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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传统文学创作相比，数字化媒介带给文学创作的是一系列的“精神污染”，它使得文学创作中美感消失了、道德与责任消失了、文学信仰也消退了。
关键词：精神污染 数字化媒介 文学信仰
正式提出“精神污染”这一概念的，是一位生态学家——比利时生态学教授P.迪维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他的《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存在着一种“精神污染”。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①迪维诺所说的“精神污染”与我们国家后来谈论的那种作为政治斗争概念的“精神污染”截然不同，他针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文明对于人的健康心态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于人的心灵渠道的堵塞，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感情的腐蚀等。
当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道德领域、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操作和经营。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面临被简化的危险，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数字化媒介既改变着文艺生产的外部环境，同时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系列的“精神污染”。
一、美的消失
当人类有意识的历史实践开始之时，也就开始了他们古老的文学审美。处在远古狩猎时期的民生们，他们依靠打猎获取维持自我生命的食物，当他们日益变得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制出打猎的弹弓的时候，当他们用自己的弹弓捕获到食物的时候，他们在进行着多么伟大的历史实践，而其中对生命力量、生命美好的体验和愉快就化作了这样一首短促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而当历史进入了农耕时期，先民们又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理想融入了这样一首亢奋的歌谣：“土归其宅，水为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文学审美与历史实践就这样结伴而行，留下人类活动的美丽足迹。
当然，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演进，文学审美已经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文学最基本的质点在于它是“语言的想象”。如果说情感性、形象性、虚拟性、象征性是所有审美形式的共同特征的话，那么，文学的存在价值则源自其“语言想象”的特性。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想象”这样的“艺术思维”方式，文学才得以诞生，才能让其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在这里，“语言想象”既是文学的媒介方式也是文学的内在构成。“语言”已不再是一种表达工具的抽象符号，“想象”也不再是一种思维过程的运作方式，它们本身就是实体，都具有实在的内容，诸如情感、思想、题材、主题、人物、事件、环境等，既通过“语言想象”得以提取呈现，又直接成为“语言想象”的在场现实。以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为例，作者在孤寂惆怅的深夜，感慨当时身处大雨瓢泼之无奈境地，勾起对远方亲人的挂念心绪，这些都是借助语言想象进行的，而同时它们也构成了语言想象的本体内容，因此才有了诗中的情景描述：“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而当文学走进数字媒介时，数字媒介对语言的想象特性施加了技术的“祛魅”，数字化的比特叙事所创造的是图文语像汇流的技术文本，在这里，文学很容易由间接形象的“语像”转化为直观的“图像”，昔日的“语言艺术”变成了图文兼容的界面文本，那种通过书页文字解读和经验还原以获得丰富想象的间接性形象，已经让位于图文兼容、音画两全、界面流转的电子快餐。此时，文字的诗性、修辞的审美、句式的巧置、蕴藉的意境等，全被视听直观的强大信息流所淹没，语言文字独有的魅力被技术“祛魅”了。昔日“纸面”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散播所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无情地分割了原有的美与审美，用过剩的符号信息制衡了文字的蕴藉体验。当作品的“界面”流动淹没“纸面”沉淀的思想时，文字写作与阅读时的那种风格品位和诗性魅力便荡然无存了。
二、道德与责任的消失
