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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桐城；乡邦文献；总集；编纂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86-06
Abstract： Tongcheng’s local literature was flourish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g Xuejian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organize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documents. Then， this activity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carrier form of Tongcheng’s local literature was extremely rich， Including two sylloge types of literature in a complete region in poetry and prose as the representative. Many scholars of Tongcheng were commit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consciously took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estors a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Continuous compilation of local documents have had produced a series of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effect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ages spirit， the manifestation of local conscious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mian poetics trad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ongcheng regional culture， etc.
Key words：Tongcheng；Local Literature Poetry；Collection； Compilation
桐城南濒长江，北枕龙眠，文化底蕴深厚，其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蔚然勃兴。有清一代两百多年，桐城以区区一邑最终孕育形成了诗、文、学三派鼎立辉映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除了学界公认的受自然山水与移民文化影响的环境因素[1]，“有理论、有教材”且能适应“时风众势”的时代背景，书院讲学、文人雅集、书信往还等多样化的传衍方式等因素外，桐城自明初以来文献累积渐成渊薮、号为江北“文献名邦”[2]（p.1），且民间社会持续重视整理乡邦文献，亦是其人文崛起、文化兴盛的独特支撑力量。笔者拟对桐邑士人代续相承纂輯乡邦文献的学术活动加以钩稽整理，以考察明清桐城文献整理之盛况，并探讨其民间文献保存传统之源流及影响。
一、明清桐城乡邦文献的编纂成就
关于明清桐城乡邦文献，许结论桐城诗学传统时曾提及潘江、徐璈、马其昶等人的纂辑成就[3]（pp526-545）。实际上，在《龙眠风雅》《桐旧集》这几部重要总集之外，17—19世纪三百多年间，桐城民间乡邦文献整理活动持续不断、规模宏大，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地方文献学史上的壮丽图景。不过这些文献编纂活动时常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框架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现笔者通过查考各类史料，将所得桐城主要地方文献编撰活动与成就按时代列表如次。
前文梳理罗列的明清两朝桐城地域乡邦文献编纂活动15种，仅是在包罗了一邑文献或收录了部分县域内主要家族诗文作品的整理成就中择其大者而言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为一人而设的别集或诗文集、为一隅一族而设的家集如《方氏诗辑》《马氏诗钞》等或规模较小的合邑文献如潘江的《桐城乡贤实录》、萧穆的《桐城艺文志》《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钞》、马其昶《桐城古文集略》、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等尚不在统计之列。
就所列15种主要文献而言，有几部对后世乡邦文献编纂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早期关键文献。首先，方学渐所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赞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其次，姚文燮所辑《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地位当可确立。再次，潘江所纂《龙眠风雅》，从流传情况来看，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二、桐城乡邦文献的编纂源流及特点
有明以来龙眠词章之盛，素为桐城文人所矜尚和传承，接续编纂卷帙浩繁的乡邦文献正是这种地域自信与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桐城文献代续相承的编纂传统在上述文献中得到鲜明的反映。这些文献编纂活动有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文献编纂活动持续时间长
