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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丁晏《曹集诠评》最早版本为金陵书局同治十一年刻本。关于金陵本《曹集诠评》的成书，目前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曾国藩对此书的支持，而对具体的刊刻过程及刊刻过程历经的波折，关注较少。正因如此，也忽略了高均儒、莫友芝等人的努力和付出。以全局的视角梳理《曹集诠评》的成书过程，既可以深入了解曾国藩在此书刊刻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又能从一波三折的刻书过程体会此书刊刻不易。
[关键词] 丁晏 《曹集诠评》 曾国藩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1-0125-04
[Abstract] The first version of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Cao Zhi by Ding Yan was the Jin-ling-Publishing-House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1872. Among the studies of this book，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support of Zeng Guofan on its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its publication was still rare. Owning to the neglect of hardship of the publication，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Gao Junru to this edition was ignored as well.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he publication of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Cao Zhi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role of Zeng Guofan on this book’s publication and recognize the difficulty of its publication.
[Key words] Ding Yan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Cao Zhi Zeng Guofan
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号柘唐，晚号石亭居士，江苏山阳人（今江苏淮安），道光元年（1821）举人，先后主讲文津书院、丽正书院。精于考据，长于校雠，好郑氏之学而不存门户之见：“于《诗笺》《礼注》研讨尤深，……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1]著有《尚书馀论》二卷、《禹贡集释》三卷、《诗考补注》二卷、《三礼释注》八卷、《孝经述注》一卷等，已刊者均收录于《颐志斋丛书》中。
丁晏《曹集诠评》以明万历休阳程氏刻本为底本，兼采明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陈思王集》，以“《魏志》传注、《文选》注、《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影宋本，未经陈禹谟窜改者）、《白帖》《太平御览》、《乐府解题》、冯氏《诗纪》诸书”[2]为校本，体例严谨：“凡集中诗古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譌舛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入，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入，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3]同治四年（1865）九月，《曹集诠评》一书基本定稿，刊刻之事随即提上日程。而最早允诺刊刻此书的是高均儒。这一点，莫友芝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记中有详细论述。
入城访丁俭卿，索其所著已刻者十九种，其已定本未刻者尚二十余种，以所校《曹子建集》相示，用明十卷本以诸总集、类书及张溥本为之校雠，间附笺释，于陈思忠汉隐衷，发明透彻，可谓功臣，是七十后所新成者。……高伯平许为之刻于浙中[4]。
高均儒（1812—1869），字伯平，号郑斋，又号可亭，秀水廪生。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咸丰年间，受骋于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处以校书为职，故得以与丁晏相识：“丁晏考三家诗，皆引以自助，遇有疑义，往复诤辨。”[5]
丁晏虽年长高均儒近二十岁，但二人因同好郑氏之学，且都长于小学校勘，加之擁有共同的交游群体（杨以增、吴棠[6]、吴昆田、鲁一同[7]等），加之高均儒不遗余力地支持刊刻丁晏著述，如，同治元年（1862）丁晏《周易述传》刊成，此书由高均儒署检，后题《柘唐先生示读所著〈周易述传〉用昌黎送诸葛觉随州读书韵书后》以“辞立澂游心，眚瘳豁电目。习稽伊古言，痛窒于今欲”，大赞丁氏著作之精妙，二人交情之笃概可想见。
