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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人为之震惊和伤悼，一时祭文、挽联、挽诗、挽词云集，后汇集诸家撰述，由天津贻安堂刊行《王忠悫公哀挽录》一编。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撰作于哀挽录编定之后，集外单行，而其影响则声掩哀挽录之上。作为七古长篇，挽词不仅思虑深沉，开阖古今之间，而且脉络多端，用典繁盛，故引起了诸家笺证之心：吴宓与蒋天枢多亲聆陈寅恪自释，故二家笺注也多切合挽词本义，而自高阳、卞僧慧以迄胡文辉、刘季伦等，则主要凭借相关史料和自家体认，对挽词作了各具个性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挽词的意义。一个经典的形成，除了文本本身必须具有很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张力之外，也与自具源流的笺证密切相关。
关键词：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吴宓;蒋天枢;高阳;刘季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176-008
一、陈寅恪之挽词与《王忠悫公哀挽录》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王国维溘然去世，令当时的文化与学术界深感震惊和伤悼，不仅在北京、天津和日本京都有规模较大的公祭，名流云集，而且祭文、挽联、挽诗、挽词也数量繁多，天津罗氏贻安堂当年七月刊行之《王忠悫公哀挽录》（以下简称“哀挽录”），即汇集了当时主要的悼念文字。该书大别为国内哀挽录、海外追悼录、华侨哀挽录三个部分，另有补遗、续补两个部分。国内哀挽录在沈继贤序（该序实为罗振玉撰）之外，大体分为哀祭文（7篇）、挽诗（37人61首）、挽联（166幅）三个部分，海外追悼录分为哀祭文（3篇）、挽诗（5人9首）两个部分，华侨哀挽录分诔文（2篇）、挽诗（2人4首）、挽联（2幅），补遗、续补分录挽诗、挽词、挽联、悼文若干。略见一时各界伤悼、追思之情。
作为与王国维识趣特契的陈寅恪，亦先后撰有挽联、挽诗、挽词，其中挽联收录于《王忠悫公哀挽录》中国内哀挽录之挽联第47幅，而挽诗则未被收录，或陈寅恪当时未将挽诗公布，只是知会周边如吴宓等寥寥数人，故不及为哀挽录收录。挽词撰成于1927年9月清华学校开学之前，自然更未及入《王忠悫公哀挽录》之中。今检哀挽录一书，堪称荟萃群贤，如郑孝胥、杨钟羲、章钰、林葆恒、张尔田、罗振玉、金梁、梁启超、黄节等以及日本学者如内藤虎次郎、神田喜一郎、长尾甲、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木村得善等，皆为一时之标。但今日此书已经基本消失在学术视野之外，除了极少数关注王国维的学人偶尔检阅外，当时诸人之哀思之语，也已基本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而这首在哀挽录之外的挽词则声掩《王忠悫公哀挽录》之上，以一诗掩一书，也足见陈寅恪笔力之雄壮。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以下简称“挽词”）后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深哀巨痛以及对其死因的深度考索，故陈寅恪此诗甫一传开，即被誉为一时哀挽诸作之冠。（1）罗继祖说：“海内人士痛静安之死，悼诗多如束笋，而以杨芷夝哀静安五古籍陈寅恪挽诗七言长古为最能道出静安心事。”[1]居今来看，挽词确实当得起这一荣誉。
陈寅恪此挽词不仅思虑深沉，开阖古今之间，而且因为采用七古长篇体式，脉络多端，用典繁盛，令读者叹其浩博精深之余，也多有难以触摸其底蕴之苦。这种苦无郑笺的情况，不仅是一般读者深有体会，即便与王国维交往甚多者，也不乏恍惚之思。因此，伴随着挽词的广泛传播，试图为此诗笺注之意便一直在焉。大凡经典之作，蕴含必然深广，意义生发的维度也众多，若得大方之家之笺注，以其巨眼观照，则经典纷纭的意义指向，或可尽量接近本来。这大概也是挽词的笺注源流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原因所在。
今粗检此挽词接受史，大概从挽词撰成后不久就已经开始，条贯其始终，迄今已九十余年。笺注之家也因与陈寅恪的关系不同而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陈寅恪密切接触之友人与弟子，以吴宓与蒋天枢为代表，其笺注详略虽不同，且欠完整，但今存疏证大致闻诸陈寅恪本人，与挽词本意应该是最为接近者;一类是后来解说者，其各持立场以解挽词，既努力彰显挽词本身之内涵，也适度体现解说者之个人体会。（2）
二、吴宓与蒋天枢：侧闻陈寅恪自释之疏证
最早对挽词起笺注之心的应该是吴宓。1927年10月3日，陈寅恪访吴宓时，携《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以示，吴宓随即召陈寅恪助教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从吴宓如此之急迫，当然可见其对此诗之特别欣赏。当日日记，吴宓所记就是傍晚时分与陈寅恪的见面交谈，再无他人他事，则当晚的话题会比较集中在此诗上。陈寅恪略解此诗，想来是完全可能的。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吴宓常来听课。吴宓就曾在课间提议选修陈寅恪课程的学生，让陈寅恪在课堂上解说此诗。有学生回忆说：
……（陈寅恪）下课后，吴宓教授尝指示选陈师课的同学：“你们便中请陈先生讲解他为挽王公国维所撰的一篇长诗……”因为诗中所引用的典故与含蓄的寓意，人多不明白其出处。不过此诗的中心思想，是在尽量发挥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纲纪仁道。[2]
這说明陈寅恪此诗虽然享誉一时，但时人也以确解为难。此文作者苏景泉是在1934年秋至1935年夏选修陈寅恪的“文学专家研究”课程，陈寅恪当时主讲元稹、白居易之诗，讲解内容也就是后来所成《元白诗笺证稿》之一部分。吴宓旁听并提议学生请陈寅恪讲解挽词，也当在这一时期。可能吴宓对于此诗零碎的耳闻虽不时都有，但也不便请陈寅恪逐句解释，故想到由学生请陈寅恪疏解诗意，以释诸生之惑。吴宓既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自然也可趁便豁然明悟了。
大概是1935年秋，翁同文入读清华历史系，时《吴宓诗集》新出版，中文系学生多有其书，其中附录《空轩诗话》有陈寅恪挽词并序，诸生因多读之。当时讨论最多的是陈寅恪属于文化遗少，还是政治遗少。胡适也认为陈寅恪有遗少的味道。涉及“遗少”话题，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挽词中流露出不少对王国维“殉清说”的褒奖之意。（3）陈寅恪弟子周一良也曾回忆说： （陈寅恪）这种在思想感情上不占主流却又不时流露的“遗少”心态，当年我从家中父辈们身上也曾在许多方面体验到。这也许是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们进入民国后的一种失落感，是一种还未冲刷净的阶级烙印吧。[3]
周一良不仅直言陈寅恪的“遗少”意味，更试图追溯这种意味背后的家世背景。这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清华园，这首挽词并序确曾一度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如傅斯年在1927年至1930年间便数次问询传闻罗振玉窃取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是否可能，并得到陈寅恪肯定的答复，尤其是在读到挽词中“考释殷书开盛业”一句，问询陈寅恪是否隐写此桩公案时，陈寅恪这时虽然“不发一言”，但在1930年时再次予以肯定的回答。（4）可见试图勘察挽词隐微之意，也成为当时在一定范围中的风尚。
1945年7月9日，吴宓访陈寅恪，两人先是聊及吴伟业诗，大概王国维曾将其《颐和园词》自比吴伟业《圆圆曲》，又自然聊及王国维，因聊及王国维又聊到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4]118-119。在这一番互相关联的谈话中，陈寅恪当然也可能稍涉挽词中的内容。1961年8月30日，吴宓专程赴中山大学，与陈寅恪在广州盘桓五日，所谈论范围自然甚广，其中有無可能涉及挽词，现在尚无明确证据。但据9月1日吴宓之日记所记陈寅恪谈论之内容，其中有云：
（陈寅恪）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所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出家”生活耳。[5]320
何以从这样一节话里，我要作可能言及挽词之推想呢？1945年7月9日，吴宓与陈寅恪两人谈及清初吴伟业，又因陈寅恪之挽词而言及韩愈诗歌。[4]118-119时隔16年，两人再谈及韩愈，涉及如何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陈寅恪挽词小序的根本之点，所以言谈之间偶有涉及挽词或小序也是十分自然的。
吴宓熟读《挽词》，据说能够背诵，晚年独卧病榻，悲情难抑，便以大声朗诵挽词遣怀。他早年撰有《王观堂先生挽词解》，应为通解，可惜“文革”中散失太半，只剩下十余则。（5）其中“元祐党家惭陆子”“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句下解释或注明受陈寅恪启发，或直接转述陈寅恪评论，其余盖吴宓自下注解，但这些自下的注解可能也有不少平时耳闻寅恪先生者。估计那些与陈寅恪平时零散的闲聊，凡与《挽词》相关者，吴宓皆笔之于注释中。吴宓与陈寅恪的接触机会较多，对陈寅恪的心志了解也比较全面深入，故其聆听陈寅恪自解挽词，即便比较零散，但依然可以大致汇合成解说挽词的主流意见。