桐城乡邦文献从明末至民国初年300年间纂修不辍。方学渐《桐彝》《迩训》二书撰成于明中后期，开启桐城人文结集之幕，此后乡邦文献的整理活动渐趋活跃。自明末迄于民初，桐城士人群体中始终孕育着一股保存乡梓文献的自觉意识，或如暗流潜藏，或如泉源奔涌，以至于主持或召集编纂活动的这群士子，其地位无分贵贱高低，或位列达官显宦、或区区一介寒儒，也无论身在桐枞本土，还是幕客他乡，皆能以搜集保存“龙眠文献”为其天然职责与文化使命。自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百余年间，桐城文献以各种形式得到持续的编纂、补苴、校刊和保存，这在中国的地方文献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二）文献编纂活动呈现明显的高峰时段
综观整个明清时期，乡邦文献的纂辑虽多属典型的地方性事件甚或个人行为，但大规模连续性的文献整理活动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编纂时代来看，出现过三次纂修高峰。
第一个活跃期出现在明清之际。当时两朝鼎革，文献散佚严重，追慕前贤风范、恢复地方文化秩序的需求显现。桐城在有明一代诗风已盛，东南地区咸知桐城文士喜好吟咏而不尚浮艳，明清之际的桐城乡邑诗集编选者们也观察到当地素有“多能诗而不好名”[4]的古朴之风。虽然世言淡泊名利方有真诗，但由此亦因缺乏整理刊印而致大量先贤诗作渐佚不传的缺憾。清初兴起的以钱谦益、朱彝尊为代表的编选前明诗词之风，对当时各地地方文献的整理活动也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推动作用。对于地方意识渐趋浓郁的桐城来说，有明300年造就的丰富文化成就不能任由涣灭，迫切需要加以保护传承。由此出现了以方授、钱澄之、姚文燮、潘江等人为代表的以弘扬乡邑诗学为职志的乡贤文献编纂的先驱群体。
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嘉道年间。康雍乾时期虽为清代军政极盛期，但也是文网绵密的文化禁锢期，地方性的文学活动受到了抑制，特别是戴名世《南山集》案对于桐城文人的影响深远。不仅新的总集或选本的编纂一度中断，清初纂成的一些重要地方文献也因各种原因或禁毁、或散佚，至徐璈编《桐旧集》时已称“湮落无可收拾”[5]（《桐旧集》卷首）。嘉庆以后，文禁渐松，创作趋富，地域性的文献整理活动再度活跃。以王灼辑录《枞阳诗选》领衔，文汉光、戴钧衡、徐璈、方宗诚、姚觐阊、光聪谐、马树华等相与跟进，一大批桐城文献的整理成果皆在这一时期出现。
第三个时期是光绪年间。嘉道时期的桐城乡邑文献编纂成就在咸丰兵燹中损失惨重，光聪谐编《龙眠丛书》致版毁书残，至光绪初年重加拾掇已残缺其半，今据考证仅存26种；马树华编《龙眠识略》未能付梓而身死战事，书稿散毁；其他版毁书佚之事不胜枚举。同光中兴，逐渐安定的社会秩序为地方文献整理重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的核心人物是萧穆和马其昶。萧穆是桐城文献整理的巨擘，遘乱亡佚的道咸残留文献多经他之手重加整校助刊得以完璧。马其昶作为桐城派殿军，所撰《桐城耆旧传》更是一部明清桐城地方文献通史的收官之作。总的来看，桐城地方文献的整理流传虽受政治环境或战乱影响频遭间断，但文献编纂的民间传统始终不辍，社会政治环境一旦宽松稳定，这种使命意识会快速地复苏。
（三）文献体裁类型丰富
乡邦文献的体裁形式极为丰富，有总集、选集或别集，有诗歌、古文或史志，有家集、乡贤传或地方志，还有汇编各家的丛书等。其中，在上述不同时期编纂的桐城通邑文献中，最重要的体裁形式还是以诗歌和古文为主的两大总集类型，分别对应着桐城历史悠久的诗学和古文传统。
桐城诗学肇始于明，诗歌创作在有明一代和清中叶以前极为繁盛。诗集的编纂自清初姚文燮《龙眠诗传》启其端，钱澄之、方授预其事，以潘江《龙眠风雅》为第一个编纂活跃期的扛鼎；既而王灼编《枞阳诗选》、文汉光、戴钧衡编《古桐乡诗选》，两部各取半邑一隅的诗选再续桐城诗学，复以徐璈编《桐旧集》蔚为大成，同光以后大规模的合邑诗选未再出现。清代桐城名于文坛者为其古文，见诸文献的最早乡邑文集是李雅、何永绍辑《龙眠古文一集》。特别是嘉道以后桐城文派崛起，天下奉桐城宗派为古文正宗，古文之风大盛，通邑文集的编选在规模和频次上迅速超越了诗选的纂辑，以道光间的《国朝桐城文录》和光绪间的《国朝桐城文征》为正，500年间一邑文献俱存。
（四）高度自觉的文献保存意识
桐城乡邦文献的整理主要表现为数人倡议、一人主导、众人助力，最终玉成其事。可以说，每一部桐城乡邦文献的纂辑刊刻活动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赛”。数量庞杂的地方文献，其搜集、整理、编排、校勘、刻印之工作量极大，往往非一人之力可以胜任，而刊刻之资又非一般之文人循吏所能承担，故一部文献的编成往往需费时数十载、预事数十人、筹资数十门。在每一部通邑文献的成书刊刻过程中，民间各界都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文献整理与保存意识。
以《龙眠风雅》的编纂过程为例，前揭姚文燮《诗传》与钱澄之《诗选》可谓其成书的先导。潘江曾自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予更为广搜之”[6]（《木厓集》卷二十一），马其昶亦称姚氏《诗传》未能传书，而“潘蜀藻先生资之以成《龙眠风雅》”[7]（p.250）。潘江自撰的《龙眠风雅·凡例》对编选工作有更明确的交代，据他记述：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钱子饮光、姚子经三慨然共事，乃尽以夙藏，倾筐倒庋，而诅于异议，未观劂成”；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秋，潘江与方授（字子留）再倡斯举，“有志兹选”；此后，潘江又在钱、姚二人的基础上，复“殚力搜求”，最终成其事。由此见之，“《龙眠风雅》的编纂系方授、钱澄之、姚文燮与潘江共有之力，后由潘氏独立搜求”[3]（p，530）并刊印成书。
再如，《枞阳诗选》，王灼先于书稿刊印而辞世，留下不尽遗憾。但幸运的是，这部稿本此后辗转于王灼的好友朱雅（字岑南，号歌堂）、张敏求（字燮臣，号勖园）、张际亮（字亨甫）等多人之手，后复转入亦为枞阳同乡的南昌知府张寅手中，张氏虽“政务烦剧而勇于任事，叹是编拾掇之勤也，忻然刊之于郡廨”[8]（《可久处斋文钞》卷三）。是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王灼身后18年，其辑录的《诗选》在乡人的接力下终于刊印传世。由于张寅刊刻《诗选》之时，稿本已残其第二十卷，张寅遂嘱同乡马树华相与审定，马氏则据张敏求所录末卷诗目，最终完成了校改补刊之任。至此，《枞阳诗选》这部乡邑诗歌总集历二十余年，“遂为定本”[8]（《可久处斋文钞》卷三），其中王灼居辑录之首功，而朱雅、张敏求、张寅、马树华诸人之協力校刊同样功不可没。