同治三年（1864）杭州克复，应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自称松存）之请，高均儒于同治四年十月重返杭州，临行之前向丁晏承诺刊刻《曹集诠评》。高均儒返杭后任职于东湖讲舍，与浙江巡抚马新贻来往密切：“杭州收复，丁松生书来，再返杭州，主东城讲舍讲席。故抚军马端敏公及今抚军谭文卿公俱重之。” [8]亦为马新贻校书：“在杭州，又为马穀山中丞及丁松生校书，皆精善”[9]。但刊刻《曹集诠评》一事，却一直未有动静。曾国藩打破了这一僵局。 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十三日，北上直隶任职的曾国藩路经淮安府时与丁晏相见，允诺刊刻此书。次日，曾国藩便致书曾纪泽，要求金陵书局安排刻书之事。
《曹集铨评》四本系山阳丁俭卿所撰，余许以发金陵书局代为刊刻。子建为诗家不祧之祖，亦不可无专集，尔可送缦云先生处发刻，并言明□□□□补校对[10]。
这一点，丁寿恒《柘唐府君年谱》、刘寿曾《曹集铨评·跋》、张文虎《书曹集铨评后》均有相同论述，兹不赘述。曾国藩支持刊刻《曹集诠评》的初衷，不仅仅是因为家书中提及的对曹植诗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与丁晏是有私交的。曾国藩在京期间已与丁晏相识：“湘乡爵相，府君前在都相识。”[11]道光二十七年，丁晏之子丁寿昌考中进士，曾国藩任阅卷大臣，曾国藩与丁寿昌之间有师生之谊。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因丁寿昌之故特寄联语“教子苏明允，著书王仲任”相赠。最重要的是，丁晏虽无官职却有报国之志，积极组织团练抵御捻军，曾国藩对此大为欣赏。可以说，曾国藩刊刻《曹集诠评》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此时的金陵书局在曾国藩离任后却有了两大新变动。
第一，曾国藩亲自指派的发刻负责人周學濬已于同治八年（1869）年初回湖州，不再担任书局总办一职，张文虎同治八年正月初九日记可证：“是日曾劼刚、孙琴西为缦老饯行于下江考棚。”[12]
第二，同年，李鸿章照会金陵、苏州、杭州、湖北四大书局合刻二十四史，金陵书局除负责《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外，还要负责《晋》《宋》《齐》《梁》《陈》《隋》《北魏》《北齐》《北周》诸书及南、北二史的校勘。工作量的加大，又加之周学濬的离任，都对书局事务的管理和调度产生了影响。
曾国藩了解到情况后，特致书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亲自指派洪汝奎担任书局提调，以解决刻书纡缓之事。
惟金陵一局，并未筹定有着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调之专员，是以局务尚形散漫，应请阁下筹一闲款，源源拨济。其薪水用款，与苏浙合局，互相核对，以期不甚悬殊。至经理此事，内行而耐烦者，目下似以洪琴西为最。此后视为一件官事，责成提调，则书可速成，而款不虚糜[13]。
曾国藩的指示很快得到贯彻执行，六月底洪汝奎已走马上任：“洪琴西来拜。时以涂阆仙将卸江宁事，节相命提调书局也。”[14]洪汝奎上任之后，马新贻与其相商刊刻《曹集诠评》一书，却遭到了拒绝：
山阳丁君俭卿所编《曹集铨评》，昔岁马端愍公尝以属洪琴西观察，观察以为私家著述，弗应[15]。
马新贻向洪汝奎建议刊刻《曹集铨评》时，高均儒刚去世不久（高均儒于同治八年四月去世）。有理由相信，高均儒对老友所托，一直寄挂于心，马新贻亦有成全之志。洪汝奎一开始的“拒绝”很快“转变”——同年九月，曾国藩致刘寿曾的书信中，透露两大重要信息：首先，此书的校刊工作已经展开；其次，此事由刘寿曾专门负责，而曾国藩对刘寿曾的校勘方式及校刻进展均十分满意。
《曹集铨评》一书，既以程、张二本互校，核补数篇，复参考诸书，补入佚文十余条、脱文四百余字，具见才宏心细，条理精详。今又觅《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诸书核校，并随时与俭卿封翁往返商榷，又与叔俛、芙卿诸君子晰疑辨难，折衷至当。俾此书体例完善，搜讨精博，不特俭翁耆年借以自娱，亦艺林中一快事也[16]。
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号芝云。江苏仪征人。因父刘毓崧之故被曾国藩招入书局，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正式入职。刘寿曾与丁晏亦有渊源。刘寿曾的祖父刘文淇与丁晏二人是同年，丁晏对刘寿曾评价甚高，有“大雅抡才，小同通德”[17]之赞叹。刘寿曾在丁晏原书的基础上对文字做了校对和补入，一则未改变成书的体例，二所用的校本与丁晏所用校本无甚差别，仍以程氏刻本和张溥百三家集本为重点，兼采《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书，不同的是，丁晏之子丁寿祺将丁氏手批程本四册寄送至刘寿曾处，供以参校：
家君《曹集铨评》承大才考订，体例精详，足征家学。其行未注释，均如来示办理，以归画一，需检原稿，家君系据休阳程氏刊本，参以《张集》，择善而从。今将手批程刻四册托叔俛兄寄上，至《张集》，现无藏本，尊处既有单行题词，即望照录增入[18]。
可以说，除希望“照录”张溥本《陈思王集》外，丁晏对刘寿曾的校刻方式并没有其他要求。