吴宓对陈寅恪此诗起笺注之意并付诸实施，其实也与他对王国维的特殊感情有关。吴宓与王国维的关系，从工作角度而言，其实不亚于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关系。吴宓先到清华学校，此后从入城拜访王国维，到为王国维落实清华住所，再到与王国维同赴琉璃厂为清华图书馆检书籍，诸多事情吴宓皆陪伴左右。《吴宓日记》1925年至1927年所记，吴宓1925年2月12日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次日即入城落实王国维来清华有关生活之事。此后，也是屡访王国维，或与之商议研究院章程，或催促王国维拟定“缘起”，或请其出题。从当年2月中旬到3月下旬，频繁造访，可以说，草创时期清华学校研究院相关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王国维与吴宓联手的产物。而在此后直到王国维去世，王国维与吴宓的互访也是常态，备记于吴宓日记之中。而在这两年多的共处时光中，他们唯一的矛盾大概发生在1926年初，即关于研究院的发展方向，吴宓一度主张加强一般性的国学普及教育（6），而王国维则坚持高深的专题研究。因为王国维的意见符合研究院创立初衷，所以吴宓也并未强力坚持己说。换言之，这其实也不是吴宓与王国维个人之见的矛盾，只是在对研究院发展方向的定位上，两人一时有不同意见而已。总体而言，吴宓与王国维关系密切，感情也相当深厚，他自己也写了多首悼念王国维的诗歌，惋惜与沉痛兼具。
吴宓与陈寅恪是同学兼友人，故其解说挽词所依靠之思想背景，不遑陈寅恪多说，也能大致明白言外之意。而在陈寅恪弟子中，与挽词走得最近的则是蒋天枢。今本《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词部分有不少夹注，即出蒋天枢（1903—1988）手笔。1953年9月11日，蒋天枢从上海赴广州，在广州待了近十天的时间，“得饫聆教诲”[6]156，这些“教诲”中就包括听了不少陈寅恪关于这首诗歌的补充说明。蒋天枢在次年元夕补记云：
癸巳秋游粤，侍师燕谈，间涉及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处，归后因记所闻，笺注于诗句下。[7]32
《陈寅恪集·诗集》的编者注说：
作者丁卯（1927）年作挽词（并序）时未写注，现刊出之诗注，为作者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甲午（1954）年根据作者所述，补笺于诗句下者。[7]12-13
这个编者注看上去没有问题，但其实与蒋天枢之补记还是有差别的。蒋天枢1953年9月22日从广州北归上海，他的补记明确是“归后”记其所闻，各笺于句下，这意味着蒋天枢将陈寅恪之意补入诗中，应该是回到上海不久后的事情，并非是次年才着笔。蒋天枢不过是在次年元夕补述去秋听闻陈寅恪所述这一段经历，此“补记”相当于后记，乃完成之后的说明而已，并非至甲午年才开始笔录陈寅恪之解释。1964年5月29日，蒋天枢再从上海到广州，预祝陈寅恪75寿辰，一直到6月10日才回上海。这十多天时间，蒋天枢记载颇简单，但“聆诲”依然应是主要内容。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录了此行广州的一个细节：
记曾录得诗稿一册，归后遍觅不得，岂被窃欤？（忆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6]175
此诗稿一册内容如何，如何消失？蒋天枢也不得究竟，现在更无法追问了。但十余日间录得陈寅恪诗歌一册，则诗歌谅是在广州期间蒋天枢与陈寅恪的重要话题，其中当然也可能再度谈及挽词。若果然如此，则蒋天枢是否对十一年前笔录陈寅恪对挽词的自释有所增补、调整？我想至少也是有可能的。 吴宓与蒋天枢的笺注既然在主体上同闻诸陈寅恪，则比较其异同，或略可窥见陈寅恪诗思之丰富与复杂性。吴宓剩下的13则注释，在今存第13则末，吴宓注云：“以上寅恪兄自释。”此当是针对关于“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二句之解释。其实今存的數则注释，另有五处也提及陈寅恪的名字，或考察语源，或略述其意，或溯其家世，虽非明确以陈寅恪自释直接入注，但也应该受到陈寅恪之启发。其他未及“陈寅恪”三字之注语，相信也有闻诸陈寅恪的可能。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中也确有吴宓的自注在内。
今对勘吴宓与蒋天枢两家注，蒋注应是纯粹移录陈寅恪之语或之意，吴注虽多来自陈寅恪所述，但时加按语，包含了吴宓本人的理解在内。如起二句“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蒋天枢仅注第一句：
宋汪藻《浮溪集》载《代隆祐后孟氏所草高宗即位诏》有云：“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徽宗子多人，惟高宗继，故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朝。[7]13
吴宓注释如下：
南宋高宗（康王行九构）即位时，由孟太后（哲宗之妻，称曰元祐太后）诏命。其策文乃汪藻所撰，中间警句云：“汉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读如仲，再也）兴;献公之子九人，仅重耳之尚在。”至为典切。按，（西汉十一帝，此处不算王莽所拥立之平帝，故曰十世）此二句借用汪文，但实指清朝。清自顺治至宣统共十帝，宣统是第十世。王静安先生祈望宣统帝能复兴清朝，然待至一九二七年，王先生已五十一岁。“老之将至”（出《论语》，孔子“不知老之将至”），且已至矣，而中兴尚不见实现，故绝望（非为私人理由）自杀。[4]58-59
在解释“汉家之厄今十世”一句上，吴、蒋二家注基本一致，且引述材料相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无劳多说，王国维自己就说过“故自设官以迄宣统辛亥二百六十有七年，惟十朝本纪草稿完具”[8]类似的话，清代十朝而终，是一个彼此明了的事实。但“不见中兴伤老至”一句，蒋注阙如，吴注则甚详细，此很可能是吴宓个人的注释了。不过，吴宓认为王国维乃是因为对清朝“中兴”无望而自杀，则又未免局促了王国维其人其思，而且与陈寅恪诗序中所谓“非为一人一事”形成了矛盾。因为若是将王国维之自沉理解为本于清朝复兴之无望，则陈寅恪“殉文化”所谓“抽象理想之通性”云云便无法安顿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词句吴宓有注，而蒋天枢则阙然。如“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身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等，吴宓于句下皆有注，有的还甚详细，而蒋天枢于句下则曾无一字。这尚是在吴宓注遗失大半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这也意味着蒋天枢在广州期间，其与陈寅恪似也并未专就此诗谈论过，蒋天枢原话是“侍师燕谈，间涉及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处”，这个“间”字说明，陈寅恪关于此诗的自释只是因话题联类而及，并非专门，也乏系统，所以留下的疏证空白还是比较多的。而蒋天枢此前似也无意专门注释此诗，只是接闻陈寅恪之释略多，故录以为备忘、参考而已。吴宓就不同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疏证此诗之心。此后只要有机会，也都会与陈寅恪闲谈及此，故其诠解一方面接奉陈寅恪之意见，另一方面也自加释证，显然应更具规模。若非稿件不幸遗失，陈寅恪此诗之本意谅更为清晰和完整了。
蒋天枢对陈寅恪感情独深，也深得陈寅恪信任。他除了数度来广州探望年迈的陈寅恪，殷殷之情可感，而且在晚年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搁置一边，用了极大的心力编辑整理陈寅恪的著述，并积多年研究而成《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大体用历史描述的方式呈现了作为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托命之人陈寅恪的一生。而其注释陈寅恪此诗，也是要从陈寅恪写王国维的诗歌中展现出两个人的文化托命之志。
三、从高阳到刘季伦：关于挽词的多维解说
按照“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学传统，一首诗歌虽然据作者之思而创作完成，作者对于此诗有一定的阐释权。但一旦该诗歌公开发表，因为语言、意象、典故等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也必然导致阐释上的种种分歧和矛盾，而且这种阐释的多维、多歧性不受作者自释的限制。这也就是谭献《复堂词录·序》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之意。吴宓与蒋天枢大体属于“作者”一派，而其他人则属于“读者”一派。这也意味着作者的自释也只是意义之一种，他人的阐释也同样值得关注。
在吴宓、蒋天枢之外，若高阳（1922—1992）、卞僧慧、刘梦溪、胡文辉、刘季伦诸家之笺释，也各有其解。高阳笺释初见于《高阳说诗》一书，题《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后在《清末四公子》一书中再次收入，文字略同，台北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高阳是作家型学者，他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等历史小说驰名已久。作家型学者与纯粹学者的区别，应该主要体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和想象力的强弱上。不言而喻，高阳的想象力对其学术研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想象力有时也是双面刃，有时会引发对作品的奇思妙悟，让人拍案称奇，明境大开;有时则类似脱空而论，仿佛自说自话，转成困惑。
