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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荒唐地以一纸契约来出卖自己的青春，成了别人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结果丧失了自尊，也与一段美丽的真爱失之交臂……
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在同济大学ＢＢＳ上出现了一位年轻女性愿为出国男士提供陪读的帖子，这位署名“陪读女孩”的女生在帖子上要求男方提供留学资金，相应补偿条件是包干家务，甚至愿意满足男方的生理需求。此帖一出，国内外众多网站和报纸纷纷转载，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４月初，笔者所在的上海某报热线接到一位自称是海归女博士的电话，她对那位“陪读女孩”的做法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并说自己曾经为了出国，采取了和那位女孩类似的方式，结果虽然是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位，但也失去了自尊和爱情，而且可怕的梦魇至今难以忘却。下面是这位女士的自述……
陪读富豪之子，音乐才女选择“曲线出国”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在我出世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母亲独自把我抚养大。很小的时候，我就跟邻居燕叔叔学乐器。他是沪剧团的，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８岁那年，我凭借一曲手风琴演奏的《红梅赞》，在区里的一次少儿文艺汇演中获得了一等奖。１９９３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系毕业，分配到某艺术团工作，那时我才２１岁。我们团很少有演出任务，我怕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就利用空闲时间去酒吧等娱乐场所兼职，给客人演奏萨克斯什么的。但这事不久就被团里的领导知道了，我们之间闹了一些不愉快，我一气之下就辞了职。
辞职后，我在家专心复习，当年就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１９９７年毕业后，我到杭州的一所高校教器乐。其间，我谈了个男朋友，是浙江大学的一位文学博士，我们都谈婚论嫁了，但他在纽约的姑妈突然病逝，留下遗嘱要他过去继承遗产。他说自己先出国，再把我接过去。然而，他移民后却音信杳无。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他在那里又找了位韩国女孩。
失恋刺激了我，再加上当时的系主任常常对我进行性骚扰，我郁闷不已，于是想到了去奥地利留学。可是巨额的留学费用又让我头疼。一个女同事看我这么想出国，于是说，她一个朋友的儿子正打算去奥地利留学，他父母想找个女孩子陪读。我一听高兴极了，赶紧央求同事帮我引见。
１９９９年春节前夕，我见到了同事的那个朋友，他是杭州一位有千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别人都叫他周总。周总的儿子周杰大学毕业不久，准备去维也纳留学。他比我小三岁，从小养尊处优，刚愎自用，性格暴躁，经常借着父亲的名头在外面惹是生非，周总希望国外良好的教育环境能改造一下儿子。周杰的父母曾经打算在儿子出国前给他找位女朋友，让女朋友陪他去维也纳，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们很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因为周杰从小习惯了被保姆服侍的生活，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找个人监督周杰，以免他学坏。但周杰不同意那么早就找女朋友，周总于是退而求其次，想找个高级保姆陪儿子出国。
虽然我良好的自身条件让周总比较满意，但他只愿意支付我照顾他儿子生活起居的报酬，并不打算负担我的学费，而且他认为我读书会影响对周杰的照顾，因此有些顾虑。我们商谈了好几次，最后双方都妥协了一步：我照顾周杰的生活起居，直到他硕士毕业，并且不得索要任何报酬；周家负担我读博士的学费，但办理出国手续的各种费用由我承担一半。为此，我们签订了一个“陪读协议书”。
１９９９年７月，我辞去公职，泪别母亲，和周杰来到了我梦想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我和周杰的首要任务是先进德语学校学习，掌握好语言再进大学攻读学位。我们在多瑙河边租了套房子，开始了“同居”生活。
按照“陪读协议”，我们可以住在一套房的两间卧室里，同居不同床。我每天比周杰早起差不多一个小时，为他做好早餐，然后再和他一起去语言学校。我每天还要洗衣、买菜、打扫卫生，虽然很累，但一想到可以完成自己心爱的学业，我就很快乐了。
同居噩梦，我悲哀地成了他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