文学虽然不是道德教科书，但文学又肯定回避不了道德立场，无论描写社会生活还是表现审美情感，都无不蕴涵作者的道德态度，从而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自唐宋起，对于精神、道德修养与做人的关系为许多大家论及，并被理解为一种决定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因素。“道德文章”，是古代学者文人始终倡导的一种精神、追求的一种境界。虽然为历史性决定带有封建伦理道义的色彩，但其所蕴涵的普遍性真理性价值是不可抹杀的。从哲学的意义上看，所有学者所说的“德”，显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善”“好的品行”，而是指一种内在的情操，一种综合的人文素质修养。时代不同，“德”之内涵自然不尽相同，其内涵的扬弃、演变、更新是必然的。然而，“德”作为一种内在的情操、信念、准则，任何时代都是人类所需要具有的，尤其对于为文写作者，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内在的精神情怀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肌质、审美品位。
传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精英书写，追求的是“文以载道”。大凡文学都要有一定的精神高度，注重涵养人的道德家园，给人以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使人性丰满，净化人的灵魂；文学要体现终极关怀，用艺术灵犀展开对精神彼岸自由王国的向往、叩问与追寻，通过求真向善爱美的理想化诉求获得信仰之光；文学还要有现实的民生关注，使自身为社会文明的火炬，以便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心……然而，这些文学功能模式在数字媒介时代日渐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文学行为，它不是救世济民而主要是表现自我，不乞求终极关怀而注重抒发性情，不求崇高宏大只求兴之所至的淋漓表达。就像一网友所说：“只要比李敖更狂傲，比王朔更痞气，比金庸更平庸，我就将在网络里打造天堂！”②可以说数字媒介下的文学功能，开始大范围地由社会性尺度向个人化标准转变，从“寓教于乐”转向了“自娱娱人”。 法国近代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科学与艺术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罪恶，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由于缺少了与微小说发展相适应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以及面市过程中有效的审核机制，一些作品思想、内容不健康，呈现出了道德滑坡的趋势。如网友作品“悟空”系列中的一篇：
沙僧：“二师兄，那个，你还想念高老庄的秀兰么？”八戒看着前面那个扛着金箍棒的背影摇了摇头。悟空：“师父，取完经你随我回花果山吧。”唐僧：“悟空，你以为我们仅仅是去取经么？为师要和如来彻夜探讨佛法。”说着羞红了脸，却不知何时，胯下的白龙马已泪流满面。
这是网友对《西游记》的恶搞，师徒五人（包括白龙马）变成了相互暗恋的“基友”（基友指男同性恋之间的关系）。作者把传统的人物形象赋予了新的时代信息，它所体现出来的是现代年轻人性价值取向的扭曲、传统道德的失落。
由此，我们可看出，数字媒介里的文学行为具有实时、互动、跨境、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特点，又有着匿名交流、孤独狂欢、行为自律的特性。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人们抹去了生活中的各种面纱，消除了现实里的社会角色，尽可以用真实的自我坦露心性而与他人交流，可以用最“无我”的方式实现最“真我”的传达，这是数字媒体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作品“在场”与作者的“不在场”，又将导致创作主体观念的虚位和作者承担感——文学承担、审美承担、道德承担和社会承担的缺席。海德格尔在谈“此在”的时候明确指出：“言谈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纪存在方式”，就是说主体通过语言的表现力可以抵达一种特殊的存在于思的境界。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不说是符合千百年来文学“言谈”之实际的。古往今来的文学创作，正是主体之“在”的生命情感结晶。然而在微小说创作中，由于创作者身份的虚拟和游移不定，许多网络创作在“无我”与“真我”的双重游戏中放弃了主体的艺术生命，回避了不该回避的社会责任。而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表现出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怀，对真理、对理想的追求，给读者以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震撼。而其背后，则是一种文学的情操、良知、自觉。没有一种真正属于文学的情操、良知、自觉，又何以有伟大的文学？
三、文学信仰的消退
人的价值意识可以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态：其初级形态表现为欲望、动机、兴趣、日常情感等日常心理活动形式，它们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相联系，跟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存在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具体，因而常常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价值意识的高级形态是在上述初级形态基础上经过人生感悟而达到的观念的、理性的形态，这主要是指信念、信仰、理想。前者是在心理活动层面上，后者是指理性的观念的意义。两者不属于同一层面，其间的区别不仅是在量上，而且是在质上。信仰是人们关于最高价值的信念，例如对于各种宗教的神灵、对于大自然的造化、对于人的命运、对于某种学说或者主义极度相信和尊重，并且将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行动的准则。“信仰是人生的一盏明灯，这明灯始于人之初，指引着人走向茫茫无涯的人生旅途。”③
