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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广东省高职院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高职校长作为高职院校的带头人，决定着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方向。从基本特征、教育背景、职业背景、任职情况、岗位能力等维度对广东省高职校长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建议：为推动高职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湾区建设，应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打造开拓创新的年轻化校长队伍;拓宽校长国际视野，提高校长国际化背景的选任标准;提升校长治校能力，强化培训以推进校长职业化发展;拓宽校长来源渠道，注重校长候选人的企业工作背景。
关键词 高职校长;群体特征;实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12-0055-08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将大湾区建设成“一带一路”巨型门户枢纽和世界级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高职教育是与区域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形式， 其生命力体现在与区域经济的对接上[1]。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求高职院校要为其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通晓世界规则的高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所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2]。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掌舵人，是大学精神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学校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校长的正确领导。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规模较小，办学自主权较大，因而校长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传统上“校长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但现代经济发展要求高职校长还应是具有创新思维、国际视野、良好治理能力的“企业家”。
粤港澳三地逾80%的高职院校及学生都分布在广东省内，大湾区建设为广东省高职院校带来前所未有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对高职校长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目前，广东省高职校长群体具有哪些突出特点？校长素质是否达到了新时期的要求？如何通过优化校长群体推动高职院校内涵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湾区建设？本文通过对广东省高职校长群体的实证调查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截至2020年7月，广东省高职院校共计88所，本研究以88所高职院校校长为样本，除5所院校校长职位暫时空缺外，确定样本总量为83，数据回收率为94.3%。为保证科学性，本研究选取的高职院校校长仅包括正校长而不包括副校长、代理校长与荣誉校长等。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高校领导干部的档案不对外公布，因此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高校官方网站、政府部门网站、中国知网等公开网络资源，少数来源于电子邮件问询，经过多次搜集整理、反复核实后得到样本数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对广东省高职院校校长信息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东省高职院校校长信息数据库，并借助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我国政府与高校网站关于校长的信息公开尚不充分，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如果单个指标信息缺失则做缺省处理。
（四）研究框架
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对不同类型的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等组织结果有一定的预测性，因为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作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为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3]。高职校长作为高职院校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对高职院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由于高职校长的经验、性格等心理特征不容易直接测量，因此本文选取影响心理特征形成的可观测的外显特征（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指标），来研究高职校长群体的特征。根据高职校长群体任职特点，将高职校长背景特征分解为可供操作的18个变量，见表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特征
1.性别
如图1所示，在现任的83位校长中，男性有74人，占总数的89.16%;女性有9人，占总数的10.84%。根据张应强[4]对中国本科高校校长性别的调查，在现任校长中，女性只占3.7%，从这一角度来看，高职院校为女性参与高校高级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有研究显示，美国大学女性校长的比例由1986年的9.5%增长到2011年的26.4%，且世界一流大学女性在其任期内取得了相较男性校长更为突出的业绩[5]。在我国高校女生占比已超过50%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的背景下，适当提高女性校长比例将有利于院校健康发展。
2.年龄
如图2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平均年龄为57.89岁，其中55～59岁有37人，占总数的46.25%;60岁以上的有23人，占总数的28.75%;50～54岁有16人，占总数的20%;小于50岁的有4人，占总数的5%。年龄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阅历，75%的高职校长年龄都在55岁以上，表明高职校长群体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繁杂的校长事务对校长体力精力提出较高要求，这对年龄偏大校长来说具有很大挑战性。