同居的最初几个月，我们相安无事，我像姐姐照顾小弟弟一样照顾着周杰，有时还监督他的学习，他父母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打电话来问我周杰在这边的情况。然而，随着周杰在维也纳朋友圈子的扩大，结交的狐朋狗友越来越多，他蛮横霸道的本性也开始显露出来。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杰从外面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我服侍他躺下，又将他吐脏的衣服换下来拿去洗。等我准备回房间睡觉时，他却闯进来把我抱住，我拼命挣扎，但哪里是他的对手……
事后，我哭着说要报警。他不屑地笑着说：“你去报警吧，只要你舍得放弃你的音乐梦，我宁愿去坐牢。”我痛哭了半夜，还是打消了报警的念头，周杰说得不错，我都已经到奥地利了，怎么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呢？周杰抓住了我的致命弱点，知道我不敢报警，从此只要他一有需要，就会拿我发泄兽欲。
我打电话向周杰的父母哭诉，他们却轻描淡写地说：“小青啊，男女住在一起，发生点亲密行为是很正常的，你不要想得过于严重了，我们提供了那么优越的条件供你读书，你委屈一点也就算了……”
２０００年４月初，周杰在维也纳的一个地下赌场连续赌了三天三夜，输了大约５万元人民币。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有时和别人赌博，赌注竟然是女人。有一天晚上，一辆奔驰车停在我们租住的楼下，一个奥地利男青年对我说，周杰出了车祸，送到医院了，让我赶紧去一趟。我赶紧上了车，车内还有两个奥地利男青年。但车却开到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停了下来，三个男人淫笑着扑向我，说周杰赌输了，我必须轮流陪他们三个玩一玩……
当天晚上，我拖着被蹂躏得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中，周杰正坐在沙发上看色情电视，看见我回来，他又强行跟我发生关系，还下流地问我跟别的男人做爱时的感受。我拼命地和他扭打起来，并跑到厨房拿一把餐刀切开了自己的手腕，鲜血流了一地。周杰怕事情闹大了，赶紧把我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我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这次自杀事件过后，周杰不敢再逼我了，但从此经常带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睡觉，并且做爱的时候一点都不避讳我，有时我在卧室里看书，他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和女人鬼混在一起。完事后，我还要给他们清理那些肮脏的秽物。
一次，周杰和一个台湾女孩鬼混完后，要我去做夜宵给他们吃。我当时感冒了，浑身发烫，但还是咬着牙到厨房给他们炸春卷。但他们嫌春卷炸得不够焦脆，要我到街上的一家中餐馆里给他们买馄饨回来。我对周杰说我病了，希望他能自己开车去。但他一脚把我踹倒在地，怒吼道：“你要是敢不去，这个月就露宿街头吧！”
我挣扎着爬起来，当我打开房门出去时，我听见周杰对那个幸灾乐祸的女孩子得意地说：“她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我含着泪买了馄饨回来，却因此感染了风寒，大病了一场。周杰不仅没有理睬我，还埋怨我没有认真履行照顾他的协议。
２０００年９月，我考入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读博士，周杰则进入一所很没有名气的私立大学读硕士。
进大学后，周杰更加放荡不羁起来，常常带着一帮朋友在我们住的房子里开派对，有时还进行那种很另类的性派对，吵得邻居经常来给我提意见。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女孩边鬼混边肆意地叫喊，结果被邻居举报，警察找上门来。周杰叫我去开门。警察很有礼貌地要求我们亲热时小声点，不要影响了别人的生活，否则下次就要受处罚了。我脸红耳赤，只好尴尬地道歉。一些邻居在警察找上门来时，也围上来，不断地数落我们这里是各种噪声之源，搞得我像当众被剥光了衣服一样难堪。但周杰不允许我把他的胡作非为告诉他父母，否则就想尽一切办法折磨我。慑于他的淫威，我只好任他胡来，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一下。
２００１年春节，维也纳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开了一个迎春联谊会，我和周杰都参加了。在会上，我听几个留学生私下里笑着对周杰说：“听说你找了个博士级的保姆陪吃陪玩陪睡，我们都好羡慕你啊！”周杰也极其得意地跟他们吹嘘起来，言谈间充满了暧昧下流的词汇，我羞辱难当，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维也纳归来，“陪读协议”后遗症让我伤痕累累