《桐旧集》的成书亦是如此。徐璈在该集刊刻未半而卒，作为桐人眼中攸关“吾邑文献”的一部“不可少之书”[9]（《桐旧集》卷首），桐城文人皆将该集之最终纂成视作己任，除马树华、苏惇元二人在搜辑雠校上出力尤多外，据璈侄徐寅言：“方植之（东树）、马元伯（瑞辰）、光律原（聪谐）、姚石甫（莹）、马公实诸丈，为之筹画，蒙慨然资助，遂续剞劂”[10]（徐璈《桐旧集》卷首），同样厥有贡献。 由是见之，上述编纂模式在明清桐城各类地方文献的整理活动中往往引为常例，许多文人终其一生孜孜于乡邦文献，有些家族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整理文献，这种文献保存精神在桐城民间得到传承光大。
三、桐城乡邦文献的编纂目的及影响
若从编纂者角度观察明清数百年间陆续编成的百十余部各类合邑文献，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历代桐城文人群体中，乡邦文献的编纂工作是一项集体有意识的文化传承事业。因此，每一场编纂活动的目的都指向明确，同时乡梓文献的整理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保存文献，表彰先贤
中国人很早就有“古训是式”（《诗经·大雅·烝民》）意识，并逐渐形成了重视记录历史、祖述先贤、“以‘文献之传’为己任，自觉保存文献，传承文明”[11]（p.1）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因而桐城文人的文献整理活动，其最初动因也是基于对文献的保存和对前贤精神的追述。每一次文献编纂高潮的到来往往面对的都是一个或遘乱亡佚、文献放失，或名辈益众、佳作迭出的纂修环境。《龙眠风雅》编纂之时正是桐城地方文献在明清鼎革的战火中遭到严重损毁的时刻，其前后集主收明诗，亦有少量清初故老作品，共辑录桐城先贤551人，凡3 000余首诗作，其所保存的大量诗歌文献记录了一邑诗史。而《桐旧集》的辑录虽因有前选总集雕版侵蚀、“久伤残秩”[12]（徐璈《桐旧集》卷首）之病，主要还是由于顺康以来百余年间，新增加了大量诗作而选者寥寥，有流散之虞。该编共辑明清两朝桐邑85姓1 200余人，诗作7 000余首，在《风雅》的基础上有明显超越，既主表章通邑乡贤诗学成就之意，又总备“一邑之风，且为综录海内之诗者取资”。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在乡邦文献的编选原则上，绝大多数编选者都选择了论者有颇多争议的“宽选”之法。早在顺康间计议编选龙眠诗之始，姚、钱、潘等人即对选诗的范围和标准展开讨论，后因观点歧异，三人选择了不同的编选道路。钱澄之坚主“严选”，而姚文燮、潘江则力主表章，秉持“宽选”，广采博搜，以呈现桐城“有明三百余年来诗人林立”[13]（《光启堂文集》不分卷）之诗风壮景。方孝标对姚、潘等人的做法给出了明确的支持意见。方孝标认为：“凡选宜严，此选宜宽，盖凡选主规模，此选主表章也。”[14]（潘江《龙眠风雅》卷首）从最终辑录效果看，“宽选”派取得了实际的成功，也因此逐渐得到了后来者更多的仿效和支持。直至清末萧穆编《国朝桐城文征》时，依然认为编选文征应尽全文献，他所论：“吾邑自明以来词章最盛，钱澄之、方文、姚羹湖、潘江、马湘临各有选本，所谓诗选、四十家诗、诗传、诗钞皆就散佚，方氏诗辑、马氏诗钞等或只及一隅或为一族而设，皆不若《龙眠风雅》一书能包一邑之人才也”[15]（p.77），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二）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传播桐城乡贤文化
桐城明清时期在人文领域的异军突起是长期的文化传承与累积的产物。龙眠诗学与古文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地方文献的保存、滋养与传递作用。有明一代是龙眠诗文传统的奠基时期，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与思想转型对于桐城文人的乡土文献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钱澄之与钱谦益的“金陵论诗”[16]（《田间诗文集·文集》卷十六）可以看作是桐城文士试图改变以往不尚浮名、低调创作的雅风，而有意识地宣扬传播地方文学的思想转折点。
继之而起的潘江等人辑纂龙眠诗，更明确地表达出内心的两大块垒。其一，《列朝诗集》中“龙眠诗登载寥寥” [17]（潘江《龙眠风雅》卷首）。该集为清初名儒钱谦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被称为“一部明诗的备忘录”[18]（p.261），在明清诗学中地位极高。据钱氏所撰《列朝诗集小传》检索，全书入选者达1 600余家，但桐城籍诗人仅齐之鸾、吴檄、方孟式、吴令仪等数人。这成为激励桐城文士编选乡贤诗集的直接动因。其二，《桐彝》《迩训》诸书未附诗文。尽管方学渐实开桐城乡邦文献之先，但是，其著以收录人物事迹为主，所谓方学渐所“撰《迩训》诸书，桐先哲之芳规懿迹，灿然彪炳，予惜其未附以诗文”[17]（潘江《龙眠风雅》卷首）者，正是此意，而在潘江等人看来，“诗文之遴梓可以萃众甫而播之广远也，文又不若诗之怡悦性情，尤易征而可勒之金石、被之弦歌也” [17]（潘江《龙眠风雅》卷首）。正因为此，潘江等人接续前贤职志，实质性地开启了建构桐城诗学传统、传播龙眠诗歌文献的序幕。潘氏所纂《龙眠风雅》对于保存乡邑诗歌文献、弘扬龙眠诗学贡献卓著，在当时即产生极大影响。“初集”刊行后，“一时国门纸贵，坊间至欲翻版以传”[19]（潘江《龙眠风雅·续集》卷首），清初知名诗家唐孙华称《龙眠风雅》“久噪寰瀛”[20]（《无异堂文集》卷十一），虽有过誉之嫌，但足以反映潘氏该集刊印后在清初诗坛的流传。此后《风雅》对于清中后期桐城文献的整理依然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徐璈编《桐旧集》时称其为“总集佳本”，更“合潘本而并选之”[21]（徐璈《桐旧集》卷首），正是这种传承关系的体现。而桐城后世文人也多从乡邦文献中汲取文学素养、感知“桐城人文之盛”[22]（卷四）。
在桐城人文传统的建构过程中，通邑性地方文献逐渐形成了三条纂辑与传播系统，即以《龙眠风雅》《枞阳诗选》《桐旧集》等为代表的诗歌文献，以《龙眠古文》《国朝桐城文录》《国朝桐城文征》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献和以《桐彝》《迩训》《龙眠识略》《桐城耆旧传》等为代表的乡贤文献，这些共同构成了桐城“文献节义之邦”[23]（卷二）的精神载体。
（三）彰显地方人文意识，拓展地域影响空间
