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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不同领域的学者持续研究、探讨和评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本文首先讨论了修昔底德关于国际政治的见解，并且详细介绍了他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作出的持续贡献。其次，本文回顾了有关修昔底德研究的三部著作。其中包括一部重要文集，这部文集内容丰富，许多最新研究文献被囊括其中。另外一部作品炙手可热（但错误严重），该书试图借古抒今——警告中美两国已经不经意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暗示这将导致一场双方不愿看到的灾难性战争。本文认为，正如上述作品所展示的那些思考一样，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具备严肃探讨修昔底德思想的能力，认真研读并且慎重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将使学者从中受益。然而，大量解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品未作仔细推敲，结论过于武断，这是目前相关研究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美冲突
【作者简介】 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为何当代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认真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简称《战争》）中记录了一场两个奴隶制城邦国家之间发生的古代战争。翻开封面，书中到处都是有关希腊重步兵手持长矛冲锋和三层划桨战船对决的记载，战争场面宏大，堪称史诗。然而，这些来自两千年前的记载，有些出处颇具争议，另一些则无故中断。
尽管如此，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具备足够能力研究《战争》一书。借用一种比较文艺的说法，这部作品乃是“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援引文献方面，作者选择了罗伯特 B·斯特塞勒（Robert B.Strassler）主编的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8）， 该译本在1874年首版理查德·克劳利（Richard Crawley）译本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小幅修订。一些新译本，如杰米·迈诺特（Jeremy Mynott）主编的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将有助于阅读原文和对比参照一些内容晦涩并且具有争议的片段。西蒙·霍恩布洛尔的三册装大部头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96， 2008），一直以来也是（用来理解原著的）重要材料。当然，还有数量巨大的相关二手文献，笔者一直深受其中5篇文献影响，分别是：John H.Finley Jr.， Thucydi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3）;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by Philip Tho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W.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Jeffrey S.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方面，修昔底德这位战争期间长期流放的雅典将军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更重要的，还有足够的意愿来审视这场战争（他投身于对战争进程和起因的深度探索之中）。就这点来看，修昔底德大获成功，借由他的深刻洞见以及清晰阐述，后世从中受益。另一方面，研读这些阿提卡散文（prose）也极富挑战性，一些古典学家认为，其中大量内容可能出自想象，甚至可能完全凭空捏造。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构思精巧、体现修昔底德考究精神的典范之作。
尽管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重现过去，但是这种努力方向正是修昔底德的作品值得称道之处——他的记载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诀窍全在于此，要知道书中很多事件甚至来自更为遥远（并且无从考察）的历史长河之中。正如杰奎琳·德·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所言：“修昔底德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绝对客观性，这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某些时候，“作者的介入又是影响深远的，书中的观点是其本人的构思和意志的体现。每一处的遣词造句，每一处的沉默和停顿，都是作者试图呈现和强调的观点所在”。Jacqueline de Romilly， The Mind of Thucydides， trans.By Elizabeth Rawlings， Hunter R.Rawlings Ⅲ and Jeffrey S.Ruste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67＼]）， p.3.也可参见 p.2， 4， 47-48.数世纪前，作为最早一批将《战争》译成英文的学者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曾分享过类似观点：修昔底德从未偏离正题，“将《战争》变成一堂高谈阔论的政治布道课”。不同于此，（《战争》）“通过文本展开叙述，垂训后世于不动声色，这比通过道德说教更加有利于启迪民智”。Thomas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Vol.8，”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rn， 1843）， p.ⅶ， . 即使我们假定修昔底德所记录的内容都是极其准确的，这对任何历史作品来说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标准，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常常要对事件的各种版本的说法作出判断，这些事件他都未曾亲历。他也明确承认，某些演讲的具体内容出自他的想象，这些想象包含他对演讲人物的理解。作者（对史料）取舍所导致的严重影响仍旧不可避免。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删减;哪些该详实记录，哪些该一笔带过;哪些该并列比较，哪些该分开论述——最终，作者通过这些写作手法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与否作出暗示性的判断——所有这些做法都绝非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非小说叙事性文体写作的必要手段。
修昔底德（对于史实）所作出的判断（尽管他很少在《战争》中这样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选材方面所展现的话语权力（power of narrative choices），都清晰地体现在了有关伯里克利（Pericles）的论述上面。修昔底德从不吝啬他对伯里克利的赞美之词：他将伯里克利称作雅典城邦中“在演说方面和行动方面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1.139.4），并且用大量篇幅称颂其戎马一生，认为“在城邦全体人民所需要的人中，他是无与伦比的”（2.65.4）。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他的陨落，直接导致了雅典的最终失败。（2.65.7）除此之外，《战争》一书更为精妙之处还在于修昔底德的修辞方式。通过一种极能体现话语权力的修辞方式，修昔底德更有力地呈现了伯里克利在战争中的三次重要演说。这些演说包括著名的“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伯里克利通过这次演说表明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这些演说还包括他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这些伯里克利面对饱经瘟疫折磨的绝望民众所作的慷慨陈词都被记录在了《战争》一书之中，此时离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不到两年。每到关键时刻，读者都会听到伯里克利的观点，那是因为修昔底德经常选择性地“屏蔽”掉了其他不同声音——这种做法使得读者对于那些持有强烈反对意见的观点知之甚少。有关伯里克利首次公开呼吁开战的相关记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许多人都走上前发言，主战的和主和的都有。”（1.139.4）然而他只保留了伯里克利的观点，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伯里克利得以独享读者的关注，同时显得毫无争议。可以想象，他的主要观点必然受到修昔底德的青睐。一位研究修昔底德学的专家指出：“（伯里克利演说中的观点）也许是对修昔底德全书思想的一次总结。”伯里克利演说中的某些中心思想表达出了一种修昔底德式的审慎，正如他向听众表明的那样，战争的胜利终将来临。“如果你们愿意在战争期间不扩展帝国的范围，不主动招惹祸患。”伯里克利随后补充说道，“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自身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图谋。”（1.144.1）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之中，他的这段论述被无数军事失败所应验。
一、 修昔底德的遗产
修昔底德当然也会犯错，他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难免掺杂某些个人看法。尽管如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认真阅读《战争》并领会其中的历史教训仍然十分重要。从始至终，修昔底德都在不断提醒读者反思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无政府状态下）也许行为可能受到约束，规范也会得到尊重，人们亦会文明行事，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正如《战争》开头部分所描述的那样，科林斯人（Corinthians）在大破敌军之后，“来来回回四下里划动舰只，宁可杀掉，少抓俘虏”（1.50.1）。修昔底德，这位来自雅典（Athenian）帝国的军事将领，断不会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所畏惧，也不会对战斗中接踵而至的血腥场面有所回避。但是当他面对战争中的无端暴力和恣意妄为之时，还是表露出了极端的厌恶之情——在他看来，此类事件常常就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修昔底德对此驻足思考，“在盛怒之下”，雅典公民是如何投票赞成处死“所有密提勒涅（Mytilene）的成年男性，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的，又在次日的一场辩论之后回心转意，以几票之差推翻先前的决定。（3.36.2）然而，读者还未缓过神来，作者又将目光转向他处，尽管先前密提勒涅已经逃过一劫，但是斯巴达人（Spartan）又决定了普拉泰亚（Plataea）人的残酷命运。斯巴达人如此行事别无其他，只因“满足他们（忒拜）的要求，希望忒拜人（Tebans）会对他们有用”（3.68.4）。与此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在攻陷斯喀俄涅（Scione）后，雅典人“处死了成年男子，把儿童和妇女卖为奴隶”（5.32.1）;斯巴达人在俘虏阿尔戈斯人（Argive）和许西埃人（Hysiac）后，“把他们捉到的所有自由人全都杀掉”（5.83.2），然后长驱直入普勒乌斯（Phlius）大肆劫掠。正如迈诺特提到的，许西埃大屠杀是“（修昔底德）对于诸多战争中的野蛮行径的粗略记录之一”。 参见：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77.
修昔底德还在关注力量变化的重要性（imperatives）和政治事务的紧迫性（exigencies）两个方面给予后世诸多启发，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未过时。在他看来，任何（最终的）力量均衡都是最初决策的结果。试想那些曾经不大重要的冲突，它们往往成为战争最终爆发的直接原因，正如科西拉（Corcyra）与科林斯的冲突一样。雅典是否应该为了保护坚守中立的科西拉而卷入这场冲突，哪怕这将导致他和斯巴达同盟的交恶？关于这点有太多讨论，但是修昔底德给出了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答案：雅典的强大依赖于其海上霸权，而实力相对弱小的科西拉却拥有着一支强大海军，所以“没人想将拥有强大海军的科西拉拱手让给科林斯人”（1.44.2）。纵观全书，对于势力均衡（打破）的担忧通常会使得决策天平发生倾斜。比如，斯巴达人同意《尼西亚斯和约》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了与阿尔戈斯的和平条约即将期满，这个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城邦国家长期与斯巴达人敌对。又如，素来不和的西西里城邦在面对来自雅典的共同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搁置争议。在戰争后期，波斯调整政策，转而支持斯巴达，目的是让两个对手自相残杀。 关注权力变化动因（power dynamic）是修昔底德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最为显著的贡献之一，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认为）势力均衡的打破比任何一刻的力量分配结果都更具决定性作用。在这点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受其影响最为明显。如同许多当代研究一样，修昔底德的基本观点在其作品之中打下深深烙印：“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斯巴达人）的恐惧，战争从而不可避免。”（1.23.6）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也可参见：G.John Ikenberry， ed.， Power，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详细参考文献可见本刊第67页脚注1。对于是否真的“不可避免”，读者可能需要仔细推敲一番（特别是考虑到修昔底德本人对于决定论的普遍而坚决的拒斥）;更重要的是，他也可能确实错了。无论如何，修昔底德将其视作战争的真正起因，这点无可非议。与此同时，似乎是为了清楚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在论述中反复提及“拉刻代蒙人（斯巴达人）由于害怕你们的势力壮大急欲开战”（1.33.3），并且反复明确强调：斯巴达人选择开战“是害怕雅典人的势力日益强大”（1.88.1）。霍恩布洛尔认为，第一卷第三十三节第三段中（1.33.1）“这些再明白不过的启示（clear echo）”是对那些质疑这一结论的观点的最有力反驳。
城邦之间互相倾轧，政治博弈（昔日盟友反目十分常见）似乎无穷无尽，修昔底德试图（通过这些图景）展示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本质（open-ended nature）。不同于那些可以有效解决的小分歧，政治冲突中包含着诸多利益纠葛，这些因素将决定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场纷争的结束仅仅预示着其他冲突的开始。这在《战争》的第五卷和第八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时常有人因为上述两章相对“文笔粗糙”而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便如此，从《尼西亚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的签订到西西里远征（Sicilian catastrophe）的来临，从斯巴达的众多盟国反对和约签订到科林斯与阿尔戈斯的结盟，上述章节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的政治动荡程度之深。第八卷中还有大量类似记载，这些故事远远早于19世纪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至理名言：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为了厘清这些反复无常的联盟关系以及数不清的政治组合，特别是为了加深对于那些卷五和卷七提及内容的理解，可参见：Geoffrey Hawthorn， Thucydides on Politics： Back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in Seager， “After the Peace of Nicias： Diplomacy and Policy， 421—416 B.C.，” Classical Quarterly， Vol.26， No.2， 1976， pp.249-269.