２００２年春天，我经同学介绍认识了一个在维也纳工作的名叫张剑的电气工程师。他也是上海人，博士毕业工作四年多了，为人善良宽厚，他很欣赏我的音乐才华，我们在一起常常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天晚上，我们从金色大厅听完音乐会出来，漫步在多瑙河畔，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青青，你知道吗？和你在一起听音乐，我会听到自己的心也在跳动，它分分秒秒地告诉我：‘你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上帝赐予你的最美丽的礼物！’”我也很喜欢张剑，但一想到自己和周杰的陪读协议，我就没有勇气接受别人的爱。
面对张剑炽热的眼神，我的心却在痛苦地紧缩，我挣脱他的手臂，说自己暂时不想谈爱情。他有些忧伤地问我：“青青，你不爱我吗？”我摇摇头。他追问我原因，我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硬着头皮把自己和周杰的事和盘托出，我想让他知难而退。张剑听完后，不解地说：“青青，我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不是卖身契吗？但我还是喜欢你的坦诚，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你明白，爱情不只是享受甜蜜，还要一起分担痛苦和忧愁……”他把我搂得更紧了，月光下，我融化在了他的似水柔情中……
有了张剑的鼓励，我心里踏实多了，我鼓起勇气向周杰提出中止陪读协议。他愣了愣，说：“好啊，你先算算花了我多少钱吧，把钱还给我了，我们的协议也就可以取消了。”按照以前签订的陪读协议，如果我违约，我必须返还周杰家给我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办理出国的一部分手续费、机票费、房租、就读语言学校的费用以及生活费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要支付这些费用总和的１０％作为违约金。周杰算下来，我应该返还他４０多万元人民币。
听到这个数目，我的头一下子大了，我即使四处借债，也不可能借到４０万啊！看见我呆若木鸡，周杰阴阳怪气地笑着说：“还不了钱，你就乖乖地伺候我吧，说实话，你要是不干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么称职的保姆呢！”我问他能不能看在我一直悉心照顾他的情面上，先打个欠条，等我工作后再还钱给他。周杰断然拒绝了。
张剑知道我的难处后，毅然说：“青青，你别灰心，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帮助你把钱还给他！”张剑卖掉了自己刚买不久的车子，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很远的公司上班，他还拿出了自己在维也纳的所有积蓄，我们东拼西凑，终于把欠周杰家的钱还清了。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１日，中止陪读协议的那天，在多瑙河边，我和张剑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我们一边喝香槟一边用歌声来庆祝这个新生的日子。我用萨克斯吹奏了那首《好一朵茉莉花》，张剑唱起了他最爱唱的《草原之夜》，虽然我们都成了物质意义上的穷人，但现在有了自由，有了爱情，所以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无比富足的。
也许是没有了我这个“累赘”，周杰在维也纳过起了更加糜烂的生活。２００３年２月初，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周杰因为过量注射毒品，死在了一次狂欢派对上。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很难过，毕竟他曾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但从杭州赶到维也纳来的周杰的父母都用怨恨的目光盯着我，他们没有从自己对儿子溺爱式的教育中找原因，却认定正是我违背了诺言，监管不力，中止了陪读协议，所以才导致周杰的放纵和死亡。周母甚至当众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用假惺惺地来吊唁，我儿子就是被你害死的，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
２００３年８月，从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博士毕业的我和张剑一起回到了上海，我在一所全国重点高校教书，他则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这时，我才知道张剑的父母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名望的人士。而张剑做事一直很低调，从没向我炫耀过他家的显赫背景，我更敬佩起他的为人来。
然而，周杰的父母神通广大，很快就得知了我们的工作单位，甚至连住宅的电话号码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周母恶狠狠地给我打电话说：“我要你为我儿子的死付出代价！”不久，我就听到谣言说，我为了达到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勾引一个富豪之子，和他同居了几年后，又喜新厌旧勾搭上了别人，甚至有传言说，周杰正是因为失恋伤心过度，为了麻醉自己才吸毒的。