也正是如此才使得此书的刊刻留有遗憾：“四库著录虽据宋嘉定旧刻，提要犹惜唐以前旧本之佚，谓不得已而思其次。闻上元朱氏述之校注是集，所据宋刻不止一本。顾阁本、朱本先生均未得见。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19]“阁本”指《四库全书》十卷版《曹子建集》，此系南宋嘉定时刊本：“此本目录后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犹从宋宁守时本翻雕。盖即《通考》所载也。”[20]“朱本”指朱绪曾校注的《曹集考异》一书。之所以说《曹集诠评》的刊刻是“尽力”而非“完美”之作，正是因为有关校本缺失的缺憾其实是可以弥补的。现以朱绪曾《曹集考异》为例说明。
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号燮亭。又号北上，上元人。自道光二十年（1840）始，朱绪曾即有志于校勘《曹子建集》，咸丰三年（1853）基本完成《曹集考异》之定稿。最早提出刊刻此书的，正是聘请高均儒校书的杨以增：“癸丑冬于役袁江，维时聊城杨至堂侍郎属高君伯平既校刊《蔡中郎集》，将从事于斯编。”[21]客居袁江期间，朱绪曾还有幸得见丁晏所编《陈思王年谱》，并录《谱序》入书：“先是山阳丁俭卿（晏）先生著《陈思王年谱》，癸丑冬，先君客袁江时见之，采其序入集。”[22]
后朱绪曾因书稿仍有待商榷之处婉辞杨以增刻书之请，随后返回浙江。次年，寄抄副本于杨以增。随着杨以增、朱绪曾的先后离世，此书的刊刻就此搁浅，朱绪曾所寄副本被杨以增之子杨协琴带至北京。因此，作为知情人的“高均儒”，既是知道丁晏《曹集诠评》的存在，亦是知道朱绪曾《曹集考异》的存在。正是因为两次的“在场”，才为寻找校本提供可能，而这种可能的发生，还与莫友芝有关。 同治六年八月，莫友芝与阔别两年之久的高均儒在杭州相见：“问东城讲舍高北坪山长（均儒），甚近，访之，自淮安乙丑九月，别逾二年矣。”[23]此次会面，为莫友芝寻访《曹集考异》提供契机。同治六年九月，赴浙江访书的莫友芝从陈骥德（字千里，號德大，又号良斋，别号菊磵。著有《吉云居书画录》。清藏书家）处借得《曹集考异》一书。莫友芝借得此书后，特托俞樾招聘写手抄录。
假得陈良斋（骥得）所藏《曹子建集》详本，谓其师金陵朱述之（绪曾）所校，采唐以上书引子建文句补正明刊十卷本。述之已作古人，乱后元本亦散失，仅此副本，当为之更录副以存，备有力者梓之。丁俭卿亦颇校曹，新有成书，不知其曾见朱校否。俭卿旧撰有《子建年谱》，述之曾引及之[24]。
莫友芝认为《曹集考异》仅传有陈骥德所藏副本，是不准确的。前已述及，朱绪曾于咸丰四年（1854）寄送给杨以增的抄本，被其子杨协琴收藏并未丢失。真正丢失的是朱绪曾的原稿（原稿被徐柳泉借走，后毁于战火）。同治六年十一月，莫友芝致书高均儒，从书信莫友芝特意告知，高均儒已借得《曹集考异》来看，此书的借抄应是莫友芝在高均儒的授意下有意为之。
朱述之校《曹子建集》，已向陈君假得，附[胥]抄，粗观之，引据良博，特条校过，殊不易。丁俭卿书适至，言渠亦详校此集，已脱稿，当谋附雕，不知曾见此本，抑别校也[25]。
丁晏有没有见过《曹集考异》一书，因资料有限，尚未能定论。但刘寿曾见过莫友芝校订版《曹集考异》，应是无疑的，原因在于：首先，莫友芝是于同治七年四月完成《曹子考异》的校勘工作：“连日校《曹子建集》写本，今日始毕，得更□□□核之。”[26]
同治八年，刘寿曾负责校勘《曹集诠评》时，莫友芝时在金陵，刘寿曾是有条件借到此书的。
其次，同治十二年（1873），朱绪曾之子朱桂模将从杨协琴处抄得的《曹集考异》一书带回金陵，时在金陵书局的刘寿曾提及：“杨侍郎谋刻是书时，以稿本付秀水高平伯（均儒）先生校定，独山莫子偲（友芝）曾因高先生传录副本，盖向其嗣仲武请焉。”[27]这说明，刘寿曾确是见过莫友芝校订版《曹集考异》。因此，如果说，寻找朱绪曾原稿是件难事，那么，寻找莫友芝校订版《曹集考异》则并非一件难事。刘寿曾承认，若采以《曹集考异》为校本，对《曹集诠评》的刊刻是有好处的：
前见书钞“野无旨酒，进兹行潦”下有“鹿生公”三字，不可解。姑缀附于《逸篇》内。今见是本，郦生赞采《太平寰宇记》“野无巵酒，惟兹行潦”句，乃恍然于鹿生公为郦生颂之讹[28]。
同治十一年（1872），《曹集诠评》刊刻完成[29]。说其“尽力”，是因为此书刊刻过程确是“一波三折”，没有曾国藩，丁晏《曹集诠评》的刊刻就不会如此顺利：“及曾文正公自直隶再任江南，刘君恭甫乃始终成之。”[30]论其“不完美”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因为四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关系，无论是人员分派，还是搜集校本的力度以及书局管理者的个人态度，可以看出，书局在校刊《曹集诠评》上并未投入过多的人力与物力。也就是说，金陵书局在同意刊刻此书后，不是不想“做好”，而是不想“做精”（扩大校勘的范围），是“尽力为之”而非“追求完美”。
其次，与刘寿曾有关。刘寿曾被聘书局后，除分担了《南北史》的校勘工作外，为完成祖父、父亲遗愿，又致力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编纂：“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31]《曹集诠评》的校刊仅有刘寿曾一人负责，公事、私事的繁重，个人精力的有限，均成为是书刊刻“不完美”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能够以官书局的名义刊刻个人文集，对当时的文人来说，都是一种体面的事：“潘先生《论语集笺》即是官局代刻，岂非吾党中增一大体面？”[32]
注 释
[1][31]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77，13276
[2] 丁晏.曹集诠评·自序[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
[3][19]刘寿曾.曹集诠评·跋[Z].上海：商务印书馆，丁晏.曹集诠评，1931：1，1
[4][23][24][26] 莫友芝.莫友芝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167，221，225，246