修昔底德不仅展现了他对权力政治基本原則的先见之明，还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尽管其中很多见解已经不再受到某些重要思想流派的青睐。谈及这些观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他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归因分析。修昔底德认为，所有行为受到3个主要因素即恐惧、荣誉和利益的影响，这与当今学界的普遍做法有所不同。现今学者严格限定讨论范围，更加强调利益的驱动作用（并且特别强调对于个体利益的诉求，尤其是指排他性的物质利益）。但是修昔底德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描述斯巴达人大会前的佚名雅典人演说时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正是下列因素促成了外交政策的形成：“驱使我们的首先是恐惧，接着是荣誉，最后是利益。”（1.75.3）利益当然重要，但是恐惧首先登场;并且我们还应记住，所有利益诉求都会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另外，荣誉也会塑造利益——行为体的利益目标以及获得利益的方式，都会受到荣誉感的影响。他的这一观点好比打开一扇大门，人们由此开始关注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厚文化背景。
对于那些细心读者而言，修昔底德的上述观点不足为奇。尽管他也认为，战争可能源自体系压力，但是他也极度强调从第一层次以及第二层次变量中去寻找对于战争爆发的解释。——难以想象修昔底德会对这些层次的变量视而不见。在《战争》一书中，政权类型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在众多案例之中，斯巴达的盟友加入新成立的（提洛）联盟的两面下注之举，算是一个温和的例子，“认为拉刻代蒙（斯巴达）的政体比起阿尔戈斯的民众政体，更投合他们自己的寡头政体”（5.31.6）。雅典的民主政体也是斯巴达人最终对于《尼西亚斯和约》不抱幻想的根源，因为“和约订立时正好在位的检察官结束任期，他们的继任者中有些人实际反对（该）和约”（5.31.1）。
相比那些非民主政体，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体行事能够有所区别，尽管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除了政权类型）还有许多线索贯穿其记叙之中，这些共同线索表达了他的一种担忧：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受到极富煽动力的野心家的阴谋诡计的影响，从而被僭越。这种论调放在今日读起来不免让人有些沮丧，但是这种观点更具普遍意义：领导力、民主政体以及民主实践同等重要——（修昔底德）并未对此展开详细描述，而是直接解释（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修昔底德通过一段记述（2.65.22-13）同时达到上述目的，正如杰弗里·鲁斯腾（Jeffery Rusten）所认为的一样，修昔底德“似乎将雅典的失败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那便是伯里克利的去世让雅典变得开始缺乏一致性”Jeffrey S.Rusten， ed.，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12.。要理解修昔底德关于权力均衡打破结果的见解，我们就必须领会他对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公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详尽描述的用意，对于两个城邦之间差异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战争》的中心主题。 《战争》一书还强调了不确定性和意外事件在解释战争结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以此教化众人。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区别的讨论正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许多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不断涌现，可参见：Stephen C.Nelson and Peter J.Katzenstein， “Uncertainty， Risk，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2， 2014， pp.361-92; Jonathan Kirshner， “The Economic Sins of Modern IR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 Realist Alternative，” World Politics， Vol.67， No.1， 2015， pp.155-83。如果想要了解为何需要进行这种区分，可参见： Frank H.Knight，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48， No.1， 1940， pp.1-32。修昔底德通过大量篇幅向我们展示这些特殊情况如何不期而至。在许多时候，对于关键问题的投票结果常常十分接近——并且时不时地发生反转（这意味着两种结果貌似都说得过去）——并且关键战役的胜负常常并不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的精确调整，而是取决于不可预期的机遇和运气的干预——这里的一场地震，那里的一场风暴，或者一次意外的绕道，事实证明这些影响都是决定性的。这些因素都在有关密提勒涅命运的两次投票当中得到体现。尽管双方票数十分接近，但是其中第二次的投票结果彻底推翻了人们先前作出的无情决定;修昔底德接下来的描述更是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只见第二艘雅典战舰“火速出发”（3.49.2），“在这紧要关头”甚至包括决定开战的最初决定——援助科西拉——主战派也是以极小优势胜出的，在两次会议的过程当中，人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在第一次大会上，他们较为倾向科林斯人的发言，第二天，他们改变了主意，倾向了科西拉人。”（1.44.1）最终赶上第一艘肩负“可怕使命”（3.49.4）的战舰。阿希达穆斯二世（Archidamus），这位被修昔底德称赞 “温和而睿智”的斯巴达国王建议不要与雅典仓促开战，并告诫“关于战争的一切难以预料” （1.72.2，2.11.4）。他的这句谚语将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一再应验。
最后，修昔底德还不忘总结两条历史教训——或者说是比教训更为严肃的警告——他告诫后世不要忘记文明的脆弱性和人们的妄自尊大所带来的危险。如果只能从《战争》中选出两点最为可取之处，那么牢记上述两则教训最为重要。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修昔底德撰写《战争》的最大初衷所在，让《战争》一书“成为永远的财富”（1.22.4）。修昔底德对于脆弱的文明秩序充满忧虑，这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对于那些瘟疫肆虐雅典后的可怕结果的震惊和反思。瘟疫之后是暴动，“雅典人目无法纪，过去他们偷偷摸摸做的、不能恣意而为的事情，现在敢大胆做了”（2.53.1）。同样，在科西拉革命期间，人们不断“屠戮那些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仇敌的人”（3.4.5），而且“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都出现了。凡在（过去）这种时候发生的种种事情，现在都有过之而不及”（3.4.5）。正如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的令人信服的观点：“在修昔底德看来，《战争》这一部分对于后世学子的警示作用，如何强调也不为过。”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78. 還可参见：Jeffrey S.Rusten，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 Ⅱ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1;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53。修昔底德还描述了一些雅典暴民政治下的悲惨事件，包括刑讯逼供——嫌疑人被围捕并被投入监狱，其中一名狱友奉劝其同伴“因为对他来说，在得到豁免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所为比矢口否认然后受审更为具有安全保障”（6.60.4）。随后，凭借他的供词，这个囚犯的确保证了他自己的自由，但却导致了另一场大规模处决，尽管“那些遭受惩处的人有没有被冤枉，说不清楚”（6.60.5）。
接下来登场的是所有教训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修昔底德曾在《战争》中清晰地解释，正如伯里克利所担心的那样，并非敌人利用权谋战胜雅典，而是雅典人的狂妄自大葬送了自己，这种自大表现为某种过度野心。雅典的陨落并非因为对手过于强大，而是因为认为自己足够强大。由于过分沉溺于雅典足够伟大这一看法，雅典无法认识自身实力的边界。在《战争》一书的两处关键历史节点上，修昔底德明白无误地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第一次发生在战争的第7年，斯巴达人在皮洛斯（Pylos）惨遭失败并向雅典提出休战，在斯巴达人看来，“（开出的条件）在对你们（雅典）有利的同时，在目前的灾难中，也尽可能照顾我们的颜面”（4.17.1）。斯巴达人力劝雅典珍惜他们的好运，因为这并非最终胜利，希望他们能够见好就收——因为制衡并未打破，如果承认斯巴达人的确遭受重大失利的话。“明智的人提防着未来的祸福反复，从而保住自己所获得的东西。”（4.18.3）不幸的是，修昔底德如是说，“然而，雅典人……贪图更多的利益”（4.21.2），并且拒绝了（斯巴达人的）和谈条件——尽管很快就“后悔没有接受对方的议和建议”（4.27.2）。他们一而再地重复这种错误。皮洛斯事件后的谈判形势再次有利于雅典一方，斯巴达派出使者前去谈判，但雅典人“总提过高的要求，所以尽管使节一批一批地来，雅典人都让他们空手而归”（4.41.4）。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可参见：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by Philip Tho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pp.172-76， 322， 327;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29-230. 当然，（雅典人）在皮洛斯所表现出的贪婪只是修昔底德记载的后续重要事件——雅典作出征服西西里的灾难性决定——的某种预演。雅典人“急切对之（西西里）用兵……统治全岛是真正的动因”（6.6.1）。尼西亚斯（Nicias）——很难想象修昔底德不会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在公开辩论中极力反对这种野心，并且郑重警告：“你们放着这儿众多敌人不顾，却一心一意航行到那儿，将新的敌人引到这来。”（6.10.1）他告诫众人，雅典“不要原来的地盘还不稳当，又冒险把手伸向新地盘”（6.10.5）。尼西亚斯不仅（正确地）视斯巴达为雅典的心腹大患，而且更加明智地注意到了西西里人，“即使我们征服成功，也很难统治，因为该岛距离遥远，而且人口众多”（6.11.1）。他接着奉劝雅典人民放弃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6.13.1）。读者也许“可以很快意识到修昔底德对于尼西亚斯观点的肯定”。Hans-Peter Stahl， “Speeches and the Course of Events in Books Six and Seven of Thucydides，” in Jeffrey S.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6 （quote）， p.352. 也可参见：John H.Finley Jr.， 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47.当然，他的建议被人们抛之脑后，雅典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他们（雅典）在各个战场上都一败涂地，他们吃的苦遭的罪没有一样是最小的——就像人们说的：全军覆没——陆军、海军，一切灰飞烟灭，只有极少数人重返家乡，西西里的事件就是这些。”（7.87.1）
二、 最新研究进展
考虑到修昔底德思想之博大精深，也许人们还得借助《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德卷》（以下简称《手册》）才能对其一探究竟。翻开《手册》一书，在其装帧精良的封皮之后，40多篇最新相关文献跃然纸上，这些文献出自业内专家之手。该书主编（同时也是该册书目的主要文章作者）赖安·巴洛特（Ryan K.Balot）、薩拉·福斯代克（Sara Forsdyke）以及伊迪斯·福斯特（Edith Foster）均系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古典学家，如今他们分别执教于多伦多（Toronto）、密歇根（Michigan）以及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大学。
国际关系学者理当明确研究（修昔底德作品的）学科目的之所在。修昔底德受到众多不同领域学者的青睐，这全归功于前人对其《战争》研究所做出的诸多努力，许多知识分子从中深受启发。当然，不是所有研究都是值得国际关系学界高度关注的。最典型的例子来自那些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何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激烈讨论，凭借他们值得称赞的谨慎去考证那些修昔底德的记载是否准确。探索这些有趣争论的来龙去脉极富魅力，所以我们必须谨记究竟哪些问题值得（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努力）物有所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认真研究修昔底德——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还算说得过去的基本假定：修昔底德的思想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当他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我们必须相信他也努力还原最客观的历史事实。这意味着，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即使他对某些事实的记载存在纰漏，也无论其对战争起源和历史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读者对这些问题不必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对于某场古代战争事无巨细的考察，而是努力从中发现修昔底德所说的智慧之见。想想那些在一战爆发百年之际出版的大量书籍，其中大部分都出自造诣精深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整理事实、提出论点，每种观点都受到其他观点的质疑。哪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目前来看，这场讨论仍旧没有定论。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对其关注的战争的描述仍然仅仅停留在告诉我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假设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录多达十种版本，并且每个版本的作者都已作出真诚的努力，客观地提出证据，那么修昔底德的论点和解释无疑会受到质疑——他的确犯了错误，而且他也确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用介入这些辩论;此外，梳理《战争》中的各种事实错误和遗漏不会影响修昔底德想要说明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他所希望的，我们能从他对战争的叙述中吸取教训。
幸运的是，《手册》能为读者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诸多帮助。该书的第一部分、经典中的经典“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as Historian）适合作为所有国际政治学子的必读材料。本书的合著者福斯代克撰写了该书第一章节，该部分回顾了修昔底德在收集史料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且说明了他是如何通过选择性的叙述方式来“塑造和呈现他的作品”的，从而“引导读者接受他所描绘的历史版本”关于这种文本选择的话语权力的最新研究，可参见：Ronald R.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这为本书树立了极高标准。这一主题也在皮特·亨特（Peter Hunt）的文章当中有所体现，他的作品集中关注了战争的第一个十年。亨特对于修昔底德记载的准确性颇有考究（并且他还提出了许多可靠证据，例如残存的碑文记载，其中内容与修昔底德的描述大体一致），但是他也同样认为对于史料应该有所取舍，例如通过删减某些（次要）史料的方式来使读者更加聚焦于某些（重要）史料，这点十分重要。同样，丽莎·克莱特（Lisa Kallet）在其评论《五十年记》（Pentecontaetia）的文章中认为，质疑这段时间的历史记载——仅仅因为作者对其内容删减过多——意义不大。修昔底德本意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关于这段数十年光景的综合性考察，而是试图给出一个能够支撑他的因果推论的论据，即雅典实力增长的案例。正如前文和第57页脚注②所指出的，这里应该再次强调，修昔底德的确强调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但他并没像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那样接受“因果性”。 顺着这条思路，丽萨·卡莱特（Lisa Kallet）提出，尽管雅典和科林斯曾经形成过紧密同盟，但是在公元前460年之后，双方的同盟关系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在她看来，联盟间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脆弱性乃是国际政治中的平常之事。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也在钦奇亚·贝阿尔佐特（Cinzia Bearzot）所撰写的章节当中有所体现，众多城邦在大战之间（所谓的“《尼西亚斯和约》时期”是指大国激烈对抗间歇的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的权谋斗争是其研究中心所在。除此之外，《手册》的这个部分还收录了艾米莉·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有关西西里远征的精彩文章。格林伍德清晰展示了修昔底德对于运气以及意外等因素的强调——修昔底德认为大量历史事件完全可能（因为偶然因素）发生反转的暗示性叙述贯穿全书——并且也对其在西西里远征问题上的立场表示理解：避免那些“巨大灾难”的“首要”方法就是“不去侵略”。
在第二部分“修昔底德式的历史编纂学”（Thucydidean historiography）中，编者收录了许多观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他们来自W·罗伯特·康诺（W.Robert Connor）、汉特 R·罗林斯三世（Hunter R.Rawlings Ⅲ）以及杰弗里·鲁斯腾。康诺在其撰写的“修昔底德笔下的压迫、扩张和重现”（Compression，Expansion，and Vividness in Thucydides）部分中重新回顾了话语权力这一主题，认为修昔底德通过取舍史料的方式来有力地完成其（垂训）使命。例如，康诺注意到，“正是因为米洛斯（Melos）的战略意义不大，所以必须从其他方面去找寻（修昔底德）对其关注的真正原因”。与书中的其他几位作者一样，康诺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某种程度上，修昔底德详细记载了许多发生在不大重要的事件当中的战争暴行，如色雷斯人在密卡勒索斯（Thracians at Mycalessus）色雷斯人“涌进了密卡勒索斯，洗劫房屋和神庙，屠杀居民。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遇到一个杀一个，还有妇孺，甚至牲口和其他活物，看见就杀”（7.29.4）。“到处一片混乱，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他们冲进一所孩童的学校——当地最大的一所，孩子们刚刚进去——将所有人砍倒在地。”（7.29.5）——“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村庄”的烧杀劫掠行为。或者这里，或者书的其他部分，修昔底德放慢叙事节奏，并且插入这些故事片段。通过这种方式，他向读者清晰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文明的脆弱土壤是何等容易遭受战争的肆意践踏。
第三部分 “修昔底德与政治理论”（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Theory）试图全方位地捕捉那些政治学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一部分文章大多针对这些学者关注的问题直接展开对话。阿琳 W·萨克森豪斯（Arlene W.Saxonhouse）注意到了修昔底德对于国际关系中经典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帝国扩张（或者更为一般的说法，即大国影响力和野心）的优化管理问题。然而，帝国究竟扩张到什么程度才算“最优”，这点难以明确。因为权力及其影响的边界总在不断向前延伸，新的威胁和机遇也总在不断出现。《战争》一再表明，国际政治的诸多问题从未解决，它们只是不断通过新的形式再现（recast）。正如萨克森豪斯所描述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欲望无穷无尽，从未从中解脱出来。”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因为支持西西里远征而饱受后世口诛笔伐，他为读者展示了萨克森豪斯所描述的这种未得解脱之人的最为幼稚（并且最后也是最为悲情）的论调：“我们不能（像管理家事一样）控制我们的霸权范围，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保住现有的属邦，还必须谋划扩展其范围。因为我们停止统治别人，我们就有被统治的危险。”（6.18.3）
《手册》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还清晰阐述了修昔底德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和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提醒读者关注贯穿《战争》全书的城邦公民性格这一主题，并且认为这种不同城邦公民间的（性格）差异将会“影响人们认识和追求利益的方式”科林斯人详细地说明了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公民性格的差异（1.69-1.71），修昔底德使用一种强有力的口吻表达了这种观点，似乎“因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 （8.96.5）解释了整个事件的走向。修昔底德也认为叙拉古人（Syracusans）的成功源自“他们的性格最像雅典人，也最擅长于对雅典人作战”（8.96.5）。。维多利亚·沃尔（Victoria Wohl）则强调情绪——尤其是恐惧和狂热这两种情绪——对文字记载中的那些决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玛丽·尼科尔森（Mary Nichols）则评论了修昔底德强调领导以及领导力重要性的观点。
《手册》的最后部分有点类似“（修昔底德史学的）背景与古代接受史”（Contexts and Ancient Reception）这一宽泛主题下的文献集锦;对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关切而言，这一部分的文章尽管有些离题，但是浅显易懂。其中一个有趣的章节相互指涉（cross-reference）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在古代舞台作品中的对应形象＼[阿里斯托芬尼（Aristophanes）显然借鉴了修昔底德对于阴谋家克勒翁（Cleon）＼]的极其负面的评价）。托比亚斯·约霍（Tobias Joho）阐述了一些他感兴趣的主题，包括修昔底德对于无端暴力的关注，意外事件和机遇在塑造结果中所起的强大作用，以及他对 “放慢故事节奏”这一叙事技巧（narrative deceleration）的熟练使用，通过这些详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修昔底德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历史当中。
三、 误读修昔底德
数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反复推敲修昔底德的作品，试图从中汲取学养，并且将其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讨论议程。这种努力完全可以理解，几十年来，众多学者沿着这条研究路径不断前进，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研究典范。关于上述问题的经典文献可参见：Michael W.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W.Norton， 1997）， chap.1， “Complex Realism： Thucydides”;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3， “Thucydides and War”; Paul A.Rahe， “Thucydides' Critique of Realpolitik，”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2， 1995， pp.105-141; Mark V.Kauppi， “Thucydides： Character and Capabilities，”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2， 1995， pp.142-168.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献包括：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1， 1989， pp.3-27; Laurie M.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1994， pp.131-153; Steven Forde， “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ucydides， Machiavelli，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9， No.2， 1995， pp.141-160; David Boucher， Polit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ucydid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7-86; David Welch，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3， July， 2003， pp.301-319; William Desmond， “Lessons of Fear： A Reading of Thucydide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101， No.4， 2006， pp.359-379.然而，格拉漢姆·艾利森的《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以下简称《注定》）难以位列其中。该书试图提醒如今处于紧张关系中的中美两国吸取历史教训，然而，该书观点缺乏考证，结论肤浅，分析草率，内容重复。在《注定》一书第37页，读者将会第5次看见关于这种（实力）上升/恐惧机制的描述。全书大量照搬前人结论＼[某本李光耀（Lee Kuan Yew）的访谈录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Blackwell with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并且常常仰仗名人权威（name-dropping）对其观点进行佐证（例如亨利·基辛格在书中出现多达30余次，这位美国外交方面的泰斗级人物的权威不言而喻）。 尽管《注定》一书希望有所开创， 但是全书存在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对于修昔底德的思想把握不准，二是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和教训理解不足。《注定》一书正是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强烈警惕的那类书籍的典型代表。该书“流露出了某种学术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态度：一种对于历史价值的下意识轻蔑，一种对于历史复杂性和微妙性的漠视，一种对于史料考证以及合理使用问题的思考缺失;学者未经查省地假定那些看似合理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可以（不加思考地）恣意使用，持该种史观的学者堪比进入考古遗址中的强盗，他们对于历史背景及其深层含义毫不关心，仅仅在意如何顺走那些触手可得并且能够立刻变现的历史文物”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148.。
艾利森恰恰落入了這种“施罗德陷阱”（Schroeder Trap），在他看来，“中美两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双方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避免这一结果”，这正“印证了”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VII）译者注：在本文中，原作者使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引用相关书籍中对应片段所在的页码。：雅典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一结论让人感到诸多不安。首先，这种类比过于生硬（awkwardness in the analogy）：如果非得加以比较，那么美国似乎应该更像雅典，中国则应该更像斯巴达，考虑到修昔底德对于城邦公民性格重要性的强调。尽管艾利森的类比所可能引申出的奇怪结论绝非小事，但是相比这一问题，《注定》一书在错误借鉴修昔底德观点方面所导致的问题似乎更加影响深远。这些问题不仅源于该书对于修昔底德记载的不当使用（该书断章取义，试图强行论证某些与《战争》一书记载毫不相关的结论），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注定》一书还在反复不断地错误理解修昔底德的相关观点——这才是本书根本性的错误，并且这一错误影响巨大。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大量常识性错误，例如艾利森声称修昔底德“没有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天（XV）。这和修昔底德本人的回忆自相矛盾：“我以届见识成熟之年，从头到尾度过了这场战争，并留意关注。”（5.26.5）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结束的想法影响了他在文章编排和材料取舍方面作出的选择。Jeffrey S.Rusten， “Thucydides and His Readers，” in Jeffrey S.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 Thomas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Vol.8，”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rn， 1843）， p.xvi; Kurt A.Raaflaub， “Thucydides Concept of ‘Learning through History’，” Antonis Tsakmakis and Melina Tamiolaki， eds.， Thucydide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Berlin： De Gruyter， 2012）， p.9.