有一次，我因为一件琐事和一个女同事发生口角，她张嘴就骂道：“谁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啊，为了出国，和人家签了卖身契，达到目的后又把人家甩掉，还害死了一条人命……”我气得扑过去和她厮打起来。事后，学校给了我严厉的处分，我“卖身”和“害命”的事也在师生中广为流传。一些听到了传闻的学生家长甚至找到学校领导，说要么把我调离，要么把他们的孩子换班。他们说无法忍受这样一个娼妓不如的老师来教育他们的孩子。校领导只好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说明学校的苦衷，希望我能体谅。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含着眼泪主动递交了辞呈。
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夕，我和上海的几个知名音乐人合伙办了一所艺术培训学校，招生海报上写着几个老师的资历，我是世界一流的著名音乐学院毕业的博士，头衔自然颇为吸引人，但没几天，招生海报上有关我的资历介绍一栏被人覆盖了一张白纸，上面充斥着关于我的种种谣言。一些来报名的学生开始怀疑这所艺术培训学校的权威性，最后，那几个合伙的音乐人只好婉言劝我退出。我又一次失业了。
更让我痛苦的是，张剑的父母不知怎么也得知了我的传闻，他父亲以断绝父子关系来逼迫他跟我分手，张剑的母亲更是以自杀来威胁儿子。在家庭的巨大压力下，张剑屈服了，他流着泪对我说：“青青，不是我不爱你，也不是我畏惧世俗，实在是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太好，我怕他们因为这件事急出个三长两短来，如果你愿意等我，有一天，我还会来找你……”我知道他说的“有一天”是指什么时候，但我的青春耗不起，我也没信心等到那一天。
我摇摇头说“没必要了”，然后哭着离开了他，肝肠寸断地踯躅在黄浦江边。傍晚，就在我万念俱灰地跳入江中时，一个巡逻路过的警察和几个在江边看夜景的游客把我救上了岸。在大家的劝慰下，我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经历了这次生死之劫，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的愚蠢，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荒唐地以一纸契约来出卖自己的青春，成了别人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结果丧失了自尊，也与一段美丽的真爱失之交臂。我终于明白，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独立的人格，绝不能成为物质的附庸，改变逆境的途径有很多，千万不能依靠放弃自尊的方式来走捷径。
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在同济大学ＢＢＳ上出现了一位年轻女性愿为出国男士提供陪读的帖子，这位署名“陪读女孩”的女生在帖子上要求男方提供留学资金，相应补偿条件是包干家务，甚至愿意满足男方的生理需求。此帖一出，国内外众多网站和报纸纷纷转载，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４月初，笔者所在的上海某报热线接到一位自称是海归女博士的电话，她对那位“陪读女孩”的做法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并说自己曾经为了出国，采取了和那位女孩类似的方式，结果虽然是拿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位，但也失去了自尊和爱情，而且可怕的梦魇至今难以忘却。下面是这位女士的自述……
陪读富豪之子，音乐才女选择“曲线出国”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在我出世前就因为车祸去世了，母亲独自把我抚养大。很小的时候，我就跟邻居燕叔叔学乐器。他是沪剧团的，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８岁那年，我凭借一曲手风琴演奏的《红梅赞》，在区里的一次少儿文艺汇演中获得了一等奖。１９９３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现代器乐系毕业，分配到某艺术团工作，那时我才２１岁。我们团很少有演出任务，我怕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就利用空闲时间去酒吧等娱乐场所兼职，给客人演奏萨克斯什么的。但这事不久就被团里的领导知道了，我们之间闹了一些不愉快，我一气之下就辞了职。
辞职后，我在家专心复习，当年就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１９９７年毕业后，我到杭州的一所高校教器乐。其间，我谈了个男朋友，是浙江大学的一位文学博士，我们都谈婚论嫁了，但他在纽约的姑妈突然病逝，留下遗嘱要他过去继承遗产。他说自己先出国，再把我接过去。然而，他移民后却音信杳无。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他在那里又找了位韩国女孩。