人生在世需要有一定的信仰和体现信仰的人生理想，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价值的指向机制和定向机制。不管社会世态如何变化多端，不管现代科技物质文明如何发达，文学对人们的意义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因为它与人的生存形式的不可分割是显在的客观事实，就像婴儿在母胎里与母体不可分割的脐带关系一样。然而，在现代工业化文明的社会中，一方面是高科技和经济物质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生活的便利、享受，另一方面却是相随而来的人的理性工具化、欲望膨胀、对世界的荒诞感等负面东西；人文情怀、人文精神的衰退和失落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有如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所指出的：“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支撑点，理性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漂向遥远的地方，留下的只是绝对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④
数字媒介下文学信仰消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学经典性的隐退。中国文学经典意识的形成始于西汉。汉代的两部著作《释名》《白虎通》对“经”的含义作了自觉的阐释：“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释名·释典艺》）简言之，经典的形成需要外在和内在的条件，内在的条件体现在经典的两个内涵上：“一是它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规律，一是它的意义是被人们所取法。前者即是‘常’的特殊意义，后者即是‘法’的意义。”⑤外在的条件体现在经典需要有摹本的对照，以突出其原本的唯一性和源头性。
显然，在印刷文化时代，经典的这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虽然印刷品的大规模机械复制有可能导致原本和摹本的混淆，但事实上经典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从实物形态来看，大量的孤本和善本经过千百年后还能存留下来，并通过考辨正本去伪；从文化形态来看，很多古代的文学作品已深入人心，已作为某种范式被人们自觉地使用和继承。而到了电子文化时代，由于虚拟和互动技术的出现，传统的文学的经典性受到了挑战，如网络微小说，无论从内在条件还是外在条件来看，它很大程度上构不成文学的经典，因为网络文学不追求事物的普遍意义，它大多是个人的一种感性的、自娱自乐的行为；它也不像传统文学那样以纸质的方式留下了：供体是虚拟的，阅读和操作只能在网上进行，因此网络文学不能以静态的、实物的方式保存下来，它强调的是实时性和交互性；在它那里，没有什么摹本，一切都在瞬间完成，从网上下载后转化的文本已经不是网络文本了。文学经典是基于艺术积累并由特定审美文化命意所标持的价值规范。数字化媒介打造的是大众文化、新民间文学，而不是典雅的精英文化或“纯文学”；数字化写作常常以委地如泥的“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为快乐游戏。经典是由时间的历史累积而成的认同标准，它总是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被历时性地延迟出场，而数字媒介写作却只在当下的空间共享交互的过程。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以科学技术为武器的工业革命对自然的节节胜利，使人类的占有欲极度膨胀，由传统物理学世界观衍生的经济决定论把人对物质财富的拥有看作是拥有幸福的唯一方式，于是，在本来属于精神空间、心理空间的活动领域，也被物质和金钱填充。一些不能够用数学、物理学标定、核算的价值观念，比如友谊、爱情、正直、忠诚、自尊、自信、崇高、优美、操守、信仰，或者以其无用而被抛弃，或者以有用而被金钱收购。人类精神的火炬在物质的滔滔洪水中暗淡下来。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是一面镜子，它逼真地反映出，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现代人对日渐衰微的“精神”和“伦理”已经失去信心。我们无意顽固地与“技术”“市场”“实用”“享乐”为敌，我们担忧的只是“无视于伦理的技术”“遗忘了人性的市场”“抛弃了理想的实用主义”“背离了精神取向的快乐主义”。当一个社会普遍失去了对于生命的同情、失去了对于自然的敬畏、失去了对于生态环境的责任、失去了对于进步与发展的反思、失去了对于现实的超越与憧憬时，那还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灾难”吗？
① [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② 云中君：《网络文学进阶三部曲》，见孙洁、李露璐编：《网络态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③ 荆学民：《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④ [德]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⑤ 郜积意：《经典的批评——西汉文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关键词：精神污染 数字化媒介 文学信仰