众所周知，《战争》一书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在接近战争尾声的前几年就突然中断了，考虑到这个因素，上述错误也许可以原谅——若非它只是众多错误的冰山一角的话。要知道另一个错误才是该书的核心问题所在，艾利森“明白无误地”进行了某种错误类比。《注定》一书执意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绘成一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悲剧性事件（并且认为中美两国极有可能重蹈覆辙）。艾利森在书中指出，“双方反复尝试避免这一结果”（30），并且“在阻止冲突方面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40）;他还声称伯里克利并不希望发动战争，但是最终“只能在民众的压力之下，被迫制定作战计划”（37）。
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双方并未竭尽所能地争取和平。比如伯里克利就是一位强硬主战派，他拒绝妥协，也反对有关和谈的提议，他召集民众并向他们慷慨陈词，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144.3）与此同时，民众也难以动摇伯里克利的信念——在各方代表参与的公开辩论中，修昔底德如是记录了那些反对者的言行：那些民众最终还是选择同意开战，因为“他们认为他（伯里克利）的建议是最好的”（1.145.1）。关于伯里克利主张开战的观点以及他说服民众有关战争必要性的努力，可参见：Mark Fisher and Kinch Hoekstra， “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Necessit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73; Mary P.Nichols， “Leaders and Leadership in Thucydides' Histor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61.斯巴达人也并不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相反，他们拒绝了将之提交仲裁的建议＼[尽管这是一种与“三十年和约”规定相一致的（冲突）解决方式，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开战＼]。随后他们开始后悔这样做，并且明确承认了这一错误。修昔底德如是记载，虽然《尼西亚斯和约》业已签订，但是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这次，斯巴达人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如说是他们（斯巴达）违反和约”（7.18.2）， 这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尽管以前的和约有规定，如果双方愿意提交仲裁，就不能动武，雅典人提出仲裁，他们不听”（7.18.2）。关于斯巴达人对于他们过失的承认，可参见：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74; Jeremy Mynott，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62。同样反对这种“（雅典）力图避免战争”的观点的，还有丽萨·卡莱特认为，修昔底德关于战争“真正原因”的观点与当时的“大众观点”相左，当时人们认为这场战争要么是源于“伯里克利的好战个性”，要么是源于斯巴达人的不妥协，参见：”The Pentecontaetia，”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4。 艾利森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诸多看法皆有偏差。典型的问题出现在艾利森有关战争起源描述的段落部分，根据他的观点：“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雅典认为她的崛起是善意的（benign）。”反观伯里克利的观点，他向同胞呼吁：“因为今日你们拥有的帝国已像僭主之治，取得她也许是不正义的，放弃她肯定是危险的。”（2.63.2）还有，艾利森把斯巴达对雅典挑战作出的反应描述为“不安和恐惧，并且决心捍卫现状”。但实际上，面对雅典力量的崛起，斯巴达人始终反应迟钝，只有在面对科林斯那样愤怒的盟友——抱怨斯巴達人不作为的时候——才会唤起他们（谨慎的）行动——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斯巴达的领导层也出现分歧。艾利森认为，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最终会危及斯巴达的霸权”（33），但鉴于斯巴达与强大的阿尔戈斯人的长期竞争，斯巴达究竟是否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内部享有“霸权”，这点根本就不清楚，请参见：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38。并且艾利森也错误地描述了雅典当初支持科西拉的决定的本质，他所说的“带有妥协性质的解决方案”或者“小型的、象征性舰队”（35）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是细致入微的战略谋划的结果，该战略旨在表现其对科西拉达成防御性联盟的支持。此外，雅典船只的出现也对这次冲突的结果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众多使得科林斯人怨恨雅典的事件之一，也是他们急于唤醒斯巴达人的原因之一）。其中一处重大错误是其声称，“《战争》用其600多页篇幅向我们展示了（大国）历经劫难，最终走向战争”（29）的整个过程的惊人细节。这种错误论调令人相当震惊，因为书中提及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和细节都是开战之后发生的故事。《注定》一书的作者在一次未公开的反思中谨慎地承认了这一问题，其终稿的最后一批审稿者注意到了这个惊人的问题，并在出版前的最后一刻补充了这样一条尾注：“《战争》的卷一分析通往战争之路。其余七卷则记载战争本身。” 除此之外，本书存在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来自（但并非完全来自）作者不当使用修昔底德观点分析当下所产生的谬误（presentist fallacy），这一问题严重削弱了作者观点的根基。纵观《注定》全书，其开篇类比即让人感到颇为不妙，作者试图将一战与冷战进行比较分析，并且警告美苏两国极有可能因为古巴导弹危机而陷入战争风险，尽管这并非两国本意。这种类比的确类似《八月炮火》（Guns of August）中的某些故事情节的现代翻版，并且显得合乎情理。试想中美两国同时卷入一场利益攸关的国际危机，并且两国精英管控不力，再加上国内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的推波助澜，其结果极有可能是场面失控，从而导致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毁灭性战争的发生。然而《注定》一书中的这一类比并不成立，雅典和斯巴达绝不是毫无意识的梦游之人（sleepwalker），他们能够认识即将到来的冲突的性质。正如阿瑟 M·埃克斯坦（Arthur M.A Eckstein）为《手册》所撰写的章节中叙述的那样，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一种普通、正常和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过程。Arthur M.Eckstein， “Thucydid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Anarch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98-99， 502.在进步的现代社会，人们会以更为慎重的态度和更为强烈的情感来对待冲突所能造成的巨大代价（以及机会成本丧失），而且将赤裸裸的侵略作为解决争端的合适方法（在现代社会）也是完全不可理解和接受的。这并不是说战争不可能发生，也不是说行为者一定会避免违反普遍公认的准则的行为。然而，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并且作出区分也是十分重要的。
修昔底德，这位（雅典）主战派领袖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没有将雅典的悲剧归结于伯里克利的开战决定（并且，尽管诉诸武力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颇为敏感，但是将这一现代规范标准套用到这位古代将领身上也是十分不妥的），而是将其归结于（雅典人的）狂妄自大。悲剧不是源自战争爆发，而是源于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离开历史舞台之后）放弃了他的英明战略。雅典人确实成了某种可怕陷阱的牺牲品，它的危险程度在今天丝毫没有减少，但它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某种“傲慢陷阱”（trap of hubris）。雅典曾经两次“想要更多”，并且招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为重要的教训。
四、 反思战争起源
试图深入理解这场战争起源的读者——以及试图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的人们——不妨一读埃里克·罗宾逊（Eric W.Robinson）为《手册》撰写的精彩章节“修昔底德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和原因”（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或者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看看《修昔底德论战争的爆发原因：公民性格和竞争》（简称《爆发》），这本著作来自S.N.杰夫，他是一名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目前执教于约翰·卡伯特大学（John Carbot University）。
杰夫亦是《手册》一书的主要作者。他所撰写的章节主要强调政权类型以及国内政治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修昔底德有关战争加剧社会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暴政的出现）的观点;并且他还发现，修昔底德对于聪慧谨慎型的领袖有着特殊偏爱。在《爆发》一书中，杰夫全面解读了《战争》首卷全文，细致考察了修昔底德的政治思想。通过仔细研究修昔底德有关这场战争起因的详细说明，杰夫从中获得启示。 正如杰夫在《爆发》一书中所反复强调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城邦公民性格上的差异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1）在杰夫看来，尽管人们对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引发战争）”是修昔底德《战争》一书的基本观点这一看法毫无异议，但是“我们决不能完全孤立地理解他的这一至理名言”。恰恰相反，读者应该顺着这条思路出发，结合“这部人类首部史书”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修昔底德的核心观点。（5）不仅如此，《爆发》一书还参与了有关战争责任的持续讨论;尽管杰夫注意到了伯里克利（推动开战）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雅典开战的明确必要性”（19）的阐述，但其结论仍然保持冷静客观。
杰夫的这种观点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了该书前面两个章节。“显而易见的争论”（Manifest Quarrel）一章清晰地阐释了其中道理：由于某些城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整个地区的势力均衡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加剧了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杰夫的观点同样表明，尽管修昔底德客观阐述了上述历史脉络，但他还是试图引导读者接受他的结论：除了帮助科西拉，雅典别无选择。在此基础之上，杰夫进一步阐明了雅典战略的精妙之处：尽管防御同盟“对于科林斯人纯属挑衅”，但是“通过巧妙安排，联盟仍可避免与斯巴达直接对抗”（52）。正如修昔底德详细描述的那样，由于这一事件（联盟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冲突，科林斯人对于雅典的愤怒与日俱增，同时他们也对斯巴达人的消极态度感到沮丧。在“斯巴达大会”（The Spartan Congress）这一章中，杰夫回顾了4场分别来自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首领阿希达穆斯二世和斯忒涅拉伊达斯（Sthenelaidas）的精彩演讲。这场大会成为迈向战争的关键性节点事件，学界普遍将其视为理解杰夫有关“城邦公民性格”（对于开战影响）论断的经典案例。基于上述原因，杰夫在其书中对此多有着墨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可参见：Ellen G.Millender， “Sparta and the Crisis of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in Thucydides' Histor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修昔底德通过在斯巴达大会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会议上发表的4次演讲，探讨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性格的差异，由此说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冲突。”（81）（不仅如此，杰夫同样精心考察了修昔底德有关政治紧迫性以及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对于战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们对于解释战争结果具有重要作用。杰夫首先强调，正如斯巴达人不能失去盟友科林斯人（在这点上他们受到了威胁）一样，雅典同样不能容忍科西拉的海军舰队任由敌人摆布。当然他也认为，凭此认定所有案例“不大可能（出现变数）”显得过于草率，因为决定上述结果的（支持和反对）投票结果如此接近，以至于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
《爆发》随后几章继续追踪研究了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并且延续了之前对于鲜明城邦性格差异及其影响这一话题的讨论。沿着这个思路，杰夫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困惑。例如，尽管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的（而且具有浓厚的修昔底德风格）演说如此精彩，但是为何无法赢得大众支持？除此之外，他还察觉出了《战争》一书中的某个自相矛盾之处（虽然他对于伯里克利的研究并非无可挑剔）：伯里克利本人颇具定力，并且始终坚持立足防御甚至略显保守的军事策略（修昔底德赞同这一策略），这和雅典城邦的公民性格大有不同（un-Athenian）。上述问题如此复杂而又令人着迷，这也正是《战争》值得反复研读的原因之一。
纵观全书，尽管杰夫在任何时候都未远离他的核心论调，即“归根结底，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归属于两个公民性格截然不同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较量”（159），但是他仍不时地加入古典学家关于战争起源的激烈讨论（包括对于修昔底德某些观点的争论）。正如前文所述，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载是否准确无误并非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关切所在，但是了解这些争论颇有必要，因为这对研究这场战争颇有帮助。再次说明，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修昔底德的观点和论述才是最重要的，读者无需纠缠于关于这场古代冲突的旁枝末节或那些与他持不同立场的观点。例如，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权力的变化轨迹，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修昔底德相信它在上升，并且将其视作战争的根本原因。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他的学术作品常常挑战修昔底德（对于诸多事件看法）的传统权威——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一书中对修昔底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雅典才是这场冲突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雅典的实力增长，而是在于雅典在诸多城邦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在卡根看来，雅典诸多做法纯属自寻烦恼，这些做法最终“促成斯巴达人中的主战派得势”。由于受到科林斯人以及其他受到雅典侵略的盟友的影响，一度反应迟钝的斯巴达人不得不开始积极行动。相比而言，G.E.M 德·圣·克罗瓦（G.E.M de Ste.Croix）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The Origin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bid.， p.269 （quote）， pp.285， 287， 306-307.一书中的观点与卡根截然相反。通过全面批判卡根研究中的不足，克罗瓦提出了反对卡根有关“雅典才是进攻方”的这一论点的诸多论据，并且“毫无疑问地认为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才是真正的进攻者”。尽管对于一些细枝末节问题双方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双方共同强调科林斯人对于战争爆发起到的作用。G.E.M 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65 （quote）， pp.67-68， 70， 101， 290.科林斯人似乎對战争的起源至关重要，正如汉斯·凡·威斯（Hans Van Wees）在《手册》中的文章《修昔底德论希腊早期历史》（Thucydides on Early Greek History）所写的那样：“公元前460年，雅典的主要敌人是科林斯，而不是斯巴达。” 杰夫也在这场辩论之中表明他对克罗瓦观点的赞同，但这都是后话。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绝不能将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起源的丰富观点简化为标题党式的口号文章。
五、 避免“艾利森陷阱”
与杰夫的《爆发》相比，艾利森的《注定》一书对于《战争》第一章的解读大有过分简化之嫌。不幸的是，如前所述，《注定》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于它对战争起源部分给出的令人不满的答案以及处理方式。这些问题不仅藏得深，而且十分危险。一些思维敏锐的读者和审稿专家质疑笔者为何要回过头来批判艾利森的研究，笔者对此表示理解，但笔者仍保留这一看法，即强调应区分《注定》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点是关于他对修昔底德的解读;第二点是关于他对当代政治活动的影响——这本书在第二个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他们时常谈及“修昔底德陷阱”。该书的抱负在于全面分析那些所谓适用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案例——试图寻找那些崛起国向体系主导国发出挑战的案例。正如该书副标题所述，《注定》一书试图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他类似历史事件的教训，并且将其运用到当下超级大国美国所面临的情境中来。在该书看来，情况极其严峻。历史表明，战争正是这一国际政治现象之后司空见惯的（虽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修昔底德发现的这股可怕力量今后几年内可能有增无减”（IX）。