3.籍贯
如表2所示，已知的77位校长中有56人来自广东省外，占总数的72.73%;有21人来自广东省内，占总数的27.27%。如图3所示，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省份是广东省高职院校校长主要来源地，异地任职特征明显。根据叶阳永对全国范围内高职校长的调查，有60.57%的校长籍贯为学校所在地省份，校长属地化特征明显。广东省高职校长多数来源于省外，这与广东省经济发展速度快、对人才吸引力强有关，尤其是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落地，给广东省高职院校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广东省在吸引全国优秀校长方面又加一筹码。
4.政治面貌
如图4所示，已知的81位校长有76人是中共党员，占总数的93.83%;有16人是民主党派，占总数的4.94%;有1人是无党派人士，占总数的1.23%。我国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相当比例的校长为中共党员，有利于加强党对公办高职院校的领导，有利于保证民办高职院校正确的办学方向，符合建设方案中“加强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二）教育背景
1.学位层次
最高学位层次反映了校长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校長学识能力的重要指标。如图5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最高学位层次为硕士的有39人，占总数的48.75%;最高学位层次为博士的有30人，占总数的37.50%;最高学位层次为学士的有11人，占总数的13.75%。该数据表明，我国高职院校校长总体属于高学历群体，但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71.2%[6]，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最高学位都是博士[7]，相比而言我国高职校长学历仍然有待提高。
2.学科背景
学科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校长的办学理念从而影响学校发展路径。如图6所示，已知的79位校长的学科背景，人数排名前五位的是工学（24人，占比30.78%）、管理学（12人，占比15.19%）、理学（11人，占比13.92%）、教育学（10人，占比12.66%）、法学（6人，占比7.59%）。高职校长群体以理工科背景为主，但也有部分校长为管理学、教育学出身，其他学科出身的校长比例较小。这与高校类型存在一定关系，广州省高职院校43%为综合型院校，27%为理工科院校，其他如政法、艺术、医药等类型高校只占小部分。
3.学科背景个数
学科背景个数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校长的专业知识结构状况。如图7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有66人为单学科教育背景，占总数的82.50%;14人为多学科教育背景，占总数的17.50%。高校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校长在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上，还需具备一定的教育管理能力，而单学科背景的校长往往只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拥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校长属于复合型人才，能够更好地处理多领域问题。
4.海外学习经历
海外学习经历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校长拓宽国际化视野、形成国际化思维。如图8所示，已知的78位校长中有65人无海外学习经历，占总数的83.33%，仅有13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占总数的16.67%。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趋势，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拥有国际化背景的校长更有利于推动高职院校国际化改革与发展，但研究发现具有半年以上海外留学/访学经历的校长比例仍然偏低，大部分校长没有海外学习经历或只具有短期考察类的海外经历，这不利于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
（三）职业背景
1.职称
职称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校长的专业能力。如图9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中有68人为正高级职称，占总数的86.25%;有10人为副高级职称，占总数的12.50%;有1人为中级职称，占总数的1.50%。高职校长98%以上都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说明高职院校校长具有良好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也体现了我国高校“专家治校”的特点。
2.前一职位性质
前一职位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校长的晋升来源。如图10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在担任校长之前有72位曾从事学校行政类工作，占总数的71.29%;有22位曾从事学校学术类工作，占总数的21.78%;有3人曾在政府任职，占总数的2.97%;有3人曾在事业单位工作，占总数的2.97%;有2人曾在企业任职，占总数的1.98%（因有些校长前一职位不唯一，故本项指标百分比大于100%）。高职校长前一职位多在学校系统内部，前一职位为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校长人数较少，这表明高职校长来源较为单一。
3.曾经工作经历
曾经工作经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校长以往的工作领域情况。如图11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有72人曾从事学校行政类工作，占总数的87.80%;有64人曾从事学校学术类工作，占总数的78.05%;有8人曾在政府任职，占总数的9.76%;有5人曾在企业任职，占总数的6.10%;有5人曾在事业单位工作，占总数的6.10%（因有些校长曾经工作经历不唯一，故本项指标百分比大于100%）。多数校长都有学校行政或学校学术工作经历，表明校长群体对于学校系统运作较为熟悉，但校长大都缺乏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可能导致校长不甚了解企业用人需求，不利于推进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
4.校长经历
校长经历这一变量是考察高职院校校长任职之前是否担任过校长（副校长）职务。如图12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中有校长经历的有59人，占总数的71.95%;其余23位没有校长经历，占总数的28.05%。校长这一职位需要担任者熟悉高等教育规律，还要具备一定的教育管理经验，广东省高职校长多数曾担任过校长职务，尤其是民办高职校长多为公办学校退休校长，办学治学经验丰富，这对于广东高职院校的发展极为有利。