高阳从1978年始读《王观堂先生挽词》，最初的感觉是大失所望，认为这首深受众人赞誉的名诗“既不佳，且不通”，既而才察觉陈寅恪乃故意为之，别有苦心者在。[9]80他主要对勘罗振玉自叙生平的《集蓼编》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二书，尤其对溥仪自传深信不疑，终于发现了陈寅恪此诗的苦心所在，为朋友王国维之死增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婉转劝阻溥仪勿听罗振玉的怂恿，妄思借日本军阀的力量做复辟的春梦。”[9]80高阳对自己的结论是自信的，他说：“罗振玉处心积虑，煽惑溥仪赴日一事，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功败垂成。而就在此时，王国维忽然自沉。陈寅恪强调其死，同于屈原;来自教育界的传说，则王国维乃为罗振玉逼债而死……罗王反目的真相……罗振玉要做子兰，王国维要做屈原。”[9]100高阳因此将王国维的死因总结为“是为了反对溥仪去日本”[9]96，因此自然与罗振玉的竭力鼓动溥仪去日本形成了尖锐的矛盾。（7）有鉴于上，高阳解读此诗的基本思路就是主要围绕王国维、罗振玉与溥仪三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虽也有启人新思之处，但也时或有困守甚至迷失在自己设置的阐释之局中的感觉。罗振玉竭力鼓动溥仪去日本当然是事实，此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言之甚明且详。但当时与罗振玉处于对立位置的并非王国维，而是郑孝胥。罗振玉鼓动溥仪去日本，是希望能暂缓时机，并借助海外势力，以图日后东山再起;郑孝胥则认为坚守天津的意义十分重要，不仅未离故土，而且能稳定民心，一旦去国则形同亡命，兴复之志便戛然无望矣。[10]而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上半年，罗、王二人因儿女问题而带出的矛盾愈趋尖锐，双方基本上处于分道扬镳的状态。王国维偶尔去天津，“亦不复相诣”[11]，这可是两人近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而在津门溥仪处两人不期而遇，也彼此回避，未接一语。王国维对溥仪的日本之行谅有异议，因为早在南书房任上，诸人（包括一些报纸）就多有鼓动溥仪出洋之议，而王国维则是坚决反对者。王国维说： 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阙者……至报纸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12]
王国维又说：
近者颇有人主张游历之说，臣深知其不妥。何者？刍秣之资未易筹措;疏附先后，奔走御侮之才未易取求。且皇上一出国门，而宗庙宫室，民国不待占而自占，位号不待削而自削，宫中重器拱手而让之民国，未有所得而全局尽失，是使皇上有去之日，无归之年也。[13]
王国维的《论政学疏稿》与《筹建皇室博物馆摺》二折，前者撰于1923年与1924年之交，后者则于1924年5月18日上逊帝溥仪。此二折足见王国维反对溥仪出洋之态度，并将一旦出洋后可能宗庙宫室、位号重器尽为民国占取的后果也直言不讳地写在折中了，故不待溥仪到了天津，王国维才反对溥仪出洋。尤其重要的是，此二折皆曾在上奏溥仪之前寄罗振玉商定，至少在当时他们显然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当然，当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从北府到日本使馆，再辗转来到天津，作为已经失去宫禁的溥仪，此时是否出洋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这个时候的王国维已经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了，虽然偶尔也去天津谒见溥仪，但相对于张园内部的明争暗斗，王国维已然边缘，且几乎到了可以被忽略的地步。王国维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高阳把这一时期的王国维放在如此激烈地反对罗振玉的鼓动上，未免混二事为一事，意思难免就夹杂难清了。
高阳对清史总体是熟悉的，但对民国时期围绕着溥仪的系列事件，似乎并不是十分了解，尤其是阐释陈寅恪此诗，既把罗振玉置于相当中心的位置，但其对罗振玉的文字阅读还是相当有限。其露出端倪者，如面对挽词中“神武门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数句，居然不明本事，而以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来进行想象[9]91，此不仅难以索解，亦近乎荒唐。稍涉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等故事，此数句的背景和意义指向乃是非常明晰的。其实按照高阳自述，罗振玉的《集蓼编》曾是其熟读之物，不遑读罗振玉的其他哀祭文章，即《集蓼编》中也有对此的细致描述，何以如此简单的史事居然茫无头绪呢！再如，陈寅恪创作此诗的时间，高阳定在1928年二三月间，理由是他只看到了《国学论丛》上发表的陈寅恪挽词，而此刊的出版时间是1928年4月，浑然不知在1927年10月、11月就已经先期发表于《国学月报》与《文字同盟》了。更不知早在1927年9月，此詩即出现在清华研究院学生的桌上，10月前后更分赠梁启超、吴宓、罗振玉等人。
由于高阳预设的诗歌背景过于具体甚至狭隘，这也导致他的诠解始终要围绕着这一狭隘的格局进行，故虽然在文献征引、考订上也时有贡献，但其解读与陈寅恪此诗之间，不免时或有隔，此稍加对照吴宓与蒋天枢之笺注，即可窥见一斑。高阳确实不同常人，解诗也确实“诗无达诂”，但这并不能由此引出解诗可以任性无归，一首作品的基本意义指向还是值得尊重的。高阳因为对清史别有情怀，故对末代皇帝溥仪的命运也特加注意。其关注陈寅恪此诗，也当是试图通过对诗歌的解释，为清王朝的尾声提供自己的认知结论。
卞僧慧的笺释相对零散，并非全篇疏解，但在其所编陈寅恪年谱后专门附录《重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所以值得关注。卞僧慧（1912—2015）是陈寅恪弟子，其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是1946年11月4日，所谈似也无关挽词。[5]238卞僧慧晚年致力于梳理陈寅恪生平事迹，而成《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种，此年谱本蒋天枢有此计划，因年老体弱，不克完成。1985年，蒋天枢因将相关资料寄天津卞僧慧，卞僧慧遂继此而作，历十余年方成初稿。在编纂陈寅恪年谱过程中，卞僧慧反复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尤其是戊辰（1988年）秋夜，卞僧慧重读此诗，若有所悟，所以就把自己的悟得分述出来，成《重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故卞僧慧虽与蒋天枢一样是陈寅恪弟子，但其解论与吴宓、蒋天枢不同，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阅读体会。此文同年先提交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并收入论文集，后又作为附录收入其编纂的年谱之后。
卞僧慧此文并非对陈寅恪挽词及序进行全面翔实的疏证，而只是陈述他有悟得的部分。卞僧慧所述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略论小序与挽词在结构上彼此衬合、互为补充的关系;第二，简论小序之中心思想及陈寅恪本人之思想，条列王国维死因诸说并辨析之;第三，对挽词中的立言之义、陈寅恪家世的影响以及其论清史的立场作了简要分析。这三部分涉及挽词、小序部分内容，但也只是在离合之间，卞僧慧显然无意对这篇挽词及小序进行全面细致的阐释分析。卞僧慧注意到小序与挽词在文体结构上的关系，以及王国维与罗振玉在王潜明去世后所引发的两家矛盾，这些内容在以往诸家解读陈寅恪此诗时是比较忽略的，值得肯定。
刘梦溪积二十余年研究陈寅恪，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并著有《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论稿》二书，是陈寅恪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撰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专文，《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4日同时刊载。在《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上，刘梦溪发表他的名论《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其中对《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一文的核心内容也有扼要引述，后此文收入其《陈寅恪论稿》一书。刘梦溪研究陈寅恪，一方面注重文献发掘和释读，另一方面别具理论眼界和张力，故他的系列研究往往兼具文献扎实、观点新颖与逻辑严密的特点。刘梦溪并非对挽词并序进行全面的释证，而主要是围绕着小序阐释己见。他认为这篇小序相当于陈寅恪的文化宣言，不仅建构了文化、制度与生命的价值体系，而且对王国维之死也给与了最正确的解释。他认为在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纲纪说自然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并对维护社会文化的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陈寅恪分别以李煜、刘秀与郦寄、鲍叔来阐释君臣之纲与朋友之纪作了新的解释，刘梦溪认同并支持了高阳的说法，认为在这里李煜代指溥仪，而郦寄代指罗振玉。