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饶州通判白稹向同事借了500文钱，招待客人吃饭。而据苏轼记载，官员张怀民请朋友吃饭也花了500文钱。在当时，这些钱基本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大米。
　　买卖人口则是一笔更大的支出，且合理合法。有次王安石的夫人私自给他买了个小妾，他问起小妾的出身，原来竟是某位将军的妻子，将军押运大米时出了事故，赔得倾家荡产，只好将她卖掉。王安石问：“夫人买你花了多少钱？”小妾说：“90万钱。”王安石倒吸一口凉气，立刻“退货”。
　　韩琦镇守真定时，有个叫彭知方的读书人前来求职，韩琦未予理睬。彭知方跳进韩家大院，在墙根下睡了一夜，次日家仆上报，韩琦还是不见，作诗道：“殷勤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乱出墙。”彭知方羞愧不已，当即和诗，“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韩琦眼前一亮：这小子挺有文采的嘛。但他已经说过不见人家了，碍于面子，便花100贯钱买了个婢女相赠。
　　宋代官员的娱乐消费同样一掷千金。寇准发迹后，家里通宵达旦地点蜡烛，每场宴会均有官妓跳舞，跳得好了还有小费，都是高档绫罗绸缎。有个小妾看不惯，写诗讽刺道：你挥金如土，人家却根本没当回事——可见比寇准出手更阔绰的官员大有人在。
　　宋徽宗时的文人晁冲之更出风头，他生于名门望族，家境殷实，考中进士后逛遍了京城的烟花柳巷，曾对李师师赏过一万貫钱的缠头，一时无人能及，直到李师师被徽宗“承包”才罢休。
　　在这种消费环境下，很多官员的薪水根本不够花，比如身处“清水衙门”的翰林学士，该如何豪夺巧取呢？陶谷有办法。
　　陶谷仕于后周时曾出使吴越，闹了眼病，躲在驿馆不肯出来。吴越官员一合计就明白了，说：“大人有啥要求尽管提。”陶谷毫不客气地说：“给10个金钟吧！”
　　“金钟”是吴越特产的蟋蟀，也有说是紫砂壶，总之非常昂贵。吴越官员答应后，陶谷当即出席宴会，并写诗致谢——“乞与金钟病眼明”。
　　大宋初立，赵匡胤想选个从未用过的年号——乾德，赵普对此大拍马屁。后来宋灭后蜀，发现一面后蜀铜镜上写着“乾德四年铸”的字样。赵匡胤把铜镜扔给赵普，问：“我大宋还未到乾德四年，怎么就有了这面铜镜？”赵普支吾半晌，答不上来。赵匡胤召来翰林学士陶谷和窦仪，窦仪说：“这面铜镜不是后蜀的，必是前蜀之物，因为前蜀王衍用过‘乾德’的年号。”
　　有了这次过节，后来赵匡胤收拾赵普时便向窦仪授意，希望他出面揭发赵普的罪行。窦仪不是呆子，自然明白这是陷阱，搞不好就自身难保，便说：“赵普是开国功臣，向来忠诚正直，臣不知他有什么不法之事。”赵匡胤见他不接这锅，又找到赵普的另一个仇家卢多逊，卢多逊不仅扳倒赵普、登了相位，还把陶谷（归宋后抱了赵普的大腿）整得很惨。
　　陶谷觉得自己常年从事外交工作，对大宋颇有贡献，便想借此咸鱼翻身，但不好意思开口，就托内侍试探赵匡胤的口风。赵匡胤说：“翰林学士起草文书都是抄写前人旧作，不过‘依样画葫芦’，这算什么贡献？”陶谷听后，满怀怨气地在翰林院的墙上题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结果赵匡胤没理他，他只好继续当“穷翰林”。
　　朝廷从上到下不是骄奢淫逸就是钩心斗角，怎能不走下坡路？