（四）任职背景
1.上任年龄
任职年龄是指校长就任时的年龄。已知的80位校长平均上任年龄为53.54岁。如图13所示，上任年龄大于56岁的有27人，占总数的33.75%;上任年龄为51～55岁有25人，占总数的31.25%;上任年龄为45～50岁有24人，占总数的30%;上任年龄小于44岁的有4人，占总数的5%。广东省高职校长多数上任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三成校长的上任年龄超过56岁，上任年龄偏大。根据我国《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要求，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应该退休，高职校长上任年龄偏大不利于其持续性开展工作以实现长远的办学目标。
2.在任时长
在任时长是指校长到目前为止已经担任校长的时间。已知的82位校长平均在任时长为4.27年，如图14所示，在任时长为1～5年的有56人，占总数的68.29%;在任时长为6～10年的有15人，占总数的18.29%;在任时长超过10年的有6人，占总数的7.32%;在任时长不满1年的有5人，占总数的6.10%。多数高职校长任期在5年以下，这不符合高等教育治学办学规律。大学校长治校理念的贯彻和教育改革的推行均需一定时间，以保证其施政连续性，而短任期下的校长更为倾向于追求短期绩效，忽略人才储备与大学文化的培养[8]。研究显示，校长任期与大学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优秀大学校长的任期普遍较长[9]，例如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长达22年[10]，我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校长平均在任时长为8.6年，任职时间超过10年的校长占比达40%[11]。 3.任职方式
任职方式能反映高职院校校长的来源、聘用及任免等情况。本研究将高职校长就任方式分为外校调（聘）入、校内升迁、事业单位调（聘）入、政府部门调（聘）入、创办者担任、企业调（聘）入6种形式。如图15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有52人是外校调（聘）入，占总数的63.41%;有23人是校内升迁，占总数的28.05%;有3人是事业单位调（聘）入，占总数的3.66%;有3人是创办者担任，占总数的3.66%;有1人是政府调（聘）入，占总数的1.22%;没有校长来源于企业。“大学校长就任方式有不同的影响：从外校调任的校长会带来不同的管理模式与发展策略，从政府部门调任的校长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比较强;而校内升迁的校长熟悉校情校史，有利于保持传统，及时开展工作，但是从公平与卓越的角度看，人才内部选拔模式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可能会妨碍他们吸取其他部门或不同性质单位的优秀经验，从而导致办学思想与办学行为的相对保守与封闭”[12]。广东省高职院校90%以上的校长都来源于教育系统内，这种情况虽然有利于校长熟悉高校管理规则，有利于学校工作稳定开展，但是校长的來源渠道过于保守，单一的工作经历可能会限制校长的眼界和气魄，办学模式也许会因为人的原因最终陷入僵化与保守。
（五）岗位能力
1.对口程度
对口程度是指校长任一学科背景与学校主体学科之间的对应关系，理论上对口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校长开展相关工作。《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领导班子专业结构应当注意与本校主要学科门类相适应”，本研究将校长任一学科背景与学校主体学科对口程度分为高中低三档：二者相同则为“高”，校长学科背景为教育学、管理学、法学则为“中”，其他情况为“低”。如图16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中有47位校长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高，占总数的59.49%;有17位校长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中等，占总数的21.52%;有15位校长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低，占总数的18.99%。总体来看，校长学科背景与学校主体学科之间对口程度较高，校长较为熟悉本校主体学科情况，有利于推进学校一流学科建设。
2.论文数量
公开发表论文情况反映了校长任职期间的研究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校长的岗位能力。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对83位校长在任期间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平均每位校长发文量为5.1篇，如图17所示，已知的83位高职校长有40位校长在任期间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占总数的48.19%;有25位校长在任期间发表了1～10篇论文，占总数的30.12%;有11位校长发表了11～20篇论文，占总数的13.25%;有7人发表了20篇以上论文，占总数的8.43%。高职校长在任期间发文情况相差较大，有校长发文数量达30篇且多为第一作者，但同时也有近一半的校长在任期间未发表任何论文。
3.能力倾向
校长既要具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更要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将高职校长在任期间发文分为专业类论文与教育管理类论文，并计算各类型论文发表数占论文发表总数的百分比，将专业类论文数占发文总数75%及以上的校长，归为“业务能力倾向类”;将教育管理类论文数占发文总数75%及以上的校长，归为“管理能力倾向类”;两类论文数与发文总数之比均小于75%的校长归为“二者兼顾类”。在除去无公开发表论文的40位校长后，统计数据得到高职校长能力倾向。如图18所示，有19位校长属于管理能力倾向型，占总数的44.18%;有12位校长属于业务能力倾向型，占总数的27.91%;有12位校长属于二者兼顾型，占总数的27.91%。《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对校长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校长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要有相当的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能力”，虽然论文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校长能力，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高职校长很难兼顾多重能力。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广东省高职校长背景特征的调查分析，我们得以描绘出这一群体的集体画像：高职校长以具有党员身份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为57.9岁;以硕博学历为主且硕士居多，大都具有工学或管理学单学科背景，很少有海外学习经历;具有高级职称且正高级职称居多，大都具有学校行政或学校学术经历，曾担任过其他院校校长;平均任职年龄53.6岁，目前已任职4.3年，以外校调入或校内升迁为主;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高，平均发文5.1篇，较少有校长能够兼顾多重能力。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对高职校长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发现校长群体在以下几方面有待优化。