（8）这种纲纪之说不以君的无能、友的无德而减损其理论意义，如此就把作为理念的抽象的纲纪之说与现实的复杂性结合起来了。[14]陈寅恪史家曲笔，得刘梦溪妙笔点明，一新世人耳目。 胡文辉是近年最为致力陈寅恪诗歌之笺注者，著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13年经修订后出版《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胡文辉对《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笺释确实后出转精，他的解读相当仔细，引证亦丰富翔实，疏通了不少阅读障碍，使诗歌文脉更加畅通。又因胡文辉通笺陈寅恪诗歌，故凡与此诗相关者辄联翩引述，而他对陈寅恪整体精神的精准把握，也使他能深识鉴奥，对其微言大义往往能烛见隐微。至其时或与前人包括陈寅恪自释商榷处，亦颇益人神智。然也有不少虽质疑他人而未明己意处，兼之有未释之句以及虽然释事而未释意处，故仍有一定的补笺空间。若“奔问皇舆泣未能”属于释词而未释事，若“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属于释典而未释意，若“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属于释典释词而未释事，若“相对南冠泣数行”释词显然有误，若“自分琴书终寂寞”“屡检秘文升紫殿”“招魂哀愤满人寰”则阙笺释，等等。凡此之类，似皆有斟酌补笺的空间。
台湾公立政治大学刘季伦曾读吴宓、蒋天枢、卞僧慧、高阳、胡文辉诸家笺注或论说，故能从容折衷诸家之间而自加裁断，而对胡文辉笺释评价相对较高，认为其足当寅恪功臣，但也认为未尽之意尚多。他的笺证稿初因高阳之笺注而起，他读高阳之《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一文，认为其虽首尾兼具，可备一说，但实多牵强附会，使陈寅恪之意反多被障蔽，故起商榷之心，先成《高阳著<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商榷》一文，后增订其作约强半而成《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笺证稿》，以36页之篇幅发表于《东岳论丛》2014年第5期。
刘季伦的核心观点是王国维之自沉，既与甲子之变有关，更与当时之形势有关。王国维以一死代溥仪“受戈”，希望能使北伐军引退，从而保全溥仪。此观点承郑孝胥《王忠悫公国维挽诗》“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15]之句而来，郑孝胥此说此前并不大受关注，刘季伦再次拈出，但读来依然十分愕然。王国维居然对自己之一死怀有如此壮烈之抱负，而陈寅恪居然也对此持深度之认同，若要真切明乎这两个“居然”，恐尚须更多材料以为佐证。
四、余 论
以上诸家笺注与评说，用力颇勤，其间虽有各立其论、彼此纷歧者，但亦不妨互参其论，而自加裁断。若吴宓、蒋天枢虽未笺证全文，但多贴近陈寅恪本意;卞僧慧、刘梦溪着力揭示挽词之小序的深层意蕴;高阳、刘季伦别开新解以笼罩全文，可备一说;胡文辉结合陈寅恪诸多诗文，倾力文本疏证，时有自家悟得者。至于在相关王国维、陈寅恪之论著中偶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者，为数实多，因非整体笺注或重点评说，故暂不涉及。
一个经典文本的阐释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深广内涵也正是需要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注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趋于精粹和完善。粗略梳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之笺证源流，可以看出一个经典文本果然有挖掘不尽的深层内涵。这当然与陈寅恪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的强大张力有关，尤其是将这种思想情感置于晚清民国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下，其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内涵同样让人心追神想。也许从立场、情感的丰富性而言，陈寅恪的挽词不如《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且从勘察陈寅恪深隐的心境而言，这首挽词也未必是最为精确的。但从实际影响来看，挽词确实在哀挽录之上，当哀挽录渐行渐远的时候，挽词一直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而在陈寅恪的诗集中，虽然佳作琳琅，令人玩索不尽，但论其影响力，毫无悬念名列第一的仍是这首挽词。经典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承续不息的笺证而使人被动关注，从而形成让人无法回避的虚幻之象;而是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状况，因为其内涵的跨时空性而令人不断怀想并为之情思涌动而不能已。常在眼前的可能是经典，而长存在心的则一定是经典。既时常出没在眼前又恒久盘踞在心底的，则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此，面对陈寅恪这首《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不同时代不同注家的笺证，即便从本义的角度，或偶有意想落空、生硬牵扯之处，但由经典而触及到各人之心、各人之思，也可以视为一种对经典解读的自然趋势。对于经典而言，过于单一的学术史反而是令人惶恐的。
注释：
（1）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末附罗雪堂先生寄陈寅恪书：“奉到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2）编著《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之卞僧慧，雖是陈寅恪弟子，但在陈寅恪生前，并未及聆听其关于挽词之解说，在陈寅恪去世后，因受蒋天枢之托编撰年谱，始广泛收集阅读材料，并对《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有一些新的体会。故卞僧慧虽曾师从陈寅恪，但从对挽词笺注的角度而言，其与吴宓与蒋天枢显然不同，故将其划入另外一类。
（3）翁同文《追忆陈寅恪师》，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当时不仅清华师生关注此诗，社会上也多有关注。邓广铭自称在1930年便读到陈寅恪挽词，因此而对陈先生就满怀崇敬之意了。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追忆陈寅恪》，第231页。
（4）傅斯年《殷虚书契考释》批语，《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6页。但其时清华也颇有不认同《殷虚书契考释》乃王作罗名说者，如浦江清虽然是陈寅恪的助教，但在1929年2月8日日记中云：“晚读罗叔言《殷虚书契考释》、王静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至丑刻始就寝。”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上）》，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
（5）吴宓《王观堂先生挽词解》（佚存）。吴宓之女吴学昭说：“父亲当年作有《王国维先生挽词解》，可惜‘文革’中多散佚，只剩下很少几则。”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6）吴宓在1925年研究院开学典礼上所作《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演讲中，即已把“研究高深学术”作为研究院的基本性质。参见《清华周刊》第24卷（1925年）第2期，第72页。只是后来研究院内部有不同意见逐渐产生，而吴宓也开始倾向加强国学普及教育。
（7）王国维去世后，王家对于罗振玉其实是有隔阂的，这种隔阂是否来自所谓的“逼债”说，倒无法落实，但与前一年9月因为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突然去世而导致罗、王两家的矛盾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罗振玉编辑王国维遗书之请，王家一开始也是不同意的。金梁《读朱著<王静安先生遗书编辑质疑>书后》曾追忆说：“公既殁，罗雪堂请刊遗书，其家属初不同意，谓虑人窜改，且缘以为利也。余力为解说，始定付印，然必由赵万里转交稿。”《真知学报》第一卷第六期，1942年，第60页。王家对罗振玉的抗拒心态还是相当明显的，若非金梁在其中斡旋，遗书交由谁来编辑以及何时出版？还可能真是问题。
（8）关于李煜与郦寄的指称对象，高阳也持李煜指代溥仪，郦寄指代罗振玉的说法。参见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高阳说诗》，第83—84页。但刘梦溪在文中分析得更细致。而胡文辉则不认同这两个指称，但也未进一步点明指称对象。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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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45.