[5]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3
[6]咸丰六年，杨以增去世。咸丰十年，高均儒返嘉兴，后应丁丙之请，参与《崇义录》的编纂：“时延秀水高伯平丈均儒及戴介帆先生惇禧、戴桐卿丈惇翰采访庚申殉难官、绅士、庶、妇女姓名，事实仿自《靖录》例，为《崇义录》。”（《先考松生府君年谱》）未几，杭州再次被围，高均儒被迫重返淮安，受骋于吴棠处，仍以校书为业：“勤惠乱后刊刻书籍，迎君于兵火中，为主校勘。”（吴昆田《高君伯平行状》）咸丰元年，吴棠初任清河县知县时，已与丁晏结交：“余初宰清河，即与先生交契。迨奉命督漕河，驻节淮上，延主丽正书院讲席，……余刻《望三益斋丛书》，皆经先生手订。每得古书，乞为序引。谈艺论文，深资就正。”（吴棠《曹集诠评·序》）丁晏亦有：“晏与今淮徐道前清河县尹吴棠交深骨肉，捍御同心。”（《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之丁晏来函，第193页）。
[7]据吴昆田《高君伯平行状》记载，道光二十五年，高均儒结识吴昆田、鲁一同：“道光二十五年之秋，余与鲁通甫过存谭桐舫，桐舫曰秀水高伯平适来，古之狷者也，不可不一识之。于是介而见于四公祠之寓斋，为十日留。……吾两人者，或相携，或独往，每至清江浦，必就之门。” 道光十六年，丁晏因与吴昆田、高均儒因共同赴会试相识：“偕潘四农、鲁通甫（讳一同，乙未举人）两先生及门吴稼轩（名昆田，南清河人。甲午举人，官刊部员外郎）同入都应会试。”（《柘唐府君年谱》）。
[8] 闵尔昌.碑传集补[M].台北：明文书局，1986（影印本）：卷38
[9]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影印版）：107
[10] 曾国藩.家书二[M] //曾国藩全集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501
[11] 丁寿恒，等.柘唐府君年谱[M]//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48册，1999：75
[12] [14]张文虎.张文虎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68，186
[13] 曾国藩.书信九[M]//曾国藩全集第3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581
[15][30] 张文虎.舒艺室杂著甲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35，335
[16] 曾国藩.书信十[M]//曾国藩全集第3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53
[17] 缪荃孙.续碑传集[M].台北：明文书局，1985（影印本）：卷75
[18][32] 陈烈.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2014：782，808
[20]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影印本）：3829
[21] 朱绪曾.曹集考异·序[Z]//续修四库全书第13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4
[22][27] [28] 朱桂模.曹集考异·跋[Z]//朱绪曾.曹集考异.台北：力行书局，1970（影印本）
[25]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8：451
[29]局本《曹集诠评》的刻书特点详参：乔芳.曹植集及《曹集诠评》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8：26
（收稿日期：2017-09-24）
[关键词] 丁晏 《曹集诠评》 曾国藩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1-0125-04
[Abstract] The first version of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Cao Zhi by Ding Yan was the Jin-ling-Publishing-House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1872. Among the studies of this book，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support of Zeng Guofan on its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its publication was still rare. Owning to the neglect of hardship of the publication，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Gao Junru to this edition was ignored as well.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he publication of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Cao Zhi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role of Zeng Guofan on this book’s publication and recognize the difficulty of its publication.