第一，在校长专业化方面，一是拥有博士学历的校长比例有待提高。学历一定程度上是能力的体现，博士学历是当今社会对校长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广东省高职院校仅有37.50%的校长拥有博士学历，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二是拥有交叉学科背景校长人数较少。多学科背景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对高职院校校长而言，拥有交叉学科背景更有利于帮助校长开拓创新推动院校改革发展，但实际上高职校长大都仅有单学科背景。三是拥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校长比例过低。高职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要求校长要能够实时洞察社会需求，密切联系企业，但是实际情况是校长大都只具有教育系统内工作经历，校长有企业工作经历则很少，这不利于高职院校进行产教融合。
第二，在校长国际化方面，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校长比例有待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国家创新能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培养国际化人才，势必要求高职校长首先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意识，但现实情况是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校长比例过低，难以满足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在校长治理能力方面，有待加强校长治理能力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功能已经由最初人才培养的一元变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而随着大学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不断扩大， 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治理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难度可想而知[13]。对广东省高职校长的调查发现，尽管校长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体现了我国高校“专家治校”的特点，但一些校长在任期间治理方面业绩并不突出。 （二）对策建议
1.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打造开拓创新的年轻化校长队伍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党政领导班子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 5 年”，校长任期较短。学校的改革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校长施政理念的贯彻也需要一个过程，校长任期过短将导致校长只注重眼前利益，难以遵循办学规律形成学校的特色与文化。为此，应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高职院校的发展更需要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校长的引领。年龄过大的校长虽然可能阅历更深、经验更丰富，但同时也更趋于保守，因此打造开拓创新的年轻化校长队伍不仅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
2.拓宽校长国际视野，提高校长国际化背景的选任标准
为应对不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造就一批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的、适应对外开放的人才”，對于高职院校而言，培养兼具国际化意识与高水平专业技能的人才义不容辞。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经济平台和“一带一路”巨型门户枢纽，需要大批具有国际意识、通晓世界规则的高技能型人才，更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校长不断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根据调查，一流高校70%以上的校长都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14]，而广东省高职院校具有国际化背景的校长比例仅占17%，难以满足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需求。在今后的校长遴选过程中，要考虑提高校长国际化的选任标准，重点考察校长的国际化思维;对于现任的高职校长，要为其提供大量的国际化交流学习平台，不断拓宽校长的国际视野。
3.提升校长治校能力，强化培训以推进校长职业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人才培养等诸多重任，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已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高职校长作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工作，校长具备治校的专业能力是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15]。完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首先应在校长遴选过程中注重考查校长的治校能力，包括是否具有清晰的治校理念、良好的管理能力等;其次应在校长任职期间强化培训，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来提升校长素质，推进校长职业化发展;最后应完善考核机制，在强调“德能勤绩廉”传统考核变量的基础上，加强对校长治校精力投入方面的考核。
4.拓宽校长来源渠道，注重校长候选人的企业工作背景