失恋刺激了我，再加上当时的系主任常常对我进行性骚扰，我郁闷不已，于是想到了去奥地利留学。可是巨额的留学费用又让我头疼。一个女同事看我这么想出国，于是说，她一个朋友的儿子正打算去奥地利留学，他父母想找个女孩子陪读。我一听高兴极了，赶紧央求同事帮我引见。
１９９９年春节前夕，我见到了同事的那个朋友，他是杭州一位有千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别人都叫他周总。周总的儿子周杰大学毕业不久，准备去维也纳留学。他比我小三岁，从小养尊处优，刚愎自用，性格暴躁，经常借着父亲的名头在外面惹是生非，周总希望国外良好的教育环境能改造一下儿子。周杰的父母曾经打算在儿子出国前给他找位女朋友，让女朋友陪他去维也纳，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们很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因为周杰从小习惯了被保姆服侍的生活，生活自理能力极差，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找个人监督周杰，以免他学坏。但周杰不同意那么早就找女朋友，周总于是退而求其次，想找个高级保姆陪儿子出国。
虽然我良好的自身条件让周总比较满意，但他只愿意支付我照顾他儿子生活起居的报酬，并不打算负担我的学费，而且他认为我读书会影响对周杰的照顾，因此有些顾虑。我们商谈了好几次，最后双方都妥协了一步：我照顾周杰的生活起居，直到他硕士毕业，并且不得索要任何报酬；周家负担我读博士的学费，但办理出国手续的各种费用由我承担一半。为此，我们签订了一个“陪读协议书”。
１９９９年７月，我辞去公职，泪别母亲，和周杰来到了我梦想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我和周杰的首要任务是先进德语学校学习，掌握好语言再进大学攻读学位。我们在多瑙河边租了套房子，开始了“同居”生活。
按照“陪读协议”，我们可以住在一套房的两间卧室里，同居不同床。我每天比周杰早起差不多一个小时，为他做好早餐，然后再和他一起去语言学校。我每天还要洗衣、买菜、打扫卫生，虽然很累，但一想到可以完成自己心爱的学业，我就很快乐了。
同居噩梦，我悲哀地成了他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
同居的最初几个月，我们相安无事，我像姐姐照顾小弟弟一样照顾着周杰，有时还监督他的学习，他父母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打电话来问我周杰在这边的情况。然而，随着周杰在维也纳朋友圈子的扩大，结交的狐朋狗友越来越多，他蛮横霸道的本性也开始显露出来。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杰从外面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我服侍他躺下，又将他吐脏的衣服换下来拿去洗。等我准备回房间睡觉时，他却闯进来把我抱住，我拼命挣扎，但哪里是他的对手……
事后，我哭着说要报警。他不屑地笑着说：“你去报警吧，只要你舍得放弃你的音乐梦，我宁愿去坐牢。”我痛哭了半夜，还是打消了报警的念头，周杰说得不错，我都已经到奥地利了，怎么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呢？周杰抓住了我的致命弱点，知道我不敢报警，从此只要他一有需要，就会拿我发泄兽欲。
我打电话向周杰的父母哭诉，他们却轻描淡写地说：“小青啊，男女住在一起，发生点亲密行为是很正常的，你不要想得过于严重了，我们提供了那么优越的条件供你读书，你委屈一点也就算了……”
２０００年４月初，周杰在维也纳的一个地下赌场连续赌了三天三夜，输了大约５万元人民币。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有时和别人赌博，赌注竟然是女人。有一天晚上，一辆奔驰车停在我们租住的楼下，一个奥地利男青年对我说，周杰出了车祸，送到医院了，让我赶紧去一趟。我赶紧上了车，车内还有两个奥地利男青年。但车却开到郊外的一个树林里停了下来，三个男人淫笑着扑向我，说周杰赌输了，我必须轮流陪他们三个玩一玩……
当天晚上，我拖着被蹂躏得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中，周杰正坐在沙发上看色情电视，看见我回来，他又强行跟我发生关系，还下流地问我跟别的男人做爱时的感受。我拼命地和他扭打起来，并跑到厨房拿一把餐刀切开了自己的手腕，鲜血流了一地。周杰怕事情闹大了，赶紧把我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我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这次自杀事件过后，周杰不敢再逼我了，但从此经常带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睡觉，并且做爱的时候一点都不避讳我，有时我在卧室里看书，他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和女人鬼混在一起。完事后，我还要给他们清理那些肮脏的秽物。