[Key words] Ding Yan Comments on the Poetry of Cao Zhi Zeng Guofan
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号柘唐，晚号石亭居士，江苏山阳人（今江苏淮安），道光元年（1821）举人，先后主讲文津书院、丽正书院。精于考据，长于校雠，好郑氏之学而不存门户之见：“于《诗笺》《礼注》研讨尤深，……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1]著有《尚书馀论》二卷、《禹贡集释》三卷、《诗考补注》二卷、《三礼释注》八卷、《孝经述注》一卷等，已刊者均收录于《颐志斋丛书》中。
丁晏《曹集诠评》以明万历休阳程氏刻本为底本，兼采明末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陈思王集》，以“《魏志》传注、《文选》注、《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影宋本，未经陈禹谟窜改者）、《白帖》《太平御览》、《乐府解题》、冯氏《诗纪》诸书”[2]为校本，体例严谨：“凡集中诗古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譌舛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入，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入，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3]同治四年（1865）九月，《曹集诠评》一书基本定稿，刊刻之事随即提上日程。而最早允诺刊刻此书的是高均儒。这一点，莫友芝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记中有详细论述。
入城访丁俭卿，索其所著已刻者十九种，其已定本未刻者尚二十余种，以所校《曹子建集》相示，用明十卷本以诸总集、类书及张溥本为之校雠，间附笺释，于陈思忠汉隐衷，发明透彻，可谓功臣，是七十后所新成者。……高伯平许为之刻于浙中[4]。
高均儒（1812—1869），字伯平，号郑斋，又号可亭，秀水廪生。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咸丰年间，受骋于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处以校书为职，故得以与丁晏相识：“丁晏考三家诗，皆引以自助，遇有疑义，往复诤辨。”[5]
丁晏虽年长高均儒近二十岁，但二人因同好郑氏之学，且都长于小学校勘，加之擁有共同的交游群体（杨以增、吴棠[6]、吴昆田、鲁一同[7]等），加之高均儒不遗余力地支持刊刻丁晏著述，如，同治元年（1862）丁晏《周易述传》刊成，此书由高均儒署检，后题《柘唐先生示读所著〈周易述传〉用昌黎送诸葛觉随州读书韵书后》以“辞立澂游心，眚瘳豁电目。习稽伊古言，痛窒于今欲”，大赞丁氏著作之精妙，二人交情之笃概可想见。
同治三年（1864）杭州克复，应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晚自称松存）之请，高均儒于同治四年十月重返杭州，临行之前向丁晏承诺刊刻《曹集诠评》。高均儒返杭后任职于东湖讲舍，与浙江巡抚马新贻来往密切：“杭州收复，丁松生书来，再返杭州，主东城讲舍讲席。故抚军马端敏公及今抚军谭文卿公俱重之。” [8]亦为马新贻校书：“在杭州，又为马穀山中丞及丁松生校书，皆精善”[9]。但刊刻《曹集诠评》一事，却一直未有动静。曾国藩打破了这一僵局。 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十三日，北上直隶任职的曾国藩路经淮安府时与丁晏相见，允诺刊刻此书。次日，曾国藩便致书曾纪泽，要求金陵书局安排刻书之事。
《曹集铨评》四本系山阳丁俭卿所撰，余许以发金陵书局代为刊刻。子建为诗家不祧之祖，亦不可无专集，尔可送缦云先生处发刻，并言明□□□□补校对[10]。
这一点，丁寿恒《柘唐府君年谱》、刘寿曾《曹集铨评·跋》、张文虎《书曹集铨评后》均有相同论述，兹不赘述。曾国藩支持刊刻《曹集诠评》的初衷，不仅仅是因为家书中提及的对曹植诗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与丁晏是有私交的。曾国藩在京期间已与丁晏相识：“湘乡爵相，府君前在都相识。”[11]道光二十七年，丁晏之子丁寿昌考中进士，曾国藩任阅卷大臣，曾国藩与丁寿昌之间有师生之谊。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因丁寿昌之故特寄联语“教子苏明允，著书王仲任”相赠。最重要的是，丁晏虽无官职却有报国之志，积极组织团练抵御捻军，曾国藩对此大为欣赏。可以说，曾国藩刊刻《曹集诠评》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此时的金陵书局在曾国藩离任后却有了两大新变动。