艾利森在其书中引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仿佛已然发现了一个未被探索的神秘国度。然而，崛起大国融入国际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献包括：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dward Halle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39）; 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8）; Charles F.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No.4， 1980， pp.947-65; Charles A.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T.V.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然而這些文献并未受到《注定》一书的关注。崛起大国往往狂妄自大，面对已有国际体系及其所确立的等级制度的约束，他们感到躁动不安，他们无意抑或难以改善这一状况;守成大国（established powers）试图维持现状，他们常常对于这些崛起者的出格行为保有戒心，最终，他们不愿作出任何让步，因为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这些做法只会进一步地激发那些崛起者的胃口，致使他们提出更多要求。这种情境下的两国冲突极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战争，认识这点并不困难。但是马克·考皮（Mark Kauppi）却在其经典文献中做到了艾利森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关注修昔底德对于众多权力转移理论文献的显著影响的同时——他还注意到，如果这些文献仅仅只从体系层面探讨上述问题，那么它们所提出的观点都是 “理论上说得通但却不完备的观点”。当然（考皮也注意到），这种批评并不适用于修昔底德本人，因为他的分析囊括了包括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在内的所有变量。Mark V.Kauppi， “Thucydides： Character and Capabilities，”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2， 1995， p.142; 也可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在重复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团队还是列出了16个 “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最终引发战争。然而，这些历史案例的呈现方式不尽如人意。《注定》一书试图从500多年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5个案例，并将它们通通塞进12页的篇幅进行讨论。之后该书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不幸决定：试图使用30页的篇幅——该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来回顾“英德竞争”，这也许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最为受到关注的一段竞争故事。该章照搬了这个熟悉的故事并且大量引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亚伦·L·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作品中的内容。尽管如此，《注定》一书却从未驻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类比到底是否合适。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0）; Aaron L.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除此之外，作者使用3页篇幅探讨了二战前的美日关系，其结论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个短小片段正是《注定》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某种缩影。首先，将美日冲突案例作为作者研究的重要依据（referent），其适用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当然，作者在《注定》中提及的德国对英国的挑战还算说得过去（正如现在的中美两国一样）。但是，二战前的美国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相比日本，无论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令人生畏。除此之外，艾利森还最为令人质疑地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制裁的影响，并将其与雅典对墨伽拉（Megara）的经济制裁（《墨伽拉法令》）相提并论。然而，这种类比毫无道理。在这个案例当中，艾利森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个守成大国对于一个崛起大国所发起的制裁行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墨伽拉法令》是一个崛起大国（雅典）针对一个维持现状大国的附属国家（墨伽拉）所实施的制裁行为。此外，艾利森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经济制裁对美日冲突升级的影响之上，从而忽视了这场太平洋战争背后的政治根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艾利森还称赞了修昔底德对于战争是深层原因而非直接原因的高度关注，但是他对美日冲突根源的错误理解，更是使得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因为这将使得读者对此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他们将难以理解大萧条在导致扩张主义以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崛起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最终使得日本走向通往世界大战之路。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Mark Metzler， Lever of Empire：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Richard J.Smethurst， From Foot Soldier to Finance Minister： Takahashi Korekiyo， Japan's Key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nathan Kirshner， Appeasing Bankers： 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最后，《注定》一书再次从根本上误解了修昔底德的观点。艾利森认为，美国外交官之所以会对日方反应感到震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制裁会对日方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在文中指出：“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艾利森叹息道：如果他们“愿意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来阅读雅典人的《墨伽拉法令》的后果……他们本可以更好地预感到日方的反应”。这种看法完全错误。推荐阅读修昔底德著作的确是个不错的建议，但是学界普遍承认，修昔底德刻意淡化了《墨伽拉法令》的存在意义。正如罗伯特·康诺（Robert Connor）的见解，修昔底德“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法令的相关事件，而是间接地介绍了这一法令”;杰夫在其《爆发》一书中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一观点）提供了必要条件：“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将《墨伽拉法令》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依据。”尽管卡根和克罗瓦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观点一致：修昔底德淡化了这个问题（卡根认为这是一个批评修昔底德看法的绝佳机会;克罗瓦也是如此，他认为将法令的作用边缘化的选择是恰当的，因为它的确不是那么重要）。W.Robert Connor， “Scale Matters： Compression， Expansion， and Vividness in Thucydides，”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15; S.N.Jaffe， Thucydides on the Outbreak of War： Character and Cont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8;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51， 267， 269， 374; G.E.M 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13-14， 251-52， 256.也可参见：Eric W.Robinson，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and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9。总的来说，修昔底德倾向于淡化经济因素（对于战争爆发）的作用，可参见：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by Philip Tho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1947＼]）， pp.72-73.麗萨·卡莱特-马克斯反对过去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她在其作品中试图深入探讨有关财政实力与战争之间的潜在联系，认为财政力量对于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她也明确地承认修昔底德刻意淡化《墨伽拉法令》这一学界普遍共识，参见：Lisa Kallet-Marx， Money， Expense 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1-5， 24; Lisa Kallet-Marx， Money and the Corrosion of Power in Thucydides：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and Its Afterma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艾利森对类似美日冲突这样著名案例的处理方式令人如此怀疑，以至于人们对其结论有效性的信心大打折扣。人们难免对于书中提及的那些历史更为久远的案例的意义提出疑问。人们感到困惑，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把握地依托这些过去经验，并且从中得出适用于现代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抽象概括出一些经验观点的雄心可以理解，然而，他们也必须对于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和方法保持谨慎。那些15世纪、18世纪时期引起欧洲王国战争的因素（大约有一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案例集”中的情况）是否今天也会引发中美之战呢？恐怕艾利森本人也会对此持疑。他也承认，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博弈规则，并且“目前还没有先例”（在《注定》原书第206页，斜体原文处）。它们不会使得武装冲突消失，但是与过去交战双方使用的那些传统武器相比，强大核威慑力量的介入将会使得大国走向战争的因果路径变得有所不同。
《注定》一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试图营造出一种战争将至、中美两国无处可藏的可怕景象。在该书第一章开头部分，作者试图使用一种坚定而又富有感召力的口吻讲述那些美國崛起以及获得大国地位的复杂历程，对于那些淳朴、爱国却又对此缺乏了解的美国同胞而言，这种叙述不失为一剂珍贵补药：这些故事似乎提醒他们，所有崛起中的大国，甚至“我们自己（美国）”都有可能成为世界舞台上令人不可忍受的麻烦制造者，更何况是中国呢？令人遗憾的是，作者随后讨论中国的两个章节毫无新意，作者匆匆抛出两个结论：中国官员聪明能干，而且中央集权制度行之有效。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艾利森首先使用了一种辞藻华丽并且夹带大量个人轶事的记叙方式展开叙述。全书的这一部分满是含糊不清的陈词滥调以及各种笼统说法。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艾利森一如既往地援引了李光耀和基辛格的类似观点以及各种TED大会上的嘉宾演说来论证自己的“真知灼见”。尽管如此，他的结论既显得过度自信，又显得过于武断。艾利森认为，中国的领导层“理性而务实”，这与他们的短视的美国同行不同，他们“深谙事情的轻重缓急”（148）。艾利森援引了一个已不鲜见的比喻，并在书中娓娓道来：当西方将国际政治笨拙地比作国际象棋之时，中国领导人却已是围棋这个更为微妙和深刻的游戏的大师。＼[“如果国际象棋大师可以看出对方五六个棋步，那么围棋大师则能看出对方二三十个棋步。”（149）＼]
第八章“战争从这里开始”（From Here to War）的内容相对令人满意，同时也富有建设性。该章设想了诸多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发生不情愿的战争的情景。即使是在结尾部分，一些段落仍然令人充满疑虑，比如艾利森提到的某些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看来与东京湾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十分类似。尽管作者试图提供一些促使中美两国避免战争的务实建议，然而本书的最后一章通篇皆为一些不言自明的说教之辞，例如“时机至关重要”（119）、“了解中国的意图”（235）;并且还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抬高自己的场面话（condescending claptrap）：“ 即使是经验再丰富的国务院官员，也常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读读孙武（Sun Tzu）的兵书也许是个明智选择” （235-236）。《注定》一书是某种天真幼稚和傲慢态度的惊人结合，该书敦促白宫听取艾利森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们的“务实性的历史宣言”中提出的有关建议，该宣言呼吁建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ors），其重要使命便是“回答有关中国崛起的3个关键问题”（218）。
六、 重读修昔底德
《注定》一书的诸多问题都有一个共同根源，那就是庸俗化地解读修昔底德的观点。他的思想如此广博精妙，难以想象如何将其简化成为车尾贴（bumper sticker）上的各种标语。就像领略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波澜壮阔的普通游客一般，艾利森带回来的只是一些零碎纪念品般的错误类比。这种做法有时候是情有可原的，例如在为本科学习阶段准备的国际关系课程教学大纲当中摘录某些关于战争真正起因的讨论，例如向学生们展示这部巨著当中记载的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的节选（考虑到学生们在空间以及时间上的压力，相信读者可以理解这点）。尽管如此，任何有关修昔底德的严肃作品都不可能直接跳出文本，完全无视那些历史记录（而去孤立地理解某个问题）。然而艾利森就时常忽略这场战争中的诸多细节，然后突然抛出结论，“雅典使节实际上，文中提及的使节是由一位领导雅典军队的将军派出的，当时他们包围了这座城市。深谙现实政治之道”，他（向米洛斯人）警告“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38）。
修昔底德的确对于这些谈判细节津津乐道，甚至引入一种采用全新对话形式的修辞手法展开讨论。修昔底德试图详细记录这段他未直接参与并且当时也未公之于众的秘密谈话。在他看来，这场交锋显得至关重要——他为此暂时放慢了开战以来的主线故事节奏，然后笔锋一转，把焦点转移到了对于这类事情的记载上来。对于后世而言，想要对于这场战争进行深刻解读，就必须认真思考修昔底德做此决定的原因。作为一个毫不起眼并且与世无争的边陲之地，米洛斯的存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危害，那么修昔底德详述米洛斯人的遭遇的努力显得有些多此一举——在此之前他已列举为数众多的类似例子，这些弱小政体因为无力抵抗而被消灭，他们难逃被无情征服者蹂躏的命运，并且后世征服者们也会随之效仿。其实人们并非必须通过米洛斯对话的大量详实内幕才能了解被后世称为权力政治的这一概念及其深刻影响。在《战争》第一卷中有关雅典人的对话里，他们为自己行为辩护的理由也将为斯巴达人所借用：“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永远通行的。”（1.76.2）正如杰米·麦诺特（Jeremy Mynott）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的，这将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7. 修昔底德究竟用意何在，不同学者为此提出了一些互为补充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米洛斯人的命运正是之后故事情节的某种预演，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之间的辩论将决定雅典人的最终命运。正如W·利伯舒尔茨（W.Liebeschuetz）所言：“经历过这场战争最后几年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发生在公元前404年的历史事件。”W.Liebescheu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8， 1968， p.76;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43.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对话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修昔底德遗留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中心论点：战争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教训——骄傲自大所能带来的致命危险。
与战争第4年中有关密提勒涅的辩论相比，米洛斯的对话清晰展示了多年的战争岁月是如何掏空曾经备受尊崇的雅典社会并让其民众变得冷酷无情的。密提勒涅曾是一个颇受器重的强大盟友，在雅典看来，它的背叛的影响极其恶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為其他城邦效仿的先例。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弱小城邦，米洛斯的罪行本不至于遭此大难。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雅典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调整了他们对于密提勒涅的（仍然是惩罚性的）最终决定;但在米洛斯人的问题上面，雅典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野蛮，正如贝阿尔佐特在《手册》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对于雅典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修昔底德）表达出了一种痛苦反思，在这一点上，雅典帝国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一种对于所有价值观的完全漠视。”Cinzia Bearzot， “Mantinea， Decelea and the Interwar Years，”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55; W.Liebescheu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8， 1968， p.73.对于霍恩布洛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像密提勒涅那样，米洛斯人最终没有逃脱惩罚”，参见：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25， P.74。
最重要的是，正如霍布斯注意到的，有关米洛斯对话的记载完美诠释了修昔底德是如何通过他的叙事技巧垂训后世的，这些技巧绝非喋喋不休的反复说教。霍恩布洛尔认为，修昔底德当然“没有捏造公元前415年前一年所发生的故事，也当然没有捏造西西里远征之前的米洛斯对话中的故事”，但是将这两组事件进行并列并且强调其重要意义，则是他自己的想法。Ibid， p.225.修昔底德完成有关米洛斯覆灭的描述之后，紧接着写道：“同一个冬季，雅典人想再次驶向西西里……如果可能，就征服之。”（6.1.1）正如菲利克斯·马丁·瓦塞曼（Felix Martin Wasserman）所言：“米洛斯对话是由一位作家通过记述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的，记住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可以将其视作西西里远征的序幕，并且对话也让人隐约感觉到了远征行动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西西里战役最后极其悲壮的撤退时刻，雅典人在血迹斑斑的废墟当中绝望地呼喊救世主的名字，他们希冀众神的拯救。最终，雅典毁于一旦，不是毁于敌人之手，而是毁于自己的傲慢自大。Felix Martin Wasserman， “The Melian Dialogue，”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78， 1947， p.30， 35 （quote）;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45-46; Tobias Joho， “Thucydides， Epic and Traged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95， 596;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17.正如利伯舒尔茨的观点，在米洛斯，雅典人是“盛气凌人的……自信得有点儿过了头，甚至对众神也开始不再谦卑”。历史难免有些惊人相似之处：“如果雅典人能读到这段，他们定能立刻觉察出一种病态般的狂妄自大，从而认识到接下来要发生的西西里远征以及后续事件的严重性，预料报应终将到来。”参见：W.Liebescheu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8， 1968， p.76。
罗林斯在其《手册》一书收录的文章当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修昔底德明确把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冒险看作他所参与的这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行动，同时也是希腊历史当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政治事件。”Hunter R.Rawlings Ⅲ， “Writing History Implicitly Through Refined Structuring，”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6.，尽管修昔底德给予了这件事情如此多的关注以及讨论，然而就是这场将雅典人“想要更多”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悲剧历史事件，艾利森却在《注定》一书中对其只字未提。假设真的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个陷阱一定来自大国内部，并且势必对于大国的安全、内部凝聚力甚至文明延续产生重大威胁。雅典人的傲慢自大令其昔日盟友日益不满，并且最终成为（对雅典）充满敌意的附庸（正如米洛斯人所预言的那样）;两次关键时刻，雅典自恃略占上风的实力以及暂时的领先地位，铤而走险。雅典为了自身的安全，最终愚蠢而又不可自拔地踏上了自我毁灭的征程。
艾利森撰写《注定》一书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美两国可能不自觉地陷入巨大的冲突。显然，这是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可怕景象，因为冲突只会带来两败俱伤，并且遗患无穷。艾利森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翻开《战争》、体会其中经验教训的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也许他所需要做的只是用一种更为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修昔底德的观点和建议。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助理 徐舟 译）
【关键词】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 中美冲突
【作者简介】 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为何当代国际关系学者需要认真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以下简称《战争》）中记录了一场两个奴隶制城邦国家之间发生的古代战争。翻开封面，书中到处都是有关希腊重步兵手持长矛冲锋和三层划桨战船对决的记载，战争场面宏大，堪称史诗。然而，这些来自两千年前的记载，有些出处颇具争议，另一些则无故中断。