与本科院校培养学术型人才不同，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以立足当地就业、助力地方发展为目标，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紧跟时代潮流、对接市场需求、密切企业联系，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战略。高职院校校长作为学校的带头人，应该是懂政治的教育行家、懂市场的内部管家、懂业务的理论专家[16]，学校系统内部晋升的校长可能对高等教育规律更为熟悉，但是来自于学校系统外部或者具有学校系统外部工作经历的校长才更能够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而更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为使高职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应不断拓宽校长来源渠道，积极吸纳教育系统以外尤其是来自企业的优秀人才进入到高职校长行列中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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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校长;群体特征;实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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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将大湾区建设成“一带一路”巨型门户枢纽和世界级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高职教育是与区域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形式， 其生命力体现在与区域经济的对接上[1]。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要求高职院校要为其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国际视野、通晓世界规则的高素质应用技能型人才。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所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2]。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掌舵人，是大学精神的引领者和开拓者，学校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校长的正确领导。与普通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规模较小，办学自主权较大，因而校长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传统上“校长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但现代经济发展要求高职校长还应是具有创新思维、国际视野、良好治理能力的“企业家”。
粤港澳三地逾80%的高职院校及学生都分布在广东省内，大湾区建设为广东省高职院校带来前所未有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对高职校长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目前，广东省高职校长群体具有哪些突出特点？校长素质是否达到了新时期的要求？如何通过优化校长群体推动高职院校内涵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湾区建设？本文通过对广东省高职校长群体的实证调查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截至2020年7月，广东省高职院校共计88所，本研究以88所高职院校校长为样本，除5所院校校长职位暫时空缺外，确定样本总量为83，数据回收率为94.3%。为保证科学性，本研究选取的高职院校校长仅包括正校长而不包括副校长、代理校长与荣誉校长等。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高校领导干部的档案不对外公布，因此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高校官方网站、政府部门网站、中国知网等公开网络资源，少数来源于电子邮件问询，经过多次搜集整理、反复核实后得到样本数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对广东省高职院校校长信息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东省高职院校校长信息数据库，并借助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我国政府与高校网站关于校长的信息公开尚不充分，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如果单个指标信息缺失则做缺省处理。
（四）研究框架
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对不同类型的战略选择和绩效水平等组织结果有一定的预测性，因为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作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为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3]。高职校长作为高职院校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对高职院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由于高职校长的经验、性格等心理特征不容易直接测量，因此本文选取影响心理特征形成的可观测的外显特征（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指标），来研究高职校长群体的特征。根据高职校长群体任职特点，将高职校长背景特征分解为可供操作的18个变量，见表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特征
1.性别
如图1所示，在现任的83位校长中，男性有74人，占总数的89.16%;女性有9人，占总数的10.84%。根据张应强[4]对中国本科高校校长性别的调查，在现任校长中，女性只占3.7%，从这一角度来看，高职院校为女性参与高校高级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有研究显示，美国大学女性校长的比例由1986年的9.5%增长到2011年的26.4%，且世界一流大学女性在其任期内取得了相较男性校长更为突出的业绩[5]。在我国高校女生占比已超过50%且呈不断上升趋势的背景下，适当提高女性校长比例将有利于院校健康发展。
2.年龄
如图2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平均年龄为57.89岁，其中55～59岁有37人，占总数的46.25%;60岁以上的有23人，占总数的28.75%;50～54岁有16人，占总数的20%;小于50岁的有4人，占总数的5%。年龄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阅历，75%的高职校长年龄都在55岁以上，表明高职校长群体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繁杂的校长事务对校长体力精力提出较高要求，这对年龄偏大校长来说具有很大挑战性。
3.籍贯