正式提出“精神污染”这一概念的，是一位生态学家——比利时生态学教授P.迪维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他的《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存在着一种“精神污染”。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活跃，运输工具越来越迅速，交通越来越频繁；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内。这些情况使人们好像成了被追捕的野兽，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于是高血压患者出现了，而社会心理的紧张则导致人们的不满并引起了强盗行为、自杀和吸毒。①迪维诺所说的“精神污染”与我们国家后来谈论的那种作为政治斗争概念的“精神污染”截然不同，他针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科技文明对于人的健康心态的侵扰，物欲文化对于人的心灵渠道的堵塞，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感情的腐蚀等。
当下，先进的科学技术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渗透到人类个体的道德领域、情绪领域和精神领域，并力图以自己的法则和逻辑对人类的内心精神生活实施严格精确的、整齐划一的操作和经营。当科学技术日趋精密复杂时，人却面临被简化的危险，这又是热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始料不及的。数字化媒介既改变着文艺生产的外部环境，同时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系列的“精神污染”。
一、美的消失
当人类有意识的历史实践开始之时，也就开始了他们古老的文学审美。处在远古狩猎时期的民生们，他们依靠打猎获取维持自我生命的食物，当他们日益变得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制出打猎的弹弓的时候，当他们用自己的弹弓捕获到食物的时候，他们在进行着多么伟大的历史实践，而其中对生命力量、生命美好的体验和愉快就化作了这样一首短促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而当历史进入了农耕时期，先民们又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理想融入了这样一首亢奋的歌谣：“土归其宅，水为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文学审美与历史实践就这样结伴而行，留下人类活动的美丽足迹。
当然，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演进，文学审美已经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形式，文学最基本的质点在于它是“语言的想象”。如果说情感性、形象性、虚拟性、象征性是所有审美形式的共同特征的话，那么，文学的存在价值则源自其“语言想象”的特性。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想象”这样的“艺术思维”方式，文学才得以诞生，才能让其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在这里，“语言想象”既是文学的媒介方式也是文学的内在构成。“语言”已不再是一种表达工具的抽象符号，“想象”也不再是一种思维过程的运作方式，它们本身就是实体，都具有实在的内容，诸如情感、思想、题材、主题、人物、事件、环境等，既通过“语言想象”得以提取呈现，又直接成为“语言想象”的在场现实。以李商隐的《巴山夜雨》为例，作者在孤寂惆怅的深夜，感慨当时身处大雨瓢泼之无奈境地，勾起对远方亲人的挂念心绪，这些都是借助语言想象进行的，而同时它们也构成了语言想象的本体内容，因此才有了诗中的情景描述：“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时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而当文学走进数字媒介时，数字媒介对语言的想象特性施加了技术的“祛魅”，数字化的比特叙事所创造的是图文语像汇流的技术文本，在这里，文学很容易由间接形象的“语像”转化为直观的“图像”，昔日的“语言艺术”变成了图文兼容的界面文本，那种通过书页文字解读和经验还原以获得丰富想象的间接性形象，已经让位于图文兼容、音画两全、界面流转的电子快餐。此时，文字的诗性、修辞的审美、句式的巧置、蕴藉的意境等，全被视听直观的强大信息流所淹没，语言文字独有的魅力被技术“祛魅”了。昔日“纸面”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散播所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无情地分割了原有的美与审美，用过剩的符号信息制衡了文字的蕴藉体验。当作品的“界面”流动淹没“纸面”沉淀的思想时，文字写作与阅读时的那种风格品位和诗性魅力便荡然无存了。
二、道德与责任的消失