第一，曾国藩亲自指派的发刻负责人周學濬已于同治八年（1869）年初回湖州，不再担任书局总办一职，张文虎同治八年正月初九日记可证：“是日曾劼刚、孙琴西为缦老饯行于下江考棚。”[12]
第二，同年，李鸿章照会金陵、苏州、杭州、湖北四大书局合刻二十四史，金陵书局除负责《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外，还要负责《晋》《宋》《齐》《梁》《陈》《隋》《北魏》《北齐》《北周》诸书及南、北二史的校勘。工作量的加大，又加之周学濬的离任，都对书局事务的管理和调度产生了影响。
曾国藩了解到情况后，特致书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亲自指派洪汝奎担任书局提调，以解决刻书纡缓之事。
惟金陵一局，并未筹定有着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调之专员，是以局务尚形散漫，应请阁下筹一闲款，源源拨济。其薪水用款，与苏浙合局，互相核对，以期不甚悬殊。至经理此事，内行而耐烦者，目下似以洪琴西为最。此后视为一件官事，责成提调，则书可速成，而款不虚糜[13]。
曾国藩的指示很快得到贯彻执行，六月底洪汝奎已走马上任：“洪琴西来拜。时以涂阆仙将卸江宁事，节相命提调书局也。”[14]洪汝奎上任之后，马新贻与其相商刊刻《曹集诠评》一书，却遭到了拒绝：
山阳丁君俭卿所编《曹集铨评》，昔岁马端愍公尝以属洪琴西观察，观察以为私家著述，弗应[15]。
马新贻向洪汝奎建议刊刻《曹集铨评》时，高均儒刚去世不久（高均儒于同治八年四月去世）。有理由相信，高均儒对老友所托，一直寄挂于心，马新贻亦有成全之志。洪汝奎一开始的“拒绝”很快“转变”——同年九月，曾国藩致刘寿曾的书信中，透露两大重要信息：首先，此书的校刊工作已经展开；其次，此事由刘寿曾专门负责，而曾国藩对刘寿曾的校勘方式及校刻进展均十分满意。
《曹集铨评》一书，既以程、张二本互校，核补数篇，复参考诸书，补入佚文十余条、脱文四百余字，具见才宏心细，条理精详。今又觅《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诸书核校，并随时与俭卿封翁往返商榷，又与叔俛、芙卿诸君子晰疑辨难，折衷至当。俾此书体例完善，搜讨精博，不特俭翁耆年借以自娱，亦艺林中一快事也[16]。
刘寿曾（1838—1882），字恭甫，号芝云。江苏仪征人。因父刘毓崧之故被曾国藩招入书局，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正式入职。刘寿曾与丁晏亦有渊源。刘寿曾的祖父刘文淇与丁晏二人是同年，丁晏对刘寿曾评价甚高，有“大雅抡才，小同通德”[17]之赞叹。刘寿曾在丁晏原书的基础上对文字做了校对和补入，一则未改变成书的体例，二所用的校本与丁晏所用校本无甚差别，仍以程氏刻本和张溥百三家集本为重点，兼采《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书，不同的是，丁晏之子丁寿祺将丁氏手批程本四册寄送至刘寿曾处，供以参校：
家君《曹集铨评》承大才考订，体例精详，足征家学。其行未注释，均如来示办理，以归画一，需检原稿，家君系据休阳程氏刊本，参以《张集》，择善而从。今将手批程刻四册托叔俛兄寄上，至《张集》，现无藏本，尊处既有单行题词，即望照录增入[18]。
可以说，除希望“照录”张溥本《陈思王集》外，丁晏对刘寿曾的校刻方式并没有其他要求。
也正是如此才使得此书的刊刻留有遗憾：“四库著录虽据宋嘉定旧刻，提要犹惜唐以前旧本之佚，谓不得已而思其次。闻上元朱氏述之校注是集，所据宋刻不止一本。顾阁本、朱本先生均未得见。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19]“阁本”指《四库全书》十卷版《曹子建集》，此系南宋嘉定时刊本：“此本目录后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犹从宋宁守时本翻雕。盖即《通考》所载也。”[20]“朱本”指朱绪曾校注的《曹集考异》一书。之所以说《曹集诠评》的刊刻是“尽力”而非“完美”之作，正是因为有关校本缺失的缺憾其实是可以弥补的。现以朱绪曾《曹集考异》为例说明。