从明末开始，桐城文人逐渐觉察到家乡人文的勃兴进程，龙眠风土之美、物产之殷、人文文献之盛成为他们最直观的外在感受。以此为背景，士人的地域观念逐渐增强，地方意识也随之萌生。作为表达地方意识的有效途径，自魏晋时期开始，撰写记述一邑自然山川、风俗物产、人文景观的地记或地志往往成为首选。但对于有着发达地域文化的桐城来说，有清一代仅两修县志，分别为康熙《桐城县志》和道光《续修桐城县志》，且县志中遗漏舛误之多，颇为桐邑士子所讥议。与并不发达的地志纂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桐城士人持续不断热衷于整理编纂卷帙浩繁的各类乡邦文献，这成为他们选择表达地方意识的主要形式。清初钱澄之盛称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 [16]（《田间诗文集·文集》卷十六），遂生征辑先辈遗稿之念。至清中叶，方東树发覆桐城人文兴盛的源流，表达出桐城从魏晋以上迄于唐宋“一邑无达者”，然自明初以来，“四五百年继继绳绳、渊源家法而益大其绪，于是吾邑人文遂为江北之冠，而他名都望县恒莫能并”[22]（卷四），乡土自豪之情已溢于言表。姚莹则从齐之鸾、钱澄之、潘江、刘大櫆到姚鼐等人诗歌文献的分析脉络中进一步称述桐城的诗文地位，所谓“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24]（《中复堂遗稿》卷一），表明桐城文人对于桐城文献编纂意义的认识已从地域层面实现了升华。 作为地方性的乡邑文学，桐城文化植根深厚的地域创作土壤，但又突破了地域限制，融入了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的主流，进而引领清代文坛两百余年。乡邦文献的结集就是这种地域土壤的直接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编纂乡邦文献在地方上具有显扬著姓望族、稳定乡土秩序、维护教化风俗、强化地域认同的客观效果。桐籍知识精英和文献编纂者们都普遍意识到乡邦文献虽为地域性的知识谱系，但其价值绝不应停留在一般性知识信仰的层面。例如，在《古桐乡诗选》编成后，与文、戴有师生之谊的方东树为之撰序，揭示了在如日方升的桐城派文论与诗论流行背景下该集的编选价值，序中方东树特别强调，为学者只有“不以地自域”，方能“推之古今、上下、百世而无间” [22]（卷四），地方之学也才能成长为全域之学。又如方宗诚在自撰《国朝桐城文录》的序文中，勾勒了桐城古文创作的历史源流，点明了该集编选的宗旨、过程及义例，在序末他同样提出了“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25]（《柏堂集·次编》卷一）的深刻见地，这与方东树的观点自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有此全域性宏观视野的指导，才使得原本仅备地域性存留的桐城乡邦文献产生了不囿于方隅的普遍意义。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桐城文人对先贤诗文及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有着深厚的兴趣和高度的使命感。从钱澄之、潘江、徐璈、方宗诚、马树华、萧穆、马其昶等数代人跨越历史利用藏书接续编纂《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城耆旧传》等合邑文献的过程梳理，我们可以发觉桐城名家强烈的文献保存意识，并揭示其文献传承传统及其对桐城地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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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富：安庆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生；黄晶：安庆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责任编辑张晓校]
[关键词]桐城；乡邦文献；总集；编纂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86-06
Abstract： Tongcheng’s local literature was flourish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g Xuejian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organize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documents. Then， this activity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carrier form of Tongcheng’s local literature was extremely rich， Including two sylloge types of literature in a complete region in poetry and prose as the representative. Many scholars of Tongcheng were commit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consciously took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ancestors a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Continuous compilation of local documents have had produced a series of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effects， such a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ages spirit， the manifestation of local conscious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mian poetics trad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ongcheng regional culture， etc.