文学虽然不是道德教科书，但文学又肯定回避不了道德立场，无论描写社会生活还是表现审美情感，都无不蕴涵作者的道德态度，从而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自唐宋起，对于精神、道德修养与做人的关系为许多大家论及，并被理解为一种决定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因素。“道德文章”，是古代学者文人始终倡导的一种精神、追求的一种境界。虽然为历史性决定带有封建伦理道义的色彩，但其所蕴涵的普遍性真理性价值是不可抹杀的。从哲学的意义上看，所有学者所说的“德”，显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善”“好的品行”，而是指一种内在的情操，一种综合的人文素质修养。时代不同，“德”之内涵自然不尽相同，其内涵的扬弃、演变、更新是必然的。然而，“德”作为一种内在的情操、信念、准则，任何时代都是人类所需要具有的，尤其对于为文写作者，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内在的精神情怀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肌质、审美品位。
传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精英书写，追求的是“文以载道”。大凡文学都要有一定的精神高度，注重涵养人的道德家园，给人以情感的亲切抚慰与心灵皈依的启迪，使人性丰满，净化人的灵魂；文学要体现终极关怀，用艺术灵犀展开对精神彼岸自由王国的向往、叩问与追寻，通过求真向善爱美的理想化诉求获得信仰之光；文学还要有现实的民生关注，使自身为社会文明的火炬，以便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心……然而，这些文学功能模式在数字媒介时代日渐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数字媒介语境中的文学行为，它不是救世济民而主要是表现自我，不乞求终极关怀而注重抒发性情，不求崇高宏大只求兴之所至的淋漓表达。就像一网友所说：“只要比李敖更狂傲，比王朔更痞气，比金庸更平庸，我就将在网络里打造天堂！”②可以说数字媒介下的文学功能，开始大范围地由社会性尺度向个人化标准转变，从“寓教于乐”转向了“自娱娱人”。 法国近代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科学与艺术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罪恶，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由于缺少了与微小说发展相适应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以及面市过程中有效的审核机制，一些作品思想、内容不健康，呈现出了道德滑坡的趋势。如网友作品“悟空”系列中的一篇：
沙僧：“二师兄，那个，你还想念高老庄的秀兰么？”八戒看着前面那个扛着金箍棒的背影摇了摇头。悟空：“师父，取完经你随我回花果山吧。”唐僧：“悟空，你以为我们仅仅是去取经么？为师要和如来彻夜探讨佛法。”说着羞红了脸，却不知何时，胯下的白龙马已泪流满面。
这是网友对《西游记》的恶搞，师徒五人（包括白龙马）变成了相互暗恋的“基友”（基友指男同性恋之间的关系）。作者把传统的人物形象赋予了新的时代信息，它所体现出来的是现代年轻人性价值取向的扭曲、传统道德的失落。
由此，我们可看出，数字媒介里的文学行为具有实时、互动、跨境、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特点，又有着匿名交流、孤独狂欢、行为自律的特性。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人们抹去了生活中的各种面纱，消除了现实里的社会角色，尽可以用真实的自我坦露心性而与他人交流，可以用最“无我”的方式实现最“真我”的传达，这是数字媒体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作品“在场”与作者的“不在场”，又将导致创作主体观念的虚位和作者承担感——文学承担、审美承担、道德承担和社会承担的缺席。海德格尔在谈“此在”的时候明确指出：“言谈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纪存在方式”，就是说主体通过语言的表现力可以抵达一种特殊的存在于思的境界。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不说是符合千百年来文学“言谈”之实际的。古往今来的文学创作，正是主体之“在”的生命情感结晶。然而在微小说创作中，由于创作者身份的虚拟和游移不定，许多网络创作在“无我”与“真我”的双重游戏中放弃了主体的艺术生命，回避了不该回避的社会责任。而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表现出对社会、对人性的关怀，对真理、对理想的追求，给读者以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震撼。而其背后，则是一种文学的情操、良知、自觉。没有一种真正属于文学的情操、良知、自觉，又何以有伟大的文学？
三、文学信仰的消退
人的价值意识可以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态：其初级形态表现为欲望、动机、兴趣、日常情感等日常心理活动形式，它们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相联系，跟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存在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具体，因而常常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价值意识的高级形态是在上述初级形态基础上经过人生感悟而达到的观念的、理性的形态，这主要是指信念、信仰、理想。前者是在心理活动层面上，后者是指理性的观念的意义。两者不属于同一层面，其间的区别不仅是在量上，而且是在质上。信仰是人们关于最高价值的信念，例如对于各种宗教的神灵、对于大自然的造化、对于人的命运、对于某种学说或者主义极度相信和尊重，并且将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行动的准则。“信仰是人生的一盏明灯，这明灯始于人之初，指引着人走向茫茫无涯的人生旅途。”③