一次，周杰和一个台湾女孩鬼混完后，要我去做夜宵给他们吃。我当时感冒了，浑身发烫，但还是咬着牙到厨房给他们炸春卷。但他们嫌春卷炸得不够焦脆，要我到街上的一家中餐馆里给他们买馄饨回来。我对周杰说我病了，希望他能自己开车去。但他一脚把我踹倒在地，怒吼道：“你要是敢不去，这个月就露宿街头吧！”
我挣扎着爬起来，当我打开房门出去时，我听见周杰对那个幸灾乐祸的女孩子得意地说：“她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我含着泪买了馄饨回来，却因此感染了风寒，大病了一场。周杰不仅没有理睬我，还埋怨我没有认真履行照顾他的协议。
２０００年９月，我考入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读博士，周杰则进入一所很没有名气的私立大学读硕士。
进大学后，周杰更加放荡不羁起来，常常带着一帮朋友在我们住的房子里开派对，有时还进行那种很另类的性派对，吵得邻居经常来给我提意见。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女孩边鬼混边肆意地叫喊，结果被邻居举报，警察找上门来。周杰叫我去开门。警察很有礼貌地要求我们亲热时小声点，不要影响了别人的生活，否则下次就要受处罚了。我脸红耳赤，只好尴尬地道歉。一些邻居在警察找上门来时，也围上来，不断地数落我们这里是各种噪声之源，搞得我像当众被剥光了衣服一样难堪。但周杰不允许我把他的胡作非为告诉他父母，否则就想尽一切办法折磨我。慑于他的淫威，我只好任他胡来，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一下。
２００１年春节，维也纳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开了一个迎春联谊会，我和周杰都参加了。在会上，我听几个留学生私下里笑着对周杰说：“听说你找了个博士级的保姆陪吃陪玩陪睡，我们都好羡慕你啊！”周杰也极其得意地跟他们吹嘘起来，言谈间充满了暧昧下流的词汇，我羞辱难当，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维也纳归来，“陪读协议”后遗症让我伤痕累累
２００２年春天，我经同学介绍认识了一个在维也纳工作的名叫张剑的电气工程师。他也是上海人，博士毕业工作四年多了，为人善良宽厚，他很欣赏我的音乐才华，我们在一起常常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天晚上，我们从金色大厅听完音乐会出来，漫步在多瑙河畔，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青青，你知道吗？和你在一起听音乐，我会听到自己的心也在跳动，它分分秒秒地告诉我：‘你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上帝赐予你的最美丽的礼物！’”我也很喜欢张剑，但一想到自己和周杰的陪读协议，我就没有勇气接受别人的爱。
面对张剑炽热的眼神，我的心却在痛苦地紧缩，我挣脱他的手臂，说自己暂时不想谈爱情。他有些忧伤地问我：“青青，你不爱我吗？”我摇摇头。他追问我原因，我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硬着头皮把自己和周杰的事和盘托出，我想让他知难而退。张剑听完后，不解地说：“青青，我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不是卖身契吗？但我还是喜欢你的坦诚，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你明白，爱情不只是享受甜蜜，还要一起分担痛苦和忧愁……”他把我搂得更紧了，月光下，我融化在了他的似水柔情中……
有了张剑的鼓励，我心里踏实多了，我鼓起勇气向周杰提出中止陪读协议。他愣了愣，说：“好啊，你先算算花了我多少钱吧，把钱还给我了，我们的协议也就可以取消了。”按照以前签订的陪读协议，如果我违约，我必须返还周杰家给我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办理出国的一部分手续费、机票费、房租、就读语言学校的费用以及生活费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要支付这些费用总和的１０％作为违约金。周杰算下来，我应该返还他４０多万元人民币。
听到这个数目，我的头一下子大了，我即使四处借债，也不可能借到４０万啊！看见我呆若木鸡，周杰阴阳怪气地笑着说：“还不了钱，你就乖乖地伺候我吧，说实话，你要是不干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么称职的保姆呢！”我问他能不能看在我一直悉心照顾他的情面上，先打个欠条，等我工作后再还钱给他。周杰断然拒绝了。
张剑知道我的难处后，毅然说：“青青，你别灰心，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帮助你把钱还给他！”张剑卖掉了自己刚买不久的车子，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很远的公司上班，他还拿出了自己在维也纳的所有积蓄，我们东拼西凑，终于把欠周杰家的钱还清了。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１日，中止陪读协议的那天，在多瑙河边，我和张剑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我们一边喝香槟一边用歌声来庆祝这个新生的日子。我用萨克斯吹奏了那首《好一朵茉莉花》，张剑唱起了他最爱唱的《草原之夜》，虽然我们都成了物质意义上的穷人，但现在有了自由，有了爱情，所以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无比富足的。