尽管如此，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具备足够能力研究《战争》一书。借用一种比较文艺的说法，这部作品乃是“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援引文献方面，作者选择了罗伯特 B·斯特塞勒（Robert B.Strassler）主编的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8）， 该译本在1874年首版理查德·克劳利（Richard Crawley）译本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小幅修订。一些新译本，如杰米·迈诺特（Jeremy Mynott）主编的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将有助于阅读原文和对比参照一些内容晦涩并且具有争议的片段。西蒙·霍恩布洛尔的三册装大部头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96， 2008），一直以来也是（用来理解原著的）重要材料。当然，还有数量巨大的相关二手文献，笔者一直深受其中5篇文献影响，分别是：John H.Finley Jr.， Thucydid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3）;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by Philip Tho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W.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Jeffrey S.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方面，修昔底德这位战争期间长期流放的雅典将军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更重要的，还有足够的意愿来审视这场战争（他投身于对战争进程和起因的深度探索之中）。就这点来看，修昔底德大获成功，借由他的深刻洞见以及清晰阐述，后世从中受益。另一方面，研读这些阿提卡散文（prose）也极富挑战性，一些古典学家认为，其中大量内容可能出自想象，甚至可能完全凭空捏造。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构思精巧、体现修昔底德考究精神的典范之作。
尽管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能做到完全重现过去，但是这种努力方向正是修昔底德的作品值得称道之处——他的记载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诀窍全在于此，要知道书中很多事件甚至来自更为遥远（并且无从考察）的历史长河之中。正如杰奎琳·德·罗米利（Jacqueline de Romilly）所言：“修昔底德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绝对客观性，这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某些时候，“作者的介入又是影响深远的，书中的观点是其本人的构思和意志的体现。每一处的遣词造句，每一处的沉默和停顿，都是作者试图呈现和强调的观点所在”。Jacqueline de Romilly， The Mind of Thucydides， trans.By Elizabeth Rawlings， Hunter R.Rawlings Ⅲ and Jeffrey S.Ruste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67＼]）， p.3.也可参见 p.2， 4， 47-48.数世纪前，作为最早一批将《战争》译成英文的学者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曾分享过类似观点：修昔底德从未偏离正题，“将《战争》变成一堂高谈阔论的政治布道课”。不同于此，（《战争》）“通过文本展开叙述，垂训后世于不动声色，这比通过道德说教更加有利于启迪民智”。Thomas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Vol.8，”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rn， 1843）， p.ⅶ， . 即使我们假定修昔底德所记录的内容都是极其准确的，这对任何历史作品来说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标准，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常常要对事件的各种版本的说法作出判断，这些事件他都未曾亲历。他也明确承认，某些演讲的具体内容出自他的想象，这些想象包含他对演讲人物的理解。作者（对史料）取舍所导致的严重影响仍旧不可避免。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删减;哪些该详实记录，哪些该一笔带过;哪些该并列比较，哪些该分开论述——最终，作者通过这些写作手法对历史事件的重要与否作出暗示性的判断——所有这些做法都绝非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非小说叙事性文体写作的必要手段。
修昔底德（对于史实）所作出的判断（尽管他很少在《战争》中这样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选材方面所展现的话语权力（power of narrative choices），都清晰地体现在了有关伯里克利（Pericles）的论述上面。修昔底德从不吝啬他对伯里克利的赞美之词：他将伯里克利称作雅典城邦中“在演说方面和行动方面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1.139.4），并且用大量篇幅称颂其戎马一生，认为“在城邦全体人民所需要的人中，他是无与伦比的”（2.65.4）。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他的陨落，直接导致了雅典的最终失败。（2.65.7）除此之外，《战争》一书更为精妙之处还在于修昔底德的修辞方式。通过一种极能体现话语权力的修辞方式，修昔底德更有力地呈现了伯里克利在战争中的三次重要演说。这些演说包括著名的“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伯里克利通过这次演说表明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这些演说还包括他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这些伯里克利面对饱经瘟疫折磨的绝望民众所作的慷慨陈词都被记录在了《战争》一书之中，此时离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不到两年。每到关键时刻，读者都会听到伯里克利的观点，那是因为修昔底德经常选择性地“屏蔽”掉了其他不同声音——这种做法使得读者对于那些持有强烈反对意见的观点知之甚少。有关伯里克利首次公开呼吁开战的相关记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许多人都走上前发言，主战的和主和的都有。”（1.139.4）然而他只保留了伯里克利的观点，这种处理方式使得伯里克利得以独享读者的关注，同时显得毫无争议。可以想象，他的主要观点必然受到修昔底德的青睐。一位研究修昔底德学的专家指出：“（伯里克利演说中的观点）也许是对修昔底德全书思想的一次总结。”伯里克利演说中的某些中心思想表达出了一种修昔底德式的审慎，正如他向听众表明的那样，战争的胜利终将来临。“如果你们愿意在战争期间不扩展帝国的范围，不主动招惹祸患。”伯里克利随后补充说道，“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自身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图谋。”（1.144.1）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之中，他的这段论述被无数军事失败所应验。
一、 修昔底德的遗产
修昔底德当然也会犯错，他在记录历史的同时难免掺杂某些个人看法。尽管如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认真阅读《战争》并领会其中的历史教训仍然十分重要。从始至终，修昔底德都在不断提醒读者反思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无政府状态下）也许行为可能受到约束，规范也会得到尊重，人们亦会文明行事，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正如《战争》开头部分所描述的那样，科林斯人（Corinthians）在大破敌军之后，“来来回回四下里划动舰只，宁可杀掉，少抓俘虏”（1.50.1）。修昔底德，这位来自雅典（Athenian）帝国的军事将领，断不会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所畏惧，也不会对战斗中接踵而至的血腥场面有所回避。但是当他面对战争中的无端暴力和恣意妄为之时，还是表露出了极端的厌恶之情——在他看来，此类事件常常就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修昔底德对此驻足思考，“在盛怒之下”，雅典公民是如何投票赞成处死“所有密提勒涅（Mytilene）的成年男性，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的，又在次日的一场辩论之后回心转意，以几票之差推翻先前的决定。（3.36.2）然而，读者还未缓过神来，作者又将目光转向他处，尽管先前密提勒涅已经逃过一劫，但是斯巴达人（Spartan）又决定了普拉泰亚（Plataea）人的残酷命运。斯巴达人如此行事别无其他，只因“满足他们（忒拜）的要求，希望忒拜人（Tebans）会对他们有用”（3.68.4）。与此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在攻陷斯喀俄涅（Scione）后，雅典人“处死了成年男子，把儿童和妇女卖为奴隶”（5.32.1）;斯巴达人在俘虏阿尔戈斯人（Argive）和许西埃人（Hysiac）后，“把他们捉到的所有自由人全都杀掉”（5.83.2），然后长驱直入普勒乌斯（Phlius）大肆劫掠。正如迈诺特提到的，许西埃大屠杀是“（修昔底德）对于诸多战争中的野蛮行径的粗略记录之一”。 参见：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77.
修昔底德还在关注力量变化的重要性（imperatives）和政治事务的紧迫性（exigencies）两个方面给予后世诸多启发，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未过时。在他看来，任何（最终的）力量均衡都是最初决策的结果。试想那些曾经不大重要的冲突，它们往往成为战争最终爆发的直接原因，正如科西拉（Corcyra）与科林斯的冲突一样。雅典是否应该为了保护坚守中立的科西拉而卷入这场冲突，哪怕这将导致他和斯巴达同盟的交恶？关于这点有太多讨论，但是修昔底德给出了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答案：雅典的强大依赖于其海上霸权，而实力相对弱小的科西拉却拥有着一支强大海军，所以“没人想将拥有强大海军的科西拉拱手让给科林斯人”（1.44.2）。纵观全书，对于势力均衡（打破）的担忧通常会使得决策天平发生倾斜。比如，斯巴达人同意《尼西亚斯和约》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了与阿尔戈斯的和平条约即将期满，这个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城邦国家长期与斯巴达人敌对。又如，素来不和的西西里城邦在面对来自雅典的共同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搁置争议。在戰争后期，波斯调整政策，转而支持斯巴达，目的是让两个对手自相残杀。 关注权力变化动因（power dynamic）是修昔底德对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最为显著的贡献之一，换句话说，（修昔底德认为）势力均衡的打破比任何一刻的力量分配结果都更具决定性作用。在这点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受其影响最为明显。如同许多当代研究一样，修昔底德的基本观点在其作品之中打下深深烙印：“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斯巴达人）的恐惧，战争从而不可避免。”（1.23.6）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也可参见：G.John Ikenberry， ed.， Power，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详细参考文献可见本刊第67页脚注1。对于是否真的“不可避免”，读者可能需要仔细推敲一番（特别是考虑到修昔底德本人对于决定论的普遍而坚决的拒斥）;更重要的是，他也可能确实错了。无论如何，修昔底德将其视作战争的真正起因，这点无可非议。与此同时，似乎是为了清楚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在论述中反复提及“拉刻代蒙人（斯巴达人）由于害怕你们的势力壮大急欲开战”（1.33.3），并且反复明确强调：斯巴达人选择开战“是害怕雅典人的势力日益强大”（1.88.1）。霍恩布洛尔认为，第一卷第三十三节第三段中（1.33.1）“这些再明白不过的启示（clear echo）”是对那些质疑这一结论的观点的最有力反驳。
城邦之间互相倾轧，政治博弈（昔日盟友反目十分常见）似乎无穷无尽，修昔底德试图（通过这些图景）展示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本质（open-ended nature）。不同于那些可以有效解决的小分歧，政治冲突中包含着诸多利益纠葛，这些因素将决定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场纷争的结束仅仅预示着其他冲突的开始。这在《战争》的第五卷和第八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时常有人因为上述两章相对“文笔粗糙”而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便如此，从《尼西亚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的签订到西西里远征（Sicilian catastrophe）的来临，从斯巴达的众多盟国反对和约签订到科林斯与阿尔戈斯的结盟，上述章节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时的政治动荡程度之深。第八卷中还有大量类似记载，这些故事远远早于19世纪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至理名言：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为了厘清这些反复无常的联盟关系以及数不清的政治组合，特别是为了加深对于那些卷五和卷七提及内容的理解，可参见：Geoffrey Hawthorn， Thucydides on Politics： Back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in Seager， “After the Peace of Nicias： Diplomacy and Policy， 421—416 B.C.，” Classical Quarterly， Vol.26， No.2， 1976， pp.249-269.
修昔底德不仅展现了他对权力政治基本原則的先见之明，还提出了诸多深刻见解，尽管其中很多见解已经不再受到某些重要思想流派的青睐。谈及这些观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他对国际政治行为的归因分析。修昔底德认为，所有行为受到3个主要因素即恐惧、荣誉和利益的影响，这与当今学界的普遍做法有所不同。现今学者严格限定讨论范围，更加强调利益的驱动作用（并且特别强调对于个体利益的诉求，尤其是指排他性的物质利益）。但是修昔底德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描述斯巴达人大会前的佚名雅典人演说时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正是下列因素促成了外交政策的形成：“驱使我们的首先是恐惧，接着是荣誉，最后是利益。”（1.75.3）利益当然重要，但是恐惧首先登场;并且我们还应记住，所有利益诉求都会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另外，荣誉也会塑造利益——行为体的利益目标以及获得利益的方式，都会受到荣誉感的影响。他的这一观点好比打开一扇大门，人们由此开始关注政治行为背后的深厚文化背景。
对于那些细心读者而言，修昔底德的上述观点不足为奇。尽管他也认为，战争可能源自体系压力，但是他也极度强调从第一层次以及第二层次变量中去寻找对于战争爆发的解释。——难以想象修昔底德会对这些层次的变量视而不见。在《战争》一书中，政权类型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在众多案例之中，斯巴达的盟友加入新成立的（提洛）联盟的两面下注之举，算是一个温和的例子，“认为拉刻代蒙（斯巴达）的政体比起阿尔戈斯的民众政体，更投合他们自己的寡头政体”（5.31.6）。雅典的民主政体也是斯巴达人最终对于《尼西亚斯和约》不抱幻想的根源，因为“和约订立时正好在位的检察官结束任期，他们的继任者中有些人实际反对（该）和约”（5.31.1）。
相比那些非民主政体，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体行事能够有所区别，尽管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除了政权类型）还有许多线索贯穿其记叙之中，这些共同线索表达了他的一种担忧：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受到极富煽动力的野心家的阴谋诡计的影响，从而被僭越。这种论调放在今日读起来不免让人有些沮丧，但是这种观点更具普遍意义：领导力、民主政体以及民主实践同等重要——（修昔底德）并未对此展开详细描述，而是直接解释（如果不重视这些问题）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修昔底德通过一段记述（2.65.22-13）同时达到上述目的，正如杰弗里·鲁斯腾（Jeffery Rusten）所认为的一样，修昔底德“似乎将雅典的失败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那便是伯里克利的去世让雅典变得开始缺乏一致性”Jeffrey S.Rusten， ed.，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12.。要理解修昔底德关于权力均衡打破结果的见解，我们就必须领会他对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公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详尽描述的用意，对于两个城邦之间差异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战争》的中心主题。 《战争》一书还强调了不确定性和意外事件在解释战争结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且以此教化众人。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区别的讨论正日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许多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不断涌现，可参见：Stephen C.Nelson and Peter J.Katzenstein， “Uncertainty， Risk，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2， 2014， pp.361-92; Jonathan Kirshner， “The Economic Sins of Modern IR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 Realist Alternative，” World Politics， Vol.67， No.1， 2015， pp.155-83。如果想要了解为何需要进行这种区分，可参见： Frank H.Knight，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48， No.1， 1940， pp.1-32。修昔底德通过大量篇幅向我们展示这些特殊情况如何不期而至。在许多时候，对于关键问题的投票结果常常十分接近——并且时不时地发生反转（这意味着两种结果貌似都说得过去）——并且关键战役的胜负常常并不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的精确调整，而是取决于不可预期的机遇和运气的干预——这里的一场地震，那里的一场风暴，或者一次意外的绕道，事实证明这些影响都是决定性的。这些因素都在有关密提勒涅命运的两次投票当中得到体现。尽管双方票数十分接近，但是其中第二次的投票结果彻底推翻了人们先前作出的无情决定;修昔底德接下来的描述更是让人觉得惊心动魄，只见第二艘雅典战舰“火速出发”（3.49.2），“在这紧要关头”甚至包括决定开战的最初决定——援助科西拉——主战派也是以极小优势胜出的，在两次会议的过程当中，人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在第一次大会上，他们较为倾向科林斯人的发言，第二天，他们改变了主意，倾向了科西拉人。”（1.44.1）最终赶上第一艘肩负“可怕使命”（3.49.4）的战舰。阿希达穆斯二世（Archidamus），这位被修昔底德称赞 “温和而睿智”的斯巴达国王建议不要与雅典仓促开战，并告诫“关于战争的一切难以预料” （1.72.2，2.11.4）。他的这句谚语将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一再应验。
最后，修昔底德还不忘总结两条历史教训——或者说是比教训更为严肃的警告——他告诫后世不要忘记文明的脆弱性和人们的妄自尊大所带来的危险。如果只能从《战争》中选出两点最为可取之处，那么牢记上述两则教训最为重要。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修昔底德撰写《战争》的最大初衷所在，让《战争》一书“成为永远的财富”（1.22.4）。修昔底德对于脆弱的文明秩序充满忧虑，这点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对于那些瘟疫肆虐雅典后的可怕结果的震惊和反思。瘟疫之后是暴动，“雅典人目无法纪，过去他们偷偷摸摸做的、不能恣意而为的事情，现在敢大胆做了”（2.53.1）。同样，在科西拉革命期间，人们不断“屠戮那些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仇敌的人”（3.4.5），而且“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都出现了。凡在（过去）这种时候发生的种种事情，现在都有过之而不及”（3.4.5）。正如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的令人信服的观点：“在修昔底德看来，《战争》这一部分对于后世学子的警示作用，如何强调也不为过。”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78. 還可参见：Jeffrey S.Rusten，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 Ⅱ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91;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53。修昔底德还描述了一些雅典暴民政治下的悲惨事件，包括刑讯逼供——嫌疑人被围捕并被投入监狱，其中一名狱友奉劝其同伴“因为对他来说，在得到豁免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所为比矢口否认然后受审更为具有安全保障”（6.60.4）。随后，凭借他的供词，这个囚犯的确保证了他自己的自由，但却导致了另一场大规模处决，尽管“那些遭受惩处的人有没有被冤枉，说不清楚”（6.60.5）。