人生在世需要有一定的信仰和体现信仰的人生理想，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价值的指向机制和定向机制。不管社会世态如何变化多端，不管现代科技物质文明如何发达，文学对人们的意义并没有改变，可以说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因为它与人的生存形式的不可分割是显在的客观事实，就像婴儿在母胎里与母体不可分割的脐带关系一样。然而，在现代工业化文明的社会中，一方面是高科技和经济物质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生活的便利、享受，另一方面却是相随而来的人的理性工具化、欲望膨胀、对世界的荒诞感等负面东西；人文情怀、人文精神的衰退和失落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有如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所指出的：“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支撑点，理性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漂向遥远的地方，留下的只是绝对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④
数字媒介下文学信仰消退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学经典性的隐退。中国文学经典意识的形成始于西汉。汉代的两部著作《释名》《白虎通》对“经”的含义作了自觉的阐释：“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释名·释典艺》）简言之，经典的形成需要外在和内在的条件，内在的条件体现在经典的两个内涵上：“一是它揭示了事物的普遍规律，一是它的意义是被人们所取法。前者即是‘常’的特殊意义，后者即是‘法’的意义。”⑤外在的条件体现在经典需要有摹本的对照，以突出其原本的唯一性和源头性。
显然，在印刷文化时代，经典的这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虽然印刷品的大规模机械复制有可能导致原本和摹本的混淆，但事实上经典的东西还是存在的。从实物形态来看，大量的孤本和善本经过千百年后还能存留下来，并通过考辨正本去伪；从文化形态来看，很多古代的文学作品已深入人心，已作为某种范式被人们自觉地使用和继承。而到了电子文化时代，由于虚拟和互动技术的出现，传统的文学的经典性受到了挑战，如网络微小说，无论从内在条件还是外在条件来看，它很大程度上构不成文学的经典，因为网络文学不追求事物的普遍意义，它大多是个人的一种感性的、自娱自乐的行为；它也不像传统文学那样以纸质的方式留下了：供体是虚拟的，阅读和操作只能在网上进行，因此网络文学不能以静态的、实物的方式保存下来，它强调的是实时性和交互性；在它那里，没有什么摹本，一切都在瞬间完成，从网上下载后转化的文本已经不是网络文本了。文学经典是基于艺术积累并由特定审美文化命意所标持的价值规范。数字化媒介打造的是大众文化、新民间文学，而不是典雅的精英文化或“纯文学”；数字化写作常常以委地如泥的“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为快乐游戏。经典是由时间的历史累积而成的认同标准，它总是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被历时性地延迟出场，而数字媒介写作却只在当下的空间共享交互的过程。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以科学技术为武器的工业革命对自然的节节胜利，使人类的占有欲极度膨胀，由传统物理学世界观衍生的经济决定论把人对物质财富的拥有看作是拥有幸福的唯一方式，于是，在本来属于精神空间、心理空间的活动领域，也被物质和金钱填充。一些不能够用数学、物理学标定、核算的价值观念，比如友谊、爱情、正直、忠诚、自尊、自信、崇高、优美、操守、信仰，或者以其无用而被抛弃，或者以有用而被金钱收购。人类精神的火炬在物质的滔滔洪水中暗淡下来。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是一面镜子，它逼真地反映出，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现代人对日渐衰微的“精神”和“伦理”已经失去信心。我们无意顽固地与“技术”“市场”“实用”“享乐”为敌，我们担忧的只是“无视于伦理的技术”“遗忘了人性的市场”“抛弃了理想的实用主义”“背离了精神取向的快乐主义”。当一个社会普遍失去了对于生命的同情、失去了对于自然的敬畏、失去了对于生态环境的责任、失去了对于进步与发展的反思、失去了对于现实的超越与憧憬时，那还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灾难”吗？
① [比]P.迪维诺：《生态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② 云中君：《网络文学进阶三部曲》，见孙洁、李露璐编：《网络态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③ 荆学民：《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④ [德]施泰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⑤ 郜积意：《经典的批评——西汉文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