如表2所示，已知的77位校长中有56人来自广东省外，占总数的72.73%;有21人来自广东省内，占总数的27.27%。如图3所示，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省份是广东省高职院校校长主要来源地，异地任职特征明显。根据叶阳永对全国范围内高职校长的调查，有60.57%的校长籍贯为学校所在地省份，校长属地化特征明显。广东省高职校长多数来源于省外，这与广东省经济发展速度快、对人才吸引力强有关，尤其是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落地，给广东省高职院校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广东省在吸引全国优秀校长方面又加一筹码。
4.政治面貌
如图4所示，已知的81位校长有76人是中共党员，占总数的93.83%;有16人是民主党派，占总数的4.94%;有1人是无党派人士，占总数的1.23%。我国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相当比例的校长为中共党员，有利于加强党对公办高职院校的领导，有利于保证民办高职院校正确的办学方向，符合建设方案中“加强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二）教育背景
1.学位层次
最高学位层次反映了校长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校長学识能力的重要指标。如图5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最高学位层次为硕士的有39人，占总数的48.75%;最高学位层次为博士的有30人，占总数的37.50%;最高学位层次为学士的有11人，占总数的13.75%。该数据表明，我国高职院校校长总体属于高学历群体，但我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71.2%[6]，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最高学位都是博士[7]，相比而言我国高职校长学历仍然有待提高。
2.学科背景
学科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校长的办学理念从而影响学校发展路径。如图6所示，已知的79位校长的学科背景，人数排名前五位的是工学（24人，占比30.78%）、管理学（12人，占比15.19%）、理学（11人，占比13.92%）、教育学（10人，占比12.66%）、法学（6人，占比7.59%）。高职校长群体以理工科背景为主，但也有部分校长为管理学、教育学出身，其他学科出身的校长比例较小。这与高校类型存在一定关系，广州省高职院校43%为综合型院校，27%为理工科院校，其他如政法、艺术、医药等类型高校只占小部分。
3.学科背景个数
学科背景个数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校长的专业知识结构状况。如图7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有66人为单学科教育背景，占总数的82.50%;14人为多学科教育背景，占总数的17.50%。高校管理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校长在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上，还需具备一定的教育管理能力，而单学科背景的校长往往只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拥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校长属于复合型人才，能够更好地处理多领域问题。
4.海外学习经历
海外学习经历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校长拓宽国际化视野、形成国际化思维。如图8所示，已知的78位校长中有65人无海外学习经历，占总数的83.33%，仅有13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占总数的16.67%。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趋势，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拥有国际化背景的校长更有利于推动高职院校国际化改革与发展，但研究发现具有半年以上海外留学/访学经历的校长比例仍然偏低，大部分校长没有海外学习经历或只具有短期考察类的海外经历，这不利于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
（三）职业背景
1.职称
职称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校长的专业能力。如图9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中有68人为正高级职称，占总数的86.25%;有10人为副高级职称，占总数的12.50%;有1人为中级职称，占总数的1.50%。高职校长98%以上都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说明高职院校校长具有良好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也体现了我国高校“专家治校”的特点。
2.前一职位性质
前一职位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校长的晋升来源。如图10所示，已知的80位校长在担任校长之前有72位曾从事学校行政类工作，占总数的71.29%;有22位曾从事学校学术类工作，占总数的21.78%;有3人曾在政府任职，占总数的2.97%;有3人曾在事业单位工作，占总数的2.97%;有2人曾在企业任职，占总数的1.98%（因有些校长前一职位不唯一，故本项指标百分比大于100%）。高职校长前一职位多在学校系统内部，前一职位为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校长人数较少，这表明高职校长来源较为单一。
3.曾经工作经历
曾经工作经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校长以往的工作领域情况。如图11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有72人曾从事学校行政类工作，占总数的87.80%;有64人曾从事学校学术类工作，占总数的78.05%;有8人曾在政府任职，占总数的9.76%;有5人曾在企业任职，占总数的6.10%;有5人曾在事业单位工作，占总数的6.10%（因有些校长曾经工作经历不唯一，故本项指标百分比大于100%）。多数校长都有学校行政或学校学术工作经历，表明校长群体对于学校系统运作较为熟悉，但校长大都缺乏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可能导致校长不甚了解企业用人需求，不利于推进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
4.校长经历
校长经历这一变量是考察高职院校校长任职之前是否担任过校长（副校长）职务。如图12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中有校长经历的有59人，占总数的71.95%;其余23位没有校长经历，占总数的28.05%。校长这一职位需要担任者熟悉高等教育规律，还要具备一定的教育管理经验，广东省高职校长多数曾担任过校长职务，尤其是民办高职校长多为公办学校退休校长，办学治学经验丰富，这对于广东高职院校的发展极为有利。
（四）任职背景
1.上任年龄
任职年龄是指校长就任时的年龄。已知的80位校长平均上任年龄为53.54岁。如图13所示，上任年龄大于56岁的有27人，占总数的33.75%;上任年龄为51～55岁有25人，占总数的31.25%;上任年龄为45～50岁有24人，占总数的30%;上任年龄小于44岁的有4人，占总数的5%。广东省高职校长多数上任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三成校长的上任年龄超过56岁，上任年龄偏大。根据我国《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要求，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应该退休，高职校长上任年龄偏大不利于其持续性开展工作以实现长远的办学目标。