接下来登场的是所有教训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修昔底德曾在《战争》中清晰地解释，正如伯里克利所担心的那样，并非敌人利用权谋战胜雅典，而是雅典人的狂妄自大葬送了自己，这种自大表现为某种过度野心。雅典的陨落并非因为对手过于强大，而是因为认为自己足够强大。由于过分沉溺于雅典足够伟大这一看法，雅典无法认识自身实力的边界。在《战争》一书的两处关键历史节点上，修昔底德明白无误地强调了他的这一观点。第一次发生在战争的第7年，斯巴达人在皮洛斯（Pylos）惨遭失败并向雅典提出休战，在斯巴达人看来，“（开出的条件）在对你们（雅典）有利的同时，在目前的灾难中，也尽可能照顾我们的颜面”（4.17.1）。斯巴达人力劝雅典珍惜他们的好运，因为这并非最终胜利，希望他们能够见好就收——因为制衡并未打破，如果承认斯巴达人的确遭受重大失利的话。“明智的人提防着未来的祸福反复，从而保住自己所获得的东西。”（4.18.3）不幸的是，修昔底德如是说，“然而，雅典人……贪图更多的利益”（4.21.2），并且拒绝了（斯巴达人的）和谈条件——尽管很快就“后悔没有接受对方的议和建议”（4.27.2）。他们一而再地重复这种错误。皮洛斯事件后的谈判形势再次有利于雅典一方，斯巴达派出使者前去谈判，但雅典人“总提过高的要求，所以尽管使节一批一批地来，雅典人都让他们空手而归”（4.41.4）。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可参见：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by Philip Tho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pp.172-76， 322， 327;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29-230. 当然，（雅典人）在皮洛斯所表现出的贪婪只是修昔底德记载的后续重要事件——雅典作出征服西西里的灾难性决定——的某种预演。雅典人“急切对之（西西里）用兵……统治全岛是真正的动因”（6.6.1）。尼西亚斯（Nicias）——很难想象修昔底德不会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在公开辩论中极力反对这种野心，并且郑重警告：“你们放着这儿众多敌人不顾，却一心一意航行到那儿，将新的敌人引到这来。”（6.10.1）他告诫众人，雅典“不要原来的地盘还不稳当，又冒险把手伸向新地盘”（6.10.5）。尼西亚斯不仅（正确地）视斯巴达为雅典的心腹大患，而且更加明智地注意到了西西里人，“即使我们征服成功，也很难统治，因为该岛距离遥远，而且人口众多”（6.11.1）。他接着奉劝雅典人民放弃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6.13.1）。读者也许“可以很快意识到修昔底德对于尼西亚斯观点的肯定”。Hans-Peter Stahl， “Speeches and the Course of Events in Books Six and Seven of Thucydides，” in Jeffrey S.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46 （quote）， p.352. 也可参见：John H.Finley Jr.， 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47.当然，他的建议被人们抛之脑后，雅典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他们（雅典）在各个战场上都一败涂地，他们吃的苦遭的罪没有一样是最小的——就像人们说的：全军覆没——陆军、海军，一切灰飞烟灭，只有极少数人重返家乡，西西里的事件就是这些。”（7.87.1）
二、 最新研究进展
考虑到修昔底德思想之博大精深，也许人们还得借助《牛津研究手册——修昔底德卷》（以下简称《手册》）才能对其一探究竟。翻开《手册》一书，在其装帧精良的封皮之后，40多篇最新相关文献跃然纸上，这些文献出自业内专家之手。该书主编（同时也是该册书目的主要文章作者）赖安·巴洛特（Ryan K.Balot）、薩拉·福斯代克（Sara Forsdyke）以及伊迪斯·福斯特（Edith Foster）均系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古典学家，如今他们分别执教于多伦多（Toronto）、密歇根（Michigan）以及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大学。
国际关系学者理当明确研究（修昔底德作品的）学科目的之所在。修昔底德受到众多不同领域学者的青睐，这全归功于前人对其《战争》研究所做出的诸多努力，许多知识分子从中深受启发。当然，不是所有研究都是值得国际关系学界高度关注的。最典型的例子来自那些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典学家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何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激烈讨论，凭借他们值得称赞的谨慎去考证那些修昔底德的记载是否准确。探索这些有趣争论的来龙去脉极富魅力，所以我们必须谨记究竟哪些问题值得（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努力）物有所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认真研究修昔底德——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还算说得过去的基本假定：修昔底德的思想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当他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我们必须相信他也努力还原最客观的历史事实。这意味着，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即使他对某些事实的记载存在纰漏，也无论其对战争起源和历史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读者对这些问题不必过于吹毛求疵。因为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对于某场古代战争事无巨细的考察，而是努力从中发现修昔底德所说的智慧之见。想想那些在一战爆发百年之际出版的大量书籍，其中大部分都出自造诣精深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整理事实、提出论点，每种观点都受到其他观点的质疑。哪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目前来看，这场讨论仍旧没有定论。相比之下，修昔底德对其关注的战争的描述仍然仅仅停留在告诉我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假设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录多达十种版本，并且每个版本的作者都已作出真诚的努力，客观地提出证据，那么修昔底德的论点和解释无疑会受到质疑——他的确犯了错误，而且他也确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用介入这些辩论;此外，梳理《战争》中的各种事实错误和遗漏不会影响修昔底德想要说明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他所希望的，我们能从他对战争的叙述中吸取教训。
幸运的是，《手册》能为读者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诸多帮助。该书的第一部分、经典中的经典“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as Historian）适合作为所有国际政治学子的必读材料。本书的合著者福斯代克撰写了该书第一章节，该部分回顾了修昔底德在收集史料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并且说明了他是如何通过选择性的叙述方式来“塑造和呈现他的作品”的，从而“引导读者接受他所描绘的历史版本”关于这种文本选择的话语权力的最新研究，可参见：Ronald R.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这为本书树立了极高标准。这一主题也在皮特·亨特（Peter Hunt）的文章当中有所体现，他的作品集中关注了战争的第一个十年。亨特对于修昔底德记载的准确性颇有考究（并且他还提出了许多可靠证据，例如残存的碑文记载，其中内容与修昔底德的描述大体一致），但是他也同样认为对于史料应该有所取舍，例如通过删减某些（次要）史料的方式来使读者更加聚焦于某些（重要）史料，这点十分重要。同样，丽莎·克莱特（Lisa Kallet）在其评论《五十年记》（Pentecontaetia）的文章中认为，质疑这段时间的历史记载——仅仅因为作者对其内容删减过多——意义不大。修昔底德本意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关于这段数十年光景的综合性考察，而是试图给出一个能够支撑他的因果推论的论据，即雅典实力增长的案例。正如前文和第57页脚注②所指出的，这里应该再次强调，修昔底德的确强调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但他并没像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那样接受“因果性”。 顺着这条思路，丽萨·卡莱特（Lisa Kallet）提出，尽管雅典和科林斯曾经形成过紧密同盟，但是在公元前460年之后，双方的同盟关系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在她看来，联盟间的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脆弱性乃是国际政治中的平常之事。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也在钦奇亚·贝阿尔佐特（Cinzia Bearzot）所撰写的章节当中有所体现，众多城邦在大战之间（所谓的“《尼西亚斯和约》时期”是指大国激烈对抗间歇的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的权谋斗争是其研究中心所在。除此之外，《手册》的这个部分还收录了艾米莉·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有关西西里远征的精彩文章。格林伍德清晰展示了修昔底德对于运气以及意外等因素的强调——修昔底德认为大量历史事件完全可能（因为偶然因素）发生反转的暗示性叙述贯穿全书——并且也对其在西西里远征问题上的立场表示理解：避免那些“巨大灾难”的“首要”方法就是“不去侵略”。
在第二部分“修昔底德式的历史编纂学”（Thucydidean historiography）中，编者收录了许多观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他们来自W·罗伯特·康诺（W.Robert Connor）、汉特 R·罗林斯三世（Hunter R.Rawlings Ⅲ）以及杰弗里·鲁斯腾。康诺在其撰写的“修昔底德笔下的压迫、扩张和重现”（Compression，Expansion，and Vividness in Thucydides）部分中重新回顾了话语权力这一主题，认为修昔底德通过取舍史料的方式来有力地完成其（垂训）使命。例如，康诺注意到，“正是因为米洛斯（Melos）的战略意义不大，所以必须从其他方面去找寻（修昔底德）对其关注的真正原因”。与书中的其他几位作者一样，康诺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某种程度上，修昔底德详细记载了许多发生在不大重要的事件当中的战争暴行，如色雷斯人在密卡勒索斯（Thracians at Mycalessus）色雷斯人“涌进了密卡勒索斯，洗劫房屋和神庙，屠杀居民。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遇到一个杀一个，还有妇孺，甚至牲口和其他活物，看见就杀”（7.29.4）。“到处一片混乱，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他们冲进一所孩童的学校——当地最大的一所，孩子们刚刚进去——将所有人砍倒在地。”（7.29.5）——“一个毫无战略价值的村庄”的烧杀劫掠行为。或者这里，或者书的其他部分，修昔底德放慢叙事节奏，并且插入这些故事片段。通过这种方式，他向读者清晰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文明的脆弱土壤是何等容易遭受战争的肆意践踏。
第三部分 “修昔底德与政治理论”（Thucydides and Political Theory）试图全方位地捕捉那些政治学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并且这一部分文章大多针对这些学者关注的问题直接展开对话。阿琳 W·萨克森豪斯（Arlene W.Saxonhouse）注意到了修昔底德对于国际关系中经典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帝国扩张（或者更为一般的说法，即大国影响力和野心）的优化管理问题。然而，帝国究竟扩张到什么程度才算“最优”，这点难以明确。因为权力及其影响的边界总在不断向前延伸，新的威胁和机遇也总在不断出现。《战争》一再表明，国际政治的诸多问题从未解决，它们只是不断通过新的形式再现（recast）。正如萨克森豪斯所描述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欲望无穷无尽，从未从中解脱出来。”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因为支持西西里远征而饱受后世口诛笔伐，他为读者展示了萨克森豪斯所描述的这种未得解脱之人的最为幼稚（并且最后也是最为悲情）的论调：“我们不能（像管理家事一样）控制我们的霸权范围，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保住现有的属邦，还必须谋划扩展其范围。因为我们停止统治别人，我们就有被统治的危险。”（6.18.3）
《手册》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还清晰阐述了修昔底德思想的某些基本原则。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和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提醒读者关注贯穿《战争》全书的城邦公民性格这一主题，并且认为这种不同城邦公民间的（性格）差异将会“影响人们认识和追求利益的方式”科林斯人详细地说明了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公民性格的差异（1.69-1.71），修昔底德使用一种强有力的口吻表达了这种观点，似乎“因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 （8.96.5）解释了整个事件的走向。修昔底德也认为叙拉古人（Syracusans）的成功源自“他们的性格最像雅典人，也最擅长于对雅典人作战”（8.96.5）。。维多利亚·沃尔（Victoria Wohl）则强调情绪——尤其是恐惧和狂热这两种情绪——对文字记载中的那些决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玛丽·尼科尔森（Mary Nichols）则评论了修昔底德强调领导以及领导力重要性的观点。
《手册》的最后部分有点类似“（修昔底德史学的）背景与古代接受史”（Contexts and Ancient Reception）这一宽泛主题下的文献集锦;对于国际关系的核心关切而言，这一部分的文章尽管有些离题，但是浅显易懂。其中一个有趣的章节相互指涉（cross-reference）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在古代舞台作品中的对应形象＼[阿里斯托芬尼（Aristophanes）显然借鉴了修昔底德对于阴谋家克勒翁（Cleon）＼]的极其负面的评价）。托比亚斯·约霍（Tobias Joho）阐述了一些他感兴趣的主题，包括修昔底德对于无端暴力的关注，意外事件和机遇在塑造结果中所起的强大作用，以及他对 “放慢故事节奏”这一叙事技巧（narrative deceleration）的熟练使用，通过这些详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修昔底德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历史当中。
三、 误读修昔底德
数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反复推敲修昔底德的作品，试图从中汲取学养，并且将其纳入国际政治研究的讨论议程。这种努力完全可以理解，几十年来，众多学者沿着这条研究路径不断前进，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研究典范。关于上述问题的经典文献可参见：Michael W.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W.Norton， 1997）， chap.1， “Complex Realism： Thucydides”;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3， “Thucydides and War”; Paul A.Rahe， “Thucydides' Critique of Realpolitik，”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2， 1995， pp.105-141; Mark V.Kauppi， “Thucydides： Character and Capabilities，”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2， 1995， pp.142-168.其他值得注意的文献包括：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1， 1989， pp.3-27; Laurie M.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1994， pp.131-153; Steven Forde， “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Thucydides， Machiavelli，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9， No.2， 1995， pp.141-160; David Boucher， Polit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ucydid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7-86; David Welch，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3， July， 2003， pp.301-319; William Desmond， “Lessons of Fear： A Reading of Thucydide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101， No.4， 2006， pp.359-379.然而，格拉漢姆·艾利森的《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以下简称《注定》）难以位列其中。该书试图提醒如今处于紧张关系中的中美两国吸取历史教训，然而，该书观点缺乏考证，结论肤浅，分析草率，内容重复。在《注定》一书第37页，读者将会第5次看见关于这种（实力）上升/恐惧机制的描述。全书大量照搬前人结论＼[某本李光耀（Lee Kuan Yew）的访谈录Graham Allison and Robert D.Blackwell with Ali Wyne，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并且常常仰仗名人权威（name-dropping）对其观点进行佐证（例如亨利·基辛格在书中出现多达30余次，这位美国外交方面的泰斗级人物的权威不言而喻）。 尽管《注定》一书希望有所开创， 但是全书存在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对于修昔底德的思想把握不准，二是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和教训理解不足。《注定》一书正是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强烈警惕的那类书籍的典型代表。该书“流露出了某种学术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态度：一种对于历史价值的下意识轻蔑，一种对于历史复杂性和微妙性的漠视，一种对于史料考证以及合理使用问题的思考缺失;学者未经查省地假定那些看似合理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可以（不加思考地）恣意使用，持该种史观的学者堪比进入考古遗址中的强盗，他们对于历史背景及其深层含义毫不关心，仅仅在意如何顺走那些触手可得并且能够立刻变现的历史文物”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148.。
艾利森恰恰落入了這种“施罗德陷阱”（Schroeder Trap），在他看来，“中美两国极有可能爆发战争——双方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避免这一结果”，这正“印证了”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VII）译者注：在本文中，原作者使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引用相关书籍中对应片段所在的页码。：雅典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斯巴达人的恐惧。这一结论让人感到诸多不安。首先，这种类比过于生硬（awkwardness in the analogy）：如果非得加以比较，那么美国似乎应该更像雅典，中国则应该更像斯巴达，考虑到修昔底德对于城邦公民性格重要性的强调。尽管艾利森的类比所可能引申出的奇怪结论绝非小事，但是相比这一问题，《注定》一书在错误借鉴修昔底德观点方面所导致的问题似乎更加影响深远。这些问题不仅源于该书对于修昔底德记载的不当使用（该书断章取义，试图强行论证某些与《战争》一书记载毫不相关的结论），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注定》一书还在反复不断地错误理解修昔底德的相关观点——这才是本书根本性的错误，并且这一错误影响巨大。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大量常识性错误，例如艾利森声称修昔底德“没有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天（XV）。这和修昔底德本人的回忆自相矛盾：“我以届见识成熟之年，从头到尾度过了这场战争，并留意关注。”（5.26.5）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结束的想法影响了他在文章编排和材料取舍方面作出的选择。Jeffrey S.Rusten， “Thucydides and His Readers，” in Jeffrey S.Rusten ed.，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 Thomas Hobbes， “The English Works， Vol.8，”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London： John Born， 1843）， p.xvi; Kurt A.Raaflaub， “Thucydides Concept of ‘Learning through History’，” Antonis Tsakmakis and Melina Tamiolaki， eds.， Thucydide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Berlin： De Gruyter， 2012）， p.9.