（责任编辑 许小华）
关键词：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吴宓;蒋天枢;高阳;刘季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5-0176-008
一、陈寅恪之挽词与《王忠悫公哀挽录》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王国维溘然去世，令当时的文化与学术界深感震惊和伤悼，不仅在北京、天津和日本京都有规模较大的公祭，名流云集，而且祭文、挽联、挽诗、挽词也数量繁多，天津罗氏贻安堂当年七月刊行之《王忠悫公哀挽录》（以下简称“哀挽录”），即汇集了当时主要的悼念文字。该书大别为国内哀挽录、海外追悼录、华侨哀挽录三个部分，另有补遗、续补两个部分。国内哀挽录在沈继贤序（该序实为罗振玉撰）之外，大体分为哀祭文（7篇）、挽诗（37人61首）、挽联（166幅）三个部分，海外追悼录分为哀祭文（3篇）、挽诗（5人9首）两个部分，华侨哀挽录分诔文（2篇）、挽诗（2人4首）、挽联（2幅），补遗、续补分录挽诗、挽词、挽联、悼文若干。略见一时各界伤悼、追思之情。
作为与王国维识趣特契的陈寅恪，亦先后撰有挽联、挽诗、挽词，其中挽联收录于《王忠悫公哀挽录》中国内哀挽录之挽联第47幅，而挽诗则未被收录，或陈寅恪当时未将挽诗公布，只是知会周边如吴宓等寥寥数人，故不及为哀挽录收录。挽词撰成于1927年9月清华学校开学之前，自然更未及入《王忠悫公哀挽录》之中。今检哀挽录一书，堪称荟萃群贤，如郑孝胥、杨钟羲、章钰、林葆恒、张尔田、罗振玉、金梁、梁启超、黄节等以及日本学者如内藤虎次郎、神田喜一郎、长尾甲、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木村得善等，皆为一时之标。但今日此书已经基本消失在学术视野之外，除了极少数关注王国维的学人偶尔检阅外，当时诸人之哀思之语，也已基本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而这首在哀挽录之外的挽词则声掩《王忠悫公哀挽录》之上，以一诗掩一书，也足见陈寅恪笔力之雄壮。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以下简称“挽词”）后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深哀巨痛以及对其死因的深度考索，故陈寅恪此诗甫一传开，即被誉为一时哀挽诸作之冠。（1）罗继祖说：“海内人士痛静安之死，悼诗多如束笋，而以杨芷夝哀静安五古籍陈寅恪挽诗七言长古为最能道出静安心事。”[1]居今来看，挽词确实当得起这一荣誉。
陈寅恪此挽词不仅思虑深沉，开阖古今之间，而且因为采用七古长篇体式，脉络多端，用典繁盛，令读者叹其浩博精深之余，也多有难以触摸其底蕴之苦。这种苦无郑笺的情况，不仅是一般读者深有体会，即便与王国维交往甚多者，也不乏恍惚之思。因此，伴随着挽词的广泛传播，试图为此诗笺注之意便一直在焉。大凡经典之作，蕴含必然深广，意义生发的维度也众多，若得大方之家之笺注，以其巨眼观照，则经典纷纭的意义指向，或可尽量接近本来。这大概也是挽词的笺注源流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原因所在。
今粗检此挽词接受史，大概从挽词撰成后不久就已经开始，条贯其始终，迄今已九十余年。笺注之家也因与陈寅恪的关系不同而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陈寅恪密切接触之友人与弟子，以吴宓与蒋天枢为代表，其笺注详略虽不同，且欠完整，但今存疏证大致闻诸陈寅恪本人，与挽词本意应该是最为接近者;一类是后来解说者，其各持立场以解挽词，既努力彰显挽词本身之内涵，也适度体现解说者之个人体会。（2）
二、吴宓与蒋天枢：侧闻陈寅恪自释之疏证
最早对挽词起笺注之心的应该是吴宓。1927年10月3日，陈寅恪访吴宓时，携《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以示，吴宓随即召陈寅恪助教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从吴宓如此之急迫，当然可见其对此诗之特别欣赏。当日日记，吴宓所记就是傍晚时分与陈寅恪的见面交谈，再无他人他事，则当晚的话题会比较集中在此诗上。陈寅恪略解此诗，想来是完全可能的。
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吴宓常来听课。吴宓就曾在课间提议选修陈寅恪课程的学生，让陈寅恪在课堂上解说此诗。有学生回忆说：
……（陈寅恪）下课后，吴宓教授尝指示选陈师课的同学：“你们便中请陈先生讲解他为挽王公国维所撰的一篇长诗……”因为诗中所引用的典故与含蓄的寓意，人多不明白其出处。不过此诗的中心思想，是在尽量发挥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纲纪仁道。[2]
這说明陈寅恪此诗虽然享誉一时，但时人也以确解为难。此文作者苏景泉是在1934年秋至1935年夏选修陈寅恪的“文学专家研究”课程，陈寅恪当时主讲元稹、白居易之诗，讲解内容也就是后来所成《元白诗笺证稿》之一部分。吴宓旁听并提议学生请陈寅恪讲解挽词，也当在这一时期。可能吴宓对于此诗零碎的耳闻虽不时都有，但也不便请陈寅恪逐句解释，故想到由学生请陈寅恪疏解诗意，以释诸生之惑。吴宓既在陈寅恪的课堂上，自然也可趁便豁然明悟了。
大概是1935年秋，翁同文入读清华历史系，时《吴宓诗集》新出版，中文系学生多有其书，其中附录《空轩诗话》有陈寅恪挽词并序，诸生因多读之。当时讨论最多的是陈寅恪属于文化遗少，还是政治遗少。胡适也认为陈寅恪有遗少的味道。涉及“遗少”话题，多多少少还是因为挽词中流露出不少对王国维“殉清说”的褒奖之意。（3）陈寅恪弟子周一良也曾回忆说： （陈寅恪）这种在思想感情上不占主流却又不时流露的“遗少”心态，当年我从家中父辈们身上也曾在许多方面体验到。这也许是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们进入民国后的一种失落感，是一种还未冲刷净的阶级烙印吧。[3]
周一良不仅直言陈寅恪的“遗少”意味，更试图追溯这种意味背后的家世背景。这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清华园，这首挽词并序确曾一度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如傅斯年在1927年至1930年间便数次问询传闻罗振玉窃取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是否可能，并得到陈寅恪肯定的答复，尤其是在读到挽词中“考释殷书开盛业”一句，问询陈寅恪是否隐写此桩公案时，陈寅恪这时虽然“不发一言”，但在1930年时再次予以肯定的回答。（4）可见试图勘察挽词隐微之意，也成为当时在一定范围中的风尚。
1945年7月9日，吴宓访陈寅恪，两人先是聊及吴伟业诗，大概王国维曾将其《颐和园词》自比吴伟业《圆圆曲》，又自然聊及王国维，因聊及王国维又聊到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4]118-119。在这一番互相关联的谈话中，陈寅恪当然也可能稍涉挽词中的内容。1961年8月30日，吴宓专程赴中山大学，与陈寅恪在广州盘桓五日，所谈论范围自然甚广，其中有無可能涉及挽词，现在尚无明确证据。但据9月1日吴宓之日记所记陈寅恪谈论之内容，其中有云：
（陈寅恪）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所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出家”生活耳。[5]320
何以从这样一节话里，我要作可能言及挽词之推想呢？1945年7月9日，吴宓与陈寅恪两人谈及清初吴伟业，又因陈寅恪之挽词而言及韩愈诗歌。[4]118-119时隔16年，两人再谈及韩愈，涉及如何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陈寅恪挽词小序的根本之点，所以言谈之间偶有涉及挽词或小序也是十分自然的。
吴宓熟读《挽词》，据说能够背诵，晚年独卧病榻，悲情难抑，便以大声朗诵挽词遣怀。他早年撰有《王观堂先生挽词解》，应为通解，可惜“文革”中散失太半，只剩下十余则。（5）其中“元祐党家惭陆子”“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句下解释或注明受陈寅恪启发，或直接转述陈寅恪评论，其余盖吴宓自下注解，但这些自下的注解可能也有不少平时耳闻寅恪先生者。估计那些与陈寅恪平时零散的闲聊，凡与《挽词》相关者，吴宓皆笔之于注释中。吴宓与陈寅恪的接触机会较多，对陈寅恪的心志了解也比较全面深入，故其聆听陈寅恪自解挽词，即便比较零散，但依然可以大致汇合成解说挽词的主流意见。
吴宓对陈寅恪此诗起笺注之意并付诸实施，其实也与他对王国维的特殊感情有关。吴宓与王国维的关系，从工作角度而言，其实不亚于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关系。吴宓先到清华学校，此后从入城拜访王国维，到为王国维落实清华住所，再到与王国维同赴琉璃厂为清华图书馆检书籍，诸多事情吴宓皆陪伴左右。《吴宓日记》1925年至1927年所记，吴宓1925年2月12日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次日即入城落实王国维来清华有关生活之事。此后，也是屡访王国维，或与之商议研究院章程，或催促王国维拟定“缘起”，或请其出题。从当年2月中旬到3月下旬，频繁造访，可以说，草创时期清华学校研究院相关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王国维与吴宓联手的产物。而在此后直到王国维去世，王国维与吴宓的互访也是常态，备记于吴宓日记之中。而在这两年多的共处时光中，他们唯一的矛盾大概发生在1926年初，即关于研究院的发展方向，吴宓一度主张加强一般性的国学普及教育（6），而王国维则坚持高深的专题研究。因为王国维的意见符合研究院创立初衷，所以吴宓也并未强力坚持己说。换言之，这其实也不是吴宓与王国维个人之见的矛盾，只是在对研究院发展方向的定位上，两人一时有不同意见而已。总体而言，吴宓与王国维关系密切，感情也相当深厚，他自己也写了多首悼念王国维的诗歌，惋惜与沉痛兼具。