Key words：Tongcheng；Local Literature Poetry；Collection； Compilation
桐城南濒长江，北枕龙眠，文化底蕴深厚，其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蔚然勃兴。有清一代两百多年，桐城以区区一邑最终孕育形成了诗、文、学三派鼎立辉映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除了学界公认的受自然山水与移民文化影响的环境因素[1]，“有理论、有教材”且能适应“时风众势”的时代背景，书院讲学、文人雅集、书信往还等多样化的传衍方式等因素外，桐城自明初以来文献累积渐成渊薮、号为江北“文献名邦”[2]（p.1），且民间社会持续重视整理乡邦文献，亦是其人文崛起、文化兴盛的独特支撑力量。笔者拟对桐邑士人代续相承纂輯乡邦文献的学术活动加以钩稽整理，以考察明清桐城文献整理之盛况，并探讨其民间文献保存传统之源流及影响。
一、明清桐城乡邦文献的编纂成就
关于明清桐城乡邦文献，许结论桐城诗学传统时曾提及潘江、徐璈、马其昶等人的纂辑成就[3]（pp526-545）。实际上，在《龙眠风雅》《桐旧集》这几部重要总集之外，17—19世纪三百多年间，桐城民间乡邦文献整理活动持续不断、规模宏大，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地方文献学史上的壮丽图景。不过这些文献编纂活动时常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框架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现笔者通过查考各类史料，将所得桐城主要地方文献编撰活动与成就按时代列表如次。
前文梳理罗列的明清两朝桐城地域乡邦文献编纂活动15种，仅是在包罗了一邑文献或收录了部分县域内主要家族诗文作品的整理成就中择其大者而言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为一人而设的别集或诗文集、为一隅一族而设的家集如《方氏诗辑》《马氏诗钞》等或规模较小的合邑文献如潘江的《桐城乡贤实录》、萧穆的《桐城艺文志》《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钞》、马其昶《桐城古文集略》、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等尚不在统计之列。
就所列15种主要文献而言，有几部对后世乡邦文献编纂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早期关键文献。首先，方学渐所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赞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其次，姚文燮所辑《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地位当可确立。再次，潘江所纂《龙眠风雅》，从流传情况来看，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二、桐城乡邦文献的编纂源流及特点
有明以来龙眠词章之盛，素为桐城文人所矜尚和传承，接续编纂卷帙浩繁的乡邦文献正是这种地域自信与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桐城文献代续相承的编纂传统在上述文献中得到鲜明的反映。这些文献编纂活动有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文献编纂活动持续时间长
桐城乡邦文献从明末至民国初年300年间纂修不辍。方学渐《桐彝》《迩训》二书撰成于明中后期，开启桐城人文结集之幕，此后乡邦文献的整理活动渐趋活跃。自明末迄于民初，桐城士人群体中始终孕育着一股保存乡梓文献的自觉意识，或如暗流潜藏，或如泉源奔涌，以至于主持或召集编纂活动的这群士子，其地位无分贵贱高低，或位列达官显宦、或区区一介寒儒，也无论身在桐枞本土，还是幕客他乡，皆能以搜集保存“龙眠文献”为其天然职责与文化使命。自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三百余年间，桐城文献以各种形式得到持续的编纂、补苴、校刊和保存，这在中国的地方文献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二）文献编纂活动呈现明显的高峰时段
综观整个明清时期，乡邦文献的纂辑虽多属典型的地方性事件甚或个人行为，但大规模连续性的文献整理活动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编纂时代来看，出现过三次纂修高峰。
第一个活跃期出现在明清之际。当时两朝鼎革，文献散佚严重，追慕前贤风范、恢复地方文化秩序的需求显现。桐城在有明一代诗风已盛，东南地区咸知桐城文士喜好吟咏而不尚浮艳，明清之际的桐城乡邑诗集编选者们也观察到当地素有“多能诗而不好名”[4]的古朴之风。虽然世言淡泊名利方有真诗，但由此亦因缺乏整理刊印而致大量先贤诗作渐佚不传的缺憾。清初兴起的以钱谦益、朱彝尊为代表的编选前明诗词之风，对当时各地地方文献的整理活动也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推动作用。对于地方意识渐趋浓郁的桐城来说，有明300年造就的丰富文化成就不能任由涣灭，迫切需要加以保护传承。由此出现了以方授、钱澄之、姚文燮、潘江等人为代表的以弘扬乡邑诗学为职志的乡贤文献编纂的先驱群体。