众所周知，《战争》一书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在接近战争尾声的前几年就突然中断了，考虑到这个因素，上述错误也许可以原谅——若非它只是众多错误的冰山一角的话。要知道另一个错误才是该书的核心问题所在，艾利森“明白无误地”进行了某种错误类比。《注定》一书执意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绘成一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悲剧性事件（并且认为中美两国极有可能重蹈覆辙）。艾利森在书中指出，“双方反复尝试避免这一结果”（30），并且“在阻止冲突方面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40）;他还声称伯里克利并不希望发动战争，但是最终“只能在民众的压力之下，被迫制定作战计划”（37）。
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双方并未竭尽所能地争取和平。比如伯里克利就是一位强硬主战派，他拒绝妥协，也反对有关和谈的提议，他召集民众并向他们慷慨陈词，他的主要观点就是：“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144.3）与此同时，民众也难以动摇伯里克利的信念——在各方代表参与的公开辩论中，修昔底德如是记录了那些反对者的言行：那些民众最终还是选择同意开战，因为“他们认为他（伯里克利）的建议是最好的”（1.145.1）。关于伯里克利主张开战的观点以及他说服民众有关战争必要性的努力，可参见：Mark Fisher and Kinch Hoekstra， “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Necessit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73; Mary P.Nichols， “Leaders and Leadership in Thucydides' Histor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61.斯巴达人也并不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相反，他们拒绝了将之提交仲裁的建议＼[尽管这是一种与“三十年和约”规定相一致的（冲突）解决方式，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开战＼]。随后他们开始后悔这样做，并且明确承认了这一错误。修昔底德如是记载，虽然《尼西亚斯和约》业已签订，但是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这次，斯巴达人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如说是他们（斯巴达）违反和约”（7.18.2）， 这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尽管以前的和约有规定，如果双方愿意提交仲裁，就不能动武，雅典人提出仲裁，他们不听”（7.18.2）。关于斯巴达人对于他们过失的承认，可参见：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74; Jeremy Mynott，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62。同样反对这种“（雅典）力图避免战争”的观点的，还有丽萨·卡莱特认为，修昔底德关于战争“真正原因”的观点与当时的“大众观点”相左，当时人们认为这场战争要么是源于“伯里克利的好战个性”，要么是源于斯巴达人的不妥协，参见：”The Pentecontaetia，”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4。 艾利森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诸多看法皆有偏差。典型的问题出现在艾利森有关战争起源描述的段落部分，根据他的观点：“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雅典认为她的崛起是善意的（benign）。”反观伯里克利的观点，他向同胞呼吁：“因为今日你们拥有的帝国已像僭主之治，取得她也许是不正义的，放弃她肯定是危险的。”（2.63.2）还有，艾利森把斯巴达对雅典挑战作出的反应描述为“不安和恐惧，并且决心捍卫现状”。但实际上，面对雅典力量的崛起，斯巴达人始终反应迟钝，只有在面对科林斯那样愤怒的盟友——抱怨斯巴達人不作为的时候——才会唤起他们（谨慎的）行动——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斯巴达的领导层也出现分歧。艾利森认为，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最终会危及斯巴达的霸权”（33），但鉴于斯巴达与强大的阿尔戈斯人的长期竞争，斯巴达究竟是否在伯罗奔尼撒地区内部享有“霸权”，这点根本就不清楚，请参见：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38。并且艾利森也错误地描述了雅典当初支持科西拉的决定的本质，他所说的“带有妥协性质的解决方案”或者“小型的、象征性舰队”（35）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是细致入微的战略谋划的结果，该战略旨在表现其对科西拉达成防御性联盟的支持。此外，雅典船只的出现也对这次冲突的结果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众多使得科林斯人怨恨雅典的事件之一，也是他们急于唤醒斯巴达人的原因之一）。其中一处重大错误是其声称，“《战争》用其600多页篇幅向我们展示了（大国）历经劫难，最终走向战争”（29）的整个过程的惊人细节。这种错误论调令人相当震惊，因为书中提及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和细节都是开战之后发生的故事。《注定》一书的作者在一次未公开的反思中谨慎地承认了这一问题，其终稿的最后一批审稿者注意到了这个惊人的问题，并在出版前的最后一刻补充了这样一条尾注：“《战争》的卷一分析通往战争之路。其余七卷则记载战争本身。” 除此之外，本书存在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来自（但并非完全来自）作者不当使用修昔底德观点分析当下所产生的谬误（presentist fallacy），这一问题严重削弱了作者观点的根基。纵观《注定》全书，其开篇类比即让人感到颇为不妙，作者试图将一战与冷战进行比较分析，并且警告美苏两国极有可能因为古巴导弹危机而陷入战争风险，尽管这并非两国本意。这种类比的确类似《八月炮火》（Guns of August）中的某些故事情节的现代翻版，并且显得合乎情理。试想中美两国同时卷入一场利益攸关的国际危机，并且两国精英管控不力，再加上国内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的推波助澜，其结果极有可能是场面失控，从而导致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毁灭性战争的发生。然而《注定》一书中的这一类比并不成立，雅典和斯巴达绝不是毫无意识的梦游之人（sleepwalker），他们能够认识即将到来的冲突的性质。正如阿瑟 M·埃克斯坦（Arthur M.A Eckstein）为《手册》所撰写的章节中叙述的那样，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一种普通、正常和具有合法性的行为过程。Arthur M.Eckstein， “Thucydid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Anarch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98-99， 502.在进步的现代社会，人们会以更为慎重的态度和更为强烈的情感来对待冲突所能造成的巨大代价（以及机会成本丧失），而且将赤裸裸的侵略作为解决争端的合适方法（在现代社会）也是完全不可理解和接受的。这并不是说战争不可能发生，也不是说行为者一定会避免违反普遍公认的准则的行为。然而，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并且作出区分也是十分重要的。
修昔底德，这位（雅典）主战派领袖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没有将雅典的悲剧归结于伯里克利的开战决定（并且，尽管诉诸武力这一观点在现代社会颇为敏感，但是将这一现代规范标准套用到这位古代将领身上也是十分不妥的），而是将其归结于（雅典人的）狂妄自大。悲剧不是源自战争爆发，而是源于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离开历史舞台之后）放弃了他的英明战略。雅典人确实成了某种可怕陷阱的牺牲品，它的危险程度在今天丝毫没有减少，但它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某种“傲慢陷阱”（trap of hubris）。雅典曾经两次“想要更多”，并且招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为重要的教训。
四、 反思战争起源
试图深入理解这场战争起源的读者——以及试图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的人们——不妨一读埃里克·罗宾逊（Eric W.Robinson）为《手册》撰写的精彩章节“修昔底德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和原因”（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或者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看看《修昔底德论战争的爆发原因：公民性格和竞争》（简称《爆发》），这本著作来自S.N.杰夫，他是一名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目前执教于约翰·卡伯特大学（John Carbot University）。
杰夫亦是《手册》一书的主要作者。他所撰写的章节主要强调政权类型以及国内政治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修昔底德有关战争加剧社会紧张关系（可能导致暴政的出现）的观点;并且他还发现，修昔底德对于聪慧谨慎型的领袖有着特殊偏爱。在《爆发》一书中，杰夫全面解读了《战争》首卷全文，细致考察了修昔底德的政治思想。通过仔细研究修昔底德有关这场战争起因的详细说明，杰夫从中获得启示。 正如杰夫在《爆发》一书中所反复强调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城邦公民性格上的差异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1）在杰夫看来，尽管人们对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引发战争）”是修昔底德《战争》一书的基本观点这一看法毫无异议，但是“我们决不能完全孤立地理解他的这一至理名言”。恰恰相反，读者应该顺着这条思路出发，结合“这部人类首部史书”的历史背景来理解修昔底德的核心观点。（5）不仅如此，《爆发》一书还参与了有关战争责任的持续讨论;尽管杰夫注意到了伯里克利（推动开战）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雅典开战的明确必要性”（19）的阐述，但其结论仍然保持冷静客观。
杰夫的这种观点最为清晰地体现在了该书前面两个章节。“显而易见的争论”（Manifest Quarrel）一章清晰地阐释了其中道理：由于某些城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整个地区的势力均衡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加剧了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杰夫的观点同样表明，尽管修昔底德客观阐述了上述历史脉络，但他还是试图引导读者接受他的结论：除了帮助科西拉，雅典别无选择。在此基础之上，杰夫进一步阐明了雅典战略的精妙之处：尽管防御同盟“对于科林斯人纯属挑衅”，但是“通过巧妙安排，联盟仍可避免与斯巴达直接对抗”（52）。正如修昔底德详细描述的那样，由于这一事件（联盟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冲突，科林斯人对于雅典的愤怒与日俱增，同时他们也对斯巴达人的消极态度感到沮丧。在“斯巴达大会”（The Spartan Congress）这一章中，杰夫回顾了4场分别来自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首领阿希达穆斯二世和斯忒涅拉伊达斯（Sthenelaidas）的精彩演讲。这场大会成为迈向战争的关键性节点事件，学界普遍将其视为理解杰夫有关“城邦公民性格”（对于开战影响）论断的经典案例。基于上述原因，杰夫在其书中对此多有着墨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可参见：Ellen G.Millender， “Sparta and the Crisis of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in Thucydides' Histor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修昔底德通过在斯巴达大会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会议上发表的4次演讲，探讨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性格的差异，由此说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冲突。”（81）（不仅如此，杰夫同样精心考察了修昔底德有关政治紧迫性以及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对于战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们对于解释战争结果具有重要作用。杰夫首先强调，正如斯巴达人不能失去盟友科林斯人（在这点上他们受到了威胁）一样，雅典同样不能容忍科西拉的海军舰队任由敌人摆布。当然他也认为，凭此认定所有案例“不大可能（出现变数）”显得过于草率，因为决定上述结果的（支持和反对）投票结果如此接近，以至于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
《爆发》随后几章继续追踪研究了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并且延续了之前对于鲜明城邦性格差异及其影响这一话题的讨论。沿着这个思路，杰夫提出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困惑。例如，尽管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的（而且具有浓厚的修昔底德风格）演说如此精彩，但是为何无法赢得大众支持？除此之外，他还察觉出了《战争》一书中的某个自相矛盾之处（虽然他对于伯里克利的研究并非无可挑剔）：伯里克利本人颇具定力，并且始终坚持立足防御甚至略显保守的军事策略（修昔底德赞同这一策略），这和雅典城邦的公民性格大有不同（un-Athenian）。上述问题如此复杂而又令人着迷，这也正是《战争》值得反复研读的原因之一。
纵观全书，尽管杰夫在任何时候都未远离他的核心论调，即“归根结底，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归属于两个公民性格截然不同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较量”（159），但是他仍不时地加入古典学家关于战争起源的激烈讨论（包括对于修昔底德某些观点的争论）。正如前文所述，修昔底德的历史记载是否准确无误并非国际关系学者的核心关切所在，但是了解这些争论颇有必要，因为这对研究这场战争颇有帮助。再次说明，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修昔底德的观点和论述才是最重要的，读者无需纠缠于关于这场古代冲突的旁枝末节或那些与他持不同立场的观点。例如，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权力的变化轨迹，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修昔底德相信它在上升，并且将其视作战争的根本原因。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他的学术作品常常挑战修昔底德（对于诸多事件看法）的传统权威——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一书中对修昔底德的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雅典才是这场冲突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雅典的实力增长，而是在于雅典在诸多城邦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在卡根看来，雅典诸多做法纯属自寻烦恼，这些做法最终“促成斯巴达人中的主战派得势”。由于受到科林斯人以及其他受到雅典侵略的盟友的影响，一度反应迟钝的斯巴达人不得不开始积极行动。相比而言，G.E.M 德·圣·克罗瓦（G.E.M de Ste.Croix）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The Origin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bid.， p.269 （quote）， pp.285， 287， 306-307.一书中的观点与卡根截然相反。通过全面批判卡根研究中的不足，克罗瓦提出了反对卡根有关“雅典才是进攻方”的这一论点的诸多论据，并且“毫无疑问地认为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才是真正的进攻者”。尽管对于一些细枝末节问题双方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双方共同强调科林斯人对于战争爆发起到的作用。G.E.M 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65 （quote）， pp.67-68， 70， 101， 290.科林斯人似乎對战争的起源至关重要，正如汉斯·凡·威斯（Hans Van Wees）在《手册》中的文章《修昔底德论希腊早期历史》（Thucydides on Early Greek History）所写的那样：“公元前460年，雅典的主要敌人是科林斯，而不是斯巴达。” 杰夫也在这场辩论之中表明他对克罗瓦观点的赞同，但这都是后话。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绝不能将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起源的丰富观点简化为标题党式的口号文章。
五、 避免“艾利森陷阱”
与杰夫的《爆发》相比，艾利森的《注定》一书对于《战争》第一章的解读大有过分简化之嫌。不幸的是，如前所述，《注定》存在的问题远不止于它对战争起源部分给出的令人不满的答案以及处理方式。这些问题不仅藏得深，而且十分危险。一些思维敏锐的读者和审稿专家质疑笔者为何要回过头来批判艾利森的研究，笔者对此表示理解，但笔者仍保留这一看法，即强调应区分《注定》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点是关于他对修昔底德的解读;第二点是关于他对当代政治活动的影响——这本书在第二个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他们时常谈及“修昔底德陷阱”。该书的抱负在于全面分析那些所谓适用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案例——试图寻找那些崛起国向体系主导国发出挑战的案例。正如该书副标题所述，《注定》一书试图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他类似历史事件的教训，并且将其运用到当下超级大国美国所面临的情境中来。在该书看来，情况极其严峻。历史表明，战争正是这一国际政治现象之后司空见惯的（虽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修昔底德发现的这股可怕力量今后几年内可能有增无减”（IX）。