吴宓与陈寅恪是同学兼友人，故其解说挽词所依靠之思想背景，不遑陈寅恪多说，也能大致明白言外之意。而在陈寅恪弟子中，与挽词走得最近的则是蒋天枢。今本《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词部分有不少夹注，即出蒋天枢（1903—1988）手笔。1953年9月11日，蒋天枢从上海赴广州，在广州待了近十天的时间，“得饫聆教诲”[6]156，这些“教诲”中就包括听了不少陈寅恪关于这首诗歌的补充说明。蒋天枢在次年元夕补记云：
癸巳秋游粤，侍师燕谈，间涉及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处，归后因记所闻，笺注于诗句下。[7]32
《陈寅恪集·诗集》的编者注说：
作者丁卯（1927）年作挽词（并序）时未写注，现刊出之诗注，为作者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甲午（1954）年根据作者所述，补笺于诗句下者。[7]12-13
这个编者注看上去没有问题，但其实与蒋天枢之补记还是有差别的。蒋天枢1953年9月22日从广州北归上海，他的补记明确是“归后”记其所闻，各笺于句下，这意味着蒋天枢将陈寅恪之意补入诗中，应该是回到上海不久后的事情，并非是次年才着笔。蒋天枢不过是在次年元夕补述去秋听闻陈寅恪所述这一段经历，此“补记”相当于后记，乃完成之后的说明而已，并非至甲午年才开始笔录陈寅恪之解释。1964年5月29日，蒋天枢再从上海到广州，预祝陈寅恪75寿辰，一直到6月10日才回上海。这十多天时间，蒋天枢记载颇简单，但“聆诲”依然应是主要内容。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录了此行广州的一个细节：
记曾录得诗稿一册，归后遍觅不得，岂被窃欤？（忆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6]175
此诗稿一册内容如何，如何消失？蒋天枢也不得究竟，现在更无法追问了。但十余日间录得陈寅恪诗歌一册，则诗歌谅是在广州期间蒋天枢与陈寅恪的重要话题，其中当然也可能再度谈及挽词。若果然如此，则蒋天枢是否对十一年前笔录陈寅恪对挽词的自释有所增补、调整？我想至少也是有可能的。 吴宓与蒋天枢的笺注既然在主体上同闻诸陈寅恪，则比较其异同，或略可窥见陈寅恪诗思之丰富与复杂性。吴宓剩下的13则注释，在今存第13则末，吴宓注云：“以上寅恪兄自释。”此当是针对关于“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二句之解释。其实今存的數则注释，另有五处也提及陈寅恪的名字，或考察语源，或略述其意，或溯其家世，虽非明确以陈寅恪自释直接入注，但也应该受到陈寅恪之启发。其他未及“陈寅恪”三字之注语，相信也有闻诸陈寅恪的可能。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中也确有吴宓的自注在内。
今对勘吴宓与蒋天枢两家注，蒋注应是纯粹移录陈寅恪之语或之意，吴注虽多来自陈寅恪所述，但时加按语，包含了吴宓本人的理解在内。如起二句“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蒋天枢仅注第一句：
宋汪藻《浮溪集》载《代隆祐后孟氏所草高宗即位诏》有云：“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宋徽宗子多人，惟高宗继，故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朝。[7]13
吴宓注释如下：
南宋高宗（康王行九构）即位时，由孟太后（哲宗之妻，称曰元祐太后）诏命。其策文乃汪藻所撰，中间警句云：“汉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读如仲，再也）兴;献公之子九人，仅重耳之尚在。”至为典切。按，（西汉十一帝，此处不算王莽所拥立之平帝，故曰十世）此二句借用汪文，但实指清朝。清自顺治至宣统共十帝，宣统是第十世。王静安先生祈望宣统帝能复兴清朝，然待至一九二七年，王先生已五十一岁。“老之将至”（出《论语》，孔子“不知老之将至”），且已至矣，而中兴尚不见实现，故绝望（非为私人理由）自杀。[4]58-59
在解释“汉家之厄今十世”一句上，吴、蒋二家注基本一致，且引述材料相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无劳多说，王国维自己就说过“故自设官以迄宣统辛亥二百六十有七年，惟十朝本纪草稿完具”[8]类似的话，清代十朝而终，是一个彼此明了的事实。但“不见中兴伤老至”一句，蒋注阙如，吴注则甚详细，此很可能是吴宓个人的注释了。不过，吴宓认为王国维乃是因为对清朝“中兴”无望而自杀，则又未免局促了王国维其人其思，而且与陈寅恪诗序中所谓“非为一人一事”形成了矛盾。因为若是将王国维之自沉理解为本于清朝复兴之无望，则陈寅恪“殉文化”所谓“抽象理想之通性”云云便无法安顿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词句吴宓有注，而蒋天枢则阙然。如“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身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等，吴宓于句下皆有注，有的还甚详细，而蒋天枢于句下则曾无一字。这尚是在吴宓注遗失大半的情况下出现的现象。这也意味着蒋天枢在广州期间，其与陈寅恪似也并未专就此诗谈论过，蒋天枢原话是“侍师燕谈，间涉及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处”，这个“间”字说明，陈寅恪关于此诗的自释只是因话题联类而及，并非专门，也乏系统，所以留下的疏证空白还是比较多的。而蒋天枢此前似也无意专门注释此诗，只是接闻陈寅恪之释略多，故录以为备忘、参考而已。吴宓就不同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疏证此诗之心。此后只要有机会，也都会与陈寅恪闲谈及此，故其诠解一方面接奉陈寅恪之意见，另一方面也自加释证，显然应更具规模。若非稿件不幸遗失，陈寅恪此诗之本意谅更为清晰和完整了。
蒋天枢对陈寅恪感情独深，也深得陈寅恪信任。他除了数度来广州探望年迈的陈寅恪，殷殷之情可感，而且在晚年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搁置一边，用了极大的心力编辑整理陈寅恪的著述，并积多年研究而成《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大体用历史描述的方式呈现了作为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托命之人陈寅恪的一生。而其注释陈寅恪此诗，也是要从陈寅恪写王国维的诗歌中展现出两个人的文化托命之志。
三、从高阳到刘季伦：关于挽词的多维解说
按照“诗无达诂”的中国阐释学传统，一首诗歌虽然据作者之思而创作完成，作者对于此诗有一定的阐释权。但一旦该诗歌公开发表，因为语言、意象、典故等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也必然导致阐释上的种种分歧和矛盾，而且这种阐释的多维、多歧性不受作者自释的限制。这也就是谭献《复堂词录·序》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之意。吴宓与蒋天枢大体属于“作者”一派，而其他人则属于“读者”一派。这也意味着作者的自释也只是意义之一种，他人的阐释也同样值得关注。
在吴宓、蒋天枢之外，若高阳（1922—1992）、卞僧慧、刘梦溪、胡文辉、刘季伦诸家之笺释，也各有其解。高阳笺释初见于《高阳说诗》一书，题《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后在《清末四公子》一书中再次收入，文字略同，台北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高阳是作家型学者，他的《胡雪岩》《红顶商人》等历史小说驰名已久。作家型学者与纯粹学者的区别，应该主要体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和想象力的强弱上。不言而喻，高阳的想象力对其学术研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想象力有时也是双面刃，有时会引发对作品的奇思妙悟，让人拍案称奇，明境大开;有时则类似脱空而论，仿佛自说自话，转成困惑。