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号燮亭。又号北上，上元人。自道光二十年（1840）始，朱绪曾即有志于校勘《曹子建集》，咸丰三年（1853）基本完成《曹集考异》之定稿。最早提出刊刻此书的，正是聘请高均儒校书的杨以增：“癸丑冬于役袁江，维时聊城杨至堂侍郎属高君伯平既校刊《蔡中郎集》，将从事于斯编。”[21]客居袁江期间，朱绪曾还有幸得见丁晏所编《陈思王年谱》，并录《谱序》入书：“先是山阳丁俭卿（晏）先生著《陈思王年谱》，癸丑冬，先君客袁江时见之，采其序入集。”[22]
后朱绪曾因书稿仍有待商榷之处婉辞杨以增刻书之请，随后返回浙江。次年，寄抄副本于杨以增。随着杨以增、朱绪曾的先后离世，此书的刊刻就此搁浅，朱绪曾所寄副本被杨以增之子杨协琴带至北京。因此，作为知情人的“高均儒”，既是知道丁晏《曹集诠评》的存在，亦是知道朱绪曾《曹集考异》的存在。正是因为两次的“在场”，才为寻找校本提供可能，而这种可能的发生，还与莫友芝有关。 同治六年八月，莫友芝与阔别两年之久的高均儒在杭州相见：“问东城讲舍高北坪山长（均儒），甚近，访之，自淮安乙丑九月，别逾二年矣。”[23]此次会面，为莫友芝寻访《曹集考异》提供契机。同治六年九月，赴浙江访书的莫友芝从陈骥德（字千里，號德大，又号良斋，别号菊磵。著有《吉云居书画录》。清藏书家）处借得《曹集考异》一书。莫友芝借得此书后，特托俞樾招聘写手抄录。
假得陈良斋（骥得）所藏《曹子建集》详本，谓其师金陵朱述之（绪曾）所校，采唐以上书引子建文句补正明刊十卷本。述之已作古人，乱后元本亦散失，仅此副本，当为之更录副以存，备有力者梓之。丁俭卿亦颇校曹，新有成书，不知其曾见朱校否。俭卿旧撰有《子建年谱》，述之曾引及之[24]。
莫友芝认为《曹集考异》仅传有陈骥德所藏副本，是不准确的。前已述及，朱绪曾于咸丰四年（1854）寄送给杨以增的抄本，被其子杨协琴收藏并未丢失。真正丢失的是朱绪曾的原稿（原稿被徐柳泉借走，后毁于战火）。同治六年十一月，莫友芝致书高均儒，从书信莫友芝特意告知，高均儒已借得《曹集考异》来看，此书的借抄应是莫友芝在高均儒的授意下有意为之。
朱述之校《曹子建集》，已向陈君假得，附[胥]抄，粗观之，引据良博，特条校过，殊不易。丁俭卿书适至，言渠亦详校此集，已脱稿，当谋附雕，不知曾见此本，抑别校也[25]。
丁晏有没有见过《曹集考异》一书，因资料有限，尚未能定论。但刘寿曾见过莫友芝校订版《曹集考异》，应是无疑的，原因在于：首先，莫友芝是于同治七年四月完成《曹子考异》的校勘工作：“连日校《曹子建集》写本，今日始毕，得更□□□核之。”[26]
同治八年，刘寿曾负责校勘《曹集诠评》时，莫友芝时在金陵，刘寿曾是有条件借到此书的。
其次，同治十二年（1873），朱绪曾之子朱桂模将从杨协琴处抄得的《曹集考异》一书带回金陵，时在金陵书局的刘寿曾提及：“杨侍郎谋刻是书时，以稿本付秀水高平伯（均儒）先生校定，独山莫子偲（友芝）曾因高先生传录副本，盖向其嗣仲武请焉。”[27]这说明，刘寿曾确是见过莫友芝校订版《曹集考异》。因此，如果说，寻找朱绪曾原稿是件难事，那么，寻找莫友芝校订版《曹集考异》则并非一件难事。刘寿曾承认，若采以《曹集考异》为校本，对《曹集诠评》的刊刻是有好处的：
前见书钞“野无旨酒，进兹行潦”下有“鹿生公”三字，不可解。姑缀附于《逸篇》内。今见是本，郦生赞采《太平寰宇记》“野无巵酒，惟兹行潦”句，乃恍然于鹿生公为郦生颂之讹[28]。
同治十一年（1872），《曹集诠评》刊刻完成[29]。说其“尽力”，是因为此书刊刻过程确是“一波三折”，没有曾国藩，丁晏《曹集诠评》的刊刻就不会如此顺利：“及曾文正公自直隶再任江南，刘君恭甫乃始终成之。”[30]论其“不完美”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
首先，因为四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关系，无论是人员分派，还是搜集校本的力度以及书局管理者的个人态度，可以看出，书局在校刊《曹集诠评》上并未投入过多的人力与物力。也就是说，金陵书局在同意刊刻此书后，不是不想“做好”，而是不想“做精”（扩大校勘的范围），是“尽力为之”而非“追求完美”。
其次，与刘寿曾有关。刘寿曾被聘书局后，除分担了《南北史》的校勘工作外，为完成祖父、父亲遗愿，又致力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编纂：“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31]《曹集诠评》的校刊仅有刘寿曾一人负责，公事、私事的繁重，个人精力的有限，均成为是书刊刻“不完美”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能够以官书局的名义刊刻个人文集，对当时的文人来说，都是一种体面的事：“潘先生《论语集笺》即是官局代刻，岂非吾党中增一大体面？”[32]