艾利森在其书中引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仿佛已然发现了一个未被探索的神秘国度。然而，崛起大国融入国际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过程，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献包括：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dward Halle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Macmillan， 1939）; 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8）; Charles F.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No.4， 1980， pp.947-65; Charles A.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T.V.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然而這些文献并未受到《注定》一书的关注。崛起大国往往狂妄自大，面对已有国际体系及其所确立的等级制度的约束，他们感到躁动不安，他们无意抑或难以改善这一状况;守成大国（established powers）试图维持现状，他们常常对于这些崛起者的出格行为保有戒心，最终，他们不愿作出任何让步，因为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这些做法只会进一步地激发那些崛起者的胃口，致使他们提出更多要求。这种情境下的两国冲突极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战争，认识这点并不困难。但是马克·考皮（Mark Kauppi）却在其经典文献中做到了艾利森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关注修昔底德对于众多权力转移理论文献的显著影响的同时——他还注意到，如果这些文献仅仅只从体系层面探讨上述问题，那么它们所提出的观点都是 “理论上说得通但却不完备的观点”。当然（考皮也注意到），这种批评并不适用于修昔底德本人，因为他的分析囊括了包括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在内的所有变量。Mark V.Kauppi， “Thucydides： Character and Capabilities，” Security Studies， Vol.5， No.2， 1995， p.142; 也可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在重复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团队还是列出了16个 “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案例，其中12个案例最终引发战争。然而，这些历史案例的呈现方式不尽如人意。《注定》一书试图从500多年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5个案例，并将它们通通塞进12页的篇幅进行讨论。之后该书做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不幸决定：试图使用30页的篇幅——该书篇幅最长的部分——来回顾“英德竞争”，这也许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最为受到关注的一段竞争故事。该章照搬了这个熟悉的故事并且大量引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亚伦·L·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作品中的内容。尽管如此，《注定》一书却从未驻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类比到底是否合适。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0）; Aaron L.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除此之外，作者使用3页篇幅探讨了二战前的美日关系，其结论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个短小片段正是《注定》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某种缩影。首先，将美日冲突案例作为作者研究的重要依据（referent），其适用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当然，作者在《注定》中提及的德国对英国的挑战还算说得过去（正如现在的中美两国一样）。但是，二战前的美国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相比日本，无论过去还是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令人生畏。除此之外，艾利森还最为令人质疑地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制裁的影响，并将其与雅典对墨伽拉（Megara）的经济制裁（《墨伽拉法令》）相提并论。然而，这种类比毫无道理。在这个案例当中，艾利森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个守成大国对于一个崛起大国所发起的制裁行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墨伽拉法令》是一个崛起大国（雅典）针对一个维持现状大国的附属国家（墨伽拉）所实施的制裁行为。此外，艾利森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经济制裁对美日冲突升级的影响之上，从而忽视了这场太平洋战争背后的政治根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艾利森还称赞了修昔底德对于战争是深层原因而非直接原因的高度关注，但是他对美日冲突根源的错误理解，更是使得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因为这将使得读者对此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他们将难以理解大萧条在导致扩张主义以及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崛起方面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最终使得日本走向通往世界大战之路。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Mark Metzler， Lever of Empire：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Richard J.Smethurst， From Foot Soldier to Finance Minister： Takahashi Korekiyo， Japan's Key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nathan Kirshner， Appeasing Bankers： 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最后，《注定》一书再次从根本上误解了修昔底德的观点。艾利森认为，美国外交官之所以会对日方反应感到震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制裁会对日方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在文中指出：“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艾利森叹息道：如果他们“愿意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来阅读雅典人的《墨伽拉法令》的后果……他们本可以更好地预感到日方的反应”。这种看法完全错误。推荐阅读修昔底德著作的确是个不错的建议，但是学界普遍承认，修昔底德刻意淡化了《墨伽拉法令》的存在意义。正如罗伯特·康诺（Robert Connor）的见解，修昔底德“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法令的相关事件，而是间接地介绍了这一法令”;杰夫在其《爆发》一书中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一观点）提供了必要条件：“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将《墨伽拉法令》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依据。”尽管卡根和克罗瓦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观点一致：修昔底德淡化了这个问题（卡根认为这是一个批评修昔底德看法的绝佳机会;克罗瓦也是如此，他认为将法令的作用边缘化的选择是恰当的，因为它的确不是那么重要）。W.Robert Connor， “Scale Matters： Compression， Expansion， and Vividness in Thucydides，”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15; S.N.Jaffe， Thucydides on the Outbreak of War： Character and Cont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8;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51， 267， 269， 374; G.E.M 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13-14， 251-52， 256.也可参见：Eric W.Robinson， “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and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19。总的来说，修昔底德倾向于淡化经济因素（对于战争爆发）的作用，可参见：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trans.by Philip Thod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1947＼]）， pp.72-73.麗萨·卡莱特-马克斯反对过去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她在其作品中试图深入探讨有关财政实力与战争之间的潜在联系，认为财政力量对于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她也明确地承认修昔底德刻意淡化《墨伽拉法令》这一学界普遍共识，参见：Lisa Kallet-Marx， Money， Expense 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1-5， 24; Lisa Kallet-Marx， Money and the Corrosion of Power in Thucydides： The Sicilian Expedition and Its Afterma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艾利森对类似美日冲突这样著名案例的处理方式令人如此怀疑，以至于人们对其结论有效性的信心大打折扣。人们难免对于书中提及的那些历史更为久远的案例的意义提出疑问。人们感到困惑，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把握地依托这些过去经验，并且从中得出适用于现代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结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抽象概括出一些经验观点的雄心可以理解，然而，他们也必须对于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和方法保持谨慎。那些15世纪、18世纪时期引起欧洲王国战争的因素（大约有一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案例集”中的情况）是否今天也会引发中美之战呢？恐怕艾利森本人也会对此持疑。他也承认，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博弈规则，并且“目前还没有先例”（在《注定》原书第206页，斜体原文处）。它们不会使得武装冲突消失，但是与过去交战双方使用的那些传统武器相比，强大核威慑力量的介入将会使得大国走向战争的因果路径变得有所不同。
《注定》一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试图营造出一种战争将至、中美两国无处可藏的可怕景象。在该书第一章开头部分，作者试图使用一种坚定而又富有感召力的口吻讲述那些美國崛起以及获得大国地位的复杂历程，对于那些淳朴、爱国却又对此缺乏了解的美国同胞而言，这种叙述不失为一剂珍贵补药：这些故事似乎提醒他们，所有崛起中的大国，甚至“我们自己（美国）”都有可能成为世界舞台上令人不可忍受的麻烦制造者，更何况是中国呢？令人遗憾的是，作者随后讨论中国的两个章节毫无新意，作者匆匆抛出两个结论：中国官员聪明能干，而且中央集权制度行之有效。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艾利森首先使用了一种辞藻华丽并且夹带大量个人轶事的记叙方式展开叙述。全书的这一部分满是含糊不清的陈词滥调以及各种笼统说法。在接下来的章节当中，艾利森一如既往地援引了李光耀和基辛格的类似观点以及各种TED大会上的嘉宾演说来论证自己的“真知灼见”。尽管如此，他的结论既显得过度自信，又显得过于武断。艾利森认为，中国的领导层“理性而务实”，这与他们的短视的美国同行不同，他们“深谙事情的轻重缓急”（148）。艾利森援引了一个已不鲜见的比喻，并在书中娓娓道来：当西方将国际政治笨拙地比作国际象棋之时，中国领导人却已是围棋这个更为微妙和深刻的游戏的大师。＼[“如果国际象棋大师可以看出对方五六个棋步，那么围棋大师则能看出对方二三十个棋步。”（149）＼]
第八章“战争从这里开始”（From Here to War）的内容相对令人满意，同时也富有建设性。该章设想了诸多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发生不情愿的战争的情景。即使是在结尾部分，一些段落仍然令人充满疑虑，比如艾利森提到的某些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看来与东京湾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十分类似。尽管作者试图提供一些促使中美两国避免战争的务实建议，然而本书的最后一章通篇皆为一些不言自明的说教之辞，例如“时机至关重要”（119）、“了解中国的意图”（235）;并且还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抬高自己的场面话（condescending claptrap）：“ 即使是经验再丰富的国务院官员，也常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读读孙武（Sun Tzu）的兵书也许是个明智选择” （235-236）。《注定》一书是某种天真幼稚和傲慢态度的惊人结合，该书敦促白宫听取艾利森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们的“务实性的历史宣言”中提出的有关建议，该宣言呼吁建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ors），其重要使命便是“回答有关中国崛起的3个关键问题”（218）。
六、 重读修昔底德
《注定》一书的诸多问题都有一个共同根源，那就是庸俗化地解读修昔底德的观点。他的思想如此广博精妙，难以想象如何将其简化成为车尾贴（bumper sticker）上的各种标语。就像领略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波澜壮阔的普通游客一般，艾利森带回来的只是一些零碎纪念品般的错误类比。这种做法有时候是情有可原的，例如在为本科学习阶段准备的国际关系课程教学大纲当中摘录某些关于战争真正起因的讨论，例如向学生们展示这部巨著当中记载的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的节选（考虑到学生们在空间以及时间上的压力，相信读者可以理解这点）。尽管如此，任何有关修昔底德的严肃作品都不可能直接跳出文本，完全无视那些历史记录（而去孤立地理解某个问题）。然而艾利森就时常忽略这场战争中的诸多细节，然后突然抛出结论，“雅典使节实际上，文中提及的使节是由一位领导雅典军队的将军派出的，当时他们包围了这座城市。深谙现实政治之道”，他（向米洛斯人）警告“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38）。
修昔底德的确对于这些谈判细节津津乐道，甚至引入一种采用全新对话形式的修辞手法展开讨论。修昔底德试图详细记录这段他未直接参与并且当时也未公之于众的秘密谈话。在他看来，这场交锋显得至关重要——他为此暂时放慢了开战以来的主线故事节奏，然后笔锋一转，把焦点转移到了对于这类事情的记载上来。对于后世而言，想要对于这场战争进行深刻解读，就必须认真思考修昔底德做此决定的原因。作为一个毫不起眼并且与世无争的边陲之地，米洛斯的存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无政府状态所可能导致的危害，那么修昔底德详述米洛斯人的遭遇的努力显得有些多此一举——在此之前他已列举为数众多的类似例子，这些弱小政体因为无力抵抗而被消灭，他们难逃被无情征服者蹂躏的命运，并且后世征服者们也会随之效仿。其实人们并非必须通过米洛斯对话的大量详实内幕才能了解被后世称为权力政治的这一概念及其深刻影响。在《战争》第一卷中有关雅典人的对话里，他们为自己行为辩护的理由也将为斯巴达人所借用：“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永远通行的。”（1.76.2）正如杰米·麦诺特（Jeremy Mynott）在他的评论中指出的，这将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7. 修昔底德究竟用意何在，不同学者为此提出了一些互为补充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米洛斯人的命运正是之后故事情节的某种预演，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之间的辩论将决定雅典人的最终命运。正如W·利伯舒尔茨（W.Liebeschuetz）所言：“经历过这场战争最后几年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发生在公元前404年的历史事件。”W.Liebescheu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8， 1968， p.76;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43.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对话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修昔底德遗留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中心论点：战争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教训——骄傲自大所能带来的致命危险。
与战争第4年中有关密提勒涅的辩论相比，米洛斯的对话清晰展示了多年的战争岁月是如何掏空曾经备受尊崇的雅典社会并让其民众变得冷酷无情的。密提勒涅曾是一个颇受器重的强大盟友，在雅典看来，它的背叛的影响极其恶劣，这种行为极有可能成為其他城邦效仿的先例。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弱小城邦，米洛斯的罪行本不至于遭此大难。然而，面对同样的问题，雅典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调整了他们对于密提勒涅的（仍然是惩罚性的）最终决定;但在米洛斯人的问题上面，雅典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野蛮，正如贝阿尔佐特在《手册》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对于雅典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修昔底德）表达出了一种痛苦反思，在这一点上，雅典帝国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了一种对于所有价值观的完全漠视。”Cinzia Bearzot， “Mantinea， Decelea and the Interwar Years，”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55; W.Liebescheu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8， 1968， p.73.对于霍恩布洛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像密提勒涅那样，米洛斯人最终没有逃脱惩罚”，参见：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25， P.74。
最重要的是，正如霍布斯注意到的，有关米洛斯对话的记载完美诠释了修昔底德是如何通过他的叙事技巧垂训后世的，这些技巧绝非喋喋不休的反复说教。霍恩布洛尔认为，修昔底德当然“没有捏造公元前415年前一年所发生的故事，也当然没有捏造西西里远征之前的米洛斯对话中的故事”，但是将这两组事件进行并列并且强调其重要意义，则是他自己的想法。Ibid， p.225.修昔底德完成有关米洛斯覆灭的描述之后，紧接着写道：“同一个冬季，雅典人想再次驶向西西里……如果可能，就征服之。”（6.1.1）正如菲利克斯·马丁·瓦塞曼（Felix Martin Wasserman）所言：“米洛斯对话是由一位作家通过记述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的，记住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可以将其视作西西里远征的序幕，并且对话也让人隐约感觉到了远征行动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西西里战役最后极其悲壮的撤退时刻，雅典人在血迹斑斑的废墟当中绝望地呼喊救世主的名字，他们希冀众神的拯救。最终，雅典毁于一旦，不是毁于敌人之手，而是毁于自己的傲慢自大。Felix Martin Wasserman， “The Melian Dialogue，”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78， 1947， p.30， 35 （quote）; Hunter R.Rawlings Ⅲ， 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45-46; Tobias Joho， “Thucydides， Epic and Tragedy，”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95， 596;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17.正如利伯舒尔茨的观点，在米洛斯，雅典人是“盛气凌人的……自信得有点儿过了头，甚至对众神也开始不再谦卑”。历史难免有些惊人相似之处：“如果雅典人能读到这段，他们定能立刻觉察出一种病态般的狂妄自大，从而认识到接下来要发生的西西里远征以及后续事件的严重性，预料报应终将到来。”参见：W.Liebescheutz，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elian Dialogu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8， 1968， p.76。
罗林斯在其《手册》一书收录的文章当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修昔底德明确把雅典人在西西里的冒险看作他所参与的这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行动，同时也是希腊历史当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政治事件。”Hunter R.Rawlings Ⅲ， “Writing History Implicitly Through Refined Structuring，” in Ryan K.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6.，尽管修昔底德给予了这件事情如此多的关注以及讨论，然而就是这场将雅典人“想要更多”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悲剧历史事件，艾利森却在《注定》一书中对其只字未提。假设真的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个陷阱一定来自大国内部，并且势必对于大国的安全、内部凝聚力甚至文明延续产生重大威胁。雅典人的傲慢自大令其昔日盟友日益不满，并且最终成为（对雅典）充满敌意的附庸（正如米洛斯人所预言的那样）;两次关键时刻，雅典自恃略占上风的实力以及暂时的领先地位，铤而走险。雅典为了自身的安全，最终愚蠢而又不可自拔地踏上了自我毁灭的征程。
艾利森撰写《注定》一书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美两国可能不自觉地陷入巨大的冲突。显然，这是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可怕景象，因为冲突只会带来两败俱伤，并且遗患无穷。艾利森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翻开《战争》、体会其中经验教训的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也许他所需要做的只是用一种更为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修昔底德的观点和建议。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助理 徐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