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嘉道年间。康雍乾时期虽为清代军政极盛期，但也是文网绵密的文化禁锢期，地方性的文学活动受到了抑制，特别是戴名世《南山集》案对于桐城文人的影响深远。不仅新的总集或选本的编纂一度中断，清初纂成的一些重要地方文献也因各种原因或禁毁、或散佚，至徐璈编《桐旧集》时已称“湮落无可收拾”[5]（《桐旧集》卷首）。嘉庆以后，文禁渐松，创作趋富，地域性的文献整理活动再度活跃。以王灼辑录《枞阳诗选》领衔，文汉光、戴钧衡、徐璈、方宗诚、姚觐阊、光聪谐、马树华等相与跟进，一大批桐城文献的整理成果皆在这一时期出现。
第三个时期是光绪年间。嘉道时期的桐城乡邑文献编纂成就在咸丰兵燹中损失惨重，光聪谐编《龙眠丛书》致版毁书残，至光绪初年重加拾掇已残缺其半，今据考证仅存26种；马树华编《龙眠识略》未能付梓而身死战事，书稿散毁；其他版毁书佚之事不胜枚举。同光中兴，逐渐安定的社会秩序为地方文献整理重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的核心人物是萧穆和马其昶。萧穆是桐城文献整理的巨擘，遘乱亡佚的道咸残留文献多经他之手重加整校助刊得以完璧。马其昶作为桐城派殿军，所撰《桐城耆旧传》更是一部明清桐城地方文献通史的收官之作。总的来看，桐城地方文献的整理流传虽受政治环境或战乱影响频遭间断，但文献编纂的民间传统始终不辍，社会政治环境一旦宽松稳定，这种使命意识会快速地复苏。
（三）文献体裁类型丰富
乡邦文献的体裁形式极为丰富，有总集、选集或别集，有诗歌、古文或史志，有家集、乡贤传或地方志，还有汇编各家的丛书等。其中，在上述不同时期编纂的桐城通邑文献中，最重要的体裁形式还是以诗歌和古文为主的两大总集类型，分别对应着桐城历史悠久的诗学和古文传统。
桐城诗学肇始于明，诗歌创作在有明一代和清中叶以前极为繁盛。诗集的编纂自清初姚文燮《龙眠诗传》启其端，钱澄之、方授预其事，以潘江《龙眠风雅》为第一个编纂活跃期的扛鼎；既而王灼编《枞阳诗选》、文汉光、戴钧衡编《古桐乡诗选》，两部各取半邑一隅的诗选再续桐城诗学，复以徐璈编《桐旧集》蔚为大成，同光以后大规模的合邑诗选未再出现。清代桐城名于文坛者为其古文，见诸文献的最早乡邑文集是李雅、何永绍辑《龙眠古文一集》。特别是嘉道以后桐城文派崛起，天下奉桐城宗派为古文正宗，古文之风大盛，通邑文集的编选在规模和频次上迅速超越了诗选的纂辑，以道光间的《国朝桐城文录》和光绪间的《国朝桐城文征》为正，500年间一邑文献俱存。
（四）高度自觉的文献保存意识
桐城乡邦文献的整理主要表现为数人倡议、一人主导、众人助力，最终玉成其事。可以说，每一部桐城乡邦文献的纂辑刊刻活动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赛”。数量庞杂的地方文献，其搜集、整理、编排、校勘、刻印之工作量极大，往往非一人之力可以胜任，而刊刻之资又非一般之文人循吏所能承担，故一部文献的编成往往需费时数十载、预事数十人、筹资数十门。在每一部通邑文献的成书刊刻过程中，民间各界都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文献整理与保存意识。
以《龙眠风雅》的编纂过程为例，前揭姚文燮《诗传》与钱澄之《诗选》可谓其成书的先导。潘江曾自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予更为广搜之”[6]（《木厓集》卷二十一），马其昶亦称姚氏《诗传》未能传书，而“潘蜀藻先生资之以成《龙眠风雅》”[7]（p.250）。潘江自撰的《龙眠风雅·凡例》对编选工作有更明确的交代，据他记述：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钱子饮光、姚子经三慨然共事，乃尽以夙藏，倾筐倒庋，而诅于异议，未观劂成”；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秋，潘江与方授（字子留）再倡斯举，“有志兹选”；此后，潘江又在钱、姚二人的基础上，复“殚力搜求”，最终成其事。由此见之，“《龙眠风雅》的编纂系方授、钱澄之、姚文燮与潘江共有之力，后由潘氏独立搜求”[3]（p，530）并刊印成书。
再如，《枞阳诗选》，王灼先于书稿刊印而辞世，留下不尽遗憾。但幸运的是，这部稿本此后辗转于王灼的好友朱雅（字岑南，号歌堂）、张敏求（字燮臣，号勖园）、张际亮（字亨甫）等多人之手，后复转入亦为枞阳同乡的南昌知府张寅手中，张氏虽“政务烦剧而勇于任事，叹是编拾掇之勤也，忻然刊之于郡廨”[8]（《可久处斋文钞》卷三）。是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王灼身后18年，其辑录的《诗选》在乡人的接力下终于刊印传世。由于张寅刊刻《诗选》之时，稿本已残其第二十卷，张寅遂嘱同乡马树华相与审定，马氏则据张敏求所录末卷诗目，最终完成了校改补刊之任。至此，《枞阳诗选》这部乡邑诗歌总集历二十余年，“遂为定本”[8]（《可久处斋文钞》卷三），其中王灼居辑录之首功，而朱雅、张敏求、张寅、马树华诸人之協力校刊同样功不可没。