注 释
[1][31]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77，13276
[2] 丁晏.曹集诠评·自序[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
[3][19]刘寿曾.曹集诠评·跋[Z].上海：商务印书馆，丁晏.曹集诠评，1931：1，1
[4][23][24][26] 莫友芝.莫友芝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167，221，225，246
[5]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3
[6]咸丰六年，杨以增去世。咸丰十年，高均儒返嘉兴，后应丁丙之请，参与《崇义录》的编纂：“时延秀水高伯平丈均儒及戴介帆先生惇禧、戴桐卿丈惇翰采访庚申殉难官、绅士、庶、妇女姓名，事实仿自《靖录》例，为《崇义录》。”（《先考松生府君年谱》）未几，杭州再次被围，高均儒被迫重返淮安，受骋于吴棠处，仍以校书为业：“勤惠乱后刊刻书籍，迎君于兵火中，为主校勘。”（吴昆田《高君伯平行状》）咸丰元年，吴棠初任清河县知县时，已与丁晏结交：“余初宰清河，即与先生交契。迨奉命督漕河，驻节淮上，延主丽正书院讲席，……余刻《望三益斋丛书》，皆经先生手订。每得古书，乞为序引。谈艺论文，深资就正。”（吴棠《曹集诠评·序》）丁晏亦有：“晏与今淮徐道前清河县尹吴棠交深骨肉，捍御同心。”（《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之丁晏来函，第193页）。
[7]据吴昆田《高君伯平行状》记载，道光二十五年，高均儒结识吴昆田、鲁一同：“道光二十五年之秋，余与鲁通甫过存谭桐舫，桐舫曰秀水高伯平适来，古之狷者也，不可不一识之。于是介而见于四公祠之寓斋，为十日留。……吾两人者，或相携，或独往，每至清江浦，必就之门。” 道光十六年，丁晏因与吴昆田、高均儒因共同赴会试相识：“偕潘四农、鲁通甫（讳一同，乙未举人）两先生及门吴稼轩（名昆田，南清河人。甲午举人，官刊部员外郎）同入都应会试。”（《柘唐府君年谱》）。
[8] 闵尔昌.碑传集补[M].台北：明文书局，1986（影印本）：卷38
[9]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影印版）：107
[10] 曾国藩.家书二[M] //曾国藩全集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501
[11] 丁寿恒，等.柘唐府君年谱[M]//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48册，1999：75
[12] [14]张文虎.张文虎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68，186
[13] 曾国藩.书信九[M]//曾国藩全集第3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581
[15][30] 张文虎.舒艺室杂著甲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35，335
[16] 曾国藩.书信十[M]//曾国藩全集第3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53
[17] 缪荃孙.续碑传集[M].台北：明文书局，1985（影印本）：卷75
[18][32] 陈烈.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2014：782，808
[20]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影印本）：3829
[21] 朱绪曾.曹集考异·序[Z]//续修四库全书第13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4
[22][27] [28] 朱桂模.曹集考异·跋[Z]//朱绪曾.曹集考异.台北：力行书局，1970（影印本）
[25]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8：451
[29]局本《曹集诠评》的刻书特点详参：乔芳.曹植集及《曹集诠评》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8：26
（收稿日期：2017-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