汉族，河北晋州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流寓身份;故乡认同
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6-0152-02
历史学家朗（William Lang）认为：“地域折射出人类的感知，因为在某个地方，自然力量动态地混合着社会和文化的力量，足以创造出和其他地方的区别，便于认识。”在白先勇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其小说空间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白先勇创作的第二阶段，即《台北人》时期，将其小说的故事背景转移到具有封闭落后的孤岛，“民国情调”和“怀旧意识”是这一时期小说叙事的主要特征。白先勇虽然生于大陆，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异乡度过的，随后又留学美国，并最终定居美国，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处于“浮萍”式的迁徙漂泊中。白先勇从幼年起就开始了漂泊之旅。空间的不断转换，他自己对“故乡”也难以把握。日夜思念的家，却不知道身在何处。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对“家”和“故乡”存在空间的焦虑之J隋，投射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
从《台北人》的名称就可看出小说描述的是一群身在异乡心在大陆的人，他们被大陆拒斥于门外，所以永远无法摆脱“尴尬者”的身份，白先勇在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把台北人“人在异乡”漂泊者的身份形象地刻画出来，“台北人”这种以空间标注人物的手法暗示小说的空间内涵，空间的转换造成了人们的空间焦虑感的产生，空间才是决定如何看待这群“没落的台北人”的首要因素。《台北人》由十四部短篇小说组成，描绘了一幅千姿百态的台北众生相，“台北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指的是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民党成员以及家属跟随蒋介石撤退，这些民国遗民既包括军官、贵妇、名媛等上流社会人物，亦包括教员、佣人、舞女等下层社会平民，他们都无奈被动地背负上了“台北人”的身份，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改变，从繁华开阔的大陆中心地带流落到封闭寒酸的边陲小岛，台北人身上展露出的那一份繁华散尽的悲悼之情，精神状态普遍地呈现出焦虑特征，因此，长期与大陆隔离的“台北人”，永远有着流离失所的空间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终则以“对比心态”“回忆姿态”“咱我放逐”这三种方式宣泄出来。
与期望相差较大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使这些“台北人”对这片土地持不认同的初始态度，他们对这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品评，拿它的种种和大陆对比，无不暴露出他们难以消解的空间焦虑。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金大班想起当年上海百乐门的繁华盛况，对于台北的夜巴黎嗤之以鼻，因此总是对夜总会经理童得怀进行一番嘲讽：“好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难听的，夜巴黎的舞池还赶不上百乐门一间厕所宽敞，童得怀那副嘴脸在百乐门掏粪都难。”极尽嘲讽戏谑对比之中，足可以看出她内心深处对沦落他乡现状的不甘与愤慨。《花桥容记》中的老板娘早年在桂林老家就是开米粉店为生，生意非常兴隆，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座无虚席;来台北后不仅与丈夫分离，生意也是冷冷清清，勉强维生，因此总爱回忆当年在老家桂林的生活，就爱拿桂林与台北比较，感慨道“我们那儿青山绿水，人的皮肤又白又细，眼睛也可亮呢。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坯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空间转换带来的心理巨大落差，面对秋日里的花丛都不免要引发一阵感叹，《秋思》里的华夫人面对颓败萎靡的花丛，只能伤感嗟叹道“都说这白菊是全台北的上品，还在新公园画展得过奖的，去年种下去，今年就成了这等模样，太娇弱了些。”哪里像当年南京公馆里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像雪一样纯净的白菊啊，一阵风吹过，“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场面非常壮观。
台北人空间焦虑的第二个特征是：回忆姿态。漂泊者初到台北，虽然有空间转换的巨大心理落差，但是国民党当局正好迎合了这群流放者的心态，他们从心底一直把台北当成暂时性的居留地，还保有一份未灭的返乡希望。但是随着国民党企图的破灭，台北人返乡的希望化为泡影，再度踏上彼岸的故乡，和亲人团聚已成为空想，于是，受困于孤岛的台北人被拒斥于大陆之外，内心的孤独感久久挥之不去，这种无家可归的孤独以不满、不适、比较等形式表现出来，最后他们终于认清现实，但也从未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能做的也仅仅是抓住那一点点似是而非的有联系的事物，借以抒发一些慰藉。《永远的尹雪艳》正如标题一样“永远”，主人公历经辗转，从大陆流离到台北，失落的心无处安放，到交际花尹雪艳那儿去，让人们把梦回家园的情愫维系在以她为中心的尹公馆这一异质空间里。所以，王贵生、洪处长、徐壮图等男舞客都拥簇在尹雪艳身旁，就是那帮太太们也对她十分迷恋，这和她身上那永不散去的“大上海气息”脱不了关系，因此，我们说在《永远的尹雪艳》这部小说中，处处体现出空间焦虑的“回忆姿态”。小说借助尹雪艳来表达他们对大陆的满心眷恋之情。