2.在任时长
在任时长是指校长到目前为止已经担任校长的时间。已知的82位校长平均在任时长为4.27年，如图14所示，在任时长为1～5年的有56人，占总数的68.29%;在任时长为6～10年的有15人，占总数的18.29%;在任时长超过10年的有6人，占总数的7.32%;在任时长不满1年的有5人，占总数的6.10%。多数高职校长任期在5年以下，这不符合高等教育治学办学规律。大学校长治校理念的贯彻和教育改革的推行均需一定时间，以保证其施政连续性，而短任期下的校长更为倾向于追求短期绩效，忽略人才储备与大学文化的培养[8]。研究显示，校长任期与大学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优秀大学校长的任期普遍较长[9]，例如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长达22年[10]，我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校长平均在任时长为8.6年，任职时间超过10年的校长占比达40%[11]。 3.任职方式
任职方式能反映高职院校校长的来源、聘用及任免等情况。本研究将高职校长就任方式分为外校调（聘）入、校内升迁、事业单位调（聘）入、政府部门调（聘）入、创办者担任、企业调（聘）入6种形式。如图15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有52人是外校调（聘）入，占总数的63.41%;有23人是校内升迁，占总数的28.05%;有3人是事业单位调（聘）入，占总数的3.66%;有3人是创办者担任，占总数的3.66%;有1人是政府调（聘）入，占总数的1.22%;没有校长来源于企业。“大学校长就任方式有不同的影响：从外校调任的校长会带来不同的管理模式与发展策略，从政府部门调任的校长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比较强;而校内升迁的校长熟悉校情校史，有利于保持传统，及时开展工作，但是从公平与卓越的角度看，人才内部选拔模式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可能会妨碍他们吸取其他部门或不同性质单位的优秀经验，从而导致办学思想与办学行为的相对保守与封闭”[12]。广东省高职院校90%以上的校长都来源于教育系统内，这种情况虽然有利于校长熟悉高校管理规则，有利于学校工作稳定开展，但是校长的來源渠道过于保守，单一的工作经历可能会限制校长的眼界和气魄，办学模式也许会因为人的原因最终陷入僵化与保守。
（五）岗位能力
1.对口程度
对口程度是指校长任一学科背景与学校主体学科之间的对应关系，理论上对口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校长开展相关工作。《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中也规定“领导班子专业结构应当注意与本校主要学科门类相适应”，本研究将校长任一学科背景与学校主体学科对口程度分为高中低三档：二者相同则为“高”，校长学科背景为教育学、管理学、法学则为“中”，其他情况为“低”。如图16所示，已知的82位校长中有47位校长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高，占总数的59.49%;有17位校长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中等，占总数的21.52%;有15位校长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低，占总数的18.99%。总体来看，校长学科背景与学校主体学科之间对口程度较高，校长较为熟悉本校主体学科情况，有利于推进学校一流学科建设。
2.论文数量
公开发表论文情况反映了校长任职期间的研究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校长的岗位能力。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功能对83位校长在任期间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平均每位校长发文量为5.1篇，如图17所示，已知的83位高职校长有40位校长在任期间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占总数的48.19%;有25位校长在任期间发表了1～10篇论文，占总数的30.12%;有11位校长发表了11～20篇论文，占总数的13.25%;有7人发表了20篇以上论文，占总数的8.43%。高职校长在任期间发文情况相差较大，有校长发文数量达30篇且多为第一作者，但同时也有近一半的校长在任期间未发表任何论文。
3.能力倾向
校长既要具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更要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将高职校长在任期间发文分为专业类论文与教育管理类论文，并计算各类型论文发表数占论文发表总数的百分比，将专业类论文数占发文总数75%及以上的校长，归为“业务能力倾向类”;将教育管理类论文数占发文总数75%及以上的校长，归为“管理能力倾向类”;两类论文数与发文总数之比均小于75%的校长归为“二者兼顾类”。在除去无公开发表论文的40位校长后，统计数据得到高职校长能力倾向。如图18所示，有19位校长属于管理能力倾向型，占总数的44.18%;有12位校长属于业务能力倾向型，占总数的27.91%;有12位校长属于二者兼顾型，占总数的27.91%。《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对校长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校长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要有相当的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能力”，虽然论文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校长能力，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高职校长很难兼顾多重能力。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广东省高职校长背景特征的调查分析，我们得以描绘出这一群体的集体画像：高职校长以具有党员身份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为57.9岁;以硕博学历为主且硕士居多，大都具有工学或管理学单学科背景，很少有海外学习经历;具有高级职称且正高级职称居多，大都具有学校行政或学校学术经历，曾担任过其他院校校长;平均任职年龄53.6岁，目前已任职4.3年，以外校调入或校内升迁为主;与学校类型对口程度较高，平均发文5.1篇，较少有校长能够兼顾多重能力。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对高职校长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发现校长群体在以下几方面有待优化。