高阳从1978年始读《王观堂先生挽词》，最初的感觉是大失所望，认为这首深受众人赞誉的名诗“既不佳，且不通”，既而才察觉陈寅恪乃故意为之，别有苦心者在。[9]80他主要对勘罗振玉自叙生平的《集蓼编》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二书，尤其对溥仪自传深信不疑，终于发现了陈寅恪此诗的苦心所在，为朋友王国维之死增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婉转劝阻溥仪勿听罗振玉的怂恿，妄思借日本军阀的力量做复辟的春梦。”[9]80高阳对自己的结论是自信的，他说：“罗振玉处心积虑，煽惑溥仪赴日一事，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功败垂成。而就在此时，王国维忽然自沉。陈寅恪强调其死，同于屈原;来自教育界的传说，则王国维乃为罗振玉逼债而死……罗王反目的真相……罗振玉要做子兰，王国维要做屈原。”[9]100高阳因此将王国维的死因总结为“是为了反对溥仪去日本”[9]96，因此自然与罗振玉的竭力鼓动溥仪去日本形成了尖锐的矛盾。（7）有鉴于上，高阳解读此诗的基本思路就是主要围绕王国维、罗振玉与溥仪三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虽也有启人新思之处，但也时或有困守甚至迷失在自己设置的阐释之局中的感觉。罗振玉竭力鼓动溥仪去日本当然是事实，此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言之甚明且详。但当时与罗振玉处于对立位置的并非王国维，而是郑孝胥。罗振玉鼓动溥仪去日本，是希望能暂缓时机，并借助海外势力，以图日后东山再起;郑孝胥则认为坚守天津的意义十分重要，不仅未离故土，而且能稳定民心，一旦去国则形同亡命，兴复之志便戛然无望矣。[10]而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上半年，罗、王二人因儿女问题而带出的矛盾愈趋尖锐，双方基本上处于分道扬镳的状态。王国维偶尔去天津，“亦不复相诣”[11]，这可是两人近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而在津门溥仪处两人不期而遇，也彼此回避，未接一语。王国维对溥仪的日本之行谅有异议，因为早在南书房任上，诸人（包括一些报纸）就多有鼓动溥仪出洋之议，而王国维则是坚决反对者。王国维说： 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阙者……至报纸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12]
王国维又说：
近者颇有人主张游历之说，臣深知其不妥。何者？刍秣之资未易筹措;疏附先后，奔走御侮之才未易取求。且皇上一出国门，而宗庙宫室，民国不待占而自占，位号不待削而自削，宫中重器拱手而让之民国，未有所得而全局尽失，是使皇上有去之日，无归之年也。[13]
王国维的《论政学疏稿》与《筹建皇室博物馆摺》二折，前者撰于1923年与1924年之交，后者则于1924年5月18日上逊帝溥仪。此二折足见王国维反对溥仪出洋之态度，并将一旦出洋后可能宗庙宫室、位号重器尽为民国占取的后果也直言不讳地写在折中了，故不待溥仪到了天津，王国维才反对溥仪出洋。尤其重要的是，此二折皆曾在上奏溥仪之前寄罗振玉商定，至少在当时他们显然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当然，当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从北府到日本使馆，再辗转来到天津，作为已经失去宫禁的溥仪，此时是否出洋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这个时候的王国维已经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了，虽然偶尔也去天津谒见溥仪，但相对于张园内部的明争暗斗，王国维已然边缘，且几乎到了可以被忽略的地步。王国维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高阳把这一时期的王国维放在如此激烈地反对罗振玉的鼓动上，未免混二事为一事，意思难免就夹杂难清了。
高阳对清史总体是熟悉的，但对民国时期围绕着溥仪的系列事件，似乎并不是十分了解，尤其是阐释陈寅恪此诗，既把罗振玉置于相当中心的位置，但其对罗振玉的文字阅读还是相当有限。其露出端倪者，如面对挽词中“神武门前御河水，思把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数句，居然不明本事，而以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来进行想象[9]91，此不仅难以索解，亦近乎荒唐。稍涉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等故事，此数句的背景和意义指向乃是非常明晰的。其实按照高阳自述，罗振玉的《集蓼编》曾是其熟读之物，不遑读罗振玉的其他哀祭文章，即《集蓼编》中也有对此的细致描述，何以如此简单的史事居然茫无头绪呢！再如，陈寅恪创作此诗的时间，高阳定在1928年二三月间，理由是他只看到了《国学论丛》上发表的陈寅恪挽词，而此刊的出版时间是1928年4月，浑然不知在1927年10月、11月就已经先期发表于《国学月报》与《文字同盟》了。更不知早在1927年9月，此詩即出现在清华研究院学生的桌上，10月前后更分赠梁启超、吴宓、罗振玉等人。
由于高阳预设的诗歌背景过于具体甚至狭隘，这也导致他的诠解始终要围绕着这一狭隘的格局进行，故虽然在文献征引、考订上也时有贡献，但其解读与陈寅恪此诗之间，不免时或有隔，此稍加对照吴宓与蒋天枢之笺注，即可窥见一斑。高阳确实不同常人，解诗也确实“诗无达诂”，但这并不能由此引出解诗可以任性无归，一首作品的基本意义指向还是值得尊重的。高阳因为对清史别有情怀，故对末代皇帝溥仪的命运也特加注意。其关注陈寅恪此诗，也当是试图通过对诗歌的解释，为清王朝的尾声提供自己的认知结论。
卞僧慧的笺释相对零散，并非全篇疏解，但在其所编陈寅恪年谱后专门附录《重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所以值得关注。卞僧慧（1912—2015）是陈寅恪弟子，其最后一次见到陈寅恪是1946年11月4日，所谈似也无关挽词。[5]238卞僧慧晚年致力于梳理陈寅恪生平事迹，而成《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种，此年谱本蒋天枢有此计划，因年老体弱，不克完成。1985年，蒋天枢因将相关资料寄天津卞僧慧，卞僧慧遂继此而作，历十余年方成初稿。在编纂陈寅恪年谱过程中，卞僧慧反复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尤其是戊辰（1988年）秋夜，卞僧慧重读此诗，若有所悟，所以就把自己的悟得分述出来，成《重读<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故卞僧慧虽与蒋天枢一样是陈寅恪弟子，但其解论与吴宓、蒋天枢不同，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阅读体会。此文同年先提交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并收入论文集，后又作为附录收入其编纂的年谱之后。
卞僧慧此文并非对陈寅恪挽词及序进行全面翔实的疏证，而只是陈述他有悟得的部分。卞僧慧所述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略论小序与挽词在结构上彼此衬合、互为补充的关系;第二，简论小序之中心思想及陈寅恪本人之思想，条列王国维死因诸说并辨析之;第三，对挽词中的立言之义、陈寅恪家世的影响以及其论清史的立场作了简要分析。这三部分涉及挽词、小序部分内容，但也只是在离合之间，卞僧慧显然无意对这篇挽词及小序进行全面细致的阐释分析。卞僧慧注意到小序与挽词在文体结构上的关系，以及王国维与罗振玉在王潜明去世后所引发的两家矛盾，这些内容在以往诸家解读陈寅恪此诗时是比较忽略的，值得肯定。
刘梦溪积二十余年研究陈寅恪，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并著有《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论稿》二书，是陈寅恪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撰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专文，《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2001年2月14日同时刊载。在《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上，刘梦溪发表他的名论《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其中对《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一文的核心内容也有扼要引述，后此文收入其《陈寅恪论稿》一书。刘梦溪研究陈寅恪，一方面注重文献发掘和释读，另一方面别具理论眼界和张力，故他的系列研究往往兼具文献扎实、观点新颖与逻辑严密的特点。刘梦溪并非对挽词并序进行全面的释证，而主要是围绕着小序阐释己见。他认为这篇小序相当于陈寅恪的文化宣言，不仅建构了文化、制度与生命的价值体系，而且对王国维之死也给与了最正确的解释。他认为在家国一体的封建社会，纲纪说自然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并对维护社会文化的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陈寅恪分别以李煜、刘秀与郦寄、鲍叔来阐释君臣之纲与朋友之纪作了新的解释，刘梦溪认同并支持了高阳的说法，认为在这里李煜代指溥仪，而郦寄代指罗振玉。（8）这种纲纪之说不以君的无能、友的无德而减损其理论意义，如此就把作为理念的抽象的纲纪之说与现实的复杂性结合起来了。[14]陈寅恪史家曲笔，得刘梦溪妙笔点明，一新世人耳目。 胡文辉是近年最为致力陈寅恪诗歌之笺注者，著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013年经修订后出版《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胡文辉对《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笺释确实后出转精，他的解读相当仔细，引证亦丰富翔实，疏通了不少阅读障碍，使诗歌文脉更加畅通。又因胡文辉通笺陈寅恪诗歌，故凡与此诗相关者辄联翩引述，而他对陈寅恪整体精神的精准把握，也使他能深识鉴奥，对其微言大义往往能烛见隐微。至其时或与前人包括陈寅恪自释商榷处，亦颇益人神智。然也有不少虽质疑他人而未明己意处，兼之有未释之句以及虽然释事而未释意处，故仍有一定的补笺空间。若“奔问皇舆泣未能”属于释词而未释事，若“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属于释典而未释意，若“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属于释典释词而未释事，若“相对南冠泣数行”释词显然有误，若“自分琴书终寂寞”“屡检秘文升紫殿”“招魂哀愤满人寰”则阙笺释，等等。凡此之类，似皆有斟酌补笺的空间。