《桐旧集》的成书亦是如此。徐璈在该集刊刻未半而卒，作为桐人眼中攸关“吾邑文献”的一部“不可少之书”[9]（《桐旧集》卷首），桐城文人皆将该集之最终纂成视作己任，除马树华、苏惇元二人在搜辑雠校上出力尤多外，据璈侄徐寅言：“方植之（东树）、马元伯（瑞辰）、光律原（聪谐）、姚石甫（莹）、马公实诸丈，为之筹画，蒙慨然资助，遂续剞劂”[10]（徐璈《桐旧集》卷首），同样厥有贡献。 由是见之，上述编纂模式在明清桐城各类地方文献的整理活动中往往引为常例，许多文人终其一生孜孜于乡邦文献，有些家族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整理文献，这种文献保存精神在桐城民间得到传承光大。
三、桐城乡邦文献的编纂目的及影响
若从编纂者角度观察明清数百年间陆续编成的百十余部各类合邑文献，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历代桐城文人群体中，乡邦文献的编纂工作是一项集体有意识的文化传承事业。因此，每一场编纂活动的目的都指向明确，同时乡梓文献的整理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保存文献，表彰先贤
中国人很早就有“古训是式”（《诗经·大雅·烝民》）意识，并逐渐形成了重视记录历史、祖述先贤、“以‘文献之传’为己任，自觉保存文献，传承文明”[11]（p.1）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因而桐城文人的文献整理活动，其最初动因也是基于对文献的保存和对前贤精神的追述。每一次文献编纂高潮的到来往往面对的都是一个或遘乱亡佚、文献放失，或名辈益众、佳作迭出的纂修环境。《龙眠风雅》编纂之时正是桐城地方文献在明清鼎革的战火中遭到严重损毁的时刻，其前后集主收明诗，亦有少量清初故老作品，共辑录桐城先贤551人，凡3 000余首诗作，其所保存的大量诗歌文献记录了一邑诗史。而《桐旧集》的辑录虽因有前选总集雕版侵蚀、“久伤残秩”[12]（徐璈《桐旧集》卷首）之病，主要还是由于顺康以来百余年间，新增加了大量诗作而选者寥寥，有流散之虞。该编共辑明清两朝桐邑85姓1 200余人，诗作7 000余首，在《风雅》的基础上有明显超越，既主表章通邑乡贤诗学成就之意，又总备“一邑之风，且为综录海内之诗者取资”。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在乡邦文献的编选原则上，绝大多数编选者都选择了论者有颇多争议的“宽选”之法。早在顺康间计议编选龙眠诗之始，姚、钱、潘等人即对选诗的范围和标准展开讨论，后因观点歧异，三人选择了不同的编选道路。钱澄之坚主“严选”，而姚文燮、潘江则力主表章，秉持“宽选”，广采博搜，以呈现桐城“有明三百余年来诗人林立”[13]（《光启堂文集》不分卷）之诗风壮景。方孝标对姚、潘等人的做法给出了明确的支持意见。方孝标认为：“凡选宜严，此选宜宽，盖凡选主规模，此选主表章也。”[14]（潘江《龙眠风雅》卷首）从最终辑录效果看，“宽选”派取得了实际的成功，也因此逐渐得到了后来者更多的仿效和支持。直至清末萧穆编《国朝桐城文征》时，依然认为编选文征应尽全文献，他所论：“吾邑自明以来词章最盛，钱澄之、方文、姚羹湖、潘江、马湘临各有选本，所谓诗选、四十家诗、诗传、诗钞皆就散佚，方氏诗辑、马氏诗钞等或只及一隅或为一族而设，皆不若《龙眠风雅》一书能包一邑之人才也”[15]（p.77），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二）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传播桐城乡贤文化
桐城明清时期在人文领域的异军突起是长期的文化传承与累积的产物。龙眠诗学与古文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地方文献的保存、滋养与传递作用。有明一代是龙眠诗文传统的奠基时期，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与思想转型对于桐城文人的乡土文献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钱澄之与钱谦益的“金陵论诗”[16]（《田间诗文集·文集》卷十六）可以看作是桐城文士试图改变以往不尚浮名、低调创作的雅风，而有意识地宣扬传播地方文学的思想转折点。
继之而起的潘江等人辑纂龙眠诗，更明确地表达出内心的两大块垒。其一，《列朝诗集》中“龙眠诗登载寥寥” [17]（潘江《龙眠风雅》卷首）。该集为清初名儒钱谦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被称为“一部明诗的备忘录”[18]（p.261），在明清诗学中地位极高。据钱氏所撰《列朝诗集小传》检索，全书入选者达1 600余家，但桐城籍诗人仅齐之鸾、吴檄、方孟式、吴令仪等数人。这成为激励桐城文士编选乡贤诗集的直接动因。其二，《桐彝》《迩训》诸书未附诗文。尽管方学渐实开桐城乡邦文献之先，但是，其著以收录人物事迹为主，所谓方学渐所“撰《迩训》诸书，桐先哲之芳规懿迹，灿然彪炳，予惜其未附以诗文”[17]（潘江《龙眠风雅》卷首）者，正是此意，而在潘江等人看来，“诗文之遴梓可以萃众甫而播之广远也，文又不若诗之怡悦性情，尤易征而可勒之金石、被之弦歌也” [17]（潘江《龙眠风雅》卷首）。正因为此，潘江等人接续前贤职志，实质性地开启了建构桐城诗学传统、传播龙眠诗歌文献的序幕。潘氏所纂《龙眠风雅》对于保存乡邑诗歌文献、弘扬龙眠诗学贡献卓著，在当时即产生极大影响。“初集”刊行后，“一时国门纸贵，坊间至欲翻版以传”[19]（潘江《龙眠风雅·续集》卷首），清初知名诗家唐孙华称《龙眠风雅》“久噪寰瀛”[20]（《无异堂文集》卷十一），虽有过誉之嫌，但足以反映潘氏该集刊印后在清初诗坛的流传。此后《风雅》对于清中后期桐城文献的整理依然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徐璈编《桐旧集》时称其为“总集佳本”，更“合潘本而并选之”[21]（徐璈《桐旧集》卷首），正是这种传承关系的体现。而桐城后世文人也多从乡邦文献中汲取文学素养、感知“桐城人文之盛”[22]（卷四）。