第一，在校长专业化方面，一是拥有博士学历的校长比例有待提高。学历一定程度上是能力的体现，博士学历是当今社会对校长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广东省高职院校仅有37.50%的校长拥有博士学历，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二是拥有交叉学科背景校长人数较少。多学科背景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对高职院校校长而言，拥有交叉学科背景更有利于帮助校长开拓创新推动院校改革发展，但实际上高职校长大都仅有单学科背景。三是拥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校长比例过低。高职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要求校长要能够实时洞察社会需求，密切联系企业，但是实际情况是校长大都只具有教育系统内工作经历，校长有企业工作经历则很少，这不利于高职院校进行产教融合。
第二，在校长国际化方面，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校长比例有待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国家创新能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培养国际化人才，势必要求高职校长首先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意识，但现实情况是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校长比例过低，难以满足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在校长治理能力方面，有待加强校长治理能力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的功能已经由最初人才培养的一元变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多元，而随着大学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不断扩大， 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治理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难度可想而知[13]。对广东省高职校长的调查发现，尽管校长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体现了我国高校“专家治校”的特点，但一些校长在任期间治理方面业绩并不突出。 （二）对策建议
1.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打造开拓创新的年轻化校长队伍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党政领导班子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 5 年”，校长任期较短。学校的改革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校长施政理念的贯彻也需要一个过程，校长任期过短将导致校长只注重眼前利益，难以遵循办学规律形成学校的特色与文化。为此，应适当延长校长任期。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高职院校的发展更需要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校长的引领。年龄过大的校长虽然可能阅历更深、经验更丰富，但同时也更趋于保守，因此打造开拓创新的年轻化校长队伍不仅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的需要。
2.拓宽校长国际视野，提高校长国际化背景的选任标准
为应对不断加深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造就一批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的、适应对外开放的人才”，對于高职院校而言，培养兼具国际化意识与高水平专业技能的人才义不容辞。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成为世界级经济平台和“一带一路”巨型门户枢纽，需要大批具有国际意识、通晓世界规则的高技能型人才，更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校长不断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根据调查，一流高校70%以上的校长都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14]，而广东省高职院校具有国际化背景的校长比例仅占17%，难以满足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需求。在今后的校长遴选过程中，要考虑提高校长国际化的选任标准，重点考察校长的国际化思维;对于现任的高职校长，要为其提供大量的国际化交流学习平台，不断拓宽校长的国际视野。
3.提升校长治校能力，强化培训以推进校长职业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人才培养等诸多重任，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已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高职校长作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工作，校长具备治校的专业能力是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15]。完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首先应在校长遴选过程中注重考查校长的治校能力，包括是否具有清晰的治校理念、良好的管理能力等;其次应在校长任职期间强化培训，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来提升校长素质，推进校长职业化发展;最后应完善考核机制，在强调“德能勤绩廉”传统考核变量的基础上，加强对校长治校精力投入方面的考核。
4.拓宽校长来源渠道，注重校长候选人的企业工作背景
与本科院校培养学术型人才不同，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以立足当地就业、助力地方发展为目标，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紧跟时代潮流、对接市场需求、密切企业联系，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战略。高职院校校长作为学校的带头人，应该是懂政治的教育行家、懂市场的内部管家、懂业务的理论专家[16]，学校系统内部晋升的校长可能对高等教育规律更为熟悉，但是来自于学校系统外部或者具有学校系统外部工作经历的校长才更能够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而更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的改革与发展。为使高职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应不断拓宽校长来源渠道，积极吸纳教育系统以外尤其是来自企业的优秀人才进入到高职校长行列中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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