台湾公立政治大学刘季伦曾读吴宓、蒋天枢、卞僧慧、高阳、胡文辉诸家笺注或论说，故能从容折衷诸家之间而自加裁断，而对胡文辉笺释评价相对较高，认为其足当寅恪功臣，但也认为未尽之意尚多。他的笺证稿初因高阳之笺注而起，他读高阳之《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一文，认为其虽首尾兼具，可备一说，但实多牵强附会，使陈寅恪之意反多被障蔽，故起商榷之心，先成《高阳著<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商榷》一文，后增订其作约强半而成《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笺证稿》，以36页之篇幅发表于《东岳论丛》2014年第5期。
刘季伦的核心观点是王国维之自沉，既与甲子之变有关，更与当时之形势有关。王国维以一死代溥仪“受戈”，希望能使北伐军引退，从而保全溥仪。此观点承郑孝胥《王忠悫公国维挽诗》“云中袒背受戈者，谁信由于有不能”[15]之句而来，郑孝胥此说此前并不大受关注，刘季伦再次拈出，但读来依然十分愕然。王国维居然对自己之一死怀有如此壮烈之抱负，而陈寅恪居然也对此持深度之认同，若要真切明乎这两个“居然”，恐尚须更多材料以为佐证。
四、余 论
以上诸家笺注与评说，用力颇勤，其间虽有各立其论、彼此纷歧者，但亦不妨互参其论，而自加裁断。若吴宓、蒋天枢虽未笺证全文，但多贴近陈寅恪本意;卞僧慧、刘梦溪着力揭示挽词之小序的深层意蕴;高阳、刘季伦别开新解以笼罩全文，可备一说;胡文辉结合陈寅恪诸多诗文，倾力文本疏证，时有自家悟得者。至于在相关王国维、陈寅恪之论著中偶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者，为数实多，因非整体笺注或重点评说，故暂不涉及。
一个经典文本的阐释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深广内涵也正是需要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注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趋于精粹和完善。粗略梳理《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之笺证源流，可以看出一个经典文本果然有挖掘不尽的深层内涵。这当然与陈寅恪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的强大张力有关，尤其是将这种思想情感置于晚清民国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下，其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内涵同样让人心追神想。也许从立场、情感的丰富性而言，陈寅恪的挽词不如《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且从勘察陈寅恪深隐的心境而言，这首挽词也未必是最为精确的。但从实际影响来看，挽词确实在哀挽录之上，当哀挽录渐行渐远的时候，挽词一直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而在陈寅恪的诗集中，虽然佳作琳琅，令人玩索不尽，但论其影响力，毫无悬念名列第一的仍是这首挽词。经典并不是一定要通过承续不息的笺证而使人被动关注，从而形成让人无法回避的虚幻之象;而是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状况，因为其内涵的跨时空性而令人不断怀想并为之情思涌动而不能已。常在眼前的可能是经典，而长存在心的则一定是经典。既时常出没在眼前又恒久盘踞在心底的，则是经典中的经典。如此，面对陈寅恪这首《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不同时代不同注家的笺证，即便从本义的角度，或偶有意想落空、生硬牵扯之处，但由经典而触及到各人之心、各人之思，也可以视为一种对经典解读的自然趋势。对于经典而言，过于单一的学术史反而是令人惶恐的。
注释：
（1）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末附罗雪堂先生寄陈寅恪书：“奉到大作忠悫挽词，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2）编著《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之卞僧慧，雖是陈寅恪弟子，但在陈寅恪生前，并未及聆听其关于挽词之解说，在陈寅恪去世后，因受蒋天枢之托编撰年谱，始广泛收集阅读材料，并对《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有一些新的体会。故卞僧慧虽曾师从陈寅恪，但从对挽词笺注的角度而言，其与吴宓与蒋天枢显然不同，故将其划入另外一类。
（3）翁同文《追忆陈寅恪师》，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当时不仅清华师生关注此诗，社会上也多有关注。邓广铭自称在1930年便读到陈寅恪挽词，因此而对陈先生就满怀崇敬之意了。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追忆陈寅恪》，第231页。
（4）傅斯年《殷虚书契考释》批语，《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6页。但其时清华也颇有不认同《殷虚书契考释》乃王作罗名说者，如浦江清虽然是陈寅恪的助教，但在1929年2月8日日记中云：“晚读罗叔言《殷虚书契考释》、王静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至丑刻始就寝。”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上）》，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增补本）》，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
（5）吴宓《王观堂先生挽词解》（佚存）。吴宓之女吴学昭说：“父亲当年作有《王国维先生挽词解》，可惜‘文革’中多散佚，只剩下很少几则。”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6）吴宓在1925年研究院开学典礼上所作《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演讲中，即已把“研究高深学术”作为研究院的基本性质。参见《清华周刊》第24卷（1925年）第2期，第72页。只是后来研究院内部有不同意见逐渐产生，而吴宓也开始倾向加强国学普及教育。
（7）王国维去世后，王家对于罗振玉其实是有隔阂的，这种隔阂是否来自所谓的“逼债”说，倒无法落实，但与前一年9月因为王国维长子王潜明突然去世而导致罗、王两家的矛盾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罗振玉编辑王国维遗书之请，王家一开始也是不同意的。金梁《读朱著<王静安先生遗书编辑质疑>书后》曾追忆说：“公既殁，罗雪堂请刊遗书，其家属初不同意，谓虑人窜改，且缘以为利也。余力为解说，始定付印，然必由赵万里转交稿。”《真知学报》第一卷第六期，1942年，第60页。王家对罗振玉的抗拒心态还是相当明显的，若非金梁在其中斡旋，遗书交由谁来编辑以及何时出版？还可能真是问题。
（8）关于李煜与郦寄的指称对象，高阳也持李煜指代溥仪，郦寄指代罗振玉的说法。参见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高阳说诗》，第83—84页。但刘梦溪在文中分析得更细致。而胡文辉则不认同这两个指称，但也未进一步点明指称对象。参见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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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许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