即便到了台北，她的穿着、生活方式和上海时一样，在她身边让人有种又回到大陆的错觉，她依旧以百乐门的方式生活着，穿着同在上海一样的蝉翼纱旗袍，看着绍兴戏，逛着步行街，吃着桂花汤圆，享受着作为上海名媛享受的一切，这些对爱慕者来说充满着蛊惑的魅力。周围的一切都随着地理空间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唯独尹雪艳的生活方式不变。小说中特定空间尹雪艳台北的新公馆，成为推动小说发展、表达乡愁主题的关键因素。尹雪艳在台北的新公馆就是上海奢华的花园洋房的复制品，在这样一个并不宽敞的异质空间里，迷人而又繁华的上海风韵得以还原，捧场的客人“坐在尹公馆里便瞬间忘却了那台北特有的阴寒及溽暑”，而且抚慰了不少无法落叶归根、重返故乡的流浪人。尹雪艳台北的尹公馆完全按照在上海时的公馆摆设，湘绣抱枕、花瓶古玩、博古摆件、红木桌椅;吃的也还是上海名厨的小菜，湖州粽子、宁波年糕、海派早茶;打牌到半夜苏州姨娘还会递上“雪白的喷了花露水的冰面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忘不了、改不掉又不想改的吴侬软语……所有的这一切，尹雪艳周身都透着麝香一般的上海大干世界荣华气息，仿若人們又回到了大陆，回到了曾经繁华的大上海。尹雪艳从外表、气质到家宅、做派都流露着上海百乐门达官显贵的浮华和夜夜笙歌的热闹，希望通过一切同旧上海相关的生活趣味、生活细节的复制来找回当年在大陆的感觉，虽然在意识深处，他们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假象罢了，但他们却沉溺于这“回家”的假象中。也正因如此，尹雪艳的台北公馆即便在经济萧条时也少不了旧雨新知们的夜夜笙歌，永远都是一派车马不断的盛世局面。 “自我放逐”是空间焦虑之痛到达极限之后绝望的表现，“自我放逐”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难民、移民、定居国外者，某些时候总有放逐意识的涌现”。对于《台北人》来说，刻画的迁移人群分为上层贵族与平民阶层两类。上层贵族随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已经作了一些准备，他们携家带口逃亡台北的，至少没有面临骨肉分离的苦痛，但下层民众却不然，作为上层社会的附庸，他们只能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带着与家人绝别的悲恸，对于他们而言，除了空间转换的心理落差，他们还要承受与故乡的至亲天各一方的残酷现实，所以说，与上层社会由于经济上的落差引起的空间焦虑相比，下层民众透着一种深沉的绝望，这种与骨肉至亲相离的空间焦虑是无法释怀，又无法获得解脱的，因而，下层“台北人”则甩不掉那种自我放逐的气息。《花桥容记》的卢先生和《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王雄都是典型的下层民众流落到台北的代表，他们被思念海峡彼岸的心煎熬着，无所释放不能得到解脱，最后在自我放逐中走向了死亡，生存困境的焦虑之感发挥到了极致。卢先生是“落了难”的赴台平民中的一员，来台北以后，海峡就像是一条银河，他和青梅竹马的未婚妻罗小姐从此分隔一方。但是在台北多年的生活，为了能和在大陆的未婚妻早日团聚，他洁身自好，省吃俭用，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终于攒下了十根金条，目的是疏通关系，帮罗小姐偷渡到台北，这样一个可怜的下层平民，为了自己微薄的愿望，倾其一生的努力，最后被骗得人财两空。压抑了十五年的空间焦虑终于爆发，他不再兢兢业业地工作，不再耐心地呵护学生，竟然当街掌掴孩子，为此失去了工作;还和一个肉感十足、庸俗鄙陋、臭名昭著的泼妇阿春一起苟且，卢先生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下层“台北人”的不归路：他信奉的道德世界塌陷了，身心的放逐，让自己成为一具麻木的行尸走肉。卢先生在阿春身上的泄欲并未救赎和解脱他对海峡彼岸恋人的思念，他终于耗尽了身子，死于绝望之中。卢先生只能用自我放逐来消解表面上的性苦闷，但这终究摆脱不了那萦绕心头的空间焦虑和那永远得不到救赎的乡愁。白先勇透过作品中的卢先生，展示了人在生存空间面前无能为力，生存悲哀被渲染到了极致。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因为社会动乱，仆人王雄与主人流亡台北，被迫开始了“台北人”的生活，但他从未间断对那“白白胖胖的”，傻里傻氣的湖南老家未婚妻小丫头的思念。与《花桥容记》的卢先生相比，他的经济状况更差，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妹仔来台北团聚，《永远的尹雪艳》中的达官贵人把对大上海百乐门的思念寄托在尹雪艳身上，而王雄对未婚妻的思念化作了对主人家小女儿父亲式的百般呵护，他甚至将丽儿作为寄身台北的精神依靠，但随着丽儿成长，王雄被疏离，这导致了他自我放逐的萌发，并最终走向绝望。因为王雄是通过对丽儿感情的源源不断地付出，才能消解与安抚他内心的焦灼与压抑，丽儿对他的排斥与疏离，他的空间焦虑之情无所释放，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之时，就爆发了。因为一场小小的争执，竞疯狂地强暴了喜妹后跳海自杀。故事进展到这里，王雄还对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和亲人身边抱有一丝的幻想，因为很久之前他听说曾有大陆的尸体漂过台北海峡，被冲到金门岛上，当时他就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们肯定是来台北找亲人的，连老天爷都感动了，生不能在一起，死了尸体也可以漂过来团聚。而且在他老家也有这样的风俗，“我们湖南要是有人死在外头，乡下就会请赶尸的，要是亲人挂念得紧，死人跑回去可快着咧！”在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他怀抱着最后的“肉体飘回对岸，魂归故里”的愿望蹈海自尽，戏谑的是，最后成了一具“头脸被鱼群叮得稀烂”的尸体，而且“他的尸体随潮水冲到岩石缝隙中，始终没有飘走”。这种结局的设定是白先勇精心思考的结果，王雄并非仅仅出于绝望才投海，而是用最后的“死”来努力完成他遥不可及的返乡梦，然而这最后的心愿也被现实无情碾碎。
作者简介：段惠芳（1980-），汉族，河北晋州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