在桐城人文传统的建构过程中，通邑性地方文献逐渐形成了三条纂辑与传播系统，即以《龙眠风雅》《枞阳诗选》《桐旧集》等为代表的诗歌文献，以《龙眠古文》《国朝桐城文录》《国朝桐城文征》等为代表的古文文献和以《桐彝》《迩训》《龙眠识略》《桐城耆旧传》等为代表的乡贤文献，这些共同构成了桐城“文献节义之邦”[23]（卷二）的精神载体。
（三）彰显地方人文意识，拓展地域影响空间
从明末开始，桐城文人逐渐觉察到家乡人文的勃兴进程，龙眠风土之美、物产之殷、人文文献之盛成为他们最直观的外在感受。以此为背景，士人的地域观念逐渐增强，地方意识也随之萌生。作为表达地方意识的有效途径，自魏晋时期开始，撰写记述一邑自然山川、风俗物产、人文景观的地记或地志往往成为首选。但对于有着发达地域文化的桐城来说，有清一代仅两修县志，分别为康熙《桐城县志》和道光《续修桐城县志》，且县志中遗漏舛误之多，颇为桐邑士子所讥议。与并不发达的地志纂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桐城士人持续不断热衷于整理编纂卷帙浩繁的各类乡邦文献，这成为他们选择表达地方意识的主要形式。清初钱澄之盛称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 [16]（《田间诗文集·文集》卷十六），遂生征辑先辈遗稿之念。至清中叶，方東树发覆桐城人文兴盛的源流，表达出桐城从魏晋以上迄于唐宋“一邑无达者”，然自明初以来，“四五百年继继绳绳、渊源家法而益大其绪，于是吾邑人文遂为江北之冠，而他名都望县恒莫能并”[22]（卷四），乡土自豪之情已溢于言表。姚莹则从齐之鸾、钱澄之、潘江、刘大櫆到姚鼐等人诗歌文献的分析脉络中进一步称述桐城的诗文地位，所谓“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24]（《中复堂遗稿》卷一），表明桐城文人对于桐城文献编纂意义的认识已从地域层面实现了升华。 作为地方性的乡邑文学，桐城文化植根深厚的地域创作土壤，但又突破了地域限制，融入了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的主流，进而引领清代文坛两百余年。乡邦文献的结集就是这种地域土壤的直接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编纂乡邦文献在地方上具有显扬著姓望族、稳定乡土秩序、维护教化风俗、强化地域认同的客观效果。桐籍知识精英和文献编纂者们都普遍意识到乡邦文献虽为地域性的知识谱系，但其价值绝不应停留在一般性知识信仰的层面。例如，在《古桐乡诗选》编成后，与文、戴有师生之谊的方东树为之撰序，揭示了在如日方升的桐城派文论与诗论流行背景下该集的编选价值，序中方东树特别强调，为学者只有“不以地自域”，方能“推之古今、上下、百世而无间” [22]（卷四），地方之学也才能成长为全域之学。又如方宗诚在自撰《国朝桐城文录》的序文中，勾勒了桐城古文创作的历史源流，点明了该集编选的宗旨、过程及义例，在序末他同样提出了“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25]（《柏堂集·次编》卷一）的深刻见地，这与方东树的观点自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有此全域性宏观视野的指导，才使得原本仅备地域性存留的桐城乡邦文献产生了不囿于方隅的普遍意义。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桐城文人对先贤诗文及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有着深厚的兴趣和高度的使命感。从钱澄之、潘江、徐璈、方宗诚、马树华、萧穆、马其昶等数代人跨越历史利用藏书接续编纂《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城耆旧传》等合邑文献的过程梳理，我们可以发觉桐城名家强烈的文献保存意识，并揭示其文献传承传统及其对桐城地域文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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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富：安庆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生；黄晶：安庆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责任编辑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