也许是没有了我这个“累赘”，周杰在维也纳过起了更加糜烂的生活。２００３年２月初，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周杰因为过量注射毒品，死在了一次狂欢派对上。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很难过，毕竟他曾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但从杭州赶到维也纳来的周杰的父母都用怨恨的目光盯着我，他们没有从自己对儿子溺爱式的教育中找原因，却认定正是我违背了诺言，监管不力，中止了陪读协议，所以才导致周杰的放纵和死亡。周母甚至当众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不用假惺惺地来吊唁，我儿子就是被你害死的，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
２００３年８月，从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博士毕业的我和张剑一起回到了上海，我在一所全国重点高校教书，他则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这时，我才知道张剑的父母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名望的人士。而张剑做事一直很低调，从没向我炫耀过他家的显赫背景，我更敬佩起他的为人来。
然而，周杰的父母神通广大，很快就得知了我们的工作单位，甚至连住宅的电话号码也掌握得一清二楚。周母恶狠狠地给我打电话说：“我要你为我儿子的死付出代价！”不久，我就听到谣言说，我为了达到出国留学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勾引一个富豪之子，和他同居了几年后，又喜新厌旧勾搭上了别人，甚至有传言说，周杰正是因为失恋伤心过度，为了麻醉自己才吸毒的。
有一次，我因为一件琐事和一个女同事发生口角，她张嘴就骂道：“谁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啊，为了出国，和人家签了卖身契，达到目的后又把人家甩掉，还害死了一条人命……”我气得扑过去和她厮打起来。事后，学校给了我严厉的处分，我“卖身”和“害命”的事也在师生中广为流传。一些听到了传闻的学生家长甚至找到学校领导，说要么把我调离，要么把他们的孩子换班。他们说无法忍受这样一个娼妓不如的老师来教育他们的孩子。校领导只好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说明学校的苦衷，希望我能体谅。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含着眼泪主动递交了辞呈。
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夕，我和上海的几个知名音乐人合伙办了一所艺术培训学校，招生海报上写着几个老师的资历，我是世界一流的著名音乐学院毕业的博士，头衔自然颇为吸引人，但没几天，招生海报上有关我的资历介绍一栏被人覆盖了一张白纸，上面充斥着关于我的种种谣言。一些来报名的学生开始怀疑这所艺术培训学校的权威性，最后，那几个合伙的音乐人只好婉言劝我退出。我又一次失业了。
更让我痛苦的是，张剑的父母不知怎么也得知了我的传闻，他父亲以断绝父子关系来逼迫他跟我分手，张剑的母亲更是以自杀来威胁儿子。在家庭的巨大压力下，张剑屈服了，他流着泪对我说：“青青，不是我不爱你，也不是我畏惧世俗，实在是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太好，我怕他们因为这件事急出个三长两短来，如果你愿意等我，有一天，我还会来找你……”我知道他说的“有一天”是指什么时候，但我的青春耗不起，我也没信心等到那一天。
我摇摇头说“没必要了”，然后哭着离开了他，肝肠寸断地踯躅在黄浦江边。傍晚，就在我万念俱灰地跳入江中时，一个巡逻路过的警察和几个在江边看夜景的游客把我救上了岸。在大家的劝慰下，我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经历了这次生死之劫，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的愚蠢，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荒唐地以一纸契约来出卖自己的青春，成了别人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结果丧失了自尊，也与一段美丽的真爱失之交臂。我终于明白，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独立的人格，绝不能成为物质的附庸，改变逆境的途径有很多，千万不能依靠放弃自尊的方式来走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